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文正”的谥号？谁又最名副其实？

历史上不管三十一说丶二十八说。文正公非范仲淹和曾国藩莫属。范文正古人敬之，岳阳楼记是代表作。而曾国藩家书让他脸上贴了金。

古代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文正”的谥号？谁又最名副其实？

范仲淹

心忧天下众苍生，

唯敬宋朝文正公。

大爱无疆忧社稷，

丹心一片献忠诚。

古代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文正”的谥号？谁又最名副其实？

范仲淹，曾国藩。这两位最出名。

古代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文正”的谥号？谁又最名副其实？

依据《谥法研究》对立谥制度的起源的解释，谥号起源于周朝，由周公旦（周公
）和太公望（姜子牙）所提出，本意是用来如实反映逝者的生前事迹与功劳。

具体到“文正”这个谥号，在宋代之前“文正”谥号本不叫这个名，而是叫做“文贞”，等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他叫赵祯，为了避讳，才将“文贞”才改为“文正”。

北宋的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

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同样在《明会典记》中的记载，也是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等级最高的是“文正”。

从此，“文正”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成为臣子们毕生的梦想。

宋朝：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等九人；

元朝：吴澄、耶律楚材、许衡、廉希宪等四人。

明朝：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等四人。

清朝：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八人。

曾国藩有着“半个圣人”之称的美名，被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连伟人都曾赞曾国藩：

蒋介石评论曾国藩：

能得到两大尖锐对立阵营领袖的一致称赞，可见曾国藩的确名副其实。

在我看来，以封建的伦理道德观点来看，曾国藩几近完美，无论是修身、处世，还是齐家、治国，都达到了封建时代臣子的顶峰，无愧于“文正”之称。

同时，曾国藩还是“内圣外王”之道的追寻者和实践者。曾国藩是君子、是涤师、是伯乐、是儒学大家，曾国藩的一生，完全担当得起如此重名。

曾国藩文武兼修，治学、修身到齐家、练军，治国平天下，从一个乡村士子到国之重臣，他坚定不移地按照自身树立的理想人格走完了全过程，实践着“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更以一人之力支撑着清王朝这座即将倾覆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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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文正”的谥号？谁又最名副其实？

最名副其实的应该是范仲淹。

简而言之，文人得“文正”，武人得“忠武”，这两个谥号最牛的原因是：

文人心眼多，能“正”，很不简单；

武人兵权大，能“忠”，很不容易。

砸缸的司马光最先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后世也依次来进行谥号评定，因此要看“文正”的含金量，最多从北宋开始看起——在司马光之前，大约单谥“文”是比较好的，但也并不统一标准，因此暂且不看。

北宋开始，历代得“文正”的名臣有：

宋朝：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

元朝：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

明朝： 方孝孺（南明福王追谥）、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

清朝：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其中，清朝的评定，无论是文正还是忠武，都很不客观、标准很低，给出一大堆，没什么意义；元朝也是以小族临大国，文化上有点瞎搞。

最重要的就是拿谥极度当回事的宋明两代三朝。

但要评定出个最名副其实的，也挺难，毕竟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过先贤都已作古，后辈可以瞎说一下：

个人认为，宋朝的“文正”第一毫无悬念，就是范仲淹。范文正公出将入相，文有庆历新政、改革强国，武有屯田久守、镇住西夏，实实在在的功业摆在面前。

明朝这些位里面要挑，真的是矬子里拔高个。方孝孺气节很好，可惜实实在在坑了建文帝；李东阳、谢迁差不多，政治上也并没见到特殊建树；倪元璐、刘理顺都是崇祯时殉国，气节是有的，而且很难得，但政治上还没到李、谢的高度。硬要选，谢迁应该算魁首，毕竟人品更好些，光明磊落。但与范仲淹相比，还是相去甚远。

其实更有意思的是“忠武”的谥号，所获者中名将济济、光耀千古，诸葛亮、王猛、尉迟恭、郭子仪、岳飞、韩世忠等都获得过。有趣的是，司马师也得过，个人觉得这应该算是最名不副实的“忠武”了。

古代历史上有多少人得到“文正”的谥号？谁又最名副其实？

在古代，皇帝死后通常都会有谥号，作为对他一生功过的盖棺定论。同样，对于地位比较高的臣子们，尤其是对国家社稷有过巨大贡献的臣子，在他们死后，皇帝也会给他们一个谥号，作为对他们一生的贡献的肯定。

最初，在这众多的谥号中，“文”算是对臣子最高的评价。因为，按照谥号的解读，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忠信接礼曰文。

换句话说，想要获得“文”的谥号，不仅需要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还要品德道德一流，并且忠、孝、仁、义、礼、智、信七样全占，才能有机会得到“文”的谥号。

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是臣子，就是皇帝，想弄个文皇帝当当，那都非常困难。对此，从西周到东汉这一千多年里面，总共也就只诞生了周文王和汉文帝这两个“文皇帝”。至于获得文谥号的大臣，几乎就没有。

直到从三国开始，随着谥号的泛滥，臣子才开始被授予“文”谥号，比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单谥一个“文”字。这其间，只有东晋的王导，谥号是“文献”。再等到唐朝时，魏征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谥为“文贞”的名臣，于是“文贞”这个谥号开始流行。

但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这个时候，司马光跳出来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换句话说，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致。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不再轻易给人。

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宋朝，就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人获得文正的谥号；元朝也只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七人获得文正的谥号。

至于明朝，得到文正谥号的大臣，只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也就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这样算下来，历史上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总共也就29人而已。 在这29个人当中，大家普遍比较熟悉的人，也就只有范仲淹、司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李东阳、曾国藩6人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就单对这6个人进行分析，来看谁最不符合“文正”的谥号。

首先，范仲淹和司马光这两个人，在文学上都可以堪称伟大二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流传千古的巨作；至于在政治上，范仲淹和司马光，也都是公认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虽然，司马光政治上偏保守，问题是，人家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于公于私大都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更没有带来所谓的灾难后果；至于私德上，两人几乎都可以用完美二字形容。从这层意义说，范仲淹和司马光用“文正”这个谥号，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至于耶律楚材和曾国藩两人，虽然私德有些问题，问题是，人家都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耶律楚材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更是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就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言，也足以担得起“文正”二字。

李东阳可能还有部分人不熟悉，他是弘治、正德时期的内阁大臣，时人将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与永乐、洪熙、宣德朝名臣“三杨”相比，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另外，李东阳还在清除大宦官刘瑾一事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非常高，是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说，李东阳谥号“文正”，也勉强过得去。

最后是方孝孺，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出于神话皇权的需要，方孝孺完全配不上“文正”这个谥号。

因为，方孝孺作为建文帝最重要的臣子之一，结果建文帝在他的辅佐之下，一年之内帝国大乱，四年之后帝国都城被人攻破，最后建文帝自己也身死国灭。

关键是，在靖难之役的这四年期间，方孝孺也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既没有贡献出什么让人佩服的奇谋妙策，也没有做出什么力挽狂澜的政治革新，甚至连推举杰出人才都没能做到；不仅如此，即便是单论文学上的成就，方孝孺也没留下任何让人称道的文学作品。

从这层意义上说，方孝孺不论是从治国能力，还是文学水平，都与“文正”这两个字差得太远。关键是，按照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太宗实录》记载，方孝孺被抓后，直接向朱棣叩头祈哀。但朱棣认为他是怂恿建文帝肆意胡为的罪魁，所以把他同齐泰、黄子澄一块杀了。

如果按照这个记载来看，方孝孺连最后的气节都没有，就更不配“文正”二字；虽然后来在满清修订的《明史》中，改成是朱棣叫方孝孺草继位诏书，结果方孝孺拒绝并大骂朱棣，于是被杀害。从这个结果来看，方孝孺虽然保住了气节，问题是，他的行为，与“文正”二字的意思差得太远。

而且，类似这样行为的人，在每个王朝末年，实在太多太多。如果仅仅只按照这个标准来判定，实在有些把“文正”的标准给降低了。也许很多人会说，人家方孝孺因此被诛了十族，难道还不够格么？问题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出自正史，而是民间野史记载。

更关键是，如果你是方孝孺的门生故吏，当方孝孺说出“诛我十族又何仿”这句话时，你会为他的行为而感动吗？

我想，你只会在心中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给骂一边。因为，你要为建文帝尽忠，那尽管去尽忠罢了，但凭什么把我们全家人得性命也给捎上，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这就好比，一个在现实中的人，明知道他的反抗行为，会导致自己全家人被杀，甚至所有的亲戚也会因此被杀，结果他不仅不管不顾，还大声告诉要杀他的人说，你有本事就把我的学生也都全部杀了。你们说，这样的人，真值得称赞吗？

退一万步说，你方孝孺想尽忠，大家也能理解，那你完全可以选择在朱棣进城时，自杀一了百了，这样既成全了自己的名声，又保护了自己的家人和学生，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何偏要用极端的行为，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送去见阎王爷呢？

从这层意义上说，不论是从治国才能，还是从文学成就，甚至是从私德来说，方孝孺都只能用自私二字来形容，根本配不上“文正”二字。

问题是，在皇权时代，方孝孺的这种行为，却是皇帝非常喜欢的。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忠臣，总而言之，为了皇帝，不要说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全家、全家族、甚至学生的性命，都可以弃之如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