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贵族之后。入秦辅佐秦孝公，因功，封商地，号商君。公元前338年，被逼举兵自保，战败被杀，尸身车裂，族灭。

(商鞅说：我虽死，但史流名。雁过还留声呢，这辈子值了)

商鞅主要施政纳领：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

班固：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

弊病：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严刑峻法，惹民怨，失人心。

商鞅执法严酷，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 ，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汉代选官取士的重要科目之一)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 贾谊：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钮，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日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泰者，今转而为汉矣。

(贾谊说：秦朝翘辫子就是和商鞅有关，你不信？好!你也写一篇《过秦论》，俺瞧瞧。)

如此强大的秦皇朝，为何会如此地不堪一击呢？贾谊得出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说：唉!老子英雄儿混蛋啊!)

商鞅虽死，变法犹存。商鞅之法，在秦统一六合时，效果极佳，此一时也。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再沿用商鞅之法治理国家，已完全不合时令，彼一时也。完成国家统一是民心所向，当时天下“莫不虚心而仰上”，但，秦始皇“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的暴虐，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便是陈胜“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便可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轻而易举地导致了秦皇朝的覆灭。

(秦二世说：都是俺的错！可俺都成一抷黄土了，还骂俺？再说，你们的楼都建到俺的墓地了，俺都没说啥)

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儒士总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秦政暴虐”。那么“秦政暴虐”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当然是商鞅，因为商鞅变法，将秦国从王道治国变更成了霸道治国。商鞅开秦国酷政之先河，因此有人认为商鞅要为秦亡负责。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以儒治国的两汉、两晋、隋唐、两宋、大元、大明、大清，他们的灭亡，是否要孔子负责呢？

剑有两刃，一刃杀敌，一刃伤已，死于利剑之下的人，是否都要问责造剑师?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将军战死沙场，是否都要问责兵家孙武？很明显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事物本身有利有害，这看使用者如用使用。商鞅的法家为治国大道，法家本身也是一门学问，用法家是兴是亡，皆在时势与人。秦朝灭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远远不是粗浅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原因。

明生于暗，美生于丑，善生于恶，阴阳二者共存一体：失去了阳，则阴不存；没有了阴，那自然也没有了阳。商鞅变法，依法治国，重刑重赏：秦人不觉无鼻之丑，不觉无脚之便，这说明秦法残酷，伤人身体，取人性命是它的常规手段；秦人富足安康，家有余粮，秦人知法守礼，文明昌盛，这说明秦法大慈，它让秦国民富兵强。可见秦法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秦法的最终目的是以恶致善。

法家的精髓是“与时俱进”，国家变革要紧跟时代的发展，不循古，不塞今，世异则事变，事变则备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商鞅的战时法令就不适合秦朝了，需要及时变法而治。可惜法家巨子韩非死了，李斯又没有法家巨子的大无畏大无私精神，这最终导致秦王国的法令无法有效治理秦帝国。反秦战争，楚汉战争之后，数百万人死于战乱，刘邦重新恢复秦政，萧何对秦法有所增损，让秦法变为汉律，而汉律在秦法的基础上更适合治理天下，故大汉崛起。

要求商鞅为秦亡负责，就好比富二代破产后，要追责他的父母一样，实属无理取闹。

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要商鞅为秦朝的灭亡负责，根本就是不懂历史的无稽之谈。

秦重刑罚而轻礼教，导致未能很好地同化六国民众，也加重对民众的压迫。加上秦朝修阿房宫等沉重徭役赋税，最终使民众“触底反弹”，掀起了反秦的大旗。

乍一看，和平年代行苛政重刑，法家好像要为秦亡负责？

没错，单一法家（而不是后来儒家学说中的法家元素）的治国手段本身就过于偏激，不利于和平的大一统的时代的管理和教化，反而容易激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商鞅又是在法家思想成为秦国治国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角色，所以商鞅也要为秦亡负责？

可惜并不是，如果一定要给秦亡找一个背锅侠，那么这个人应该是不思变通的秦朝统治阶级。

抛开时代背景谈历史就是耍流氓。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是先进的地主阶级，是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的学说，配上秦朝的野心，那就是用来一统天下的学说。所以商鞅在秦国推行法家思想，无论从生产力角度还是阶级角度还是统一角度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但是，法家最大的缺陷就是重刑罚而轻礼教，不利于迅速同化被占领区民众，很容易因严酷的刑罚而进一步招来民众的憎恨，加剧民众和统治阶层的隔阂。所以，秦的统治始终没有深入刚刚经历了残酷战争的人民的民心。

结合历史就会发现，凡是英明有为的帝王，都十分注意休养生息以及对民众的教化，这不但减少了民众对旧政权的依恋，还增加了他们对新政权的好感和认同。所以，正是秦朝统治阶层对严刑重法的迷信，没有结合社会现实对治国理念和管理手段进行改革，才导致秦朝速亡。

把秦亡的锅扔给商鞅非常可笑，商鞅做的事有利于秦的强大、符合历史规律，怎么要为150年后新的社会现实做预测并负责？难道清朝灭亡应该孔子和董仲舒负责，民国灭亡要孟德斯鸠和卢梭负责？如果人类有一天灭亡了，要智人负责吗？

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商鞅实际上施行的是酷法，是苛政。秦人虽对商鞅恨之入骨，但却对商鞅之法情有独钟，因为它确实使秦国强大了。秦在统一六国之后，未顾及当时的社会现实，没有采取温和的政治制度让人民生息休养，而是继续奉行商君之法，实行苛政。终于让民众揭竿而起，又让曾经辉煌过的帝国大厦顷刻倒塌。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秦帝国的兴亡竟系一人

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秦币遵商君之制，秦法亦遵商君之法。商君之法乃富国强民之法，秦必遵之。”

《大秦帝国》中秦惠文王的这句掷地有声的政治宣言，道出了商君之法是富国强民之法，从此秦国在诸侯国中一骑绝尘，再无敌手，一路开挂直至天下一统。

那为何又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商鞅变法的几个核心点：

一、严刑峻法，增加连坐法，轻罪也要重罚。

二、废除贵族特权，奖励军功，禁止私下斗殴，按军功赏赐爵位。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作。

四、焚烧儒家经典，统一思想。

五、统一度量衡。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们现在在打仗，别跟我讲仁义道德，也别给我捣蛋，有力气的话，要么给我上前线挣军功，要么给我种粮食交税去，且交多少斤两我说了算，否则小心我重办你。这简直是最强有力的战时总动员，没有一个闲人，全都是战争机器的零部件，战争焉有不胜的道理？

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为何就行不通了呢？汉朝贾谊的《过秦论》就是最好的答案，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

贾谊过秦的重点，其实总结起来，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点，“焚百家之言”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统一战时思想了，成了愚弄百姓；“杀豪杰”，似乎也成了卸磨杀驴了，这时候天下一统，胡人也不敢南下，百越之地也俯首称臣，用不着这帮子豪杰出力了；原本是为了防止私斗而导致内耗的措施，在贾谊看来，也是为了弱天下之民，防止他们造反了。总之，这个时候商君之法是多么不合时宜，秦朝简直是“不施仁义”。

同时代的《盐铁论·卷二·非鞅》也认为“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

因此，汉朝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仁义不施和严刑峻法，汉朝采取的国策也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及时与民休养生息，直至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百家，却独尊的儒术，也没有把法家提高到如秦国一般的高度。

总体上来说，商君之法实为战时之法。天下一统，人心思定，再搞战时总动员，只能是“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为何有人说商鞅要为秦亡负责？

商鞅不需要为秦国的灭亡负责，为什么这么说？

一、变法初成，朝局纷争。

面对战国七雄的大争之世，秦孝公与商鞅确实是千古难遇的君臣，在秦孝公答应商鞅变法之时，商鞅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法不容情，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必须奉行遵守。第二个问题：法无二心，君王必须对变法大臣深信不疑，不受挑唆、不中离间。第三个问题，自古变法之人，通常不得善终，愿君上永不相负。秦孝公做的很好，这点我们不否认，然而后继秦国之君做的如何？赢驷继位之初，各方面势利面对新君继位，为赢得切身利益，都在暗地里做足了文章，准备处死商鞅，尝试推翻新法。赢虔沉默独处20年，观察朝局各方面的情况，看到嬴渠梁病危不寿，自己可能会性命难保，不惜假死骗过所有人。秦孝公归天以后，立即出面干涉朝政，名为赢驷出谋划策，实为公报私仇。他深知甘龙为首的老氏族必反，又担心秦国新法深入民心商鞅功高震主，多次建议先笼络老氏族除掉商鞅，再集中力量除掉老氏族。赢驷几经赢虔的威逼胁迫，面对甘龙的左右劝谏，为了平衡各方面势利，不得已下定决心除掉商鞅。

二、兔死狗烹，五马分尸。

商鞅为了秦国付出了一生心血，国外各国君臣看到秦国日渐强大羡慕嫉妒，国内各方势力利益受到损失恨之入骨，商鞅没有退路。行为上力行新法，没有谋反的任何迹象。职务上位高权重，从不贪利徇私舞弊。如果商鞅只为剪除政敌，把持朝政，他不会留下甘龙和老氏族。如果商鞅考虑富贵长久，安于享乐，他不会处置赢虔和赢驷。既然商鞅为秦国强大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赢驷何必还要怀疑可昭日月的忠心将其五马分尸？固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可只从秦国皇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不顾当初承诺，已经有失信义在先，何必再将秦国覆灭的罪责归于忠臣义士？商鞅本是卫国人，又是秦国驸马，他一生的目的就是施展胸中理想，不辜一身才华，确定自身价值，赢得后世传颂。赢驷可以完全遵守当初承诺，将商鞅遣返封地圈禁，让其安享晚年即可。若是出现法治漏洞，也可以随时请教，便于后世逐一矫正。要知道师傅教徒弟还留一手，更何况商鞅对秦国还不防一招？

三、是非对错，后世评说。

有人也说商君之法是苦民之法，只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这点说的也不完全正确。秦国变法之初，秦国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军队赏罚不明战力低下，国家穷困潦倒民不聊生，女儿嫁人能找一个没有残疾的都行。商鞅变法以后，百姓有田靠耕战得爵做官，军队不分贵贱按功领赏，国家四处通商蒸蒸日上。如果完全是苦民之法，秦国能够统一六国吗？商鞅针对秦国民风彪悍、野蛮粗犷、刑法盘整过细确实苛刻，但是乱世当用重典，不然不足以强秦。秦国新法本身就是弱民强国之策，任何法制在定制之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随着时局反复不定变化无常，法治也要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蓬勃发展。

如果总结秦国灭亡的原因？应该有二点，一是秦国后继之君，没有领会法治精髓，不能因势利导因时而变。二是商鞅曾经预言，力行法制纵然遇到两代昏君，政府机制正常运转，秦国不亡。除非昏君奸臣同时出现，法制国策受到破坏，秦国可能会灭。如果有一代明君，秦国可统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