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战争史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讲究策略和谋略，而外国大多数都是正面硬刚？

西方的军事著作，比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讲得是什么？都是战场上怎么排兵、怎么布阵、怎么后勤，还有在这种天气下你应该怎么做、在那种地形中你应该怎么做。这本书完全不像是军事家写的，更像是工程师写的，全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中国的军事著作，比如《孙子兵法》，讲得是什么？其中的地形篇、火攻篇也是这种技术性问题，但主要是战略、战术这种高度抽象的原则性问题。但是，看这种兵书，真能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吗？对于庙堂之君和画策之臣，而且还是那种顶级的，或许有用。而对于临阵的将军，用处非常有限。

关羽夜读《春秋》、杜预注解《左传》。这两个人都是武将，他们为什么不读、不注《孙子兵法》呢？因为没用，所以不读、所以不注。

实际上，关羽读的也是《左传》。你看一眼《春秋》就知道为什么了。某年某月某家国君来访、某年某月我家国君出访、某年某月某家国君被杀，《春秋》记得全是这种东西。关羽就是再好的耐性也读不进这种历史大事记。所以，关羽读的也是《左传》。

《左传》既是史书又是兵书。但《左传》兵书跟《孙子兵法》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左传》直接记录战争细节，大大小小的实战案例不计其数。关键是这些战争的组织部署、攻战杀守、计划执行、前线后勤以及动员总结，全都有。更神奇的是还有视角转换，一场战争，先从我方角度说一遍，我们是这么打的；再从对手角度说一遍，我们是那么打的，最后再来一个总结。

所以，打仗拿着一本《左传》比拿着一本《孙子兵法》更管用。后来，到了明清之际，皇太极、多尔衮这些人估计是看不懂《左传》了，自然也看不懂《孙子兵法》。那怎么办？直接拿着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当兵书用。

说这么多，主要是讲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孙子兵法》不适合当兵书用。

首先是细节不够、抽象过度。

为什么像老子的《道德经》哪哪都能用，打仗可以用、理政也可以用、经商还可以用，甚至搞办公室政治也能用。原因就是抽象。《孙子兵法》，也是这样，够抽象所以适用场景才够多。甚至还有各种倒因为果的解释：垓下之战是以多胜少之战，汉军至少五倍于楚军；然后，《孙子兵法》讲了“五则攻之”；所以，韩信正是按照《孙子兵法》打得垓下之战。如果打败了呢？打败了，还有“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韩信轻敌必败、汉军骄兵必败、项羽穷寇就不能追。这就是抽象的好处，不怕你没得说、就怕你不会说。

其次是不合时宜、作用有限。

《孙子兵法》成书的时间下限是公元前512年，不可能再晚了。而就在公元前512年，吴国进攻徐国，竟采取了水攻灌城的办法。而公元前455年的晋阳之战，智瑶也采取了蓄水灌城的办法。但是，水攻的手段，《孙子兵法》可没说。成书之时，就被时代打脸。而进入战国战争之后，《孙子兵法》就更没法用了。战国战争，跟春秋战争，完全是两个路子。前者比赛踢正步、后者非要往死里打。你拿着春秋时代的战争经验总结，去指导战国时代的战场实践，那就是怎么玩怎么死。这就是不合时宜，而接下来便是作用有限，甚至全成了倒因为果。自己一枪打了“十环”，然后拿出《孙子兵法》，对应到某个章节说：你们看，我高不高，就是按照《孙子兵法》打的。

把这个问题说完，接着再说传统中国打仗是不是主要靠谋略。既然《孙子兵法》都没用了，那么谁还主要靠谋略去打仗。

把中国历代的战争总结一番，你总能在《孙子兵法》里找到对应的章句。一个原因是够抽象，《孙子兵法》要是找不到，那就去《道德经》里找，总能找到；一个原因是倒因为果，打完十环再跟《孙子兵法》搞印证，肯定能印证出来。

那么，谋略就没有吗？有用，有时候非常有用。但不是那种诡计级别的兵法，而是阳谋级别的战略。而这种战略，往往却需要形势来配合。所以，你很难总结出一个普遍规律。而就具体的战争来说，往往都是实力碾压。

但这个实力，却不见得一定是国力。宋朝的国力绝对比西夏、比契丹更强，但宋军为什么总打败仗？与其说宋朝谋略失当，不如说实力没能集中或不平衡。或是庞大的国力没能发挥应有的力量，或是经济实力太强而军事实力太弱。所以，最后还是实力不济。

在《杀戮与文化》这本书中，美国人汉森详细介绍了西方军事胜利的秘密，即西方特有的文化。文化也能打仗吗？接下来再说西方战争的特点。

这个特点主要是区别于东方的。西方打仗基本上不讲什么谋略，大多数是面对面硬刚。简单说就是两军摆开阵势，然后拿刀拿枪互相杀、杀到最后一个为止。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西方人就不懂这个道理吗？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能够导致整个系统的戏剧性变化。正是因为原初文明存在的某些微小差异，导致很多事情大相径庭了。而在战争文化上，就表现为东方重谋略而西方玩硬刚。这里先说西方是怎么打仗的，再说原初文明是怎么差异的。

西方也讲谋略。但是，这种谋略特别初级，跟中国没法比。

在西方军事史上，北非的迦太基人汉尼拔，被称为战略之父。就是说这个人特别擅长战略，所以才把罗马人打得鬼哭狼嚎。但汉尼拔到底采取了什么战略？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本来是隔着地中海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打仗。但汉尼拔耍流氓了，他搞了一个大迂回，硬是绕过阿尔卑斯山，跑到了罗马人的后方。然后，避实就虚、出其不意，在意大利北部重创了罗马军团。据说，坎尼一战就干死或俘虏了7万罗马精锐。这就是战略之父的战略神操作。

就这么简单吗？总是战略对战略，就是开地图炮，怎么说怎么有理。当然也有细节的战术，即汉尼拔是怎么执行战略的：一个是汉尼拔在冬季解散了西班牙战士，让这些人全部回家、去高消费。等没钱了，这些人在开春之后全都回来，继续给汉尼拔当雇佣军。再一个是李代桃僵，把西班牙雇佣军派到北非搞防守，而把精锐的北非军团换到欧洲搞迂回。第三个是争取法国地区的凯尔特部落的支持，因为搞迂回需要这些人帮忙，起码得从人家地盘过。最后就是一个临阵微操作，这个微操作被西方人吹得神乎其神，称为坎尼模式。实际上，根本没那么传奇。简单说就是中间后撤、两翼包抄，最后搞歼灭战。韩信垓下之战，就是这么打的。但是汉军比楚军人多，而迦太基人却比罗马人少。

如果大迂回是战略操作，那么这些就是战术操作。然后到此为止，这就完了，没别的了，这就是战略之父的全部谋略了。战国逐鹿、楚汉争霸的战略战术操作，可比这复杂多了。

关键是汉尼拔折腾了一个大迂回，还是撞上了罗马共和国的精锐主力。在坎尼会战中，上阵的罗马人可不是老弱病残，而是精锐。光阵亡的高级将领，也就是曾经当过执政官、保民官和财务官的，就有八十多人。所以，与其说是坎尼会战是战略取胜，不如说是硬刚取胜。这一战，就是迦太基人比罗马人能打。

所以，西方人的谋略也就这样了。编出故事来，一点儿也不好看。那西方人到底是怎么打仗？就是硬碰硬，要么我杀死你、要么你杀死我，简单、直接、高效而且暴力。举例子说一下这群人是怎么硬刚的：

比如马拉松之战，希腊的城邦联军一万，波斯军队十万。这是十比一。按照《孙子兵法》，人家叫十倍围之，这仗没法打。按照《三国演义》的套路，那就该找个博望坡放把火，或是找座坚城玩死守。

但是，希腊人却不这么玩，而是把军队拉到马拉松平原，跟波斯人硬刚了。关键是平原的周边全是沼泽地，想跑都没地方跑。然后呢？希腊人战死192人，波斯人战死4500人，马拉松战役获胜。

再比如温泉关之战，也就是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历史脚本。薛西斯组织了六十多万大军，而希腊人这边只组织了7000人的联军。关键是联军主力没能及时杀到战场，只有斯巴达国王带了三百人跑到温泉关干仗了。然后呢？几天时间，这三百人杀了薛西斯两万多人，就是这么硬。

而后来的萨拉米海战，则是雅典人派出了两百艘战船对阵波斯人的一千艘战船。然后，几个小时就结束战斗，波斯人的一千艘战船全军覆没。

而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时候，那就更是悬殊的比分。

公元前331年，在惨烈的高加米拉之战中，波斯人阵亡五万、马其顿人阵亡一百。也就是说，每死一个马其顿战士，就要有五百个波斯人陪葬。这种仗，马其顿人到底用了什么无敌的战略战术或神乎其神的谋略吗？

马其顿人的所有战斗，都是高加米拉模式。读懂这一战，也就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是怎么打仗了。因为他只有这一个模式。

首先，两军对阵，一面是马其顿人、一面是波斯人，肯定是波斯人多。

其次，马其顿阵线缓缓向右、逐次展开，简单说就是右翼死命前出迂回，摆出一副要从右面回包波斯人的架势。

第三，波斯人肯定要抽调兵力去保护侧翼，马其顿人往右、波斯人就要往左，因为两军对阵左右是相反的。

第四，马其顿人不断右翼前出，波斯人不断向侧翼增兵，这时候就会导致波斯人的中央部位出现缺口。部队就那么多，侧翼多了、中间肯定少了。

第五，左翼做轴、始终不动，马其顿人的左翼不动，那波斯的右面也不能动，甚至还要往马其顿的左边杀。所以，波斯人只能从中央抽兵，就一定会形成缺口。如果不出现缺口，你怎么办？不出现，马其顿人就不停地右翼出击，非要让波斯人出现为止。因为波斯人不能不保护自己的侧翼。

第六，只要波斯人的中央部位出现缺口，亚历山大和他的精锐部队，主要是伙友骑兵、持盾步兵和长枪方阵的组合部队，就会立即发动中央突击，这就是冲击性作战。

最后，一旦中央部位被突破，波斯人立即崩溃，波斯的部落兵四处逃窜、马其顿的职业杀手随后追杀，战争变成了屠杀。

亚历山大大帝的所有战役，都是这么打的。而且，就这一招，从来不换。大流士三世知道亚历山大会这么打，而亚历山大也知道大流士三世知道自己会这么打。但是，知道了也没用，两家就一直打明牌。而且，马其顿从不搞偷袭、从不夜袭、从不诡计，一直是摆开阵势然后硬刚。

就在高加米拉之战前夕，老将帕米尼奥建议亚历山大搞夜袭，因为波斯人太多。但亚历山大却说：我不会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来窃取胜利。

难道西方人就不懂兵者诡道的道理吗？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面对面硬刚。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写：

据我所知，希腊人习惯于以最愚笨的方式进行战争。他们互相宣战之后，便着手寻找最好最平坦的平原，在那里拼个你死我活。战斗的结果往往异常惨烈，即便是胜利一方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至于失败一方，则将面临全军尽殁的命运。

西方人就是这么打仗的，那原因是什么呢？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美国民主得益于三个因素，分别是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如果给这三个因素排个序，那就是：民情大于法制、法制大于地理环境。

而这种民情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有文化。西方人的战争与他们的文化紧密关联。而这种文化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则与他们的原初文明的特殊差异密切相关。

西方的原初文明是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认为西方文明有道统，那就是两根支柱，一根是雅典的理性、一根是耶路撒冷的信仰。而雅典的理性更原初。所以，探讨西方的人的战争文化，就必须回溯古希腊是怎么打仗的。

在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希腊内部的战争就是这种简单、直接、高效而且暴力的模式。甚至，比后期还要生猛，被称为“一天战争”。

简单说就是两拨人或两个城邦互看不爽了，然后就打一杖。打仗之前要宣战、要约定地点、约定时间，然后各自准备军队。完事之后就要打仗，两拨人在战场上一个一个地杀，要么杀到最后一个人、要么有一拨人被杀怂。而战争的时间基本就一天，所以才被称为“一天战争”。

为什么会是这种方式？首先是人，战士都是自耕农或小地主，有私人财政和政治权力的公民；其次是制度，特有的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传统；第三，底层则是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结合。

这就决定了希腊的军队不是雇佣军，而是公民军。所以，只要投票决定打仗，那参与投票的公民就会回家抄家伙，然后准备干仗。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家园，所以只能一个一个地杀、杀到最后一个为止。而这就是希腊以及后来西方的民情。这种民情决定了希腊的这种战争方式，即简单、直接、高效而且暴力。

马其顿人征服了希腊，却没有毁灭这种文化，而是将希腊文化发扬光大了。后来的罗马人，也是按照希腊人的战争文化组建了罗马军团。而这种战争文化一直主导了整个西方，甚至在现代也是如此。

就这一个原因吗？

这讲不通。这么打仗，的确简单、直接还暴力了，却未必高效。高效，要求以最少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益。你都把人杀没了，还有什么收益？打败的，肯定是俎上鱼肉。而打胜的，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原因如下：

首先，雇佣军打仗才会在乎战场收益，比如波斯人，波斯战士都是把钱揣在腰包里，然后上的战场，希腊人不在乎这个。其次，这是希腊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希腊的环境根本扛不住中国式的持久战争，搞持久战不会被打死，肯定被饿死。

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是农耕加工商，资源要在整个地中海流动起来，人才能活。你搞个楚汉争霸式的全面战争，然后打个四、五年，那大家等着一起饿死好了。

那么，东方式重谋略的战争以及西方式玩硬刚的战争，到底哪个更为优秀呢？简单说东西两支军队碰到一起，谁能获胜？

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较量，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找底层的逻辑，那就是雇佣兵打不过公民兵。

而后期的军队组织方式，大多是这种西方式的。现在各国军队的操典，要么是英式的、要么是德式的。这也能给出答案。军队要排成密集队形行进，其来源就是古希腊的重装步兵。

中世纪的欧洲，分裂得一塌糊涂。但是，伊斯兰世界为什么没能扫平这里？跟这种战争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伙人太不好惹。

所以，《杀戮与文化》这本书，才会认为说西方军队的胜利是西方的文化。这个观点已经招致了很多非议。用一种规律来解释历史，招致非议，是难免的。但我们也没必要觉得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人家讲得有道理，该认就要认，没必要妄自尊大。

但也到不了妄自菲薄的地步。因为中国也有中国的特点。西方人的这种战争文化，在中国几乎没法玩。民情不允许是一个重要方面。西方的民主和雅典的理性，是人家所独有的。是好是坏，都是人家的特色。主要说一些古代中国战争的特殊情况。

首先，大秦帝国也有类似于这种公民军，而秦帝国却二世而亡了。

秦锐士也是密集队形，而且也能把对手杀到崩溃。这就是战场无敌了。而战场无敌的根本原因，是秦战国的普遍爵位制。普遍爵位制，相当于给了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的资格。所以，秦军打仗，根本不用吴起吮疽来激励，有普遍爵位制就行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公民军。

但是，秦帝国却二世而亡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靠这种军国主义的套路，根本就无法实现统治。这就是原因。

第一，肯定不能把人都杀光；第二，杀人却无法诛心。你看古罗马对付迦太基就行了：女人卖为奴隶、成年男人全部杀光、儿童直接阉割，这还不算完，甚至还把人家的土地撒上盐。胜是胜了，但胜得毫无道义。帝国要有超越性，但超越性必须有道义。所以，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原因就是缺乏这种道义性上的超越性。

第二，兵法可能没用，但谋略必须要有，尤其是在古代中国。

因为规模不一样。

大蒙古国横扫欧亚大陆，为什么被弱到极致的南宋绊住了半个世纪？

蒙古人的手段比西方人还要残酷，而且不在意是不是玩诡诈。而游牧骑兵的组织优势和效率优势，早被成吉思汗开发到了极致。一个一个地杀、杀到最后一个为止，你们西方人可以有。而蒙古人真能给你杀得一个不剩。所以，蒙古西征的时候，西方人也被杀怂了，那种古希腊的战争文化也没能扛住。

但南宋是什么回事？

蒙古人不讲谋略，只讲杀戮，然后多路齐头并进、每一路都是主攻。但是，面对秦岭淮河几千里的战线，杀进来可以，但站不住，最后还是要退兵。于是，蒙古人也讲谋略了。蒙哥大汗时期，蒙古人搞了一个几千里大迂回，直接迂回到了云南。最终决定南宋生死的是襄阳之战。而献策首攻襄阳的是南宋降将刘整。一旦突破襄阳，蒙古大军才把南宋灭掉。在中国打仗，不讲谋略、只讲实力，连蒙古人玩不起。

亚平宁半岛才多大地方、地中海沿岸才多少方圆，一条长城就差不多了。而除了长城，还有黄河、淮河、长江。内部山河更是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千里关中、固若金汤，山西高地、俯瞰天下，江淮平原、河网密布。游牧骑兵可以纵横华北平原，但是换到江淮平原，就要组建水军；而换到四川，就要有山地部队了。一个一个地杀、杀到最后一个为止，能把自己累死。所以，西方人的这套硬碰硬的战争逻辑，在中国就没法玩。所以，在中国的战场上，真能出现一个谋士抵过十万大军。

所以，造成东西方战争方式差异的原因，用托克维尔的解释模型，最合适：一个是地理，一个是民情、一个是制度。

而到底是正面硬刚还是谋略取胜占优呢？看用在哪，也看怎么用，还看到底要实现一个什么目的。

在中国，不讲谋略的成本太高，完全不可想象。在西方，特别是希腊时代，正面硬刚最合适，还不耽误生产生活，一天打完最好。因为地理环境不一样，特别是规模完全没法比。

秦帝国和秦战国可以正面硬刚，但以后的军队真心不能这么干了。公民军才能硬碰硬，雇佣军凭啥去送死？秦汉以后再无普遍爵位制，历代中国王朝还哪来的公民军？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军队的组织和战场的较量，基本都是一种西方式的。但未必是因为西方的战争文化古，而是民族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可比古希腊文化强悍多了。在民族主义的民情基础上，诞生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则是完全不同的制度模式。这就是民情和制度所决定的。

最主要的一个，是目的。你要是为了实现统治，那就不能玩杀戮。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前线将领的一味杀戮，硬是把十三块殖民地给杀没了。你要是为了实现胜利，杀戮的手段确实简单、直接、高效而且暴力。但杀戮完了呢？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最强、最行、最能杀吗？美国在中东、阿富汗等地的战后残局，已经证明了这套逻辑讲不通。

纵观世界战争史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讲究策略和谋略，而外国大多数都是正面硬刚？

欧洲人与成吉思汗第一次交锋时认为蒙古人都是野蛮人没有谋略，事实上欧洲的铁甲骑士装备精良，即使正面硬刚也不会吃亏，但是在与匈牙利国王纠集的十万大军面前，蒙古人只有八万，而匈牙利国王也并不急于求成，因为还有四万援军正在赶来的路上，欧洲联军欲汇合后给予蒙古人致命一击。

但令国王没想到的是，蒙古指挥官窝阔台悄悄兵分两路，只留了四万驻守，派出四万大军又兵分两路各两万于半路截杀联军的援军并大获全胜后返回，这让匈牙利国王大吃一惊，骤然发现对面敌军技高一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联军用诡计骗得德军重点布防加莱，而真正登陆点却是诺曼底，在登陆前两军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体现了欧美人高超的战争艺术。

但同样是这群胜利者在朝鲜遇上志愿军时就被打懵了，他们的谋略远远不如志愿军深，十分被动。在联合国军换上李奇微后，这名二战名将终于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即后勤保障不足只能维持七天的进攻，俗称礼拜攻势。志愿军也确实一度被克制，但彭德怀并未冒进而是进行了战略性边打边撤，这让李奇微消灭志愿军主力的战术计划未能得逞。彭德怀曾给予美军极高评价，他说美军和日军不同，打不过时立刻撤退而非蛮干，这么做是对的。美军是中国军队建国以来遇到过的最聪明的部队。

所以不要以为外国人不会用计，世界战争没有一场是傻干硬刚的，都是诡计多端。只不过欧美人的谋略远不如精通孙子兵法的中国人算计深，所以显得他们不是在用计谋。事实上即使是海湾战争，美国拥有绝对实力，但是如何打好这仗也是经过了周密部署，美军从来不会不顾士兵生命进行暴力硬刚，在美军记载的战争过程描述中对伊拉克军队有非常客观的评价，即萨达姆的共和卫队极其不容易对付，若稍有闪失都会带来美军巨大损失，所以每一次战役前都是反复研究，而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直接派飞机不停炸就完事了，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美国也是老谋深算的行家里手。

纵观世界战争史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讲究策略和谋略，而外国大多数都是正面硬刚？

我是老威，我来回答。

最典型的战例就是和波斯帝国的战争。比如马拉松战役，当时就是一万多名雅典步兵在海岸列阵，通过正面硬刚的作战方式把几万名波斯帝国登陆的部队给打垮了。原因就在于这些雅典士兵都是公民兵，每个人都是雅典的公民。雅典实际上主要是由这些公民组成的，雅典政府维护这些公民的权益，这些公民就能够从内心来说愿意为雅典作战，所以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往往都是列成方阵阵型对战敌军，他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侧翼交给自己的战友，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就跟上填补前面的空白，人人愿意为集体去作战，去牺牲。而带领他们的，可以是将军，也可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将军如果不幸战死了，马上可以有人顶替他继续指挥作战，而军队并不会因此垮掉。

相对于他们而言的波斯帝国就是另一回事，国家的最高元首是国王，然后是他的大臣、贵族，国家是为了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利益而存在的，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统治层的利益，所以士兵作战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为自己而战，而是为国王，为贵族而战，作战积极性自然不高，需要他们的将军领着他们甚至是后面的督战队督战才能上前线和敌人作战。这种情况下，一旦带领他们的将军死了或者逃跑了，整个军队就垮掉了。

马拉松战役的结果就是雅典正面硬刚，打败了波斯军队，最后伤亡也就一百多人，当然有一个人跑到雅典跑死了，奥运会就有了马拉松项目。

至于后面的温泉关战役也是斯巴达公民兵的杰作，几千人顶住了几十万人的进攻，顶了好几天。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希腊地区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地区，物产并不丰富，就使得当地人必须要通过经商才能获取生活种种必需品，而地中海的环境也给经商创造了条件。一旦经商，就需要平等的协作，哪怕是一开始可能看不起对方，但是在长期的交易协作中也会慢慢的平等起来，因为一旦不平等，交易往往就无法长久持续下去，可能今天你赚的很多，但是到了明天你的生意就肯定做不起来了。比如一锤子买卖，来一个客人你宰一个客人，这样的情况下，生意肯定不长久。

产生了交易，就意味着你有别人需要的，别人也有你需要的，长久下去，双方关系也就平等了，当然，就不能产生一个强权的个人或者组织，不然的话，交易也无法持续，人家给的价格太苛刻，另一方是不会和强势的一方交易的，他随时可以找别人交易。也就是这种氛围的影响，造成了实际上希腊地区的主要城邦都没有出现过绝对权力的国王。以至于后来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帝国，哪怕是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出现了皇帝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绝对的集权。

正是因为协作关系构成的社会，所以个人需要的是协作，而不是突出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整体战斗力。

当然，西方也出现过谋略大师，比如汉尼拔。但是汉尼拔之所以被称为“战略之父”多半是因为著名的坎尼战役，拿到我们东方来说也算不上多有谋略。整个战役实际上就是摆了一个口袋阵，中间是比较弱的士兵，两边是强兵，打的时候罗马军团自然是中间突破，但是突破到口袋深处的时候汉尼拔布置了强兵在后排，一时间罗马军团就突破不过去了，然后汉尼拔出动骑兵在侧翼进行包抄，就实现了对罗马军团的包围，从而获得了战役的胜利。

再比如说近代的战争，西方人作战都是士兵们拿着枪组成方阵，然后集体朝对方射击，前排倒下去了，后排的填补前排，对方也是如此，实际就是双方都对着对方射击，不管死了多少人都不退，直到一边把另一边都射死了为止。

到了现代战争时期，由于科技发展，武器也多了起来，作战手段就多了，而在多场大型会展当中，也很少见到过真正的谋略型的战役，大多数都是靠的正面硬刚。

实际上我国历史上正面硬刚的典型也是有的，比如项羽就是一个正面硬刚狂人，打仗基本都是靠的正面硬刚赢的，基本不用谋略，至于偷袭之类的他根本不屑，不过这样的战将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少。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农耕文明就意味着需要集权，因为农业的抗自然灾害能力再古代史很差的，有时候风调雨顺收成好，但也会遇到灾荒的年代，收成很差，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调度资源进行救灾，帮助受灾农民渡过灾荒之年。同时我国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调度全国的资源发展国防，保护中原广大的耕地地区，保护国家的经济。

正是因为在这种集权的情况下，我们有了“擒贼先擒王”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把对方的主将干掉了，那么对方正只军队就完了。事实也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的多次战役中，许多战败的例子就是因为主将被对方打掉了造成的。

在集权体制下，国家机器维护的必然是统治阶层的利益，往往和多数老百姓无关，老百姓当兵就是为了吃饭，一旦遇到要他的命了，他那会拼命呢？

因此在我国历代战争中，谋略就比正面硬刚的重要性更大一些，许多精彩的谋略就上演的，如反间计、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等策略屡见不鲜。

甚至到了现代战争，谋略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孟良崮战役，当时粟裕就是看准了张灵甫一定会上孟良崮，也看准了国民党一定会救援不力，所以敢于集中华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吃掉74师。这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对方心理的基础上制定的作战计划，换了西方人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

纵观世界战争史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讲究策略和谋略，而外国大多数都是正面硬刚？

这说法是错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书籍过分夸张个人的能力，总喜欢把整群人的功劳归功到于一人身上去，而忽略其他人的付出，这就显得没有什么硬实力。我们可以拿孙子兵法来举例，历史上第一个把孙子兵法作用得炉火纯青的人是孙膑，因为孙膑当时硬杠的对手是当时天下第一强国魏国。但是呢，孙膑的孙子兵法运用并不代表他就能飞叶伤人，隔山打牛杀人于无形，他依然是靠士兵去正面杠，国家去正面杠。

我们以两陵之战来举例。桂陵之战时，孙膑带领齐国部队用围魏救赵的方法逼迫魏军放弃继续进攻赵国，并在桂陵截击庞涓带领的魏军，历史上将这场战争的胜者归类于齐国，但是呢，整个桂陵之战魏军阵亡人数大约是1.3万人，而齐军阵亡人数是2万人，接近魏军一倍。齐国的进攻也没有对魏国形成真正威胁，而赵国国都邯郸依然也被魏军攻破。所以，这个胜与负的界限真心不好界定，只能说齐国第一次让魏国没有赢得那么漂亮。

再以马陵之战为例，马陵之战时魏军确实损失很大，10万大军全军覆没。但是呢，齐国的阵亡人数也高达8万多人，受伤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这完全就是一场惨胜。假如不是当时齐国的国力足够强盛，假如不是齐国士兵足够奋勇拼杀，跟魏军正面硬杠，那么也没有所谓的谋略什么事了。

纵观世界战争史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讲究策略和谋略，而外国大多数都是正面硬刚？

胡说八道。

兵者，诡道也。古今中外，所有的战争，都充满了智谋。用间使诈，逗引埋伏，外国人照样玩的很溜！

很多人印象中，外国人只会排着方阵愣愣的死打硬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古代的不说，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盟军声东击西，采用假军营、假装备、假情报、假电磁信号等一系列措施，成功欺骗德军，让德军错误的以为加莱地区才是盟军的登陆方向。从而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因为中世纪欧洲实行骑士制度，军队主要由骑士及其随从构成。这些骑士能够为自己购买最好的武器装备。

久而久之，欧洲人对武器装备的质量就到了偏执迷信的程度。弓箭是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铠甲是最坚固的，从锁子甲到板甲，说实话，是超越中国古代铠甲的。直到清朝初年，清军在西部地区缴获了锁子甲，还当做珍宝。

武器装备好了，人的胆气就壮了，打起仗来就喜欢横冲直撞，谋略就用的少。

中国的史书，对战争记载十分简略。很少记载战场的具体情况，最多就是记载一下战前和战时谋略的过程。

中世纪的欧洲战争，则是事无巨细，都有细致记载。包括双方兵力多少，武器装备，具体战场态势都有详细记载。这样反而显得谋略不足。

中西方这两种风格，至今在影视作品中仍有提现。我们拍的战争片，大篇幅表现指挥部的决策过程。欧美的战争片，主要表现战场的战斗细节。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战争片是指挥部真实。外国的战争片是战场真实。

其实，如果读过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会明白，行军打仗，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训练、如何指挥、如何联络、后勤保障、医疗急救等等，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绝不是指着地图比比划划就能打胜仗的！

中国重谋略，外国何尝不重谋略？

西方追求精密细致、立于不败，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古今中外，殊途同归，战争之道，有备胜无备，多谋胜少智，强力胜散弱。期待决无它法。

纵观世界战争史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讲究策略和谋略，而外国大多数都是正面硬刚？

原打算先说说战争史，转头一想，还是把结果，先讲出来吧。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间现代的军校，其教授的主要军事理论，主体都是西方人总结和提炼的，而这些理论的来源，就是他们的战争策略历史。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有些不同。

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文官化，和西方的封建领主治理相比，文官的治理无疑是一种，更加文明的社会治理方式，让历史上的大部分中国人，可以摆脱直接武力统治的命运，好歹可以有个制度依赖。尤其从隋唐开始，中国的官员，大量来自科举。

这就导致了，中国相对很和平，连续上百年的盛世，在唐宋和明清，都不是稀罕事。另外的副作用，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武官的地位很低，而且中国很多的武将，干脆就是个文盲，即使打了胜仗，军报还需要文官来书写，像岳飞和戚继光那种，能文能武的将领，在后世非常少见。

虽然一群文官们打仗不行，但对巩固自己的地位，踩低武将的作用，他们却是非常在行的。例如在著名的明朝三大征中，对在朝鲜的对日作战部分，在明朝历史中，基本就没什么记载，现代的研究者，还需要去查阅朝鲜和日本的史料，才能完整的还原过去。

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书生懒得去描写铁匠的爱情，如果一定要写铁匠婚姻，那也会按照书生的恋爱方式，来记载铁匠的罗曼史。

所以，当戚继光到福建剿灭倭寇的时候，很多福建的读书人，还跑来问戚将军，该如果用三国演义的战法，对付倭寇。例如：当倭寇一拥而上，乱刀砍来的时候，英勇的戚大将军，当施展何种武功退敌？苦笑不得的戚继光，只好回答这些读书人：乱刀砍过来，乱刀杀回去。

此话听罢，一群读书人当然觉得不满意，于是气哼哼的走了。

拜这些读书人所赐，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大量硬碰硬的战争记载，在书生们的笔下，就这样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文官们丰富的想象和意淫。

事到如今，这种看重策略，轻视刚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吗？

好像也没有，很多的读书人（已经纷纷改称教授了），开始大谈商业营销，仿佛有了营销手段后，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玻璃大王曹德旺等，那些商界大佬们心里很明白，老老实实的产品质量管理，实实在在的货物产量提升，才是企业做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