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怎么会这么提这么一个问题？肯定是对宋朝历史不了解！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宋朝的三个宦官。

大宋开宝九年（976年）的十月二十日，已经做了皇帝16年之久的太祖赵匡胤，感觉到了一些异样，他想找自己的弟弟晋王来证实一下。

兄弟两个屏退左右，炒了两个家常菜，坐下来喝起了酒，聊起了家常。

没想到兄弟两个从此以后成了永别，其中真相成了一个谜，“烛影斧声”让后人猜测不已，而接下来的操作让人更加怀疑这是不是阴谋。

凌晨伺候在侧的太监们见太祖没了动静，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赶紧告诉孝章皇后。

赵匡胤生前没有立太子，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可能真的想传位于自己的弟弟，毕竟赵光义在统一天下的南征北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赵匡胤曾经有四个儿子，两个早夭，剩下两个，一个是26岁的赵德昭，一个是18岁的赵德芳。而赵德昭远在兴元府（陕西汉中），没时间通知他回来，因此孝章皇后果断密令内侍总管王继恩连夜召赵德芳进宫。

赵德芳18岁了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完全能继承大统坐拥天下。

可王继恩出了皇宫，却没有去找赵德芳，而是走了拐弯，去了晋王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烛影斧声”真是个阴谋，而王继恩这个人很关键，利用近侍的便利直接让大宋江山变了一个方向。

题目说宋朝宦官没有当权，是不了解宋朝历史。

还是这个王继恩，别以为他只是办了这一件事，另外他还是一个拥有军权的“将军”。

淳化四年（993年），太宗赵光义（已经改名字叫赵炅）的统治已经进入第17个年头，连年的与契丹征战让北宋很受伤，因此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

而贪官污吏又借机中饱私囊，更使平民百姓不堪重负。

在天府之国四川终于爆发了以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

他们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

起义军很快扩大到了数万人，并且接连攻陷蜀、邛诸州，后来又攻破永康军、双流等县，目标直指成都。

在第一次攻打成都失利后，李顺便转而进攻汉州、彭州，并且取得胜利。

如日中天的起义军发起第二次成都攻坚战。这次大宋守军没有顶住，守卫成都的郭载、樊知古等人落荒而逃，逃往梓州。

李顺自立为王，建国号“大蜀”，改元为应运。

为了巩固起义成果，李顺又四处征战，北抵剑关，南达巫峡。

此时四川多数地方都被起义军所控制。大宋朝廷震惊了！

太宗坐不住了，立即召见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给他挂了一个“西川招安使”的头衔，率军入川，全权负责军事工作。

在宋朝太监的权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们往往以“监军”的身份代表皇权出征，并且在军队中有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很多太监不呆在宫里，而是在外担任职务，就像是这个王继恩，他就在河北领兵，担任排阵都监，手握兵权。

宋太宗从大宋特种部队的禁卫军中拨出部分精兵，追随王继恩入川。

入川的门户剑门关此时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李顺派出的数千人攻打守卫剑门关的宋军。

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都监上官正表现神勇，依靠优越的地理优势接连打败起义军的进攻。

后来他又接受了从成都溃败逃出来投奔他的一支宋军，这支部队的到来，扭转了剑门关的战局，宋军因此转为反攻，大败起义军。

也因此守住了进川的门户，保证了王继恩的部队顺利入川。

王继恩在研口寨大破义军，平定剑州。

李顺显然低估了宋军的实力，他以前遇到的官兵只是地方武装，而王继恩领的可是禁军，是大宋的精英部队，再说王继恩一直以来都在前线训练部队，那可是给契丹铁骑交战的，远不是李顺这支乌合之众所能够比拟的。

王继恩经过一年多的征讨收复了四川。

可别以为王继恩是一个“忠臣良将”，其实他就是一个太监，只不过在宋太宗继位的时候立过大功，所以才给了他这么高的地位和权力。

如果说他是乱臣贼子一点也不为过，这也是宦官、太监的一种通病，生理上的残疾，肯定带来心理上的扭曲，虽然也有例外，但是在历史上少之又少。

宋军打下成都后，王继恩的太监毛病就犯了，天天大吃大喝，手握重兵，又待在成都不出，甚至纵容部队掠夺百姓子女钱帛。

而逃出去的另一起义军首领张余收罗旧部，转战并攻陷嘉州、戎州、泸州等八个州，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后来太宗不得不又派白继赟前去领兵镇压，才使得起义军折戟沉沙。

不要以为王继恩的表演就这样结束了，他还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要玩完了。此时的王继恩又回到了宫中任职，他也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可他的品德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像是坊间说的那样“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此时的王继恩面对即将离世的宋太宗，正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又想重施二十年前的一幕，这一次他想换掉的是太子。

为什么要换掉太子呢？因为太子不喜欢这个老太监。

王继恩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所以他以为自己能够达成所愿。

在这之前，他经常在太宗面前诋毁太子，并且让自己的同党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大皇子赵元佐。

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太子表现太优秀了。

现在终于到了皇上殡天的节骨眼上，二十年前的奋力一赌，赢来了二十年的荣华富贵，所以他想再如法炮制。

为此他找到了合作伙伴明德皇后，为什么找皇后呢？因为明德皇后虽然贵为皇后，但是她没有亲生儿子，所以无论谁做皇帝都无所谓，明德皇后之所以答应王继恩，只能说明一个道理：

王继恩的权力太大了！这个太监的权力能让皇后言听计从，肯定是王继恩权势熏天。

王继恩能如愿吗？

不能，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大智若愚的对手。

这个能克制王继恩的人就是当朝宰相——吕端。被宋太宗称为：大事不糊涂的吕端，自然有他过人的能力。

这个能力在处置王继恩一事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当机立断、以及手法令人瞠目。

吕端去探视病危的太宗皇帝，发现太宗身边只有皇后和王继恩，他就感觉到了端倪，在这非常时刻，最应该守在太宗身边的应该是太子啊！

于是，吕端在自己的笏板上写下“大渐”二字，让侍从给太子送去。大渐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上快不行了”。

太子匆匆赶往皇宫。

太宗驾崩后，王继恩到中书省找吕端。平时王继恩是看不上这个宰相的，吕端总爱丢三撇四，糊里糊涂，没有点宰相的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形象迷惑了大众，当然也迷惑了王继恩。

可王继恩看走眼了。

他到中书省找到吕端，催促吕端进宫，有很多官面上的事，还是有这个宰相来处理才能堵住众人的嘴。

吕端煞有其事地对王继恩说：“书房中有一份太宗皇帝以前亲笔所写得诏书，咱们啊，得把这份诏书带着才行。”

王继恩有点懵圈，他根本不知道太宗皇帝还有这么一个诏书，要是诏书内容给自己的阴谋诡计大相径庭，诏书再落到别人手里，那麻烦可就大了。

那就一起找找吧，找到然后销毁，就没有证据了。

岂料王继恩前脚一踏进书房，只听身后“咣”的一声，大门关上了——吕端把这大太监给锁起来了。

吕端直奔宫中，此时太子赵恒也到了宫中，随后太子在太宗灵柩前宣布即位。

此时的王继恩还在中书省的书房里敲桌子呢！

不过继位后的宋真宗面对谋反的王继恩采取了宽大处理削官放逐，“烛影斧声”的历史剧没再上演。

大家都知道宋朝的“六贼”，童贯位列其一。

可很少人知道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奸臣竟然是一个宦官。

宋徽宗继位后，在杭州任职的蔡京为了迎合宋徽宗的口味，在杭州设置了金明局，童贯就以供奉官的身份兼任“局长”，开始和蔡京交往。

后他给徽宗美言，举荐蔡京为相，而蔡京又荐他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因此童贯执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

两个人狼狈为奸，终于把北宋给弄垮了。

蔡京任宰相后，积极教唆徽宗出兵青唐，并且说童贯曾经十次出使西夏、金，熟悉那里的情况和各将帅的才能，极力推荐童贯去前线立功。

宋徽宗于是遣十万兵马，让王厚为主帅，童贯任监军。部队开拔到湟州，宫中失火，徽宗下诏禁止童贯出兵。

童贯看了徽宗的诏谕后就塞进靴子之中。王厚问他诏令内容，童贯回答：“陛下希望出兵成功。”

先不说他违抗圣旨，就是把皇帝的手谕塞进靴子里，就是大不敬之罪。可见童贯嚣张跋扈到何等地步。

不过，这一次出兵竟然赢了，打败了西夏收复四州，童贯因此升迁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一个内侍能兼任两使，童贯开了职务的先河。

不久童贯又升至武康军节度使。又讨伐溪哥臧征（吐蕃王子），收复积石军、洮州，又被加官为检校司空。

从此童贯恃宠而骄，选拔官吏，直接奏明皇上，完全抛开宰相，这让蔡京很不爽。

皇上又拜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蔡京说：“使相的位置怎么能授给宦官？”蔡京不奉行诏命。

可见宋朝的皇帝是多么的好脾气，宦官童贯可以随意不执行军令，蔡京也能不奉诏，哈哈！可惜这两个人最好都吃了“不听话”的亏，杯具了。

政和元年（1111年），这个年限好，恰是双十一。就在这一年，童贯被封为检校太尉，出使契丹。

派一个“阉人”做大使，皇帝怎么想的？原来是契丹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想见见童贯是一尊什么样的“神”，大宋了不得，一个太监都能干过强敌，所以契丹想认识一下童贯。

童贯从大辽回来，权势更大，掌握了朝廷内外军政大权。

朝廷命他以太尉身份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不久，又为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事。

另外统领武信、武宁、护国、河东、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九镇，为太傅、泾国公。权力达到顶峰。

所以说，大宋的宦官权力很大，并且能够干政乱政。

人要是达到制高点，如果不适可而止，一定会跌落，摔得很重，何况一个太监，本来就缺乏“根本”，接下来童贯的神操作，开始跌下神坛。

童贯率秦、晋两地的精锐深入河、陇，攻打西夏，他不顾实际，强命大将刘法攻取朔方，造成刘法阵亡。

而童贯又隐瞒失败，反而向朝廷报捷邀功。

童贯在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后，又被封为楚国公。

接着朝廷又派遣他率二十万军队北伐燕京，这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被揍得鼻青脸肿，大败而归。

宣和七年（1125年），金国完颜宗翰率兵南侵，并派使者去见童贯，童贯对金使厚礼相待，并且说：“这么大的事，这么不事先告诉我呢？”

金使劝童贯马上割地向金国谢罪，童贯竟然无言以对，并且打算逃回京城。

太原守将张孝纯谴责他说：“金人背盟，大王（童贯因收复燕山之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应号令天下兵马全力抵抗，现在弃之而去，是把河东丢给敌人啊！”

童贯怒斥他说：“我童贯受命为宣抚，不是来守疆土的。你定要留我，还设将帅有何用。”

从此番话中童贯的思想和能力暴露无遗。

这也是大宋的一个弊端，将士们奋勇杀敌，到头来功劳都让监军的宦官得去，这让前线将士情何以堪。

童贯逃回京城，徽宗已经禅位于钦宗，钦宗下诏亲征，让童贯为东京留守，童贯不接受而是要和徽宗南逃。

这童贯也太霸道了，竟然抗旨不尊。

童贯带领他的近一万人的亲兵南逃，这些人争先恐后怕被拉下，童贯怕走得慢，在过浮桥时，出现了拥挤，童贯就让卫士射杀这些掉队的士兵。可怜了这群没在疆场上驰骋的年轻人，有一百多人中箭而亡。

童贯也被谏官、御史上奏折谴责他的罪恶。

钦宗贬他为左卫上将军，后连续降职，被发配到英州（今广东英德），还没有到地方，又下诏历数他的十大罪状，被下旨诛杀，他的头被带回京城悬首示众。

童贯握兵权二十年，权倾朝野，发号施令超过皇帝的制敕。也是因为他和蔡京的祸乱天下，断送了大宋江山，把北宋送进了南宋。

怎么能说宋朝没有宦官当权呢？

另外，在太宗初年杨家将的第一代“杨业”，也是毁于宦官之手。

雍熙三年（986年）六月，契丹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挥师越过太行山，进攻宋军控制的安定城。

宋将贺令图与辽军在安定城西与辽军交战，宋军不敌南撤，辽军次日又攻陷蔚州（今河北蔚县，为燕云十六州之一）。

宋太宗指示驻守应州的潘美、杨业组合，前去增援。

然而以逸待劳的耶律斜轸又大败潘、杨，直取应州。

潘美知道是守不住了，就尽可能地把四州的老百姓迁走。潘美收拾残兵败将和百姓退到朔州狼牙村，此时听到契丹攻陷寰州的消息，并且继续向朔州进犯。

副将杨业认为应避其锋芒，他说：“敌人兵盛，不可与之争锋，我们先派人通知云州、朔州守将，先把百姓撤出来，然后直逼应州，契丹必然集中兵力与我抗衡，届时让朔州军民撤出向石碣谷转移。

在石碣谷入口处埋伏一千人的强弩兵，再派一支骑兵支援，那么云州、朔州、应州三地百姓可以保全了。”

可这完全可行的作战方案，被监军、蔚州刺史、宦官王侁给否决了。

无奈，杨业明知凶多吉少还是领兵前去与契丹决战，

临行前，熟悉地形及兵法的杨业，指着一处名叫“陈家谷”的地方，对王侁、潘美说：“请诸位将军在此两侧埋伏步兵强弩，等我转战到此时，以步兵援救，从左右两翼夹击敌人。否则恐怕没人能活得下来。”

潘美、王侁两人同意。杨业出发后，王侁便带人埋伏在陈家谷，可等了半天，没见有任何消息，王侁以为杨业这是打了胜仗，可不能让杨业一人立功，于是带着人马抄小路去追击敌人。

潘美见监军要跑，又制止不了王侁，也顾不上这么多了，他也溜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杨业被“坑爹”了。

可怜了老将军。被俘后绝食三日吐血而亡，与他同死沙场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岳州刺史王贵。

宦官当权，特别是当军权就是大宋出兵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宦官如果只是在皇宫内院作威作福也就罢了，可是偏偏让这些“阴人”去监督战火纷飞的男儿，不输才怪呢！

来自于《宋史》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了一个事实：宋朝宦官当权削弱了大宋实力，历史也同样有所警示，很多朝代就是亡于这些宦官阉人。

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因为，宋朝的宦官都比较猛，人家都忙于带兵打仗，没那个闲工夫去弄权作乱。

相比于汉、唐、明那些大宦官们整天想着玩弄权术、专权乱政，宋朝的宦官们就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了。说来也讽刺，军事上一贯备受后世诟病的宋朝，其宦官的整体战斗力却是历代之最！

诸如秦翰、王继恩、窦神宝、李神佑、李宪、童贯等一众宋朝宦官，他们都是典型的“战斗型”宦官，颇有些大将之风范，在战场上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仿佛他们都将心思放在了领兵打仗上面，而不在政治权斗上面。

比如北宋初年的宦官王继恩，在战场上就是个狠角色，一仗就将盘踞巴蜀的李顺数万部众屠灭殆尽。又如北宋末年的著名奸宦童贯，虽然他在正史中是名声狼藉的大奸臣，与高俅、蔡京、杨戬并称“北宋四大奸臣”。但童贯在行军打仗方面却是个行家，为朝廷立下不少战功。他戎马半生，先后北破西夏，南平方腊，还统兵伐辽。

宋朝历代统治者都始终对宦官坚持严格的管控，以便避免宦官当权的出现。首先，是严格限制宦官的数量；终宋一代，宦官数量都是相当少的。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宦官数量被限制在只有区区几十人之规模。而即便宋代宦官规模最顶峰的宋孝宗时期，其数量也不超过三百人。这与明朝末年动辄上万的宦官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其次，则是严格限制宦官的官阶；宋朝汲取了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对于任命宦官出任高级别官职，始终十分慎重。像前文提到的宋初宦官名将王继恩，虽然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按例完全可以授予宣徽使这样级别的官位。然而，宋太宗赵光义最终却只授他一个相对较低的宣政使一职。

事实上，汉唐明这些王朝之所以频频出现宦官当权，某种程度上也是因政治氛围的恶化造成。比如东汉中后期，频频出现幼主即位的情况，造成外戚专权，而等到幼主年长亲征，就势必只能通过扶持自己的近臣宦官，来抗衡外戚势力，于是便使东汉出现外戚专政与宦官当权轮番出现的现象。

又如明朝，由于明朝文官集团日益座大，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得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不得不借助宦官的手来制衡和打压文官集团，而这便是明朝东厂宦官如此猖獗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宋朝的“政治生态”应该说是历代中最良好的。宋朝统治者都比较开明，广开言路，文官、士子不会因言获罪，使得宋朝皇帝与文官集团构建起良好的政治氛围，这就让宦官当权失去了市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本文作者：小贱贱

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宋朝其实也有宦官当政，只是宋朝的权力结构比较稳固，宦官可以当政，但却无法将权力凌驾于相权之上。因而才给人一种宋朝宦官当政不当权的印象。

唐朝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从唐肃宗开始就对藩镇节度使和文官极度不信任。为了保证皇权能延伸，肃宗重用宦官。比如当时的权阉李辅国就是在肃宗授意下，掌握了兵权。

唐肃宗对他的信任，可以用十二字形容。

“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

之后的唐代宗、唐德宗也差不多。到了唐文宗在位时，宦官不但总领神策军，而且还组建了牙队，最后形成专权。甚至于，还掌握了废立皇储的特权。唐文宗曾自嘲，说自己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形同傀儡。

当然我们知道，宦官权力再大，也只不过是皇帝意志的代理人。如果没有了皇帝，宦官狗屁不是。

所以到了唐昭宗在位时，当昭宗被军阀出身的朱温软禁，权柄也由武将掌握后。影响唐朝一百多年的宦官集团，自此就失了势。被朱温一网打尽。一个不留，全杀了。

五代时期，军阀执掌权柄。皇帝尚且被武将们轻视，用当时的军阀安重荣的话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更何况是宦官？因此五代宦官自然也就没有施展权势的载体。既无权，也无势。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重文轻武，用文官打压武将。逆转了五代武人当权的局面。其实赵匡胤当时是可以利用宦官再反制文官的。但他以及后来的宋朝皇帝发现，即使不像东汉和唐朝皇帝那样重用宦官，也能造成臣子之间的势力均衡，皇权也能稳固。因而，宋朝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利用宦官这个依附于皇权的特殊群体了。

那么，宋朝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首先，宋朝增加了科举名额，弄出了一套繁琐的官制，在隋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化宰相的权力，扩了文官集团的规模。这编制一多，食利者自然就多了。而人多了的结果自然就是权力分散，内斗不止。宋朝的武官也是如此。权力分散，都无法威胁皇权。这一手堪称是掺沙子。

第二，宋朝皇帝认为，内朝也不一定就必须要由宦官把持。不净身的人也行。朝廷各级文武官员也不一定非要正常人才能担任，宦官也一样可以担任。因而宋朝产生了很多领兵打仗的太监，而本该归宦官负责的很多职务则交给了皇帝的娘家人担任。

比如赵匡胤篡位前，他通过钱财收买外加姻亲纽带拉拢禁军将领，笼络了一大批人。这些人与他构成了实质性的利益结盟关系。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对赵匡胤的忠诚度并不低于宦官。

因此，当赵匡胤建国称帝后。很多原本该由宦官出任的内朝官，就都被赵匡胤的心腹幕僚和与赵匡胤有姻亲关系的外戚担任了。

赵光义在位时，情况也差不多。他早早就被钦定成了继承人，为了确保能接盘，他在继位前便打造了自己的幕府班子，有一大批只忠于他的文臣武将。等到他继位后，他的这个小团体就相当于“军阀霸府”。整个幕府班子直接就塞进了朝廷的架子内。

既然皇帝都用不到宦官了，那宦官的价值和存在感，自然是极低的了。

比如赵匡胤在位时，宦官的编制被严格限制在了50人以内。宦官如果要收养养子，必须要满30岁以上，且自己没有养父，才可以收养一名养子。

到了赵光义时，宦官编制有所增加，但也限制在180人以内。

就这么点人，能干啥？根本成不了器侯。所以北宋一朝，宦官对朝廷和社会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大了。

当然，用正常人担任内朝官，显然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有些事情会说不清……

这里插一句。宋朝武将的地位不能笼统的得出一个低于文官的结论。具体要看出身。也就是跟皇帝有姻亲关系的武将，地位是不低的。真正低的，是类似狄青那类从小兵爬到高层，没有皇亲国戚光环加持的武将。

另外，赵匡胤曾有祖训，规定宦官到了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所以宋朝也不乏祸国殃民的权阉，比如童贯、梁师成等。但由于他们祸国殃民时，是宦官等级上升后，自动转为文武官职，是朝廷命官。所以即使是童公公，他给人的印象也不是宦官专权，而是权臣当政。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没有宦官当权的原因。

并不是没有阉人当权，而是当权的阉人，都自动变成了权臣。如果只是单纯的宦官，在宋朝成不了什么器侯。

最后再提一下明朝。

按道理来说。明朝废除了宰相，皇权进一步加强，皇帝应该更能拿捏文官才对。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明朝的相权反而制约了皇权。

究其原因，在于明朝皇帝一直与士绅集团进行利益争夺，抑制士绅集团的利益扩张。可却事与愿违，导致文人们团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利益集体。面对士绅集团的反扑，皇帝一个人无法大权独揽，只好又开倒车，重用太监。

其实朱元璋当年也有祖训，禁止太监参与干涉朝政。但没有用。明朝皇帝与士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明朝宦官必然会被重用。

相比于明朝，由于赵匡胤是谋朝篡位，赵光义也有谋杀政变的嫌疑，连续两代皇帝有谋反的污点，所以宋朝皇帝不会打压文官，才能用利益收买士绅集团的办法，进行统治。

而一旦当士绅与皇帝达成共识，与皇权共治天下，共同分享股权后。再加上，皇帝对相权采用分化瓦解手段，让文官们虽然地位超然，但各自相互制衡。比如之前一个人干的事，宋朝皇帝分成三个人干，每个人还配一个副手。这样搞，权力就分成了六份，文武官员根本没办法拧成一股绳。相权自然也就不乱了，无法威胁皇权了。

当相权与皇权一致时，宋朝的宦官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如果不是需要宦官处理后宫那档子事，宋朝连一个宦官都不需要。

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宋朝官宦专权的情况不严重，主要原因是太祖赵匡胤建国时，鉴于唐亡的教训，定下了基调几点，一是杯酒释兵权，拿掉高级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所有，二是严格限制宦官的职权范围，使得就算宠信的宦官，也不能轻易的干政。

还是后周时，有个跟着赵匡胤的宦官叫王继恩，深得宠信，宋开国后王继恩为内侍行首，也就是宫廷宦官的头头，但他暗里巴结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当年太祖驾崩，深夜跑去开封府第一个通知赵光义，鞋都跑掉了，后来王继恩还带兵剿叛获功，本可升为宣徽使，这是个可以参与朝政的职务，但宋太宗直接拒绝，仅授宣政使。

另一个，宰相权力很大，宋朝是以文治国，文化兴邦，《宋史·宦者传序》里记载“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意思是宋朝的宦官不再是仅听令于皇帝，还要归宰相管，宦官的生杀大权落在了宰相的手里，所以宦官想获得权利，除了获得皇帝的宠信，还要搞定宰相才行。前面说的那个王继恩，后来就是和参知政事(副相)李昌龄为伍，霍霍的想搞政变，反手就被另一位宰相吕端和太子赵恒给灭了。

宋朝最出名，最大的一位宦官，童贯，此人官至枢密院事，独霸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人称“媪相”，在与辽金战争中屡战屡败，却兵权永固，其原因就是先搞定了昏庸的宋徽宗，又和宰相蔡京为伍，两人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出使辽国谎报军情，镇压方腊又滥杀无辜，联金抗辽又引狼入室，在民怨沸腾中被宋钦宗下令所斩。

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宋朝的宦官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

宋朝的宦官没有对宋朝造成太大的祸患，或者说宋朝的宦官之祸远没有其他朝代那么严重。

宦官专权是古代许多王朝腐坏灭亡的原因，秦有赵高，汉有十常侍，唐有高力士，明有魏忠贤，这些宦官，无不在王朝的衰败进程里添油加火，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当然，一个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人民深受压迫之后的反抗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史书上常说的什么宦官之害，美色之祸，乱臣贼子之祸导致的王朝灭亡。

总体来说，宋代虽然也有太监宦官当权，但是总体上，他们并没有对朝廷的统治造成太大的祸害。比如童贯曾经长期统兵，主持西北军事，掌握北宋兵权长达二十余年。但有宋300年（960年—1279年），太监宦官之祸患，远没有它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朝那样恶劣。这是值得思考的。

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似乎远比汉、唐、明三代更加严格而有效。鉴于前朝，尤其是唐后期宦官为害的教训，宋代对宦官管理比较严厉。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以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并管理皇家内部的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整个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的例子，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童贯（1054年—1126年），字道夫，开封人，北宋权宦，性巧媚。

宋朝这种以外统内的管理模式，相当严格，而且效果甚好。比如宋仁宗时，有个叫作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外廷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皇帝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宰相机构直接驳回了皇帝的意见。

宋代还严令禁止宦官与外臣联络，将内臣的作用真正限制在宫廷之内。这些措施虽然历代都有，但是要说严格执行并收到良好效果的，还是宋朝。

宋代对宦官之害的防范措施，还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要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

北宋吕公著（1018年－1089年），对神宗上书：“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可见，宋人对宦官之害还是有见识的，宋朝文官集团，可以说清醒地认识到了宦官、女谒、外戚这些势力对皇权的破坏性。实际上古代许多朝代都认识到了宦官之害，但是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执行方面，往往流于形式，这种搞形式主义的情形，自古就有。

宋朝不立“内朝”，对宦官、女谒、外戚这三类最容易借皇帝之势破坏文官制度的人防范甚严。比如说一方面“养之以丰禄高爵”，另一方面又“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这些措施也是历代比较常见的措施，意在给身边人以高官厚禄，让这些身边人忠心耿耿没有二心，尤其是让他们玩物丧志。这些对皇权有威胁的人，皇帝最喜欢他们沉迷于声色犬马，不要心存它念。

宦官之害，后宫干政之害，和外戚之害，可以说是同根同源，宋代对后妃外戚的权力也极尽约束。历史上，宋代虽然多次出现过太后“垂帘听政”的事情，但从总体上看，宋朝垂帘的太后都谈不上专权、乱政，宦官当然也谈不上乱政。

实际上，宋朝这些垂帘听政的后妃，说白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暂时代行皇权而已，在整个宋朝以外统内的大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内宫不可能侵夺宰相和百官之权，这就使得宋王朝自始至终，基本上能够按照“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原则运转。

宋代的宦官，实际担任军职的情形还是比较多见的，虽然他们大多属于临时派遣的临时工。比如说宦官秦翰作为三朝元老，就多次参加军事行动。宦官王崇贵也曾先后出任过监军、都监、钤辖、都钤辖等军职。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宋朝君主自杯酒释兵权以来，对武将猜忌甚深，甚至于宋代的大多数地方武职人员，基本上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地方政治的，这有点像钦差大臣或者巡视人员，属于不稳定的工作，以至于这些人往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工作都是敷衍了事，这也是宋代王朝灭亡的隐患。不过，宋朝君主对宦官好像相对比较放心，因为宋代宦官多有直接出任主帅的情况。

北宋前期镇压李顺起义（993-995年川蜀地区）时，宦官王继恩官拜剑南两川招安使。镇压方腊起义时，宦官童贯官任江浙淮南宣抚制置使，俩人都身居全军统帅之位。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制度，始终是与君主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专制下的多妻制，使得皇家内部的仆人，必须不能有一个男人。也就是说，整个皇室宫院里，除了皇帝本人，不允许有另外一个成年男人。

这种多妻的制度，早在孔老夫子所推崇的周朝就有了。《周礼》说：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专制君主为了保持世系血统的纯正，为了满足独占的欲望，视宫中女性为专属的玩物，绝不容许他人染指。据研究，中国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宦官制度。

宦官的基本身份，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既然是家奴，那么就跟一般的家奴有着同样的职责任务。巍峨雄伟的皇宫禁院内的角角落落，都需要太监宫女们洒扫守护，皇家子孙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上自宣谕传旨、承接题奏，下至洒扫庭除、吃喝拉撒，可谓包括了宫中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朝为什么没有宦官当权？

这个问题要从唐朝的宦官问题说起，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特别严重，甚至可以废立皇帝，甚至斩杀大臣，毒杀皇帝，所以继承了五代十国后周政权的赵宋政权从建国之初就对宦官权利进行限制，制定严规，宦官不得干政，只是家奴，虽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大抵也不能作大，此其一，其二，终两宋，文官士大夫阶层异常强大，赵宋皇帝一句与士大夫共天下，使得文人骚客潸然泪下，一片赤胆忠心向朝廷，东华门唱名更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文风极盛，如此强大的文官集团绝对不可能允许宦官专权的情况出现。此内外两因直接导致两宋内庭权力缩小，难以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