为什么自王守仁后到今五百年内没有人再对儒学进行补充和发展？

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王守仁之后，儒学并非没有发展，而是在继承发展之中。只是，并没有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已。

比如明朝，在王守仁之后，不是还有李贽何心隐吗？到了明末清初，不是还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吗？到了清朝，还有方以智，钱大昕，段玉裁，对儒学的发展都是有所贡献。即使到了现代，不是还有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吗？所以，儒家还是有其发展和传承的。但是，到了近代之后，儒家确实是没落了。

儒家为什么会没落？首先当然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儒家之所以能够红火两千多年，与它是主流的政治哲学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两千年里，无论是朝代如何更迭，儒家思想一直做为统治思想而存在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儒家也不断的改进，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于是，儒家便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再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过程，就是儒家不断发展的过程。董仲舒在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肯定宣扬，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董仲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朱熹之与董仲舒，也是如此。但是，整个这样一个源流下来，都叫儒家。都是以孔子做为代表。

儒学做为政治哲学到朱熹的理学，已经发展到顶点了。这个问题和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有相似之处。比如核武器，做了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等之后，达到极限，在这种理论之下，不可能再有什么新花样出来了。于是，就不用研究了。儒学做为一种政治哲学，也是如此。到了理学的时候，这种政治理论的建构已经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举个例子来说，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的。皇帝家族最大的关切，就是自己家族的天下，不要落入其它人的手中。宋朝之后，王朝政治的不断改革中，这种目的是达到了。理学所做的，就是为加强皇权专制，提供理论的依据。现实证明，这种理论是有效的，一个证明就是，宋以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再也没有被内部颠覆过。

这当然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讲的。儒学当然还有学术的一面。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意思是如果君象君主的样子，也就是说遵守君道，那么臣也遵守臣道。否则的话，如果君不君的话，那么，臣也是可以不臣的。所以，曹操的形象，在宋明之前，未必是奸臣的形象。只是到了理学之后，以理学的观点来评价它，他才成了奸臣。这就是评价的标准。理学本身也就是一个建立了一个标准。但是，到理学的时候，君君臣臣就被解释成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当然就很荒谬了。

我们都知道，宋之后的科举考试，考的是四书的内容，对四书的理解，又是以朱熹的解释为准。我们知道，四书早在汉之前，就已存在了。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封建王朝之所以以朱熹的解释为准，就是因为在孔子那儿君臣之间，谁对了就听谁的。而同样一句话，到了朱熹那么，就成了，管他谁对，听领导的。切底的自我奴化了。

所以，有人说，民主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我觉得，你那是胡说。认真看一看孔子，现代社会中你认为进步的理解，那儿都有。至于那些连论语没读过三句的，就来批孔子。我就只能呵呵了。

理学发展到亢龙有悔的境界之后，问题当然是显而易见的。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就是对理学的纠偏，理学确实是有压制人性的地方。因为理学所用的武器是“理”，所谓天理，因为理学是政治正确，天理已经形成了话语霸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另辟蹊径。于是，王阳明就沿着陆九渊开辟的，我心既宇宙的途径，提出了，心既理的说法。体现了对人性的极大尊重。也就使得，心学和理学，成为儒学互补的阴阳两极。

清朝之后，到了民国，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改变。家天下，变成了公天下。一家一姓的统治就此结束。这样，理学做为统治思想，就成为政治变革的众矢之的。又因为，理学是打着孔子的旗号，所以，孔子也被其连累。从人人敬仰的圣人，变成了孔老二。

当儒学从统治思想跌落的时候，他就成为一种普通的学术思想了。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了。但是，儒学毕竟是辉煌过两千多年的。儒家的传承者自然不愿意儒学沦落下去。所以，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就是儒家传承人在现代条件下所做的努力。

我想说的一点是，现代所说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以及儒学的复兴，不是一会事儿。他们的内涵是逐渐递减的。儒学的复兴，是儒家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文化复兴是传统的儒释道的三教合一，与现代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在现代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这其中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和融合。民族复兴的面就更广了，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全方位崛起。

谈到这儿，我觉得，所提的问题大概也就明白了。我还想再罗索几句。儒学在明朝之后发展几乎停滞的原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是官方的主流思想，在已经非常完善之后，官方也不允许他再向前走了。于是，儒学开始僵化。

历史上的儒学的发展，都是因为有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也体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有容乃大。到明之后，大家风范没有了，体现出一种保守的小家子气。

我们都知道理学是儒学的一个发展阶段，自己了解一下中国哲学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理学其实是把魏晋玄学以及佛学特别是禅宗的思想融入一炉，得出的思想成果。这一过程，从酝酿到成形，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魏晋玄学，其实是道学哲学的成形。唐朝时期，佛学大盛。中国佛学的主要流派全是在唐朝形成的。宋初二程开创理学的时候，就融入了佛学的成果。这一点，在二程的著作里，是人透露的。理学在宋后期的朱熹手上，最终成形。从这个过程中，就能看出，一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往往不是凭一人之力就能完成的。他是大批的知识分子，吸取各种思想精华，熔铸而成的。

如果说汉末佛教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个主要事件。那么之后的魏晋到大唐，以开放的胸襟，接受并改造了它，使它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明末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就是第二次。我不敢对历史进行假设，但是看看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交往，再看看大清王朝的皇帝对西方的态度。就会让人觉得，在开放的胸襟上，大清朝比之明朝，又往后退缩了。

我个人觉得，大清王朝的这种退步与保守，可能与少数民族的身份有关。满族做为一个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在取得了中原政权之后，全面接受了中原文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理学。但是理学的本身，在明朝末年，已经开始蕴育出思想变革的因子了。内部的成分比如李贽的王学左派思想，外部的因素，徐光启和利玛窦已经开始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诸如《几何原本》。但是，王朝更迭，打乱了思想变革的进程。当清朝掌握政权之后，面对这么伟大的中原儒家文化，它化了一两百年的时间，仅仅消化中原文化，已经都颇费心力了。至于其它文化，他更是没有了兴趣。而僵化的程朱理学，在大清王朝成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学术研究和发展，也因为政治的原因被压制了。于是，清朝最有影响力的所谓乾嘉学派，便只能在故纸堆里寻找学问，称之为考据派。

这种学术上的压抑状态，直到大清王朝的破灭，才破打破。民国时期，才进入现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的时代。

今天，儒学已不再是统治思想，中华文化，也不是儒家一家，而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加上现代的中西合璧。儒家文化做为两千年的主流，和其它各家各派比起来，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值得我们现在发扬和传称的。比如儒家有个基本观点，内圣外王。是说内在的修养付合了客观的规律，就会变的强大，强大之后，群众就会自觉的把你奉为领袖。在传统社会里，这是衡量个人是否具有领袖气质的标准，今天，以之衡量下政党，依然是适用的。也就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