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过许多次投敌事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是长官投敌后把部队整建制拉走成为伪军,比如吴化文;有的是长官只能带着亲信叛逃,比如邢仁甫;有的被部下发觉后活埋,比如石友三,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支军队的性质是否“私有化”。

《亮剑》中一定要加上楚云飞老部下钱伯钧准备反水投敌的情节,其实是有所喻指的,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战期间确有高级军官和部队投敌的行为。而在剧中,日军宪兵队长平田一郎只需搞定钱伯钧和营副两个人,几乎就可以拉走这支近2000人的队伍,充分说明了军阀部队的私有化性质。

在民国时期的杂牌军阀军队中,维系上下级关系的是兄弟、同乡、亲戚等多种私人关系,下级只听顶头上司的命令,士兵则只认长官,没有对错之分。这样的组织结构,造成只要军事主官决定倒戈或反水,哪怕是投敌当汉奸,大多数士兵也会跟着盲从,个别不从的也许会有,但结果一定凶多吉少。

根本的缺陷在于部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凭借私人关系和利益集团来带兵,部队成为长官的“私家兵”。钱伯钧是楚云飞多年的兄弟和部下,翻起脸来指挥一营的官兵们差点把团长给灭了,因为他们只听从钱伯钧这个顶头上司的命令,管你团长师长呢。

《亮剑》骑兵连长孙德胜的老长官石友三,其试图投敌和被干掉的情况比较特殊,出身于西北军的石友三一直与日军勾勾搭搭,并且签署了“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尚未正式投敌。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只是他“理论上的部下”,即所部归石友三节制,两人本来就有过节,再加之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警觉后与高树勋密商,所以才能够在1940年底把石友三诓来活埋掉。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高树勋提前干掉了这个家伙,当石友三正式投敌时,是一定能够带着其基本部队69军成为汉奸队伍的,因为这支匪气十足的队伍是石友三本人一手带起来的,完全是他的私人武装。类似于孙德胜这样不从的低级军官或士兵,只能以“开小差”的办法脱离部队,公开反对必然死路一条,因为大多数部众只听从石友三的。

抗战期间黄埔系中央军整体主动投敌的事件鲜有发生(山穷水尽情况下投降不计),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决,一方面是黄埔军校开办了政治科目,学员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国家观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较谨慎,中央军各军师级单位都设有“政训处”,主要工作即是防控官兵的思想动态。

但杂牌军尤以西北军的投敌数量最多,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一方面确实说明冯玉祥的治军方式太成问题,“曲线救国”只是借口,缺乏民族气节和抗战意志才是真。老冯一生倒戈八九次,每次只要他下定决心了必然事成,没听说哪个部下能拦住他的,因为西北军什么五虎将和十三太保之类的军官是他提拔起来的,士兵是他们自己招的,他冯玉祥就是家长。

我们的八路军是党的队伍,并且有“军政双首长”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工制度,因此队伍绝不可能成为某个人的。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地方武装扩编的部队)、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生活腐化,又对组织上调其去延安学习持抵触态度,于是在1943年7月杀害了老红军、副司令员黄骅同志,试图率领所属部队投敌。

然而邢仁甫想错了,即便杀害了黄骅将军,他的叛变行为仍然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和不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婆和少数几个亲信跑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1949年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已经成为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邢仁甫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而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特将河北省新青县更名为黄骅县。

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当然可以的。八路军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团长投敌,被排长拿下。

八路军鲁中军区第1旅老1团是一支英雄部队,令日军闻风丧胆,不战而寒。但是,这样一支英雄部队,1941年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叛逃事件。

原来,进入1941年后,日军对鲁中反复“扫荡”,手段更加残酷,局势更加紧张。老1团反“扫荡”后进驻到孙祖一带进行休整。旅长王建安率旅部驻高家中疃。老1团长李福泽与政委王文轩率团部与2营驻孙祖。

11月的一个寒夜,2营4连在营长侯志林和连长柴延太带领下冒着山谷中呼啸的冷风,急匆匆地向沂水城方向疾进。

侯志林在队伍最前面,柴延太在队伍最后面。侯志林突然却向后面大喊:“6连!怎么还没跟上?快,跑步前进!”

其实,后面根本没有6连。

队伍快速地行进,战士们却渐渐出现一些议论:“这次强行军是去哪里?”“怎么事先不开个动员会,连班、排长都糊里糊涂?”“以前每次行动都是团领导带队,这次怎么不见一个团领导?”连文化教员董良仲听到这些议论,更加重了自己心中的疑虑,觉得这次行动的确反常,悄悄问3排长:

“咱营的曹教导员为什么没来?”

“不知道,连庄副营长也没来。”

“马指导员呢?”

“让侯营长叫去了,在队伍后面。”

4连指导员马洪南正被叫到了侯志林前面,以后候志林就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当到达铜井时,侯志林又双手叉腰,又大发脾气:“怎么搞的?5、6连怎么还没跟上来?马洪南,你把枪交给通讯员,叫他交给柴连长带便衣侦察前进,你在这里等一等5、6连,叫他们急速前进!”

马洪南把枪交给了通讯员。侯志林带着通讯员又向前急急赶去。

队伍到达离沂水城还有七八里地远时,被侯志林带进了一个小村子。然后,他下令封锁村子所有路口,在此休息、吃饭。战士们仍是满肚子疑惑,董良仲更是睡不着,找到几个排长又悄悄议论此事。排长们也认为有些反常,提议让董到连部探听消息,弄明白这次行动到底要干什么。董良仲来到连部,被通讯员挡在门口说:“营长在屋里睡觉,谁也不让进。”

董良仲说:“那你把柴连长叫出来,我对他说个事。”

通讯员还是守在门口:“柴连长说有事以后再说。”董良仲隐约听到屋里侯和柴在争论什么,却听不清具体内容,预感要发生什么大事,于是急忙转身回去,对排长们说:“我看这次行动不是什么强行军演习,很可能有人捣鬼,要小心上当。这里离沂水城很近,要警惕发生意外。”

排长们立刻警觉起来,决定1排长马上带队占领村子的北面高地,向沂水方向派出嘹望哨,发现敌情就开枪报警;其他排长再召集小组长开会,研究对策;董良仲再去连部探情况。

天刚亮,尚在孙祖的2营副营长庄中一突然发现4连不见了,去找营长侯志林,也不见人了,去找教导员曹普南。曹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去了!”

两人急忙跑到团部,问团长李福泽。

团长李福泽也不知道。

李福泽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找来政委王文轩和参谋长高文然,一起碰头。曹普南说:“最近发现侯志林、柴延太经常在一起嘀咕什么,关系不太正常……”

高文然问:“你看他们有没有带队投敌的可能性?”曹普南说:“依我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没发现他们与什么身份不明的人接触,敌工人员也没与他们来往。”

李福泽果断地说:“不管如何,由高文然同志带几匹马去追,估计三四个小时就能追上。我相信战士们不会开枪。”

高文然是2营的老营长,班、排长都熟悉,说:“我只要追上,就能把部队带来。”

高文然走后,李福泽和王文轩立即去旅部汇报。

其实,这确是一起侯志林、柴延太经过密谋策划、以欺骗手段准备带队投敌的叛逃事件。

侯志林,20多岁,寿光县人,曾在韩复榘的军队里干过司务长。老1团在反“扫荡”斗争中打朱位时,李福泽下令1营攻击南门,令侯志林带2营到北门把敌人堵在鹿砦里面。结果,侯志林延误了战机,使敌人从北门逃窜。李福泽便狠狠批评了他一顿。进驻孙祖后,团党委决定送侯志林到抗大学习。决定还没公布,就被他觉察到,认为自己失去了信任,便利用自己曾在4连任过连长并和现任连长柴延太气味相投的关系,准备拉队伍去投敌。

侯志林万万没料到,天刚亮,柴延太就慌慌张张跑进连部:“快!侯营长,看样子我们暴露了。1排长带人抢占了村北的高地,2、3排也向连部包围过来,马洪南跑回孙祖了,小董在门外大吵大嚷要冲进来,快走!”

侯志林掏出驳壳枪,就往外冲。这时董良仲已冲进院门,大喊:“快打呀,侯志林叛变了!”枪声响了。

侯志林一惊,随即判断出枪声是向他发出的警告,并不是真正向他射击,还没醒悟,反而向柴延太几个人一招手,一起向村外突围而去。

2、3排长和董良仲一商量,认为这里离敌人太近,枪声已惊动了敌人,必须迅速脱离,赶回孙祖。于是,三个排放弃追击,集合起来,由1排长带着往回赶。走了10几里,对面疾驰过来几匹马。马上是团参谋长高文然,后面跟着指导员马洪南。战士们—下子欢腾起来,高高兴兴地跟着高文然等人返回了孙祖驻地。

董良仲和排长们成功地挫败了侯志林、柴延太的阴谋。

而侯志林、柴延太等五个人突围出去后,像惊弓之鸟,跌跌撞撞通过沂北根据地,窜入临朐博山,想在山里找个村子休息一夜再去路北。柴延太找到村长,自称是鲁中老1团的,有任务要去路北,要村长杀鸡买酒接待。村长立刻怀疑起来,因为这里处在交通线上,从来没有八路军停留过,再看几个人惊魂未定的狼狈相,于是一面装作杀鸡买酒把他们稳住,一面派人向博山的八路军新1团报告。

当晚,新1团一个排把山村包围起来,要侯志林他们缴枪。五个人慌了手脚,想跑来不及,横下一条心突围。刚跑到村口,枪声就响了,侯志林被当场击毙,柴延太吓得六神无主,带着通讯员等三人举手投降,被新1团押去了旅部。

经过审讯,柴延太等人对叛逃事实供认不讳。

随后,鲁中1旅在高家中疃召开公开宣判大会,旅长王建安主持宣判大会,政委周赤萍作了重要讲话,然后,叛逃分子被执行枪决。

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然可以拒绝服从。

不要说长官投敌,就算长官不是投敌而是合作,也有大把的部下不支持,甚至直接武力对付你。

大家如果想看点真实的历史,就多看看萨沙的文章,少看些八股文。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以后,在中央苏区范围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留下了游击队。

除此以外,还有1万多人的留守部队,负责人是陈毅和项英。

然而在国军强力围剿下,陈毅和项英部队很快就没了,变成一只只小规模的游击队。

类似的游击队还有很多。

到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根据协议,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

但是,问题就来了,

所谓国共合作只是今天的名词,当年叫做国军收编共军。

红军的衣服、徽章统统不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也没有了,变成了国民革命军。

在几乎所有的南方红色游击队看来,这就是叛变投降啊。

这些游击队在国军围剿下能够生存几年,大都经历过各种残酷的作战,人人都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这些人如果叛变投敌,早就投降了。

此刻陈毅、项英派人去联络这些游击队,后者都认为这些人是来诱降的,甚至认为是叛徒联合国军将他们骗下山杀掉。

在这种残酷环境下,最令人痛恨的不是敌人,而是叛徒。所以,抓住敌人可能不杀,但叛徒一定会处死。

于是,一时间陈毅派出去的干部被游击队杀了很多:中共皖赣省委关英,在弋阳磨盘山上被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在湘赣边被游击队杀了。。

甚至,陈毅自己也差点被杀了。

11月中旬,陈毅来到陈毅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这里有一支一二百人规模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几乎人人都和敌人有血债。

听说陈毅要让他们下山接受改编,也就是“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动员大家下山……”

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立即下令将他绑起来。

谭余保痛骂陈毅是软骨头,当年自己还曾经听过他的关于坚持斗争的报告,要求他交代勾结敌人的经过。

陈毅解释来解释去,对方不信。而战士们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将陈毅就地杀头。

当时谭余保也同意了,命令部下将陈毅拖出去杀死。

在关键时候,陈毅临危不乱,突然破口大骂谭余保他们才是真正叛徒,叛变革命,打着革命旗号做土匪。

谭余保见陈毅如此激愤,反而有了怀疑,于是下令暂时不要杀他,派人下山去吉安新四军的通讯处打听。

2天后,情报员带回几份报纸,谭余保弄清了吉安确有共产党的新四军通讯处,才给陈毅松绑道歉。后来谭余保这支游击队跟陈毅下了山,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然而,还有游击队无论如何不下山,然坚持打土豪政策。

国军随后宣布他们都是土匪,将他们基本全部歼灭了。

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这种情况在近代出现了很多次。

我举一个比较冷僻的例子:

陈明仁将军1949年宣布起义,结果麾下三个主力军都拒绝服从陈明仁的“起义“命令。

陈明仁1948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后,一直在和程潜将军密谋“起义”,为此,他还把第一兵团主力第十四军军长傅正模“明升暗降”提升为第一兵团副司令,专门让自己黄埔军校2期学弟,同时是老乡的成刚从新编的102军调到14军担任军长。

认为自己这个学弟兼老乡执掌最重要的第十四军,那么起义肯定万无一失。

结果没想到陈明仁和程潜将军在长沙宣布起义的消息一发布,成刚就带着十四军“反水”了,整个十四军完全投向白崇禧,这让陈明仁非常惊讶和沮丧。

后来成刚带着十四军残部由越南撤回了宝岛,成刚本人在1964年病逝于台北。

不止成刚,陈明仁将军另一个关系更密切的学弟兼同乡熊新民也带着71军也“反水”了。

说起与陈明仁的亲密关系,熊新民更亲密一点,熊读黄埔六期时,陈明仁正好是他的中队长,熊新民黄埔军校毕业后因为学习成就优秀,被分入军校教导队,后来教导队扩编为警卫军,也就是抗战时著名的87师与88师前身。

正因为熊新民是警卫军出身,所以他才能担任71军军长。

陈明仁将军通电起义后,他带着71军投向了白崇禧,成为白崇禧麾下第一兵团副司令兼71军军长。

最后熊新民兵败被俘。

总而言之,陈明仁将军长沙起义后,他是万万没有想到他麾下三个主力军14军、71军和100军全部“反水”,陈明仁将军麾下能控制的就是四个所谓的暂编师,第一兵团7.7万人精华全在那三个野战军,结果三个军全部“反水”。

其实这都不算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陈明仁将军第一兵团司令部警卫团一度都拒绝执行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命令,甚至警卫团有大部分士兵“反水”。

陈明仁将军后来不提任何要求,除了陈将军本人淡泊名利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他麾下精锐全部“反水”,心高气傲的陈明仁将军也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

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在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实际却是很难的,因为长官既选择了投敌,那肯定经过动员,和多方面权衡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五都选择了投敌,那你不想投敌,得要选机会,用策略,不能硬碰,不然定会杀你灭口的。

如果小部分选择投敌,那就想办法制止。,式制服他,那怕他是任何长官。

如果一半选择投敌,那就要想办法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他们,不行就迅速带领吊一半撤离,找到有利地形,阻击说服对方手下让其留下。如果能说服其手下戴罪立功,抓住投敌长官,也是大功一件。

总之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能讲清楚的。

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长官投敌的时候,手下的人不仅可以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可以将长官抓起来,送交上级处置。

1938年,原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参加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的机会,突然叛变投敌,向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表示,自己有重要事情需要向蒋当面汇报,请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官员提供协助。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当然也不傻,瞬间就明白了张主席这是什么意思,马上请示了中央,将张带到西安,然后安排火车送往当时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安排张去见蒋。

不过张主席在到达武汉的时候才发现,来接他的不是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随即,张主席被带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周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谈话,试图劝说他回去,但张顽固表示,他一定要去见蒋,拒绝返回延安。张的理由是,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现在国共合作,他有权利要求向蒋回报工作情况。周虽然很生气,但在请示中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之后,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联系,安排了张与蒋见面,并且由周亲自带着前去见蒋。张一见到蒋,就特别激动的握着蒋的手说了一句“兄弟在我糊涂多年”,在一旁的周见状马上补充了一句:“你糊涂,我们可不糊涂!”蒋自然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并不介意,略加寒暄之后,就送走了周,留下了张。从此,张就完全投靠了蒋,后来曾在军统系统担任过少将站长的职务。看过电视剧《延安颂》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个情节。

不过,张在叛变投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能带走,连他自己的警卫员在知道了他是要叛变投敌之后,都主动提出要留在八路军这边,继续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跟着张国焘去享福。也是因此,在陕北的高级会议上,主席才在讲话中说,张叛变投敌是不得人心的,连警卫员都没能带走。这话当然是说给留在当时已经分赴抗日前线的四方面军将领说的,用意是安抚他们,这只是张国焘自己的个人选择,仍然留下的同志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张国焘投敌并没有在党内军内引起太大反响。

不过,这不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高级领导人投敌叛变的情况。早在上井冈山的初期,担任红军师长的余洒度就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选择了主动投敌。之后,红军团长陈浩、袁崇全都曾选择投敌,在袁崇全投敌时,部队不了解情况,被他带走了,参谋长王尔琢赶去劝部队返回,在王尔琢当面怒斥袁崇全投敌叛变之后,被他骗走的部队大部分返回了,袁崇全怒而开枪,当场打死了王尔琢。电视剧《井冈山》中就有这个情节。

不过,这些叛徒后来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张国焘在投敌之后,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成了反革命。在抗战胜利之后接收时,他也曾跟着参加劫收,大捞特捞,这在《潜伏》中吴站长也曾经提到过。但在全国解放之后,他并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留在了香港,一边拿着在国内贪污的钱炒黄金,一边观望形势。1951年炒黄金失败后,曾经主动提出要回到国内,哪怕给个副总理也行。中央都同意了,只要他跟中情局的关系断掉就可以,他却因为投资又扭亏了,不肯回来了。之后1958年又曾经提出过一次,要求给个部长,中央也同意,条件还是断掉跟中情局的关系,但他自己又没回来,最后客死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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