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中国娱乐圈是什么地位？

既然说到圈，据说现在国内电影界有“京圈”和“港圈”的说法。

京圈就是冯小刚，张国立，王朔，陈道明，葛优这些人，包括华谊兄弟的王家兄弟，掌握了雄厚的资源，现在哪个小鲜肉小花如果能搭上这个圈，那肯定部部弄个重要角色甚至男女主。就像我们的黄教主小明哥，赵薇，范爷范冰冰这几个，演技也就那样，但是只要愿意，男女主女没得跑。演电视剧也是有资格坐地起价得主。

所谓港圈，则是北上的香港导演演员们。例如徐克，吴宇森，陈嘉上，墨镜王王家卫，王晶这些大导演，周润发，洪金宝，成龙，刘德华等等这些大哥天王。

姜文厉害就厉害在，这两个圈子，他都挺混得开。

他在京圈，算是大佬级的人物，早年执导《阳光灿烂的日子》，能请得动京圈执牛耳的王朔，后来拍《让子弹飞》能请的动葛优冯小刚，可见他的地位，至于陈坤廖凡这样的后辈，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他在港圈也很混得开，拍《让子弹飞》能请来周润发和刘嘉玲，拍《太阳照常升起》能叫的动黄秋生，相信只要他愿意，香港的那些大腕儿还是请得动的。他还拍过一些香港导演执导的电影，比如麦兆辉的《关云长》，可惜是个失败的作品。那时候香港导演还刚刚北上没多久水土不服。

从这两个圈子，可见姜文的地位之高。扩展到整个中国娱乐圈，再加上他的才华和人脉，我觉得也算前辈大哥级的。在导演上，可以和张艺谋陈凯歌相仿，在演员上，可以和略差于葛优陈道明吧。综合实力，在国内娱乐圈应该很高。

姜文在中国娱乐圈是什么地位？

姜文，中国大陆演员、导演、编剧。198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4岁即凭借在《芙蓉镇》中的表演获得了1987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之后的一系列作品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包括获得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获得1993年中国电视金鹰奖的《北京人在纽约》等。作为导演的姜文亦获得较多肯定，他擅长在电影中加入特有的幽默风格，并以此反映某些时代现实。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被《时代周刊》评为“九五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首；抗战题材影片《鬼子来了》在2000年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评审团大奖；2010年末上映的贺岁电影《让子弹飞》刷新了国产电影的多项票房纪录，并斩获国内大小奖项二十余个。

2017年，主演电视剧《曹操》。

天才的演员姜文小时候就喜欢和小伙伴们玩“演电影”的游戏：不到十岁时，跟父亲随军到了贵州，住在一间由仓库改成的大屋子里。外面有两个篮球场，篮球场上每星期都会放两次电影，我躺在床上透过很大的窗户看电影，觉得电影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后来和小伙伴一起玩，做了个硬纸盒和一块写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纸片，拿手电筒朝上面一打，就像放电影一样。于是，我们经常会到某个人家里放一场“电影”，主要内容都是关于谁和谁打架，旁边还有人解说。中学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出非常好的表演天赋：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去当演员，因为当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电影录音剪辑，我一个人就可以把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模仿出来，别人都觉得我挺有表演才能。最精彩的是他的中学同学英达（《我爱我家》导演）的回忆：《茶馆》里的所有台词他都倒背如流，就连演员演出时处理的音色他都能模仿出来。他在电话里模仿老爷子（英达的父亲）的声调，有时把我（英达）也蒙住了。打恶作剧电话是姜文的特别爱好，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学时代，七十二中传达室有一部电话，没有人看的时候我们就胡乱打一气，姜文一高兴就给北京电影制片厂打电话。有一回，姜文又打通了北影的总机，只听得“铃”响一声就转到摄影棚去了。找谁呢？当时，我和姜文非常喜欢一个叫安振江的演员，他演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坏蛋。比如在《侦察兵》里面演“姐、姐、姐、姐夫”那个口吃的坏蛋，在《风火少年》里面演鬼子头。我就说找安振江吧。当对方问:“找谁呀？”姜文镇定自若地说:“找一下安振江安老师。”一会儿，安振江接电话了，“哎，谁呀？”姜文就问:“您是安振江老师吗？”接着，姜文就把安振江的台词全部给背了一遍。“哎，别闹别闹，您是哪位呀？”姜文又把安振江的台词全给背了一遍。安振江气愤地说:“***，是中国人不是？”就把电话给挂了。姜文特别喜欢模仿赵丹，在电话里学赵丹那是一绝，不光模仿声音，连赵丹的形象也模仿，赵丹那小薄嘴唇让姜文学得特别像。有一次，他又给北影厂打电话，找的是马精武。马精武当时刚演了电影《金光大道》，我们特别喜欢他，就把他找来了。马精武问:“喂，谁呀？”姜文就在电话里用赵丹的声音说:“是马精武吗？小马？”“哎哟，您哪位呀？”马精武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姜文模仿赵丹的语调:“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我姓赵啊。”姜文紧跟一句。“这不是赵丹老师吗？您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呢？”马精武毕恭毕敬，又有些受宠若惊。接着，姜文以赵丹的名义，跟马精武足足聊了有十多分钟。一次同学聚会，酒也喝了，扑克也打了，电影也聊了，“还干些什么呢？”我们苦思冥想。“打电话，打电话。”姜文露出一脸孩子式的坏笑。接着，姜文就拿起电话给这个打，给那个打，一会儿冒充人家爸爸，一会儿冒充人家老师……把所有人都给蒙住了。

自信与早慧：甘琦：你没有考上电影学院，但坚持又去考中戏，是因为你意志顽强吗？阿忆：英达是我北大的师哥，我知道他是79级学生，而你是80级。比他低一个年级？姜文：是是。因为他第一年就考上了北大心理系，那是1979年。我没考上，在家瞎晃荡。就在我瞎晃荡的时候，还是英达来鼓励我……阿忆：所以甘琦说你是大器晚成。姜文：我听不懂“大器晚成”这词儿。小的时候，因为没人管，又加上我会写字，所以我4岁就上学了。上学就转到了贵州六盘水，那地方没什么正经学校，后来又转到贵阳。10岁我就小学毕业了，而且回到北京。但北京不承认贵州学历，说要重读1年，所以我在西直门一小上6年级。小学弄得我特别乱，稀里糊涂老转学。到了中学，我还是比同班同学小。他们有1959年生的，但我是1963年生人，连英达也比我大3岁。所以他们普遍比我成熟。我经常处在比我成熟的环境里，有时候我装大人儿，装得比他们想象的数大。实际上，75岁和70岁的距离不大，35岁和30岁也不大，但我15岁的时候别的同学已经19岁，这种差别可就太大了，很不一样。所以1979年，他们大部分人考上大学走了，我没考上。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得考大学，不明白他们怎么能上课那么集中精力，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写出那样好的作文。那年我只有15岁，没考上就没考上，觉得无所谓，等4年后考上也就跟同学们持平了。我整天就是晃。到了1980年我考了中戏，还是班里最小的。甚至把我放到下面那届，放到再下面那届，还是最小的。这就是我当年瞎荡晃的原因，我觉得我还有年头。姜文：上中学时，我回到北京，遇到一位同学，叫“英达”。他比我懂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告诉我，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还介绍我看一些剧本。那时，我演过一些戏。但毕业时，我仍不知道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在哪儿，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招生。可英达这帮同学蹿腾我，把我蹿到了戏剧学院。那时候，我每回看完戏看完电影，回来就给大家学。同学们也愿意让我学，夸我学得还挺像。有时候，我会拿那时候特有的那种“砖头录音机”，把电影乱七八糟地学在里面。英达骑车带着我，到中戏放录音机，让老师们以为是放电影录音。这让我特别得意。后来同学们就说，你去考演员吧。我有演戏的冲动，但并不知道我能成为一名演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报了电影学院，但是没考上。可我就像后来应聘《末代皇帝》时一样……阿忆：以为考上了。姜文：我觉得我不错。我在那儿鼓捣了半天，学了半天，人人乐得前仰后合。后来，电影学院发来一封信，被班里同学抢走了，远远地在操场上念。我们那个操场是土的，同学们跑得一溜烟儿。烟把那些同学遮住了一半儿，就像我们拍电影时放的烟儿。他们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就“啪”地爆发出一阵笑声。紧接着就听见有人说，“安心工作，安心学习”。我明白，这事儿就算吹了。但第2年，考中央戏剧学院很顺利。我想，如果没有中戏，我可能什么都不是。我的一切，都是这个学院给的。那一年，我只有17岁，我的理想和许多思想都是在那里确定的。我原来没有理想，什么都不懂，分不清昨天、今天、明天。进了中戏，得到了熏陶。我开始明白了，我不但要学好一个事儿，还要热爱和迷恋它。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我开始热爱和迷恋……阿忆：并且也分清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笑）姜文：还有后天。（笑）在中戏的升华：我觉得所谓现实是很不现实的，也是很不可靠的，你没办法知道什么是现实的，聊现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或者是很可疑的情况。假装拍一纪录片，或者是又原生态地来模仿一种现实中的故事，那是现实吗？我特别怀疑这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用艺术手段来这样表达现实，我觉得这里边多少让我怀疑有点儿偷懒。通过那样模仿现实，能表达什么呢？如果说我看到现实，反正我看到的不是那样。如果说那么一个表面，那不叫现实，对吧？我们上中戏的时候，有一种课叫观察生活练习，你可以到街上去观察、看，然后到每周一的时候有汇报演出。我是一个特别能模仿人的人，我能学什么人都特别像，后来我渐渐厌倦这个了。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玩笑可以，你要把这东西当成一事儿来办，就太廉价了。你看见的是一个结果，然后你对原因有兴趣的时候，拎出来原型就不像你看到的那样了。对于姜文的表演，大部分人熟悉的也许就是《让子弹飞》中的张麻子。姜文也因此得到了霸气的标签。其实姜文是能够完美驾驭各种角色的，下面是他对自己早期表演的总结：我不太喜欢干别人意料之中的事。七年前我拍《末代皇后》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与潘虹配戏，她以赏识的口吻对我说:“你将来可以成为孙飞虎那样的演员，专演溥仪。”（孙飞虎，中国大陆男演员，以多次饰演蒋介石获得好评而闻名，但他不愿被定型为专演蒋氏的“特型演员”，晚年多在历史题材的古装戏剧中担任不同的老生型配角。）我非常感谢她的好意，但从此下决心，一辈子不再演溥仪。演完《英蓉镇》之后，许多反右和“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角色都来找我演，我没有接受。那时我见到上影导演赵焕章，恳切地对他说:“您农村片拍得不错，咱俩是否合作一回?”赵焕章非常客气地笑了笑:“可以，可以。”但我品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你不像农民。”等我把《红高梁》演完后，大批没头脑的粗鲁农民形象又来找我演，我发誓不再演这类人物。人们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你演这类人物是手到擒来的事，为什么不演?”我说:“你们已经料想到我能演好这样的人物，那就没意思了。我喜欢出人意料。”我是北京人，想演个有京味儿的，凌子风导演请我演了《春桃》中的刘向高。后来又在《本命年》中扮演了李慧泉。评论文章在谈我的表演时，常喜欢用“中国银幕上的男子汉”、“阳刚之气”等词汇，我看后觉得有点肉麻。我觉得自己是个很普通很随便的人，不具备为人楷模的东西，于是想演一个不是男子汉的形象，这就是《大太监李莲英》。总之，我不想在艺术上重复自己，而是凭自己的感觉和爱好，去做自己想做的与众不同的事。积极参与创作：我遇到的这几个导演，都是他们让我帮他们改剧本的。说，这个戏你来演，你有什么意见？我提完了意见，还给他写出来。拍《芙蓉镇》的时候，谢晋导演念剧本。他念完了，我们每个人念自己的角色，先在纸上把戏给演了。假如你觉得不顺口，你可以自己改。有一天，我提了好多意见，把谢导惹生气了。他说，你们以为剧本是这么容易写的吗！？你们说，提意见谁不会？你们可以改，但改出来要比一比。比我的好，我就用。不好，经大家讨论，不要！我们回去后，每个人分头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地方改了。我把剧本改得乱七八糟的，但很多地方都被采纳了，包括一些很重要的戏。谢晋导演还鼓励我们自我排练。排练时，要找人看。比如说，咱俩的戏找那个人来看。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俩自己谁都看不着，而叫来的那个人就要充当导演。那个时候，创作气氛挺好。一直到《红高粱》和《本命年》，我碰到的每一位导演，他们都不拒绝我越俎代庖，也不拒绝其他人这样做。天才的编剧大家都知道姜文是演员和导演，其实，他也是他的所有电影的主要编剧。编剧是非常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方面，姜文可以说得上是非常有天才的。姜文在《一部电影的诞生》中回忆了自己写《阳光》剧本的经历，非常能够体现他的天才：我其实原来并不知道我能写剧本，我也不是对我写剧本的能力有了充分自信才开始写的，仅仅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写这剧本，我就写了，也没有想到会写得这么顺利。我现在想起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支使我的手这么“哗哗”地写，而且笔跟不上脑子，脑里也不知道怎么就稀里糊涂想出这么多东西来了，挺奇怪的。我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干这事。也不知道过去了一天还是两天，连日子都忘了，关在一个小屋里。这事是我愿意干的，我一点也没努力，一点也没强迫我自己。BP机、电话都关了。偶尔打开窗看看窗外，我恍惚觉得这个小窗户外面的世界是陌生的，不现实的，这纸上的世界是现实的，是可触摸的，是有气味的。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七十年代，恍如隔世的感觉。困了就睡，醒了就写。写完了之后那一瞬间就觉得怎么就完了呢？然后这时候才知道是几号。我记得那天有一个朋友找我去了，我说你在客厅里等我。她是十二号下午去找我的。等我写完了已经是十三号凌晨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就写了一会儿。我出来问几号，她说现在已经是十三号了。我说是吗？当时她已经在客厅里看完两部电影了。我没有注意过形式，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我听见什么声音。我是在听电影，在看电影。我当时在写剧本时，无非是把我当时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我很清楚地听到电影里的声音，听到这些人怎么说话，很清楚地听到音乐是哪一首歌，音乐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很清楚地听到，他们进屋，塑料底的凉鞋怎么蹭着水泥地。还有米兰家，为什么是木头地板的地，当时，死乞白咧地要找木板地，甚至要做一个木板地。因为我已经听到和看到了这一切。我认为一个导演应该事先看到和听到他要拍的这个电影，再把它找出来。我是摸着我的心来写、来拍的，而我觉得王朔的小说也是这样一篇小说。我和王朔有相同的经历，都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又都跟地方上的孩子有很多接触。看了这部小说，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涌动。王朔的小说像针管插进我的皮肤，血‘嗞’地一下冒了出来。我不能判断他的文学价值，我总是把文字变成画面，我自觉不自觉总是把小说翻译成电影。我一看到这部小说，就闻到了味儿，就出现了音乐——西藏歌和大食堂的味儿。

姜文在中国娱乐圈是什么地位？

姜文可以算得上演艺圈里的实力派人物，属于当代国内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从多年前主演的《芙蓉镇》、《红高粱》两部作品，为其奠定了在国内演艺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