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这种头衔，有的是追捧的人给戴的高帽子，有的是敌对的人故意暗搓搓的捧杀。难能可贵的是，却也都合乎他本人给人的惯常印象。

我记得以前汪曾祺先生还有一个头衔，最后一个京派作家。

京派和海派在民国的时候就争论不休了，鲁迅先生就曾经深陷这种漩涡，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京派和海派》。他的敌人为了攻击他，就暗搓搓地把鲁迅归类为京派。但是鲁迅当时却深居上海。当然，鲁迅先生也不是好惹的，他回应说，说我是京派，那我就是京派，你们怎么滴。

汪曾祺先生为什么也被捧为京派呢？明明京派海派大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娃娃。皆因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当时就是京派的核心人物。

其实京派海派最初的分野来自于京剧。那帮以北京城为舞台的京剧演员们，比如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不用说就是京派。而活跃在上海一带的京剧名角们比如麒麟童周信芳，盖叫天等人，就是海派了。这种分野的产生除了地域特色，还有唱腔上的略微不同。

为什么扯这么多，跟士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京派海派的分野逐渐也在文学界出现，于是南北阵营的作家们开始笔战拉锯。

京派就是一帮有士大夫习气的文学家们。比如沈从文，废名，俞平伯，朱自清等。这些作家思想虽然是新的，但是做派还仍旧沿袭了不少旧士大夫的习气，例如写文章一般追求性灵，追求清淡，追求朴实，他们的学习对象当然是周作人那种明代小品文式的。

而海派代表人物比如施蛰存，叶灵风等，追求新形式，追求新感觉，写作内容上也是追求各种猎奇。

如果你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截然不同。

京派作家被攻击，皆因他们因为雅趣，追求清淡，所以写作时，爱写乡村的事，比如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比如汪曾祺先生后来写的《大淖记事》。现在明白鲁迅先生为什么被攻击为京派了吧？他的《朝花惜拾》就是以回忆家乡乡村的事为主。

而海派一班人则倾向于写都市的新奇，甚至是猎艳。追求刺激，新奇。鲁迅先生不就说施蛰存是洋场恶少么？

现在看来，汪曾祺先生的文风全然承袭了旧京派的范式，只是多了一份活泼。

旧京派的沈从文俞平伯废名充满了士大夫的习气，汪曾祺先生承袭了他们的这种习气，俨然是一个合格的京派，而且如果多读几篇他的文章，会发现他确乎是一个士大夫，甚至有时候既充满了士大夫的雅又充满了乡村的俗。

他既可以画几笔国画，又可以坐在地边摊大快朵颐。他既可以写京剧唱本，也可以唱几出昆曲，他既可以品鉴美食，也可以养花赏花。

这些都是一个士大夫生活中的追求。

我不知道汪曾祺是不是最后最后一个士大夫，但是现在你肯定找不到像他那么真的士大夫了。

为什么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我也是在读完汪老先生的书以后才知道，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在读他的书以前，我对汪曾祺的认知顶多就是和沈从文、胡适、余秋雨，大概这些比较有名的文人的感觉比较类似，应该就他们那样吧。

但是在读了几本汪曾祺的书，比如人间草木、随遇而安、生活是有趣的等等以后，我才发现汪曾祺的厉害之处。

汪曾祺的书、散文读起来非常有意思，不像我们传统在语文课本上读的散文那么的深奥、苦涩，他的散文、小说情节非常简单、场景亲切，读起来感觉温暖而又不苍凉。

所以读他的书、读他的文章，能让你发现原来世间一切是很美好的，你身上的浮躁气息慢慢的被洗涤掉了。

反正我曾经尝试过去按照他的手法写一篇小散文，但写出来以后就感觉非常的生涩。这一方面有他个人的思想、气质、个性、价值观，也有可能是和他的人生阅历相关。

当然，也有人说汪曾祺很“随便”，这个随便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褒义词，就说汪曾祺对很多事情看得很淡，随遇而安，无为而治。

他并不以大喜大悲或者非常荒诞的情节去描写一篇文章，而是一种非常平静、包含着爱意的文字去表达他的思想。所以，在汪曾祺的文章里面，看似和水一样的平静，其实和火一样的热烈，对人世间所有的爱恨离愁都达到了至深的地步。

我是千城，就是那个要读完1000本书（已读600本）、走过1000座城的男人。公众号：千城撩书。

为什么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当然是因为他的作品和为人。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1939年夏天，19岁的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因为看过沈老的小说，心中满怀着对于沈从文先生的崇敬。但直到大二，汪曾祺才正式拜师。他说沈老每次都在作业上留下长长的批语，并会介绍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说品鉴。这也为汪曾祺日后中西结合的文风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沈老发现汪曾祺的白描手法很是独到，在其鼓励下，汪曾祺将这种简约发展成为了自己的风格。谈起他的这位学生，沈从文更是语带谦逊的说道："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还记得在初中的语文课本里那一篇《端午的鸭蛋》吗？那是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恬淡自如的文笔，文章里这样描写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我们不难从简单的三言两语间窥察出作者对于故土之恋以及其简约大方的文风。

现今社会，人们似乎已习惯了标新立异，比如吃饭时穿梭于花样繁杂的调味剂织就的重口味中。水不在是水，是一瓶瓶带着色素与香精的混合物。文风也是如此，没有引人入胜的标题、逗趣的句子、弹性十足的语言，仿佛都不再是好文。我们不再评述这是幸或不幸，毕竟时代是文学的故土。

但是汪曾祺先生不同。在他的成名之作《受戒》中，叙述了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与和尚谈恋爱，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放置于任何时代都能成为香艳、刺激的题材。然而先生却出人意料的既没有写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也没有写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他用极其朴拙的文笔，将他们的故事浸泡在平凡生活里。简简单单的娓娓道来。

再比如他的另一篇小说《异秉》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有灯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摊膏药。从上灯起，直到王二过店堂里来闲坐，他一直都在摊膏药。"到十点多钟，把先生们的尿壶都放到他们的床下，该吹灭的灯都吹灭了，上了门，他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先生们都睡在后面的厢屋里，陈相公睡在店堂里。把铺板一放，铺盖摊开，这就是他一个人的天地了。临睡前他总要背两篇《汤头歌诀》，——药店的先生总要懂一点医道。"在汪曾祺的笔下，仿佛故事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他的小说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白描把现实世界里看似普通无味的景象挖掘出真正的趣味，就好像我们炖肉只加了几勺盐一样。传递出文字的原汁原味。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就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这是一个对于文坛堪称毁灭式的时期。无数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都不堪忍受这十年的浩劫。他们或是自杀：像是老舍、傅雷、容国团等。

或是艰难忍受后写下伤痕文学：比如刘心武和他的《班主任》、冯骥才以及《铺花的歧路》。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我们在《受戒》里却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给人的感觉是超拔于任何时代之外。有学者写道：他的《受戒》，如东风第一枝，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情势下，对中国文学有着鲜明的拐点意义。

晚年的汪曾祺先生依旧笔耕不辍，主要在翻写自己年轻时写过的小说，由此得知，他是着实是一位精益求精的文坛大师。他屹立于一个时代，终究也为这个时代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梁文道先生评到：在生活不能平静的年代，仍然坚持在生活中看见平静的味道，那就是一种对于这种不平静生活的抵抗和救赎。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为什么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编剧鹦鹉史航曾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能够像汪曾祺这么可爱的，却不常见。”

的确，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老人，用他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世外桃源荸荠庵的宁静，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纯洁的爱情，更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世人：才趣兼备，才是男人最高级的性感。

不要玉树临风，只要有才有趣

汪曾祺和施松卿的故事，绝对是白富美遇上普通男。

施松卿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著名的侨领。施松卿家境殷实，自己也争气，从小学习成绩很好，21岁就考入了著名的高校西南联大，读的还是物理系，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是她的同班同学。

入学之后，施松卿不幸患了肺结核，跟不上物理系的进度，又转学去了生物系，之后又转去了外文系。由于长期患肺病，施松卿身形很纤瘦，再加上眉目清秀，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叫“林黛玉”，成了妥妥的“病美人”。

像“林黛玉”这样的病西施身边自然不乏追求的人，富二代也好，贵公子也罢，都被她拒之门外。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型美女，毕业之后会选择和汪曾祺在一起。

年轻时候的汪曾祺在同学眼中就是个“怪人”。

何兆武就曾在《上学记》里这样描写过他：

不仅外表颓丧，行为也很诡异。有时候心情不好，汪曾祺晚上就一个人在大树下吹笛，一直吹到半夜。

有次失恋了，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两天，幸好同学来看他，请他吃饭喝酒，酒过三巡啥失恋全忘光了，吃货本质初露锋芒。

可这样的一个浑身散发平凡气质的男人，怎么偏偏就抱得美人归呢？原因只有两点，有才，有趣。

联大时期，汪曾祺（中）

在真正见到汪曾祺之前，施松卿其实早就久闻他的大名。他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是沈从文最得意的门生。

上杨振声先生的课，别人都要考试，汪曾祺靠着一篇《方车论》直接免考过关。

上闻一多先生的课，老师要求交读书报告，收上来一看，发现有两篇报告写得好，一篇是汪曾祺写的，另一篇是汪曾祺做枪手代笔写的。

自古才子都有那么点拽。汪曾祺遇到他不喜欢的课，直接逃课了事。朱自清曾愤愤不平，他连我的课都不来上，还拒绝做我的助教！

汪曾祺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更不是不解风情的书呆子，他不仅有才，而且有趣。

没课的时候，他就到处“逛吃逛吃”，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甲牛肉店的撩青、正义路的汽锅鸡……他都如数家珍。

逛集市的时候，他会“皮一下很开心”，赖在路边摊吃白斩鸡，还要美其名曰——坐失良机（坐食凉鸡）。

高兴的时候，他不仅要和老板聊天，还要到小厨房偷师学做菜。

因为对生活观察细致，又擅长写作，年纪轻轻的汪曾祺信手拈来，写下不少作品。施松卿也老早就在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对这个年轻人印象颇深。

贪吃又贪玩的汪曾祺，凭借着才趣兼备，不费太大的功夫就赢得了美人心。

从此，病美人和趣才子走到了一起。

不求锦衣玉食，只要人间烟火

见过施松卿的人都会以为这个瘦弱的病西施应该性格安静，沉默寡言，可是结婚之后，他们却常常开启“互怼模式”。

他们结婚的仪式极简单，到一家小饭馆里点两碗面就算庆祝了。多年以后，他们还会为当时那碗面是在哪里吃的争得面红耳赤。

他们常常会为喝酒这件事争执不休，于是汪曾祺就常偷偷跑去小酒馆喝酒，趁老婆出门买酒，忍不住的时候，还会在厨房里偷喝料酒。

他们还常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别扭”。

有一次，汪曾祺夫妇一起散步时遇到了一对老夫妇。妻子坐在轮椅上，丈夫推着她，夫妻俩一边散步，一边说话。施松卿觉得挺浪漫的，就问汪曾祺：“将来我成了这样，你会不会推我？”

汪曾祺白了一眼说：“好好的干嘛要这样？”“万一呢？”“没事找事，不推！”施松卿生气说：“那我也不推你！”“好，不推就不推！”

看这对话，都想象不出是一对才子佳人，以为还是两个还没毕业的小学生。

虽然喜欢“怼老婆”，但汪老绝对还是实打实的“宠妻狂魔”。都说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先抓住男人的胃，汪曾祺对这一套路深感认同，实践到底。

汪曾祺一家

汪曾祺不仅会做饭，而且他能把文人的精致做到饭里，把最简单的家常菜做得别出心裁。

比如一道普通的烧小萝卜，汪曾祺就能烧出不一样的味道。先是严选食材，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

挑好了食材，他还要用干贝仔细的烧，把汤汁的味道都煨进萝卜里。

汪老曾自吹：我的烧小萝卜名闻海峡两岸！想必经常吃汪老饭菜的施松卿，也曾庆幸过多年前自己的慧眼如炬，在万千追求者中选了他，从此成就了一生的口福。

即便没有吃过汪老的饭菜，但只要读过他写美食的散文佳作，也同样能在文字中感受到满满的诱惑。

他是作家里最会吃的，也是厨师里最会写的。

从《五味》到《干丝》、从《家常酒菜》到《故土的食物》，他的文字不华丽也不矫情，却让读者感觉像夏日里灌一杯冰可乐，舒坦爽快，酣畅淋漓！

汪曾祺曾说：“我不是像张大千那样的真正精于吃道的大家，我只是爱做做菜，爱琢磨如何能粗菜细做，爱谈吃。你们看，我所谈的都是家常小菜。”

可是就是在这家常小菜里，藏着对生活满满的热爱，对妻女浓浓的情意，更藏着那一个有趣又有才的灵魂。

不求一生坦途，只要心中有光

汪曾祺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能保持着那一份有趣，再难的日子，也能过得诗意满满，充满生机。

从1958年开始，汪曾祺的日子从每天写文章，做美食，变成了起猪圈、刨冻粪。即便每天劳动累得不行，汪曾祺依然改不了“作”的习性。

他写信给施松卿要毛笔和稿纸，还点名一定要市面上很少见的“鸡狼毫”。施松卿也不嫌麻烦，到处帮他找，满足他的情怀。

她懂他，他的有趣，背后蕴藏着生活的热爱，那是他心中的光。正是这一束光，照亮了汪曾祺最黑暗的岁月，让他无论多艰难，也心怀希望。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

他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发现波尔多液原来不只是杀菌剂，那一抹浅蓝，就如同雨后的晴空，煞是好看。

在坝上工作时，汪曾祺采到个大蘑菇，他舍不得吃，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晒干，等到过年回北京和家人团聚时拿出来“献宝”，给家人做了一道鲜美无比的汤。

在气候极其恶劣的马铃薯研究站，他每天到马铃薯地掐一把叶子和花，回到家就对着画。画完了留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于是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汪曾祺在一边画，一边烤中度过那些寂寞的日子。

汪曾祺的才趣兼备，背后更多的是面对生活不顺的从容与豁达。他一生经历风风雨雨不少，但依旧保持着对生活最淳朴的热情。

正如他在《旅食与文化》题记里说的那样：“活着多好啊。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让人们觉得：活着多好啊！”

不做一家之主，只要做孩子王

后来，汪曾祺和施松卿终于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膝下的儿女也渐渐长大。

在家里，施松卿叫他“老头儿”，儿子女儿也这么叫，就连孙女也这么叫。在这个“没大没小”的家庭里，汪曾祺不是长辈，而是“孩子王”。

女儿汪朝甚至敢笑着说：“我爸在家里没地位，我们都欺负他，妈妈也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有一次，汪曾祺正画画，两个小孙女跑来围观。

卉卉说：“老头儿你真浪费，留这么大块空白。给你画只小鸭子吧。”方方在旁边说：“别，等老头儿死了，这画说不定很就值钱了。”

施松卿听到这话，大概有点不高兴，说这话要是别人家的小孩说出来，估计得被打个半死。

可汪曾祺不以为意，还大笑道：“夸我的画值钱，这话我爱听！”可卉卉不买账，泼冷水道：“你的画不值钱。人家求，你也画，不求你也画，这么滥的画还想值钱！”

汪曾祺对孩子宽容，但不纵容，他自有一套教育方法。他关心孩子的学业，但不强求，孩子考得不好，他也不责怪；他鼓励孩子画画，但从不指点，任由孩子放飞自我，瞎抹乱画。

提起和孩子的关系，汪曾祺曾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很鄙视那种父母高高在上，孩子言听计从的亲子关系。他知道父母对孩子最深的爱，就是爱他如他所是，而非如我所愿。

耳提面命远不及春风化雨。汪曾祺用自己的才趣，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找到最好的自己。

1997年，77岁的汪曾祺病重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茶瘾难耐，在医院里喊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医生并不同意，他便一直“磨”，最后医生勉强同意让他以茶水沾唇。可没等女儿从家里把龙井带来，汪曾祺就已经溘然长逝。

他就用这样的结尾，结束了他的一生。

汪曾祺大半辈子，都活在了动荡的年代，可是品味他的文字，却丝毫没有找到苦难的痕迹。

施松卿何其幸运，找到了这样一个才趣兼备的伴侣。有才无趣，未免呆板；有趣无才，又显得轻佻，才趣兼备，才是一个男人最高级的性感。

汪曾祺也同样幸运，遇到了能够读懂他的有趣的女人。他曾写下了著名的《葡萄月令》，说梨花的花瓣都是月亮做的。

在那样严峻的时代，汪曾祺还有文人情调去分辨梨花是像雪还是像月亮，而施松卿也从来不会嫌弃他有文人的酸臭味。

原来，一个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在动荡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安定，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寻找平凡的乐趣。

原来，婚姻最美好的模样，就是不仅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为什么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你最欣赏怎样的生活态度？-是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还是斗志昂扬，乐于探索？

博库君最欣赏汪曾祺老先生的生活态度，那是一股沉静自如、随遇而安的气质。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师从沈从文，身份多样——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美食家，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博库君对汪曾祺老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源于他对“吃”的理解。

在中国文坛，汪曾祺先生曾被公认为是“当代名家中最后一位风雅独殊的文人美食家”。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有32篇是单纯地“谈吃”。

•“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此菜嚼之酥脆。”

•“高邮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一个人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对食物如此，对文化或者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

汪老能用温厚妥帖的文字将吃的感受、吃的氛围讲得头头是道，几乎是所有的食物，一经先生的描述，都变成了美食。

一个能把“吃”说得这么有趣的人，自然是个热爱生活、潇洒随性惯了的人。

而汪老给博库君的更深印象则源于他的小说《大淖（nào）记事》。

这是汪老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一篇乡土小说，讲述了大淖边上，挑夫的女儿与小锡匠的纯粹爱恋。

不同于恩师沈从文先生的自然野趣，汪曾祺先生的文笔在自然中透着点狡黠，在纯粹中渗着丝揶揄。文如其人。

•挑夫的女儿巧云落水以后，能直接在小锡匠面前换下湿衣裳——“月光照出她美丽的少女的身体”，但小锡匠却并不能意会——“十一子抓一把草，给她熬了半吊子姜糖水，让她喝下去，就走了”，怀春的少女只得默默暗叹——“真是个呆子”。

汪老用半揶揄的笔调勾勒出少女怀春的机灵狡黠，没有跌宕起伏的具体情节，只是呈现出一种生活化的情景，却能引人会心一笑。

汪老本身也确实是个洒脱的人，他不喜欢规矩、我行我素却又带着点世俗的狡黠与通透。

•汪老大学期间，政府有规定，当年毕业的学生必须去给飞虎队当译员。但汪曾祺先生自由散漫惯了，因为找不到一条没有洞的裤子，就没有按规定去报到，为此受到了学校的处分，导致大学未毕业。

在博库君看来，汪曾祺先生的一生其实是不顺遂的。在文化界大鸣大放的五六十年代，汪老却因为一篇简单的批评建议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而这段批评还是单位领导让他写的。

•这段批评建议的题目叫《惶惑》，结尾写到“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但对于这段过往，汪老晚年却只是淡淡地说：“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竟是如此的随遇而安。

而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他又受江青之命改变编《芦荡火种》（后来改名为《沙家浜》），尽管江青折腾了剧组成员十多天，并肆意剥夺了这一功劳，但汪老也只是淡然处之。

•“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

在汪老眼中，“生活，是很好玩的”，逆来顺受太苦涩了，不如随遇而安。

或许，这便是汪曾祺先生骨子里的“文气”：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单纯享受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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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个浮躁的时代，动辄就是“最后一个×××”、“一个时代的结束”，简直令人作呕。

汪曾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读过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汪曾祺先生与士大夫有多少联系？

所谓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政治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汪曾祺出身大地主家庭，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从民国末期到其晚年，汪曾祺一直以写作为生，也涉及中国画与戏曲创作，曾编剧《沙家浜》，晚年以《大淖记事》《受戒》及一系列散文享誉文坛。不论在文坛地位如何，汪曾祺从未从政，没有一官半职，最多奉命创作，跟所谓的士大夫八杆子打不到。

汪曾祺的文章，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最大的特点是，人道主义色彩和炉火纯青的语言。

汪曾祺笔下都是小人物，三教九流皆有，但都是活生生的、有着喜怒哀乐的人。与传统士大夫的文人气有着很大的区别。

汪曾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语言，洗炼、节奏把握极其到位，而且借鉴中国画的“留白”艺术，将文言文的精炼与白话文的朴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其语言，汪曾祺超越了沈从文、孙犁等语言大家，可谓当代文坛独一份。

喜欢汪曾祺，但不要盲目吹捧，更不要谬托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