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为何从7000万迅速增长到4亿，这种爆发式增加是怎么？

能让清朝人口有“爆炸式增长”，主要得归功于乾隆这个“十全老人”。

人口数量问题，历来是任何一个国家极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毕竟人口的多少，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产力的高与低。

而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据说人口数量从七千多万，一跃增长至四个多亿。

这个时期就是清朝，正是在清朝时，我国的人口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清朝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呢？

说起来，这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至于乾隆皇帝是如何做到的，下面我们来一一进行分析。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人口想要增长，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社会环境稳定，没有战乱、战争等减少人口的情况，二是百姓能吃上饭，并且能吃得饱，不至于被饿死，三是赋税合理，不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况。

理论上讲，只有具备了这三点，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是朝代的人口基本上就能得到增长。

而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再来看看清朝入关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体看下来，也差不多符合上述的三点要素。

比如，顺治作为第一位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其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清朝能够稳定局势，并顺利统治华夏的基础。

而由于顺治的打基础，继任的康熙皇帝，才能通过南征北战，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在社会环境稳定之后，康熙在其在位第五十一年的时候，又颁布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那就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令。

此诏令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一改往日”按丁征收“税银的惯例，变为新增人口不再征收税银，这样一来，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加。

与此同时，当时的清朝又大力推广了玉米、马铃薯这种易种植、产量高的农作物，大大减少了百姓被饿死的几率，也有助于人口的新增。

而到了雍正在位时，在康熙皇帝的基础上，雍正又颁布了一道意义重大的诏令。

这道诏令就是著名的”摊丁入亩“，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跨时代“的税制改革方案。

在此之前，历代朝廷收取赋税的方式，是以人口数量为基准，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有多少人，那就征收几个人的税。

初一看，这种方式好像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民间贫富不均，如果一个地主家的人数与一户贫民家的人数相同，那么就意味着，地主家和贫家所缴纳的税额是一样的。

并且，在税制改革之前，还有不少官员士绅，利用手里的特权，故意少报、漏报家中人口，以至于到了后来，有钱的人大部分都不用交税，而贫苦人家却不得不替补上官员不交的那一部分。

久而久之，百姓们赋税的负担越来越重，也就不敢多生孩子，毕竟多生一个就要多交一份税。

而雍正皇帝”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则大大改善了这一局面，他把赋税从按照人丁收取，改为按照拥有田地多少收取，田地多得多收，田地少的自然就少收。

这样一来，那些坐拥大片田地，并借特权逃避赋税的官员士绅，就没有了不交税的借口，由此，清朝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而人口也就逐渐有所增长。

虽说清朝有不少令人诟病之处，但雍正皇帝这一招，确实也深受后人所称道。

除了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外，雍正皇帝还有几项有利于当时统治的政策，比如”火耗归公“，再比如”高薪养廉“等，总之随着他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大清的国立蒸蒸日上。

而国力一强，百姓们的日子相对就好过一点，因此人口增加，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但不管是康熙还是雍正，他们所制定的战略也好，还是推行的政策也罢，都只是为清朝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清朝的人口”爆炸式增长“，论起功劳来，还真的不在于他们。

真正”居首功“的，则是康熙的孙子，雍正的儿子，也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

在说乾隆皇帝为何居首功之前，先来看一组明朝人口的数据。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进行了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人口统计（注意是人口统计，不是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是当时有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

之后，朱棣登基，在他登基之处，天下户数达到了一个顶峰，有1141万余户，增长近一百万户。

但在朱棣之后，明朝的户数和人口数开始逐年递减，到了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四年，户数降为911万余户。

按理说，明朝在经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代人的治理后，人口理应有所增长，怎么反而开始逐年减少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明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或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引贾四方，或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明史》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很多百姓，已经不在原有的固定居住地生活，而是离开家乡，要么寄身豪门，要么就是四处做生意，总之，其踪迹飘忽不定。

而这飘忽不定，就给当时的明朝统计人数，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明朝统计人口，并非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按人数计算，而是按照户数来统计，如果一户人家不在当地生活，转而流转他乡的话，原所在地的里长等人，就会把这一户勾除。

但这边勾除不错，那边却没有加上，两者一相加后，这一户人家就”凭空消失“了。

并且，从洪武后期开始，明朝对于户口的登记对象，不再是以全部人口为基准，而是以需要承担赋税的人口为基准，换句话说，所有登记在册的户数，其实只是全国的”纳税人口“。

再加上当时有不少地方官员以及更基层的里长等人，在统计时隐瞒作弊，导致漏报、瞒报数量越来越多，因此，这才造成了明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明朝实际上的人口数量，远不止明朝官方统计出来的那些数字，这也就是为何在万历年间，张居正非要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之一。

实在是因为民间的人数，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大量人口不缴纳税赋，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而万历年间的人口，也是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出现了可观的增长，在万历六年所进行的人口统计，其结果是户数为1062万余户。

之所以要说这些，就是因为这些数字，与清朝人口”暴增“有很大关系。

清朝入关之后，也对人口进行了数次统计，比如在康熙年间，就先后进行了四次，雍正年间，也进行了两次。

不过，在统计方式上，清朝改变了明朝以户数为准，使用以”丁计人口“为主的方法。

什么是”丁计人口“呢？简单说就是按照一个家庭里，有多少个成年男性（16岁-60岁），那就算做几丁。

按照这个方式，康熙年间所得出的人丁数量为2331万余人。

用这个方式统计出来的人口，虽说并不准确，但较之明朝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人的努力，在明末清初时因战乱减少的人口，确实也在逐步增加。

但增加归增加，此时还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在乾隆登基后，人口开始出现异常的增长。

公元1741年，乾隆皇帝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普查出来的结果，是当时全国共有人口14341万人，也就是1亿四千万之多。

而到了1795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末期，再次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得出的人口数量则为30746万余人，也就是3个多亿。

这个数字，比康熙年间所统计的2331万余人，足足增长了13.19倍。

要知道，康熙统计人口的时间，为公元1710年，而乾隆统计人口的时间，则为1795年，两者相距也不过是八十五年而已。

八十五年虽说不短，但人口再怎么增长，也不会增长得如此之快，居然从2千多万，一下子变成了3个多亿吧。

那么，人口异常的增长，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问题就在于当时乾隆皇帝使用的统计方式。

乾隆皇帝是怎么统计的呢？准确地说，他采用的是以”民数“为单位。

所谓”民数“，说白了就是按人头查，家里不管是男女老少，都算作一个，这与我们现代的人口普查十分相似。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不再使用”丁计人口“来统计，而是采用普查的方式来统计。

而他得出的结果，自然也是以”民数“计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他对比的数字，可是按照”丁计人口“得出来的结果。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前文已经做过介绍，总之就是，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当然，乾隆皇帝按照民数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如果统计的准确，倒也不失为进步，但关键是，当时统计的所谓民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比如，当时由于执行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因此，统计人数不牵涉到纳税等事务，与朝政也无多大用处，所以，官员们在统计时，往往对此极为不上心，大多应付了事。

甚至，部分官员为了逃避朝廷指派的统计任务，干脆派手下的小吏前去统计，而小吏则为了偷奸耍滑，要么随便一报，要么糊弄了事，因此，得出的结果，真实程度极低。

这样一来，层层上报给乾隆皇帝的数字，水分有多大可想而知，对此，乾隆皇帝却置若罔闻，依然把这个数字当做真的一般。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乾隆要通过人口的增长，来论证自己开创了一个”盛世“。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乾隆为了能在自己”十全老人“这个称号上添光增彩，因此就无视统计方式的不同，甚至有可能还默认了这种方式，而在他的引导之下，下层官员为了让”万岁爷“开心，所以就层层瞒报，无限夸大数字，来衬托乾隆口中所谓的”盛世“。

至于说乾隆之后，人口的持续增长，统计方式也是如此，其结果自然也是没个准数。

比如，曾经在光绪年间，当时统计的四川人口数量，与我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基本一致，这种结果，稍微想一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并且，脱离人口基数，单看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没有意义的，真要比，那就看增长比例。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明初时，人口数量约为6千万，两百多年后的明末时，则大约在1.5亿（此处存疑，有说1.2亿，有说1.9亿，因此取中间数1.5亿），两者相比，增加了2.5倍。

而从明末到清末时，人口增长为四万万，也就是四亿，这两百多年增长了约为2.67倍。

同样是两百多年，一个是2.5倍，一个是2.67倍，这数值基本上相差不多，完全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因此就谈不上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

所以，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统计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结果也没有可比性，同时中间的水分也极大，归根结底，这都是乾隆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得出的结果。

清朝人口为何从7000万迅速增长到4亿，这种爆发式增加是怎么？

清朝人口增长确实快，主要功劳要记在“康乾盛世”。

再具体一些，这个功劳30%在康熙身上，40%在雍正身上，至于乾隆嘛，功劳顶多20%，而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力占了10%。

为何如此说呢？

我们一一来分析。

1、康熙对人口增长的贡献

大清入关后，全国人口在7千万左右。

清朝什么时候入关的呢？1644年。

入关的第一任皇帝是顺治。在顺治时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能统治华夏，如何让能稳定局势。

可以这么说，大清在顺治手里基本稳定了，但是，还有几大隐患，需要处理，否则，大清皇帝会夙夜不寐，吃饭不香。

（1）康熙南征北战，创造安全的环境

公元1661年，康熙上位，年仅8岁。8岁的孩子懂个啥？屁都不懂，他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主要的工作是老奶奶孝庄皇太后来做。

可是，康熙此人实在是个天才，通过学习，能看到解决一些问题的关键，而且，有着英明神武的特点。

1667年，14岁的康熙亲政了。

这就是一个孩子，但千万别小瞧这孩子，脑袋很清楚。

当时，四大托孤大臣，索尼病故，鳌拜权倾一时，风头无两。为了还朝廷一个清明，小康熙决定废了鳌拜。

接下来，康熙开始认真训练自己的死士，仔细思考鳌拜的缺点，准备一击成功。

公元1669年，16岁的康熙，经过精密的布局，擒获了鳌拜，这让康熙后续的执政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至少，没人再有鳌拜一样的权势，影响大清的命数。

擒获鳌拜后，康熙的位置渐稳，他的第二个心思来了：如何平定三藩？

从1673年开始，历经8年，康熙平定三藩，消除了尾大不掉的隐患。

仅仅三年后，康熙又收了台湾。然后，在北边和罗刹国(俄国)打了两丈，并敲定了边界，短时间消除了隐患。

之后，就是平定北方的葛尔丹了。

有人说了，康熙连年打仗，对人口发展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康熙扫平周边敌人，清楚了各种隐患，这使得后来的雍正乾隆可以安然度日，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

正是康熙的南征北战，消除了各种隐患，才引来了后期人们的安心生产，导致人口的增长。这是原因之一。

（2）康熙改革税制，打下一个基础

康熙此人，喜欢微服私访，喜欢体察民情。

因此，他见到了太多的民间疾苦，特别是赋税，让百姓焦头烂额。

当时的赋税是人头税，不管你是地主，还是贫农，统统按人头把赋税交了。

这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富人钱多地多，交的税还不多。穷人钱少地少，疲于奔命，还交不起税，吃不饱肚子。因此，穷人生不起孩子，不敢多生，生了也养不活。

于是，在1712年，康熙提出了一个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啥意思？除了原有人丁上税，孩子放开生吧，新生的不上税。

这一政策，让老百姓没有了后顾之忧，敢生孩子了。

（3）康熙鼓励多种作物的种植，又解决了水患问题

为了让自己的百姓吃饱肚子，康熙看到了西方引进过来的玉米、马铃薯。

于是，鼓励多种这些农作物，存活率高，产量高。

特别是马铃薯，营养价值不错，能吃饱肚子，是主食的最有利补充。

从这以后，百姓有了充饥的更多选择，这对养活孩子有了巨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康熙年间，基本解决了黄河水患问题，让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大大稳定了，田地的产量也稳定了，这为人口的增加是有帮助的。

不过，尽管康熙做了不少事情，但，离世时国库空虚，朝廷官员极其腐败，这导致了百姓被盘剥，被搜刮。

有时候“官患”比“匪患”还厉害，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天敌，腐败不除，百姓日子难安。

综合说来，康熙做得还不错，不过，他儿子做得比他好。

2、雍正才是清朝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

雍正，四爷，九龙夺嫡最后的胜者。

有人说，这人是改遗诏了。

这话不负责任，雍正对康熙是绝对最有利的补充，他的存在，让康熙死前欠缺的一幕幕，全部做了补充和修正。雍正一定是康熙精心选择的接班人。

看雍正的表现，他没有辜负老康熙对他的厚望。

那么，康熙对人才增长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呢？

1、摊丁入亩

这是中国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次税制改革，没有之一。我认为是如此。

啥叫“摊丁入亩”呢？这样说吧，以前是按照人口数量收税，一个地主5口人，和一个穷人5口人上的税是一样多的。

穷人会越生越穷，到后面根本不敢生。这完全限制了人们的生育热情，毕竟，全国穷人占大多数，富人们占极少数。

“摊丁入亩”施行后，没地不上税，地少少上税，如此，广大的穷人们也不怕生孩子增加负担了。

“摊丁入亩”对于人口的增长作用非常之大，这是很多专家认可的人口暴增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摊丁入亩”还是会得罪一大批人，就是那些地主、贵族们，因为他们上的税多了。

以往的时代，皇帝们不敢改革这个，是怕得罪那些所谓的富绅地主们，失去了这些人的拥护。

但是，雍正不怕，他也不管，瞅准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2、高薪养廉，惩治腐败

除了实行“摊丁入亩”外，雍正还实行高薪养廉，还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康熙晚期，对于吏治腐败，痛心疾首，但无奈时间短暂，又加上九子夺嫡，搞得康熙无法静下心来大搞特搞，但是他知道帝国已经出了大问题了，腐败可能会让帝国坍塌。

于是，担子就到了雍正这里了。

雍正对于腐败，采取的是铁腕打压，严惩不怠。

他一边给予官员们高薪，另一边严抓腐败。

雍正治贪方法很多：

一是，官员贪污了，钦差先让其下课，再处理，如此避免搜刮百姓，避免官官相护。那么贪官下课了，官位谁来？钦差队伍里的一人快速上任。

二是，官员贪腐了，所有家产抄完，如果不够，儿子的继续抄。欠了政府的债，这一辈子还不完，儿子接着还。儿子还不完，孙子继续还。

总之，想蹬腿走人，一死了之，将贪污的财产留给子孙，那不可能。

三是，常搞处罚贪官的“现场直播”，将那些罪大恶极的贪官判为死刑，执行死刑时，让官员们一起来观看，如此，达到了以儆效尤的目的，官员们心生恐惧，不敢伸手，伸手必被剁啊！

雍正任上，治理贪腐效果非常突出，甚至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

那么，治理贪腐和百姓有何关系呢？

官员个个清廉了，压榨百姓的就少了，各种名目繁多的乱摊派就少了。

如此，有了朗朗天空，百姓们生活稳定，不怕被欺负，没有人敢欺负，那不就可以放开了生孩子吗？

一个好的、稳定的环境，绝对有利于人口的繁衍。

康熙老爷子交国家时，国库几近空虚，而雍正离世时，国库充盈，高达六七千万存银。不得不说，雍正真的很有一套。

可惜，雍正在位只有13年，否则，大清会更加的稳定，发展也会更好。

3、守成的乾隆，维护了稳定，人口暴增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父亲挣钱，儿子享受。

康熙南征北战，给大清扫除了各种威胁，减少了隐患，让战争变得少了很多。

而雍正进行税制改革“摊丁入亩”，大力治贪，导致国库充盈，社会稳定。

接下来，就看乾隆的了。

作为一个守成的皇帝，乾隆是合格的，六十年的任期，加上三年的太上皇的日子里，乾隆享受着父辈们创造的局面，大体上，全国上下处于一片祥和，于是人口开始暴涨。

乾隆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740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

过了52年，到了公元1792年，全国人口突破3亿。又过了42年，到了道光年间的1834年，人口又破4亿。

那时，全世界人口有多少？10亿左右，中国竟然占了40%，成为了真正的人口大国。

而同一时期的欧洲，战乱就没停过，互相打来打去。除了战争，就是瘟疫，人口能大幅增长才是怪事。

可以这样说，康熙和雍正奠定了基础，在乾隆到道光期间的稳定期内，人口才得以暴增。

有人说了，还有气候变化，还有瘟疫影响，这都影响人口的增长。

是的，确实如此，但最主要的还是康熙和雍正两任皇帝的一些政策很对路子，加上乾隆的守成，三人打造了134年长久的“康乾盛世”，稳定的社会环境，合理的政策，才是造成人口井喷的最主要原因。

清朝人口为何从7000万迅速增长到4亿，这种爆发式增加是怎么？

清朝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和福建福州的一个老秀才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老秀才叫陈振龙，1593年，51岁的陈振龙决定干一件大事。

陈振龙出生于万历年间，二十岁时中了秀才，但之后多次考取举人不第，就决定弃文从商，跟着亲戚下南洋，往来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做生意。

在菲律宾，陈振龙发现当地遍地都种着一种农作物，这种农作物不仅耐旱、高产、适应性强，而且生的熟的都可以吃。

这种农作物就是番薯。

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了解决当地米粮不足的问题，西班牙统治者就从南美洲移植了番薯这种农作物。

陈振龙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番薯的亩产相当高，而且一年可以种植两季。其中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亩产就是6000多斤。

如果能将番薯引进到中国，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讲，番薯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要知道，当时我国主要农作物，北方小麦亩产只有300斤左右，而且每年只能种一季。南方虽然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全年亩产也不过600斤左右。

陈振龙就开始向当地人学习番薯的种植法。

由于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在海关上设置层层关卡。

1593年，51岁的陈振龙决定，偷偷将番薯的种子引进到中国进行种植。

他通过贿赂当地土著，在得到番薯藤后（番薯的种子就是藤）将其绞入汲水绳，最终混过海关检查，历时七天七夜横渡大洋，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然后开始在自家住宅边上的空地试种。

刚好那一年，福建大旱，粮食欠收，多地出现灾荒。

陈振龙就让他的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告诉他，来自菲律宾的番薯可以救荒。

金学曾将信将疑，就回复说：你们先试种，看下收成如何。

四个月后，陈振龙第一批引种的番薯藤成功结出番薯，“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

巡抚金学曾获知这个消息后振奋不已，对陈振龙父子予以了表彰，称“事属义举”，随后便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番薯的种植。

陈振龙没有想到，自己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来的这件神奇宝贝，将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为中华民族的人口繁衍做出不朽的贡献。

为此做出贡献的不止陈振龙一人，就在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进入福建前后，广东东莞人陈益、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分别从越南引种番薯，进入到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

除了番薯之外，还有一个与番薯有着同等重要贡献的农作物——玉米，几乎也是同一时期引入中国，之后，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木薯、花生等近30个农作物也先后进入中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超级农业革命。

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一次是北宋真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并且相对高产的占城稻，还有一次就是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作物引入中国掀起的超级农业革命。

这两次农业革命，都带来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式的增长。

在陈振龙生活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但在番薯引入广东和福建后不久，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之中，明末清初近百年的动荡，使得清朝建立初期，全国人口只剩下7000万左右。

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依据，为了提升国家实力，清朝自顺治帝入关后就开始想方设法提高人口数量。

尤其是随着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摊丁入亩”正式取消人头税，中国人口开始呈爆炸式的增长。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当时统计的人口数量为1.5亿，到了一百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达到了3.13亿人。

这些政策的奏效，又和这一场以番薯、玉米为代表的农业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多年战乱，包括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动动以及清初的三藩之乱，使得四川的人口几乎毁灭殆尽，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当时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

四川在当时被称为“天府之国”，战乱平息后，当那些踌躇满志的官员到四川上任后，才发现昔日的“天府之国”变得荒凉残败、千疮百孔。

于是，康熙发起了浩浩荡荡的“湖广填四川”运动，鼓励外省（主要是两广和两湖）移民进入四川垦荒。

为此，康熙下诏“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同时规定“移民垦荒地亩，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中国人自古就有乡土情结，不是真的生活不下去，不会轻易离乡背景。因此这些移民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灾民、难民。

随着两广和两湖移民进入四川，他们带去了容易种植的番薯。

番薯是非常养人的农作物，再加上好的土地政策，人口自然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繁衍。

同样受战争波及，导致人口急剧下降的还有陕南。

陕南包括今天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地区。

故继“湖广填四川”后，康熙又促成了“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为什么都是湖广，这是因为当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也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清政府就得想办法安置这些灾民。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氏刚到陕南的只有吴尚锡一人，他在陕南站稳脚跟后，就立刻回家乡招来其他吴氏的族人。

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几乎都迁徙到陕南，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的人口有1300多人。

即使是到了今天，吴姓也是陕南地区的第一大姓。

吴氏家族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和增长，其实就是清朝中后期人口爆炸式增长的一个缩影。

康熙时期“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经济政策和移民政策，在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清朝人口在康熙晚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雍正即位后，为了养活更多的子民，决定对西南地区实行广泛的“改土归流运动”。

“改土归流运动”，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世袭制度，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改为由国家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原是中央政权无力顾及西南边陲地区，让当地的官员来治理当地百姓的制度，是对当地头目的一种笼络手段。

在土司制度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其实就跟奴隶社会差不多了。

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司法、财政、行政和兵事都可以自治，除了不能称帝外，其他一切比照皇帝，就相当于关起门来当自己的土皇帝。

这种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时间久了不仅对百姓是灾难，对于朝廷也是一种威胁。

同时，由于土司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土皇帝，朝廷移民政策的推行也受到阻碍。

雍正四年（1726），雍正派出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的各地重臣，开始在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大规模开展“改土归流”运动。

改土归流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南地区，他们将番薯、玉米、马铃薯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带入西南。

原本很难种植水稻小麦的西南山地，有了更适宜山地种植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口自然就有了显著的增长。

不仅如此，雍正还在全国实施了“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即赋税与人头无关，和拥有的土地有关。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次非常重要也是极其伟大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的废除。

这一制度的实行，大大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是清朝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

尽管明末清初，中国历经百年动荡，但由于陈振龙引入粗生贱养、沙土也能存活且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在战乱和灾荒中，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

不用说当时了，像我本人是福建惠安人，惠安一直以来被称为地瓜之乡，很多人讲普通话也带着浓浓的地瓜腔，在我成长的八九十年代，我的老家，几乎一天三餐全是地瓜，地瓜汤、地瓜粥、地瓜干、地瓜粉团等，一年很少吃大米。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也从明朝万历年前的173万人，增加到了1834年（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万人。

但由于战乱的关系，番薯这种超级农作物，只在广东福建一带引种，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广泛传播。

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番薯才由南传到北。

当时，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经商时，发现曾经富庶的胶东竟然饿殍遍野。因为当时的山东连着三年都遭遇了灾害，旱灾、洪涝、蝗灾全都遇了个遍。

看着百姓蒙难，骨子里有着忧国忧民血液的陈世元，决定延续自己先祖陈振龙的使命，在黄河流域推广种植番薯。

陈世元自费在胶州引种成功后，又带上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还写了一本《金薯种植法》免费发放给百姓。

当地的官员在享受了番薯带来的红利后，也以官方的名义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

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也发现了番薯这种利泽万民的超级农作物，便发了一道圣旨，下令在全国大力推广，“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载种”。

从陈振龙将番薯从菲律宾引种到中国的200年后，番薯种植终于从“民间小吃”变成了“官方指定”。

最终在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和有力支援下，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末清初的7000万人，繁衍至乾降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长至4.3亿。

1、早婚制度

根据《大清律例》规定：

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

古代的年龄都是用虚岁来算的，也就是说基本上男的14周岁，女的12周岁以上就可以结婚了。

无论是相较于当今社会或者是之前的朝代，清朝对于男女结婚的法定年龄界定明显比较早。

同时，朝廷还成立了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部门，如果女子到了结婚年龄还没嫁出去，朝廷也会有专门负责牵线搭桥的官员，帮助适龄女子婚配，也就是“官婚”。

2、提倡三妻四妾

中国封建社会向来都是提倡三妻四妾的，清朝也延续了这一婚姻制度，这对于人口的繁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3、离婚条件苛刻

封建社会只有男人有权利“休妻”，女人是没权利“休夫”的。

但是男人“休妻”也不是随便休的，要以“七出三不去”为基本原则。

“七出三不出”的离婚条件是从汉朝开始的，“七出”指的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

“三不出”指的是：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意思是如果女方的父母去世，无家可归不允许休妻；双方在为父母三年守孝期间不能休妻；丈夫变有钱了，不得休妻。

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古代的离婚率是非常低的，一来女性也不敢离婚，一旦被休妻就表示这人品德不行，根本就找不到下家；二来离婚条件苛刻，男性也不会随便离婚。

清朝对于“休妻”的规定，基本上也是延续这一套制度来的。

以上的这些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口的发展。

不过人口激增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弊端。

首先，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必然减少，就导致了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

也是因此，康熙朝才发起“湖广填四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潮。

移民虽然促进了西南偏远地区的开发，但也因为过渡开发，导致当地自然生态、水土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其次，资源是有限的，人一多，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乱，出现了“攘夺之患”，比如乾隆后期的白莲教起义。

总而言之，人口问题对于每个国家来讲，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我们正在承受着过去几十年来人口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 ，温饱、就业、就学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每年新生儿出生人数急剧下降的困境。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任重而道远！

清朝人口为何从7000万迅速增长到4亿，这种爆发式增加是怎么？

清朝人口出现指数式暴增，除了红薯玉米土豆等大量农作物流入清朝之外，最主要的还有两点，分别是摊丁入亩和永不加赋税。

但是清朝人口的增加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其背后还有着大智慧，而大智慧的背后，则是清朝对于人口的无限渴望。

我们查看整个明朝历史，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人口增长并不具备关键指数。

这其中包括明朝后期陷入的小冰河时期，以及各种天灾人祸大自然的剧烈运动。比如洪水、地震、降雪以及瘟疫。

而在清朝的时候，这样的极端自然天气条件虽然有，但是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多。

即使出现这种极端的自然条件，也是处在一个可控且能够控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清朝又引进了很多的新鲜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的一大特点是能吃饱，当然你指望着这些能吃好不太现实，但是吃饱是没有问题的。

这其中起到作用最大的就是从美洲引进的玉米、番薯及土豆等粮食。

到现在为止玉米都是主要粮食，而番薯比较特殊，不是主粮，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吃番薯也的确能抗饿。

土豆本身的淀粉就足够多，碳水也不少。这些食物在当时的环境下一般也就是过水煮一下，虽然味道一般，但是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

而且这三种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存储时间长。

夏天种植的可以冬天吃，冬天收获的可以放到明年春天吃，反正就是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的皇帝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包括雍正皇帝、康熙皇帝以及乾隆皇帝，他们都曾经多次下旨要求全国各地推广种植番薯。

关于改土归流其主要的一些方针是什么，就不多讲了，我来讲一下它的具体规模吧。

改土归流是明朝清朝两个朝代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其主要管理模式就是更改土地模式，解决已经延续很久的土司割据弊端。

因为在一些地方土地是被少数的部分人拥有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结果，尤其是边远地区，就会出现土地有人种，但是粮食大量浪费，或者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普通人又无权干预的情况。

而明清时期进行了大范围的更改，只不过在更改的过程当中也的确触及到了部分地区的利益，导致一些不太美好的结局或下场，比如某些地方的土司直接暴乱。

即便如此，种种行径也并不能够影响到朝廷对于改土归流的初心。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必须让土地最大范围地实现利用。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记得前段时间有人说登月成功之后最令人失望的就是月球上不能种菜。

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得出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土地的利用都是朝着最大值去做的，哪怕只有一小块土地。

在改土归流之后，以雍正皇帝为例做得相对成功。包括云贵广西等地的改土归流也做得有模有样。

但即便如此，在雍正十三年之后，部分地区也发生过叛乱。

所以雍正的改土归流也是做出过部分妥协的，但是从对于人口的增长作用来看，已经足够了。

这一点是在康熙51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可以说康熙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数量，准确的说是增加了摆在台面上的人口数量。

大家知道古代的税赋是怎样营收的吗？换句话来说古代税赋得有个标准吧？

不可能只会瞪眼地来到你家，说今天你得准备好几十两银子要交上来当税赋吧。

凭什么？人家肯定不服气对不对？

所以古代的税赋大多数情况下是分为人头税的。

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面一共有10个人，其中有4个是已经年近80岁的老人了，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下路，甚至还有4个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管。

反正你家一共是10个人，就要按照10个人来交人头税。

但是这样的人头税是有问题的，因为老人和孩子又不能劳作。所以人头税运作到极端时，就会变成普通人不敢去要一个宝宝或者要几个宝宝，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人就要交一份税，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再多来上几个宝宝，谁受得了？

谁也顶不住。

同时又会演变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廷的统治问题。

比如在某些抗争持久的战争，封建统治时期人口骤减，并不是说人口凭空地消失了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存在一部分人为了避免缴纳人头税，选择了逃避。

你不是说我家里有10个人吗？那你来看一下，我家里只有两个人呀。那剩下的8个人在哪，都跑到大山里去了，你找不到。

古代又没有监控摄像头，也没有完整的稽查制度，一般躲在大山里面很难被发现。可是在大山里面想要过平稳的日子也不太可能。

在这一定程度上内外各方面的原因就限制了人口的增加。

而康熙51年的时候就明确做出了承诺表示，新增人口不需要缴纳税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大大提升了人生增长。

摊丁入亩是雍正时期做出来的决策，而这个决策的确是得罪了部分既得利益团体，但同时也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摊丁入亩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完全忽视了人头税，把税赋平摊到了田赋当中。

举个例子，比如之前你家里面有10口人种着一亩地，那么好，我先收你的人头税，收完人头税之后你种地是不是还要交租，把这个租金交上来，你一家基本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交不起租金怎么办？

夏天的时候去坐摇椅，冬天的时候去河里面挖石子。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法子能够让你交钱，你就算不交钱拿自己的劳动充当也够了。

但是雍正皇帝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因为有一些大户他们深受皇帝的恩泽，手下的土地不需要缴纳税赋。

而有一些穷苦的老百姓，一家20口人只有一亩地，这一亩地的收成还不够一个青壮年填饱肚子。

于是雍正皇帝决定改变这一切，人头税不要了，我只在你的地里面收税，你种一亩地就交一亩地的税，你种10亩地就交10亩地的税。

雍正的这个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飞跃。

摊丁入亩几乎是人口增长的最大利器，根据当时的黄冈县志记载，该地区在摊丁入亩之前，每年只能增加一个半丁。

可是在摊丁入亩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面，人口就出现了飞速飙升在之后，更是突破了当地人口增长的极限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再之后就是一系列的正反馈，因为人多需要吃粮食，就需要种地，就需要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就需要多赚钱。

这些在另一个角度又推动了人口增加，当这种正向反馈循环形成的时候，清朝的人口数量也就呈现出指数的增加。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摊丁入庙虽然有着极大的便利，可惜背后也有着一部分风险。这个风险就是部分官员在这中间吃拿卡要。

最后来做一个总结，清朝人口暴增是正确的，清朝人口短期之内突破极限值也是正确的。

而这些和天时地利人和等方方面面都有必然联系。

外来农作物的引进，朝廷新政策的推出，自然灾害的减少，再加上清朝的土地也达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在各方面的扶持下，人口增长似乎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清朝人口为何从7000万迅速增长到4亿，这种爆发式增加是怎么？

明末清初，中国经历了大混战之后，人口锐减；从康熙帝开始，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巅峰时期达四亿人之多，是这么做到的？

其实，这主要得益于康雍乾时期采取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措施，让百姓减轻了负担，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01，明末清初人口锐减的原因。

崇祯年间，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发起了推翻清朝的运动，明朝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当中。

农民起义的初衷是好的，但过程却充满了血腥，起义军一方面严厉打击清军，实施无差别杀戮；另一方面，无辜百姓也被殃及，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减少。

就拿四川来说吧，这里是明末大混战的主战场之一，张献忠进入四川之后，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屠蜀运动，七百多万人口只剩下五十万左右，死亡的六百多万人要么被血腥屠杀，要么死于瘟疫和饥饿，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外省。

除了农民战争之外，清军入关之后与南明小朝廷的战争，汉人抵御剃发令，以及康熙时期的三藩之乱，都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

到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清朝的人口只剩下七千万左右，不过康熙帝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人口开始逐渐恢复。

02，康熙帝做了什么事来增加人口？

康熙年间，康熙帝任命张德担任四川巡抚，张德来到四川之后，发现曾经的天府之国，现如今却断壁残桓、人烟稀少。

张德为此感到十分担忧，于是给朝廷上了个奏折，提出了从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的策略，康熙帝看到奏折后，同意了张德的请求，于康熙三十三年下达了《招民填川诏》，提出从湖广地区向四川移民的策略。

事实上，康熙帝早就知道，四川只是全国人口锐减的一个缩影，为了快速恢复人口，增加劳动力，从而增强国力，康熙帝从即位之初，就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具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第一，停止圈地，开垦荒地。

清朝初期，满清贵族圈地严重，大量肥沃的土地变成了贵族的私有土地，这就造成百姓手里的土地严重减少，非常不利于人口发展。

就拿鳌拜来说吧，他就是个圈地狂魔，为此还与其他大臣产生了激烈矛盾，进而引发了杀戮。

康熙帝智擒鳌拜之后，顺势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同时将大量土地还给百姓，并积极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增加耕种土地面积，并许诺新开垦的土地，十年内免赋税。

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基于这一政策，民间开始了大规模开垦荒地运动，百姓有了更多田地，就能生产出更多粮食了，而有了粮食，人口就自然开始增加了。

第二，轻徭薄赋，赦免钱粮。

明朝末年，为了应对无休止的战争，朝廷颁布了各种苛捐杂税，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但清朝建立之后，尤其在康熙帝在平三藩、收台湾之后，国家就没有大的战事了，因此康熙帝实施了轻徭薄赋策略，也就是减少赋税和徭役，减轻百姓负担。

尽管如此，康熙帝依然觉得百姓过得不太好，为此他前后赦免钱粮三十二次，主要集中在云贵川以及其他相对贫穷的省份。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赦免钱粮，“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

据不完全统计，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间，清朝各级官府总计赦免钱粮达五百余次，总计赦免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这是相当大一笔数字，要知道康熙时期一年的总财政收入，最高也只有三千多万两白银而已。

由于康熙采取了许多与民生息的策略，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人口自然就开始增长了。

第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清朝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将人丁税作为最重要的税收之一，所谓人丁税，其实就是人头税，是按人口数量收税的一种税目，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人丁税有一个很合理的地方，即不管土地多少，百姓都要按人头缴税，这就造成地主土地多，缴纳的税收却跟普通百姓一样多；而百姓的土地少，有时候缴纳完人丁税之后，剩下的粮食还不足满足日常需求。

由于人丁税的存在，百姓不敢生太多孩子，毕竟土地是有限的，如果生的孩子过多，就要缴纳更多的人丁税，这样粮食就更不够吃了。

由于人丁税的负面影响，历史上长期存在“溺婴”现象，百姓只保留一定数量的孩子，再生下孩子就养不活了，与其拖累家庭，不如放到水里淹死。

尤其在清朝初期，溺婴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解决人丁税的负面影响，康熙帝下令百姓多生的人口不再征收赋税了，这是雍正时期摊丁入亩的雏形，而什么是摊丁入亩，我后面会说到。

这一政策是在康熙晚期实施的，因此作用还不够明显，但给了雍正帝很好的启发，因此康熙帝也是有很大功劳的。

第四，鼓励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种植。

万历年间，福建人陈振龙冒险从菲律宾引进甘薯，甘薯产量高，抗旱性强，非常容易种植，很快就在浙江、山东、台湾等地流传开来。

康熙时期，康熙帝见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作物都很高产，且营养价值高，可以解决水稻等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随着这些高产农作物的普及，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饥饿问题，而且百姓口粮的选择更丰富了，这样百姓的生育愿望就更强了，人口自然就增长了。

第五，治理水患、疏通漕运。

康熙帝即位之初，曾将“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其中河务、漕运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

清朝初期，黄河泛滥成灾，经常决堤造成严重损失，为此他花费了十数年时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黄河水患问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且，康熙帝在治水的同时，采取一些办法进行引流，从而形成了很多漕运通道，比如永定河和安定河，等等。

治理水患和疏通漕运，对粮食生产和粮食运输，以及贸易的进行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也是造成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是康熙帝采取的一些增加人口的措施，不过康熙帝在位期间国事繁杂，很多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因此人口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并不是特别明显，而雍正帝继位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继续为人口增长打基础。

03，雍正帝做了什么事来增加人口？

康熙帝虽然发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丁税的不合理性，因为地主和农民缴税还是一样多，这样很不公平，也不利于国家税收增长。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雍正帝决定彻底取消人丁税，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即将税收与土地的多少挂钩，而不是人口的数量。

那么，什么是摊丁入亩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地主有十亩地，就必须缴纳十亩地的税；一个农民只有一亩地，就只需要缴纳一亩地的税。

不再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来决定缴纳的赋税，而是根据一个家庭田地的多少，这是摊丁入亩的精髓所在。

摊丁入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

不仅如此，雍正帝还规定三十亩以下土地拥有者，缴纳更低的赋税；六十亩以上土地拥有者，则缴纳的赋税更多，这是为了将赋税从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转移。

这么做的好处也很明显，穷苦农民的负担极大减少，这部分受益人群达到总人口的八成左右，而大地主阶级的负担则开始加重，缴纳的赋税远大于穷人。

可以说，摊丁入亩是封建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税收改革之一，农民自此之后负担大大减轻了，生育的意愿就更加强烈了，这也是清朝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了，国家有了好的政策，据必须维护下去，这个时候吏治问题很重要了，保证农民不被官员盘剥，农民才能真正得到实惠，人口才会增长。

事实上，自康熙晚期开始，清朝官场腐败问题就日益严重了，他们肆意盘剥百姓，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雍正帝继位之后，深感吏治问题不解决，民生问题就无从谈起，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再比如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等等。

这其中，必须重点讲一下的是养廉银制度，即我们现在所谓的高薪养廉，给官员更高的待遇，让他们不再滋生腐败。

养廉银是从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中来的，最开始火耗都被官员们私吞了，雍正帝采取火耗归公策略，将火耗一分为三，一部分用于填补亏空，一部分用于官员的生活补助，一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公用。

清朝时期，官员的工资很低，但养廉银却很多，是工资的十倍到一百倍，比如总督一年的养廉银高达一万到两万两，一个县令一年也有几百两。

养廉银制度的诞生，既有助于税收，又有助于廉政，对国家和百姓来说都是件大好事。

当然了，为了防止官员太贪，一方面拿着养廉银，另一方面又盘剥百姓，雍正帝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即对腐败官员实施严厉惩罚。

雍正帝用最残酷的刑罚当众杀掉腐败官员，对其他官员形成震慑，同时规定腐败官员的家产要被抄没，家人也会被流放，不存在腐败官员死掉了，钱还可以留给子孙的情况。

总之，在雍正帝的努力下，官场确实清白了许多，甚至有人说雍正朝五官不清。

由于官场风气很好，这就给百姓们创造了一个好的生存环境，百姓生育的意愿自然就强烈了，人口自然就增加了。

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雍正帝的成果，他去世的时候，国库中存银高达七千万两，而且天下百姓生活安康，大有盛世太平的景象。

乾隆帝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帝和雍正帝的各项政策，人口终于迎来了大爆发，但乾隆帝本人也不是啥贡献没有。

04，乾隆帝做了什么事来增加人口？

乾隆帝继位的时候，国库充盈，国力强盛，战争也少了很多，这正是人口发展的大好时期。

乾隆帝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政策开始逐渐发挥作用，人口迎来了大爆发。

乾隆六年的时候，清朝人口超过了一亿四千万；乾隆五十八年的时候，清朝人口达到了三亿；到了道光末期，清朝人口又上升到了四亿。

乾隆帝一方面继续推行康熙帝、乾隆帝时期的各项国策，另一方面继续开垦荒地，雍正时期全国可耕地面积有683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变成741万余顷了。

尤其是，乾隆帝加大对新疆、甘肃等偏远地区的扶持力度，在当地开垦荒地，实施钱粮赦免政策，并采取金融措施鼓励当地商业发展，为当地人口增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除此之外，乾隆帝对外发动战争巩固清朝对新疆等地的统治，对内兴修水利，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继续大力推广高产、抗寒、抗旱农作物， 为百姓创造了好的生存环境，从而引发了人口的增长。

05，清朝人口谈不谈得上大爆发？

明朝初期，人口大约六千万左右，到万历时期达到鼎盛，大约一亿五千万人；清朝初期（康熙时期），人口大约七千万左右，到道光时期达到鼎盛，大约四亿人。

从人口增长比例来说，明朝人口增加了2.5倍，清朝人口增加了5.7倍，是明朝的两倍以上，完全称得上是大爆发。

当然了，由于统计方式不同，再加上隐匿人口，所以有人认为，清朝初期（康熙时期）人口实际上不止七千万，大约有一亿两千万人。

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计算，那清朝的人口增长率应该是3.3倍，只比明朝高一点点，谈不上爆发式增长。

事实上，持这个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从六千万增长到一亿五千万，与人口从一亿二千万增长到四亿，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能够承载的人口，其实是有上限的，尤其古代生产资源有限，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就更加困难了。

清朝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采取了很多措施，增加了国家可承载人口的上限，也就是说生产所得可以养活更多人了。

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所做很多事情，是明朝之前所有朝代都几乎无法完成的，比如说摊丁入亩，永久取消人丁税，这种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失败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就拿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来说，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那清朝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还在于清朝是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中央集权程度（也就是皇权）是历朝历代之最，这才有能力发起颠覆性改革。

因此，我们对比人口增长，不能只看增长率，而是要考虑国家可承载人口的上限，清朝突破了这个上限，达到了封建王朝历史人口的最大值，这就称得上爆发式增长，我们不能因为清朝不是汉人作为统治者，而对其感到不屑，做得好就值得肯定。

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清朝人口爆发式增长，清末民初我们在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拿什么来取得胜利呢，难道仅仅靠国土宽广带来的战略纵深吗？

一代代先辈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倒下，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死伤军民三千五百余万，这个损失没有让我们的民族倒下，我们不但战胜了所有来犯之敌，而且快速恢复过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人口的体量足够大。

以此，清朝人口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称得上是爆发式增长，只不过清朝中后期也遇到了人口发展的瓶颈，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

清朝人口为何从7000万迅速增长到4亿，这种爆发式增加是怎么？

在历史学界一直有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清朝人口的增加。

平心而论，中国历史从秦朝一直到明朝中期，中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稳定持续地突破1亿人口的大关。遥想当年，西汉和罗马号称天下无敌，二者的总人口数也不过接近5000万。

但有意思的是，等到清王朝到来的时候，人口不仅稳定在了1亿人的基数，而且还出现了指数级别增长。

根据现有的清朝人口数据表，清朝从1600年到1766年，人口就从1亿2,000万增加到了2亿。而1766年到1812年，人口增加到了3.5亿。等到1887年人口增加到了4亿。

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相比较于之前历代王朝在几千万阶段的徘徊，清朝的人口增长似乎以亿为单位，这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问题来了，清朝为什么会出现人口爆炸性增长呢？

根据历史分析，每一个时代的人口增长必然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社会的长期稳定，第二是土地数量，第三就是社会政策的引导，最后就是农作物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那么清朝是否做到了这些点呢？答案还真是如此，清朝不仅做到了，甚至超越了历代王朝。

首先来看社会的稳定，从秦王朝一直到明朝，其实每一个封建王朝虽然都曾经达到过巅峰，但它一直无法解决外部的骚扰。

遥想当年秦始皇时期，就面临着北部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也一直无法搞定匈奴残余势力。哪怕是唐朝，号称世界之王，但也被吐蕃搞得差点亡国。至于两宋则不用说，基本上是半废状态。

所以，历代王朝都无法真正做到领土的基本安定，以及社会的长期稳定。但清朝却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历史中，清朝本来就是明朝的外患，一度使得辽东消耗了国家半数以上的财富。

等到清朝入关以后，蒙古和满族这两个边疆威胁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国家无需准备大量军队应对边疆，这使得国家长期稳定，人民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机会。

事实证明，清朝通过防御性战争以及宗教控制等手段，即使是强悍一时的准噶尔，别在清朝的宗教影响下不得不认可一个中国理论，而且还最终被打败。

清朝基本上没有在面临外部威胁，这在历代王朝都是很少见的。西方学者也认为，作为一个强悍的帝国，清朝能够始终维持国内稳定而不大肆扩张，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显得特立独行。

有了稳定的环境以后，老百姓就可以获得持续性的发展，但这无法使得人口爆炸性增长，详情可以参考西汉初年的人口增长。所以这时候清朝就需要土地的刺激。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农民有一大特色，当土地数量众多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繁衍后代，以此来开垦土地，产生更多的粮食。

有意思的是，清朝初年由于人口大幅度减少，据统计只有7,000万人。再加上战争消灭了大量的地主，使得可耕种土地大幅度增加，于是老百姓获得了大量土地，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强烈的生育动力。

从人口统计数目也可以看出，清朝的人口从7,000万快速地增加到了1亿，这种增幅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这还没完，由于土地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以及可纳税的土地数额大到让崇祯皇帝都羡慕，所以清朝在早些年就制定了低赋税政策。

有学者也曾经分析，清朝对江南地区进行大量的细节，所以使得顽固的江南大地主财富大幅度集中于清政府，这使得清朝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统治。

因此清朝当年的税率低得吓人，有学者统计，当时清朝的田付收入不过3,000万，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赋税虽然一度增加到4,000万，可其他的额外增加是延税和关税，田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

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老百姓自然又一次被叠加了生育buff，开始进行不断地生育生产，生怕政府会出现阶段性的政策，以后就没这样的好事了。

有意思的是，清朝不仅没有将这一政策当成阶段性的命令，反而在随着时间不断加强。

例如，康熙在晚年提出了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时期又摊丁入亩，清查人口，使得老百姓的人头税被废除。等到乾隆和嘉庆登场，乾隆每次下江南就减轻赋税，在灾年免除赋税，嘉庆皇帝更是连续24次提出减免赋税。

可以说在刺激老百姓生育这件事情上，清朝的统治者算是做到了极致，所以人口的增长出现了物理学提到的加速度现象。

当然，若仅仅只是如此，那么人口的增长速度还不会出现数亿的跨越，关键就在于清朝的土地和农作物又出现了大变革。

在中国通史中有记载，清朝由于收获了西藏和蒙古等大量的领土，而这些领土出现了许多荒地，于是清朝调动大面积的人口去开垦荒地，而且在此期间开垦荒地的技术有了一定的提升。

所以清朝可耕种面积在乾隆以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而人口也在那一时期增长了一个亿。按照学者的分析，清朝在人口土地和粮食三者方面建立起了良性循环，三者相辅相成使得人口的增长变得如滚雪球一般强悍。

另外后来也有地理学家提出，由于地理大发现的出现，还有美洲作物和中国茶叶的交换流通，清朝出现了番薯和玉米等重要的高产作物。也就是说，清朝可以依靠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民。

在清朝的耕地与人口统计表中，早在乾隆中后期，仅仅只是凭借开荒的操作，一个农民就能养活9个人口。如果再加上番薯和玉米，一个农民能够养活的人口将会获得翻倍。

所以在“四大因素”的作用下，清朝的人口才建国之初的7,000万，一直增长到1887年的4个亿。

虽然其中或许有乾隆统计人口方式的变动，以及雍正改革土地政策调动出了很多黑户口，但毋庸置疑的是，清朝人口大幅度的增加是以上四大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封建历史人口增长的巅峰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