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在这个网络信息漫天飞的时代，我们传递文件那只是瞬间的事。

举例来说，就是我们中央当天下发到各地方的文件都是即发即到的，加密电传电脑传递分分钟的事儿，那我们古代皇帝下达的圣旨从北京到广州需要多长时间呢？

提到这里脑海里会想到“驿站”这两个字，是的，我国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得是“驿站”，这驿站是全世界最早的信息传递的组织。

在我国古代，一般会每隔 20 里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驿员则立马按照每天 300 里的速度来进行传递。

要是紧急情况，传送速度可以达到每天 400 里、600 里、最快达到 800 里。

而要达到800里，则是要分别由40匹品种优良的马，还有体质健康的驿员以接力式长跑的方式，每隔 20 里来完成，古代的一里比现今的500米要短一点点，这也相当于每一匹马每一段都要跑9000多米。

所以人们常常用“八百里加急”的来形容。

从以上的描述，那么在从如今的北京传递一道圣旨到广州，若是走路那么要用三个多的时间，若水路坐船也要二十日的时间，若是骑马要用十几日的时间，如果是十万火急的快马速送日夜就要四天的时间。

（信使）

如果按照唐代的会更快，因为唐代的一尺相当于是现在的 0.303米，则一里路就是454.2米，然而现在从北京到广州一就是2117800米，如果五百公里为500000米，那么算下来时间大概只需要四天就可以到了目的地，如果能再快一点，那么每天走它800公里的话，只需要两天半多三天不到就能把消息送到了，所以说古代办事效率也是挺高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就相当的大。

最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文件传递： 在汉代的时候，按照制度，由中央向地方下达的诏书。

　　如图这样一级一级的下发文件，需要传递。

可那时候没有网络电脑、高铁，他们传递公文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分别有步递、车递、马递、船递、最后就是信鸽。

然车递、马递是每三十里左右会设有一个驿站。跟据考证，陆路传递公文的速度，慢的是每日行一百六十里，如果加急的可到数百里。

　　汉代的公文系统的完整性客观上基本上为后世王朝奠定了模式，在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如此。

据《大唐六典》里曾经有过记载，在最唐盛的时期就已经设有1639 多个驿站，且专门用来从事驿务的人员就高达共二万多人。

最出名的就是如唐玄宗，竟荒唐的为了让杨玉环吃到最新鲜的荔枝，讨得她欢心，利用驿丞给自己宠爱的女人运来荔枝。

（玄宗和杨贵妃）

到了明代，皇帝为了使政令通达，就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联络“通讯”系统，而这个系统则是由三部分组成：驿传（信使）、急递（现在的邮政）和递运（运输）。

围绕北京这个地方，这个庞大的网络系统下共有1936个驿站，驿道总长143700里（合84200公里），每隔60或80里就设一个驿站。

然后传递快信就用急递，每到10里就设一个急递铺，送信的骑马就从前一个急递铺转到下一个急递铺，骑行速度是300里/h，简单的说就是两个急递铺之间用时为45分钟。

（明驿站系统）

其实在现在看来中国古代驿站、宣传亭，相对于其他古老帝国，确实是高科技的。

但是随着后来时代在不段的变化，我们的通讯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就是1839年在英国最早出现的电报线路和架设在大西方的铁路。 　　

歪眼小史工作室

文：小土豆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送圣旨的往死里跑的情况下，最短六天可以把圣旨送到广州。

要知道，古代皇帝圣旨作为最高“命令”，一般都是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的。再用简单点的话说，传一次圣旨到远的地方，死几匹马或者死几个士兵、传信使那可是很正常的。

广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王朝的首都之地，传圣旨是难度颇高的地方，仅次于西南的贵州。

古代的没有什么发达的机械交通工具，那些马车并不是最快的交通工具，而单独一马一人，这才是最神速的组合。为了掌控天下，且保证完整的“信息渠道”，古代对于“信使”而言，其实他们每天都在开启“马拉松”的命运，不止是送信的驿站的那些马，死亡率偏高，就连在马上奔波的信使，都有可能劳累过度，造成各种意外死亡。

古代中原王朝的首都往往都是定都在北方，其中长安（西安）、幽州（北京）、开封等都是热门城市。宋代以前，以陕甘一带为主，南宋时，以江南为主，宋代以后，以华北平原的幽州为主。

这里就涉及了不同朝代，传信到广州的时间长短不同，还有跨过的地形不同，旅途艰难程度也是不一样。

我国封建王朝中，秦代是为最早的朝代，也是最早定都陕西的王朝。

陕甘地区在周代、商代以前，一直被认为是诸夏民族的发源地。而周代时，天子都城在陕西、河南交替，而始皇帝还是选择了陕西。

陕西西安距离广州的直线距离将近1600公里，也就是3200里，但要是从陕西过来广州，绝不是奔着直线冲锋就行的。

陕西位于二级阶梯，通俗一点地讲，南部的秦岭刚好又是南北分界线，从陕西南下，要爬山。不想爬山就得绕路，但绕路还不如爬山。古代的山崖绝不像现代一样有着大量的机械去开发维修，那可是真的“难于上青天”，什么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到了古代都要大打折扣。

对此，我们借用“荔枝”视线来看从陕西到广州的行程难度。

在汉代，《后汉书》有记载：

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

这是汉和帝时期的记载，由此可见，为了送荔枝跑死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死了继续再找人跑，牟足力气跑。

而再著名一些。就是到了唐代“妃子笑”。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实当年给杨贵妃送荔枝，运的就是高力士老家凉州（茂名高州）的荔枝，这与广州的地理位置最为相似，也相近。

而对于妃子笑的记载是：

杨贵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其味未变，已至于京师。

没有变味，这意味着，并没有超出荔枝5天以内的保质期。而唐代，关于跑驿站的制度是一天必须“六站”，一个驿站相距十五公里。但，送荔枝和圣旨是一个级别，属于跑死人和马都不能停那种，所以大概估计，当年实属跑出了一天五百公里，也就是1000里的水平，只有如此才能快速到达长安。

唐代驿站制度相对完善了，所以唐代牟足了劲，从首都跑到广州大概四天，汉代因为驿站的补给差距，最长也不会超过六天。唐代与汉代的交通力量相比，只是制度和资源占优，在交通工具上是差不多的。

而之后的时代也是如此。

定都北京、河南，南下有大平原冲刺

河南，作为与陕甘并列的诸夏民族富庶之地。

定都开封、洛阳的王朝不少，正统的与不正统的都极其繁多，地方的财富和文化丰厚。

而北京，在公元十世纪后才逐渐成为中原主角。

但无论是定都河南，还是北京。这两地都有大优势，那就是有着大平原以及密集的城市群用于补给，这对信使本身来讲，是有着极大的铺垫作用的。

就宋代河南而言，从开封拿着圣旨南下，直奔岭南地区，这一路距离并不长，但也在3000余里，但其胜在资源优势上。因为宋代马少，要是想着跑死马送圣旨那也不现实，所以宋代的信使和马稍微有点优待。

大平原地形使交通更加舒适，不再颠簸得厉害。

到了后期，定都北京。北京一样有大平原：华北平原。

当年契丹人南下、金人南下，靠的就是华北平原这个巨大的滑滑板，一路冲刺到河南，威胁北宋。所以定都北京，如元朝、明朝、清朝，当年圣旨南下是要比宋代更要累一些的，毕竟又长了一些路途。

而南宋时期，还有明朝永乐帝以前，定都的都是在南方。

一个是在临安（杭州），一个是在南京。

其实在南方城市南下，相对而言会轻松很多。无论是临安还是南京，南宋时以及明代时，都已经有了强大的经济水平，信使南下广州的渠道非常完善，八百里加急可以做到真的完美无缺。

因为河网密布，补充水资源很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一路过去，贸易商路发达，在路上找到备用马匹难度并不高，这对于千年前从汉首都跑下来苦哈哈的信使来讲，那可真的是幸福得太多了。

而到了清代，本质上的交通工具并没有改变，交通效率也只是相对增长，并没有跨时代的进步。就清廷面对着拿着火器都还是信仰八旗的观念来说，依旧没有脱离出“跑死马”的思想观念。

当然，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太强的能力，能够建造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

所以在外国人对于清代的送圣旨的记载中，长达十一天、十五天的送圣旨记录都可以看得到。

古代圣旨传送速度公式：基建+马种+行政要求

其实，古代送圣旨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

也不是从古到今这个时间尺度逐渐上升的。

例如清代，国外人记载的史料中就有从北京到广州传圣旨花了半个月的情况，这相比当年唐代安史之乱，六天从范阳跑到长安的速度比，那更是要慢得太多了。

所以，传送圣旨的速度，也有一套紧密的逻辑公式。

首先是基建，所谓基建，便是对于一些艰难险阻地形的道路的开辟和维护，除此之外，最明显的“驿站”的多少也很重要。目前史料记载最完善的《唐六典》，是对开元盛世前后的驿站数量有过详尽的统计。

全天下将近1700个驿站，而每个驿站距离在15公里左右，这其实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地区了，所以就唐代而言，基建已经相对完善了。

对于信使的更换以及马匹的更换，都有着完整的维护逻辑。

除此之外，还有马的种类。

人有强弱，马更有快慢。

古代常说千里马，这个千里马并不是虚指，而是真的指能跑上一千里的马，可谓马中帝皇。

当然，千里马自然也是珍贵的，属于战略级通讯资源，不可随便动用。因此，在唐代，所征服的中亚马成为了唐代信使“飙马”的最好选择。

中亚马体型更加小，但是爆发力更强，持续力也更强，所以自唐代以后，对良马的需求也有所提升。当然，后来的时代越来越难获得中亚马。

最后一个因素便是行政要求。

所谓行政要求，其实也和皇帝的“勤政与否”息息相关，皇帝不勤政，圣旨在路上丢了可能都不想管，皇帝勤政，信使自然不敢耽搁。所以，送圣旨的速度，和行政要求强烈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律法以及政策等因素影响。

综合古今来讲，平均送圣旨到广州的时间在8天左右。

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总不能用现在的互联网速度比。

但话说回来了，如果古代有王朝在广州建都，皇帝就住在广州，那就没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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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假定京城在北京，按圣旨传递最快的速度“八百里加急”计算，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2100多公里，按2100公里计算吧，按照唐代的传递速度，大概要5.8天的样子，也就是近六个整天。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现在的一里路程是五百米，秦汉时的一里约415米左右，唐代的一里约是450米左右。按唐代的这个标准算，八百里就是360公里左右。因此算下来，基本上就是六天。但前提下，六天中，圣旨一直在路上跑，人累晕了，马跑死了，路断了，桥塌了，山贼打劫了等等，这些情况统统不管，反正圣旨就是一直在跑，跑到头了，圣旨就到了目的地。

每传一次，感觉古代的这个快递系统就像是在生一次大病，在打一次大仗。

确实，以驿站构成的古代的快递系统就是一个类似于军队的庞大组织。

在古代的中国，足足有上千的驿站。遇上紧急军令的时候，全国的驿站都要运作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协助士兵尽快把情报送达。在古代，服务于驿站的平民还有士兵足足有三万人，这么一大群人为了传递消息奋斗在前线。

唐朝是中国的盛世，唐朝的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的规模国土面积最大时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唐代的快递产业也到达顶峰，从业人员据推算有两万人。如果没有便利高速的交通设施和通信机制，根本无法管理如此庞大的帝国。

关于唐朝的快递，历史上最有名的当然属杨贵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据说送到长安时，荔枝上还挂着露珠，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不过这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完善的邮驿设施和高效的快递能力。

唐朝的高速公路称为驿路，是整个邮驿系统的基础设施，驿路上建有驿站，配置管理人员，安排驿站田产和经费，以及需要的各种交通工具，马、车、船、骆驼、驴等。

唐朝的驿路修建的非常宽阔，“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当时邮驿或快递的效率也非常高，中央的政令从发出之后，两个月就可以推行到全国各地。

而且，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的快递速度，官方都有严格和细致的规定。

例如，水路方面，逆水行舟和顺水行舟有不同规定。

逆水时，河行30里每日，江行40里每日；

空船行驶，则河行40里每日，江行50里每日；

在顺水中，则无论轻重，一律规定河行一日100-150里。

而速度最快的马递，最快的要求为每日500里。这种速度，即便放到今日，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驿站的名字是从元代才开始的。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站。那时仅在中国境内，就设有驿站一千四百九十六处。驿站的交通工具一应俱全，陆行有马、驴、牛，水行有舟，山行有轿，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420多处，驿船5920多艘，这些交通设施，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元朝还在各州县广泛设置“急递铺”，这种急递铺是专为传递官府的紧急公文的，在全国约有两万处，每铺有几个铺丁，日夜不停地递送文件。

八百里加急 最快的军情快递。

古代的快递最快速度能达到多少呢？上面提到的“八百里加急”就代表着古代快递的最高速度。但凡信件上面注明“马上飞递”字样的，就必须根据规定每天以300里速度传送，如果要是在遇到紧急的情况，速度还要增加到400里、600里甚至800里。

三藩之乱时，传递军情的快递从大西南到京师，只用九天就到。施琅收复台湾，军情从福建到京师，也是九天就到。在古代那个时代，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古代的快递员，就是驿卒，也叫驿夫、邮兵，工作极为辛苦，甚至可以说命运悲惨。

朝廷会补贴一点工钱，驿卒以此在沿途购买饮食补给，也可以如衙役差人自带干粮。不过凭借体力沿路奔波，体能消耗极大，这点钱对驿卒来讲实在很不够吃，更是很难养家糊口，再遇上偶然递送超时被上官责打就更加入不敷出了，所以往往有驿卒饥困交迫致死的情况发生。要是遇到一些风雪天气，保护信件有时候比保护自己性命都要重要，否则信件被雨淋湿，可能就得挨板子。所以，有些地方只有“人穷而为驿卒”。

驿站是专门递送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专门机构，所以责任重大，必须尽快往返送达，如前唐律所规定的，绕道会被实施杖刑，若送达太慢也会受到严厉惩罚。

驿兵在更换驿站时必须换马，如果不换就仗八十；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如果继续晚到则翻倍处罚，最严重的入狱二年；跑的慢一天也得挨板子，严重者还要徒刑三年；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

古代快递常常是人休马不休，到达一个驿站之后，稍作休息补充能量之后，便又换匹脚力好的马风尘仆仆地赶路，到了目的地甚至直接累晕过去，古代的快递员可比现代的快递小哥辛苦多了。

有一首《驿卒行》就道出了驿卒的苦痛：

鸠形鹄面充驿卒，乞儿挽舡救死骨。

颓堤步步判洼隆，仰若登天俛若窟。

雨雪修涂足未停，枞金伐鼓骤雷霆。

津吏奔程常恐后，动殴木挺逞威灵。

河边高盖拥前马，传呼声震武安瓦。

天上相闻有使星，官舫络绎来城下。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从北京到广州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900km。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放到现在，这都不是事，坐高铁才8个多小时，坐飞机也才3个多小时。

但是在没有高铁、没有飞机的古代，这是比登天还要困难的事。

古人一天能走多少公里呢？

步行基本上能走50公里左右，按照这个速度到从北京到广州需要40天左右。

当然，古代也有交通工具。古人远行，要么乘坐马车，要么骑马，要么坐船，也有骑驴或骑骡子的，这个速度只比腿脚快点就不细说了。另外，圣旨这玩意，作为内部传输的东西，一般是不要马车运输的。

我们重点说说骑马和坐船。

无论是骑马和坐船，最快的当属“国家特快专递”，也就是“驿传”或“邮驿”。这是传送公文、信息及情报的通道。我们常说，八百里加急。八百里有点夸张，如果真达到八百里，不知道要跑死多少匹马。

正常情况下，这个速度有多少呢？

不同的朝代规定不同，但速度大都差不多。汉代马递的最快速度是日行四百里，唐代最快的要达到日行五百里。当然，必须皇帝的圣旨或者敕令才能达到这个速度。一般而言，车行至少一百二十里，骑马一百八十里。

从直线距离来看，在唐代一个情报从北京传到广州至少需要7天时间。但这是直线距离，而且还要水陆兼程，实际耗费的时间远远不止7天。

唐代的政治中心可是在西安和洛阳啊。从西安和洛阳出发达到广州的圣旨呢？

这有个很好的例子。诗人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相传杨贵妃喜食荔枝，而广东所产荔枝，尤胜于蜀，所以唐玄宗专门开辟了特快通道，每年飞骑传送，走数千里，马死无数而荔枝之味不变。

常温下荔枝保鲜不超过一周，如果放上冰块可以超过一周。这个时间应该和从圣旨到广州的时间差不了多少。

到了清朝，由于军机处的设立，文书传递的速度被提高到一昼夜六百里。如果是皇帝的圣旨，速度更快，甚至可以达到八百里。从北京到广州需要至少5天的时间。

以上的测算还都是直线距离。实际上，北京到广州的距离要远得多。清朝时期，走陆路从广州到北京，距离大概是4800里。骑快马八百里加急，日夜兼程，那么就只需要6天左右的时间了。

有人说，清朝末年，朝廷不是修建了铁路嘛，比如贯通南北的京汉铁路，速度应该快点。但那时火车的速度也才30公里左右。如果除去停靠站点和铁路不通的情况，还赶不上八百里加急。

再说了，清朝修建铁路时，电报已经出现了。比如，甲午战后，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时，就是通过各地电信局，将宣战诏书下发出去的。当然，宣战诏书后来被邮政大臣盛宣怀扣押了，后面发生的就是东南各督抚的互保了。

电报是一种即时远距离通信方式。从理论上来说，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可以立即到达地方。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中国从秦统天下，订三十六郡，且修连驿道贯通，已有驿站为点，成官行及文书传递之传承，休息，换车马，加水粮之站点，至汉代具成规模，到唐代己组成䋞络枢纽。古文书传递以马递为快，原以汉的西安至广州，需五十日，而后朝(元，明，清)定都北京，到广州需三十日。然皇帝圣旨所需的八百里加急传递，即连每二十里驿站不竭息，以好马快鞭可日行四百至八百里(山，水遇延)。那么从西安到广州只需六至十天，从北京到广州，只需四至八天。但如"皇旨飞来数马殆"所述，快传皇旨，都耍死好马几匹。而从一八八四年，清始用电报起，全国各州府道，即可当时收到文书，随着这每秒三十万公里的电波发明，也引西学中用，人才培养，我国在封建末期，终於迈进了电传信息时代。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汉高祖刘邦病逝后，冒顿单于寄给吕后一封调侃的“情书”，愤怒的吕后找南越王赵佗出气，给他传去一道圣旨：一，不再和南越国交换铁器；二，汉朝只给南越国给公的牛羊马。

这道是圣旨可以说有点霸道，甚至拿南越王出气的份，所以这道特殊的圣旨，可没我们想象的那样，立刻就发到南越国，而是经过了丞相府。

为何吕后的圣旨要经过丞相府，最后这道圣旨是经历了那些波折才到南越王手中？南越王赵佗看了又有什么反应呢？

首先我们要摆脱一个误区，吕后发出这道圣旨，可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直接说：来人啊，给我送过去，士兵上马就一溜烟没影了。

在汉朝圣旨要颁布下去，是经过一定的流程，并不是说写好就能发出去。刘邦读书一般，并且对于儒家的一套繁文缛节不感冒，但是作为丞相的萧何却把秦朝的流程都全盘接了过来，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调整。

所以按照当时的规矩，吕后这道圣旨还得经过丞相府，皇上不是一言九鼎吗？为何要经过丞相府才能发出圣旨。

根据典籍记载，萧何按照秦朝的做法，对汉朝未央宫内传出的圣旨做了规定，圣旨是不能直接发往各地，需要在当班时间送到丞相府，丞相府阅读盖章，觉得没啥不妥后。

才被安排送出去，当然特别紧急情况，当天就安排送出去，收到的时间就需要看送信的人快慢了，如果是十万火急的军情，那么就动用八百里的快驿。

虽然这道圣旨有点奇葩，特别是会惹怒南越王赵佗，并且出现不可收拾的结局，但是当时的丞相基本被吕后一家人架空了，所以虽然这明显在挑事的圣旨，依然还是被丞相发了出去。

但是发之前，丞相府还得做一些事情，首先得找人来抄写留档，因为这份圣旨还好，只是给南越王的，所以就抄写一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碰上全国大赦这种的圣旨，那么丞相府就要忙开锅了，汉朝延续秦朝的郡县制，最多的时候郡县多达一百多个，所以如果是颁布给各地统一的诏书，就都需要抄写一百多份。这还不算郡收到后，还需要传抄发放下面管理的地方，一级一级的抄写分发。

等这些诏书都抄写完毕，那么就会有人开始安排路线，怎么发给各地。这时的汉朝其实比秦始皇要好多了，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还统一了度量衡同时还在各地建立了驿道和驿站，

汉朝直接就找搬了过来，没啥改动，只是加强了驿站和驿道的开括，所以送过去选择方式很多，可以走水路和陆路。

可是这道圣旨送出去非同寻常，因为当时南越王赵佗刚归顺汉朝，建立佗城不久，这也算汉朝最早传到广州（佗城）的圣旨之一。

当时去南越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向东走到五岭，再折返向南进入南越国，另外就是从水路到达南越。

当时岭南很多地方都是荒芜一片，并且还有许多百越族在深山密林中，这倒是给送圣旨带来了难度，这么选择最好的路线，又快又安全的到达南越国，

这就成了难题，最终负责规划路线的官吏，还是选择了陆路驿站，而不是水路。

为啥放弃便利的水路，还有更短的距离，舍近求远的这样做呢？

其实因为当时陆路更靠谱，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汉朝最强盛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1639个驿站，驿站之间一定的距离。

特别是当时关中到中原一带，是最发达的地区，所以驿站非常的完善，走陆路确实更靠谱，而水路因为岭南在秦朝时才收复，还掌握在南越国赵佗手中，只是归附于汉朝，所以水路并不安全。

更重要的，俗话说欺山莫欺水，当时水路翻恻的机率风险很大，一道圣旨掉水里被冲走，那么是找回来，也会有失体统。

所以陆路驿站更安全一点，所以这道圣旨，就被发出了长安，一路经历了许多个驿站，来到了五岭，在这里开始这道圣旨就遇上些麻烦。

什么麻烦呢？

因为南方一带水网密布，当时桥梁不多，山路崎岖，必须翻山越岭才能到广州，而这路途中，路途中因为南岭的天气不定，经常会刮风下雨，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圣旨来到这里，必须调整运送的方式。

开始要选择多种交通工具一起使用。所谓多种，就是步驿，马驿，水驿等一起使用，要不光靠马匹是到不了广州的。

可这样一来，速度就会比之前慢了许多，所以最终圣旨到南越王的手中，差不多要耗费一个多月的时间，这还是当时最快的速度，如果是普通的人，自己从长安出发送到南越，那么就更久了。

为啥要一个多月那么久？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当时快马最多一天跑300里，当然十万火急的圣旨，最高速度可达800里，这已经是极限，所以也是八百里加急的由来。

虽然看上去感觉很快，但是但要考虑，汉朝地域广阔，境内山川众多，特别古代没有高速公路和涵洞，崇山峻岭，江河湖泊是天然的阻隔，特别在长江和珠江流域之间，南岭是个分水岭，它的存在阻隔了中原和南越的交通。

秦汉早期南下路线必须经过这个战略要地，而千年以前的南岭高山密林，毒虫猛兽众多，还有中原人不适应的瘴疠之气。

所以哪怕是到了宋朝，在中原人眼里，五岭以南都是“人迹所绝”的地方，士大夫们谁都不想去，说这里是“蛮夷之地”。

不过南岭也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让岭南一带免受中原战乱的干扰，但是这却为送圣旨，加大了难度。

而圣旨和文书的传递，都需要人来完成，这些人当时叫做“驿使”，驿使算是古代最早的快递小哥，其形象是如何？

在甘肃省博物馆藏的魏晋时期《驿使图》画像砖，就反应了1600 多年邮驿日常生活，它也是现存发现的古代最早邮驿的形象资料。

所以，汉文帝这道一般会每隔20里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驿员则立马按照每天300里的速度来进行传递。 汉朝设置了圣旨传递的制度之后，唐宋元明清基本都是沿袭这种制度，一级一级的下发，就需要传递，传递公文的方式分为步递，车递，马递，船递。

再以隋唐为例，唐代依然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到边缘的各地，并且是规定了30里设一驿站。而且唐朝已经对邮驿行程有一定的规定，陆驿快马一天基本走180里，最快300里，极速就是日驰500里；

步行日行要求为50里，河行和江行50里--60里；顺水情况下，规定为最高150米。能看出，当时一天走180里也是最为正常，唐朝的长安到广州，一道圣旨不超过一个月，大约20多天能到，而汉朝还要比这个速度还低一点。

为何唐朝比汉朝的驿站要跑得快？

其实主要是唐朝开设了梅关古道，这条道路是当年张九龄告老还乡的时候，可是来到了大庾岭的时候，却遇上了道路堵塞，好几天都过不去。

他就觉得这样对唐朝好，对于岭南来说都不是好事，就奏请唐玄宗开凿大庾岭新路，充分利用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富裕，“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备唐朝的府库之用。

唐玄宗当时也正为这事发愁，觉得这个建议非常不错，下诏给张九龄让他来主持开凿。不久，在张九龄的主持下，梅关古道开凿出了一条长约20余丈、宽3丈，可两马车同时行走的山路，古诗有云，“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道。

扩修后的大庾岭道，成为广东南北往来的主要陆路通道。不过除了这条道路，还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就是东汉建武十五年由桂阳太守卫飒修建。一条古道，它南起英德，北接骑田岭道，再连接湖南最终到达长安。

粤闽古驿道是古代连接粤闽的交通大动脉。粤闽古驿道依托东江、韩江两条支流形成的水网，与潮惠古驿道形成水陆通道。地理上，它覆盖了珠江三角洲、粤东和粤东北的部分地区。

魏晋至唐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岭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唐宋时期，岭南交通线功能完善向经贸服务业的转变，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南方交通的发展，它有可能赶超北方。

而宋朝的圣旨到广州又比唐朝要快，为什么呢？

因为两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并存。统一时间短，与唐代广大地区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通的发展。这一地区的内陆交通线基本上沿袭了唐代，开辟了一些新的道路。宋代是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以经济城市为交通枢纽的交通线路发达。宋代的道路分为驿道和官道，其中许多与驿道重合。

以开封、临安为中心的内陆交通线不同的于唐代、宋朝加强了因为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广州成为两宋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时开封或者临安，走潮州、泉州、福州、临安，是通往广州的最短路线，例如宋仁宗下旨给包拯，不用二十天就可以到了。

明清时期，因为定都在北京，距离上虽然和长安接近，但是却是中国古代内陆交通发展的最完美时期。因为明朝继承了历朝历代的交通的发展和基本完善了全国内陆交通网络，当时的人们所做的就是修复道路，开辟一些便利的道路。

明清时期，康熙一道圣旨给尚可喜，只需要六天的时间，可以还说已经是极为快速了。并且当时还开辟出了主干道和小道。主干道是省会到地方城市的道路，小道是从城市到城镇的支线。

接回原文，当一个多月后，南越王收到了吕后的圣旨后，确实愤怒不已，当即自称“南越武帝”和吕后掌管的汉朝势不两立，还挥师给吕后上了一课，秦军可不是那好欺负的，要记得秦军当年是把匈奴赶到了大漠深处。

吕后当时也非常愤怒，就让人讨伐赵佗，可是这仗后来就不了了之，原因是吕后病逝了，诸吕被除后，汉文帝刘恒为了安抚南越王赵佗，给赵佗发了一道圣旨“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就得耐心地等待南越王回复，几个月后他收到了南越王继续称臣回复，汉朝和南越国冰释前嫌，继续边贸。

可见，古代驿站的驿使，其实是一份蛮辛苦的工作，他们负责可以说是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每天都在为传达命令与沟通军情而奔波，而这些人虽然不起眼，可是对统治辽阔的疆域皇朝是至关重要。

在大一统帝国内，他们和驿站和驿道一起，被比喻为血脉，认为他们是保证帝国能够畅通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们身份地位不高，历史也无法将他们记录下来，可是作为后人，不应该忘记他们付出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