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虽然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

按《三朝辽事实录》里的记载，明军“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

依据这则记载，萨尔浒之战，出征88,550名明军，阵亡46,180名，生还42,360名。

至于为啥明军会在萨尔浒大败，这个话题可以说是讨论烂了。

很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是“分进合击”的四路明军遭遇“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后金军主力各个击破。但其实“分进合击”一种很常见的战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术，是因为古代条件下，后勤运输手段有限，导致长距离后勤补给效率低，单位地理区域的补给输出也有一定限度的，故而组织十万级别的大规模进攻时，古人往往习惯把大军分开，以分担后勤的压力。

另外，参加过集体活动的读者肯定都会懂得，在道路宽度有限的情况下，大量人员一起移动，往往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人流，军队行军更是如此。比如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一个包含42,512人、13,802匹马、90门炮、1,385辆运输车的军，要占用43.5公里长的道路。这个在军事术语方面被叫做行军长径。而明代根据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里记述， “ 路狭，挨次每一营鸳鸯阵双人行……前路宽一丈（约3.2米）……是二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一丈之外……是三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二丈……是四鸳鸯阵平行”。根据其记述推算，明军行军时单人的宽度大约在0.8米。另外，根据对近现代部队行军的研究，步兵行军期间前后的距离大约在1.5米左右，而骑兵则是2.5到3米左右。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总兵力为88,550人，朝鲜盟军的兵力为13,230人。这十多万步骑兵，就算按步兵6人、骑兵4人并排行军估算，明军行军长径将达到36公里以上，即前军已经走到萨尔浒、而后军尚在抚顺城刚出发。显然，这样的一字长蛇阵，即无法作战，也无法保证行进速度，更没法保证后勤供应。

而且，赫图阿拉周边群山环绕，山谷之间河流弯延，不利大军行军与展开。比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 五岭特为险峻 ” ；兵部官员董承诏奏报 “ 越三关、逾五岭，闻其险隘之处，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驰 ”；扎喀关， “ 两山对峙，沟深峭陡，地势极为险要 ” 。

总之，受限于地理和后勤条件，明军要想执行攻击赫图阿拉、进剿后金这种外线作战任务，只能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没有合兵一处滚动前进的可能，即没必要也没有可以实现的地理环境（对于明军而言）”。

而这种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各支部队能够按照战前约定的时间，准时抵达应该抵达的地点，彼此呼应，相互掩护。

对此明军在出战前也进行了相关纪律的申明。比如违期逗留、观望不救援，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等纪律。但是即使三令五申，如果军队缺乏足够执行战术行动的能力，所有的纪律也就等于没说。

首先，成问题的是，这次明帝国出动八万八千人左右的明军是从各地抽调过来的。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精骑六千；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很多明军因为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作战，求战之心不强，甚至“伏地哀号不愿出关”。

另外，明朝当时的制度是武官不能担任大军主帅，而是由更高阶的文官调度全局。四路的率军总兵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声望地位相仿、互不隶属。同时，明军为了弥补兵源短缺，不得不让一些有临阵脱逃劣迹的官兵也参与作战。比如，曾经对后金军望风而逃的抚安堡备御毛凤文、游击郑国良、白家堡备御周守廉、三岔儿堡备御左辅，都没有被严肃军纪，相反获准戴罪立功。而这种行为，其实本身就是对军事纪律的一种破坏。

士兵来自各地，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士气不振；主官又缺乏合作的基础，更没有建立应有的指挥序列；军纪又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军队，要求他们在人生地不熟、地形复杂的敌占区，实行对时间、地点与行军速度要求很高的“分进合击”战术，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辽镇明军素有轻敌冒进的风气，现在军队里又有临阵脱逃不受处分的逃兵，其结果自然是“勇者独进，怯者独退”。

其实面对缺乏地利与人和，准备又不够充分的“分进合击”战术，其实领军的总兵也大都看出问题。比如马林表示，“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刘綎则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到四五月份出兵为好。他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所组成的明军战力表达了不信任，希望能抽调川贵士兵两万，就能“独挡奴酋”。然而，辽东经略杨镐只答应让他调八千川兵，结果到出发前，刘綎麾下的川军也只有不到五千兵力。而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然而，当时明军的体制，武官只有列席议事资格，却没有军事决策权，只能被动执行文官的命令。结果，那几位总兵的意见与建议，全都被杨镐置之不理。

而明军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之后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只好推迟出兵日期。可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大臣，却认为等待下去是耗费钱粮，于是一再催杨镐进兵。结果，明军就在准备不充分、内部问题重重的情况下，贸然开赴人生地不熟的辽东作战。也就是说，明军这次出兵，中国传统兵家所重视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存在问题！

说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明廷之所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还选择分进合击战术并贸然进兵，其实主要源自于轻敌。明廷复制的是明宪宗时期“成化犁庭”的战略布局。但“世易时移”，此时明军所将要面对的则已经整合了建州女真力量、建立了政权，并且拥有极强军事指挥能力的后金开国之君、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而且，后金政权拥有六万人级别的战兵，军队规模甚至能达到十万人。所以当初进剿松散的女真部落时很有效果的战略布局，很明显已经不适用了。但明廷丝毫没有意识到面对敌人的变化。那些朝廷大员，无视了一线军事主官的合理建议，还以剿匪的心态，将八万多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推向了萨尔浒战场，去执行那个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分进合击”战术。而明军也在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下，将“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了“分进独击”，结果给予了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对其各个击破的机会。

相对于由于进行外线作战而困难重重，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由于处于内线作战，占据地利，后勤与行军压力要小得多。比如杜松以两天半的时间从沈阳抵达萨尔浒，要在崎岖山路上行军140多明代里（80多公里），而且还有浑河与苏子河两条河流的阻隔，最后还要面对坚固险要的界藩城。而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军事地图的平面路程只有大约66.7公里，即116明代里，并且地形一马平川、路途平坦。加之后金军多为骑兵和骑马步兵，机动能力要远高于明军。所以后金军可以以逸待劳的更好集中兵力，执行“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

天时方面，17世纪时，北半球正处于寒冷周期，即著名的小冰河时期。而辽东本就是严寒之地。考虑到此次出征的明军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方，自然不可能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战斗力也必然大打折扣。而后金军作为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渔猎民族，对于当时的严寒气候更具适应能力。

人和方面，努尔哈赤此时已经通过铁腕手段整合了后金势力。比如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因为保持亲明立场，结果被他幽禁折磨了两年多后，悲惨死去。（1609年三月到1611年八月十九日，也有说法是被努尔哈赤秘密处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一些亲信也被处死。

同时，后金军军纪严苛，作战时设有督战队，不守纪律者一律处死，“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

另外，努尔哈赤在辽东经营多年，根深蒂固，特别善于使用间谍和内应。当时，努尔哈赤号称“奸谍满辽阳”。明人评价为，“奴酋最狡，善用奸细”；“奴酋狡黠异常”，“间细广布”；“其用计最诡，用财最广，最用最密”；“奴最工间谍，所在内应”（《三朝辽事实录》）连《明神宗实录》也得承认，“辽人举动兼辽兵、辽马、辽饷，奴皆习知”，“奴酋狡诈机警，内地一举一动无不周知”。后金军攻陷抚顺、沈阳和辽阳等地，都大量依靠内应和间谍。比如，朝鲜史书《谍海君日记》记载：“奴贼攻城非其所长，（辽阳）陷入城堡，皆用计行间云。”

具体到萨尔浒之战，大量后金间谍使得明军“师期先泄”，也让后金军“得预为备”。而具体到作战中，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对明军实行各个击破战术，靠的也是战场情报上的单向透明。而相比之下，明军在萨尔浒战场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从杜松和马林部覆灭之后，刘綎部队仍浑然不觉就可见一般。

由此可见，以杜松部为代表的明军，在正式的战斗展开前，已经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相对后金军都处于下风，在战略上已经处于相当被动和不利的态势。此战还没开打，明军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说起古代，好像就离不开战争，确实，时代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战争。也许这种说法有点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古代战争更多的是以粗鲁厮杀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如今，时代在进步，所以战争的方式也就随之转向了经济等多种无硝烟的方式。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是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恰巧生活在了和平的国家而已 。言归正传，明朝时期的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关乎明朝命运的一战，但是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归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时的萨尔浒在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一带，1619年时，明朝万历皇帝派遣十多万征讨大军血战当年的满洲酋长努尔哈赤，但是就在如此局势下大明王朝却还是输给了努尔哈赤的六万大军，从此中国历史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导致一场战役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明王朝错误的战术，萨尔浒战役采用了“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战术。其实“分进合击”的战略技巧也并没有错，只是明朝将领错用在了这场战役中。没有分清楚当时的战况局势就盲目的将战术生拉硬套，没有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导致统帅掌控不了复杂的战争场面。兵分四路没有办法更好的指挥，因此导致作战乱了套。

再就是此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兵力，也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原因。如果当时明军依靠数量上的优势集中兵力稳扎稳打，说不定在此次战役中失败的就是努尔哈赤了。当然历史不能改写，后世也只能就事论事罢了。

其次，话又说回来，战略失误还不是统帅之过吗?当时的统帅是杨镐，万历帝任命杨镐为明军统帅去对抗后金的努尔哈赤，可以说这简直是个灾难性的决定。虽然杨镐在朝为官也有三十多年，但是他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也不是什么雄才大略之士，因此他拟定的“分进合击”最后以失败告终。（欢迎关注第一军情,若有其他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淮海战役国军怎么输的，国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就怎么输的。相差四百年的两场战争中，国军和明军的指挥居然如出一辙，也算是一大奇迹。

先来说淮海战役国军是怎么输的。

淮海战役中，国军进入战场的前后达到八十万人，而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合起来，也就六十万人。

但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解放军大获全胜，国军被歼灭五十五万人，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五个兵团被全歼，距离战场最近的国军李延年部观望成败，不敢来援。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就是因为国军指挥不统一，虽然人数很多，但是除了徐州的三十多万人是杜聿明统一指挥的，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都是被分别歼灭的。

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国军黄维和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救援都不算积极，杜聿明更是认为毫无机会取胜，所以只想把部队带走。

结果是黄百韬被全歼，积极救援的黄维兵团又被包围，杜聿明业无心解救黄维兵团。

这就是说，国军虽然看上去人多，但是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心不齐，没有协同作战，所以解放军粟裕能够先从容围歼黄百韬，然后掉过头来协助中野围歼黄维，再回过头来围歼杜聿明集团。

虽然粟裕手下的解放军数量比国军投入战场的数量要少，但是粟裕每次都能抓住机会，在局部地区形成兵力优势来围歼对手。最后是国军的三个部分被分而击之，一个都没能逃走。

萨尔浒之战同样如此。

虽然明军名义上数量达到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人，清军只有六万人。但是清军指挥统一，兵力集中，相互之间协同做得很好。

而明军得十二万人却分为四路进兵，除了杜松一路达到六万人之多在，其他三路都是二万人。

正是因为明军分散平均配置，所以在进军时步调不一致，进攻积极性也不一样，推进速度不一样。这样，清军就可以抓住明军各部推进速度的时间差，形成局部优势，加以歼灭。

也就是说，虽然宏观上清军处于明军得包围之中，但是明军的攻势并不统一，所以让清军有机会对四路分别发起攻击，逐个击破。而且，在单独面对每一路明军时，清军都是有兵力优势的。

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时，还需要中野配合进行打援，牵制黄维兵团，围歼黄维兵团时对杜聿明集团也是围而不歼，但是清军在分别与各路明军作战时，连阻援都不需要，只需要派出小股部队打探消息就行。

而作为明军主力的杜松所部的六万人，也在过河时被清军分割开来，分别消灭。所以，虽然参战总人数上，明军始终占据优势，但在局部战场上，明军始终处于劣势，不仅士气不如后金军队，连人数都不如对手。

从战术上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的指挥和表现只能算是浪战，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和相互协同，主次也不分明，清军能够轻松自如的穿插到明军后背发起攻击，这种打法，明军输了一点都不奇怪，不输才奇怪。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事实上，明军出兵萨尔浒，开战以前，所有人都认为稳操胜券，努尔哈赤不过是一个东北酋长，女真部落都还没有统一。

只有200多个牛录，从满文老档看，努尔哈赤实际披甲只有2万人。大明此战，几乎所有精兵强将尽出，杜松，刘廷，李如柏等人，各个都是百战百胜，从打日本，讨伐蒙古，到征战西南地区，每一个人都是常胜将军的角色。

杜松和蒙古人作战超过100多次，百战百胜。属下将领赵梦麟，刘遇节，王宣，桂海龙，王浩等人各个都是狠角色。刘廷就不用说了，从15岁从军开始，就没失手过，部下的祖天定，徐九思，康应乾，姚国辅也都是真正的勇将。

李如柏打日本，败蒙古，麾下战将尤世功，张应昌，李克泰，戴先裕都是辽东明军的精英。马林部队更是明军辽东镇精锐“跳荡铁骑”。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最强火器军，最强骑兵部队，还有几乎所有名将都聚集在了萨尔浒大战的战场上。但是，结果却是惨败，正是这一战精锐几乎全灭，打掉了其他明军的士气，从此开始患上了后金恐惧症。

明军确实勇敢，被誉为勇冠三军的潘宗颜冲进敌营，血战疆场，被后金军的箭雨密集射击，最后“骨糜肢烂”。其他明军也是“奋呼冲击，胆气弥厉”，确实是精锐部队的表现。

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最后的蒙古大汗孛儿只斤·林丹巴图尔。在1632年，皇太极讨伐林丹汗，一直从蒙古追杀到青海，林丹汗被打的毫无抵抗能力，最后死去。

林丹汗正妻娜木钟，被皇太极纳为妃妾，此后还为皇太极生下一子一女。侧室芭德玛瑙，窦土门福晋，变成了皇太极的“衍庆宫淑妃。侧室俄尔哲图，嫁给皇太极的兄长阿巴泰，为其侧室。侧室苔丝娜，改嫁给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其侧室。

四十万蒙古之主，黄金家族出身的蒙古大汗都被后金碾压式打击，横穿整个蒙古逃到青海，还是被追杀而死。可以说明后金初期爆发时，确实在战斗力上，对蒙古，对明朝，都有着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可以说，萨尔浒之战是大明与女真的战略转折点， 至此以后，明朝转入战略防守，而女真进入战略主动。主动权的丧失彻底让大明整个辽东全面撤退。在公元1619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大明在杨镐为主帅带领下。兵分四路出征，（实际上是三路，朝鲜那一路就是打酱油的）但西路军首先遭努尔哈赤攻击，全军覆没，总兵杜松战死；随后北路军遭受攻击，全军覆没，总兵马林狼狈逃回；最后东路军被女真军偷袭，全军覆没，总兵刘铤战死；杨镐得到消息后匆忙撤兵，女真军趁势追击。整场萨尔浒打完，也就五天时间而已。明军损伤惨重。女真完胜。

这次战役是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此役明军12万人，努尔哈赤大约6万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明军的战斗力和兵员素质并不弱。但明军主帅杨镐文官出身，不是武将领兵 。但兵分几路合围进击，就是以三路包抄作为诱敌之兵，以杜松领导的西路军三万人作为主力，进攻抚顺。也就是所谓的“犁庭扫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军事部署。但就实际而言。大明根本不了解女真，真正了解女真的李成梁已经去世。但努尔哈赤对明朝却是了解的，大明朝廷的腐败无能，军事架构臃肿。更是明白的很，女真不仅做好军事准备。还部署大量间谍、对整个战场动态可谓了如指掌，而且杨镐的作战意图被努尔哈赤发现了。否则他也不敢带着队伍在几天内连续高强度奔袭作战。从战略上看，明朝一开始就就输了，而在战术上，假如杜松这一路能够抵挡住努尔哈赤近几天，或者拖住女真。其他两路一定会围歼努尔哈赤。但杜松当天全线溃败。明军的三路围剿计划就此破产。这是努尔哈赤击破明军分进合击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胜利。可以说，在战术上，杜松应该承担萨尔浒之败的主要责任。马林部队应该立即全线撤退，却想继续进攻。但还是失败、东路刘挺所部被间谍欺骗，导致全线在萨尔浒溃败。指挥全军的杨镐得知四路大军两路溃败。急令其他两路撤军但为时已晚，刘挺所部已被后金歼灭，只有李如柏安全撤退，后来自杀。杨镐因此次兵败，在崇祯二年正法。

凭你几路来，我就一路去，各个击破是努尔哈赤战胜明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也就是集中了八旗兵优势兵力，采取突然的袭击的方式使得明朝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辽宁抚顺附近两方展开激烈交火，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八旗兵45000人进攻明军。歼灭了杜松所部。主将杜松被杀死，西路军三万人全军覆没。随即努尔哈赤立即率军攻打北路军，全歼。数日后，努尔哈赤调兵进攻东路军，大败之。女真一路打三路。是出色的运动战。女真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而明军四路进兵，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按约定时间行动，彼此联络不畅。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好遇上了后金兵的“合进分击。明军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萨尔浒之战，充分展现了了努尔哈赤的大军事家风采和能力，也衬托出明军主帅的无能、努尔哈赤可以亲临一线作战，而杨镐连女真兵都没有见过。实在是贪生怕死。萨尔浒的失败，是一个腐朽落后的老大帝国，和一个强大冉冉升起的强大部族的决战，明军从开始就怯战，准备不足。而新兴的后金却是同仇敌忾，从努尔哈赤到女真兵敢于冒着枪炮往上冲，女真兵作战勇敢、到头来就是明军一次次败亡，后金兵节节胜利。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失败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是指挥失败，再就是明军的怕死，愚蠢、无能，怯懦所造成了明军的失败。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这个提问里“明军本来可以稳操胜券”一说非常的奇怪，明军就压根谈不上什么稳操胜券，不如说是明廷的大部分人以为这是必胜之仗，而最后结果是全军覆没。

事实上，早在萨尔浒战役开始前，明廷就有有识之士对这场战争战法和时机的选择上忧心忡忡，这其中也包括参战将领刘綎，但是这样的声音太微弱，直接被忽略了。

反对者之一，徐光启在战前就对杨镐的四路进兵策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他还断言尤其是杜松一路凶多吉少，恐怕要全军覆没，后来果真被其言中。

反对者之二，熊廷弼早在杨镐担任辽抚的时候就反对轻率浪战，面对辽东残破的情况，提出对内应该“高城深池，息民养士”，在边防上应该修边筑堡，以守为战。他与杨镐在辽东防务上意见相左，最后被“坐勘家居”。

反对者之三，萨尔浒之战担任东路军主将刘綎，刘綎对此次仓促出兵深感焦虑，他在奏疏中指出了自己的担忧，提出了此次作战的军队训练不精，而自己的川军并未全部到齐，火器铠甲准备不全等弊端，顺便还说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根本就没有成算，抓瞎指挥（这不是在骂杨镐嘛！），希望能再准备一些时间。附图。

除了以上三位外，反对者还有另外两路的主帅杜松、马林和兵部员外郎董承诏，尤其是董承诏指出辽事有六难“将多而难调、病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将多而难调”，希望能从长计议，最后结果是啥？就是“不报”。

所以在萨尔浒之战前，战局形势就对明军不利，何来“稳操胜券”之说。

萨尔浒之战最让人诟病就是兵分四路，四路军队相隔太远，而主帅杨镐却坐镇沈阳城遥控指挥，诸军难以联系和协调，给了女真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而杜松一路的兵力略多于其他三路，兵力平均分配，难以给敌军以重大打击。

关于这个兵力布置的原因有三：

一、参照了平播州杨应龙之役，将西南战场的成功经验搬到了东北，在平杨应龙的战役中，明军就是24万军队兵分8路，每路3万人，进行向心攻击，最后大获全胜。所以，这回不管不顾依样画葫芦再来一遍。

二、成化犁庭的成功经验深深的影响了明廷的高层，当年赵秉率领2万军队，兵分五路，摆平了建州女真。11万大军自然是绰绰有余，有一种天兵一到，努尔哈赤服诛的既视感。

三、之所以四路分兵，那是因为这回出征的明军体系不同，如果合为一路也是有可能导致大败的，宣、大调过来的杜松、还有东路军主帅刘綎以及辽东系的李如柏，不是赫赫有名的主帅，就是老资格，而主帅杨镐坐镇沈阳，又威望不足，不为众人所服气（刘綎都在奏折里骂他，见上文），如果合为一路，肯定大事不妙，这件事江西御史张铨就看的很清楚，提出杨镐这位主帅一定要严加约束，只可惜杨镐没那能耐。

所以，明廷这回兵分四路，选用分进合击之策，既有客观失误，又有无奈之举。

失误在于：第一、对以往的成功经验生搬硬套，不顾辽东战场的实际情况，要知道八旗军得战斗力比苗兵强不说，其行军作战靠马匹机动，其突击力和运动战能力比杨应龙军强的多。第二、虽然对努尔哈赤实力增长有所认识，但是认识程度有所不足。第三、此次出征的军队体系完全不一样，合兵弊端甚大，难以指挥。

所以，萨尔浒战役是战前准备不足，战役策划如同盲人摸瞎马，这样根本就是胜算极低，“胜券在握”那是没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