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反水”攻击李景林，导致与郭松龄的联盟瓦解，是否是一生最大败笔？

题主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冯玉祥攻击李景林，是因为李景林先撕毁协议，释放了郭松龄俘虏的奉军大将，又拒绝冯玉祥所部通过自己防区前往东北支援郭松龄，责任并不全在冯玉祥身上。

郭松龄和李景林都是张作霖手下的大将，而且两人关系还挺好。第二次直奉大战奉系获胜以后，郭松龄出任奉系京榆驻军副司令，李景林当上了直隶军务督办，都身居高位。不过郭松龄、李景林和张作霖的心腹杨宇霆关系很差，杨宇霆多次在张作霖面前攻击两人。郭松龄、李景林担心长久下去难以自保，所以秘密联络了冯玉祥，商议一起反奉。

此时张作霖正在部署部队打算进攻冯玉祥，冯玉祥压力巨大。郭松龄、李景林愿意和自己联络反奉，对于冯玉祥来说无疑于天上掉枕头，三方很快签署了一个秘密协议，共同反奉。根据协议，击败张作霖以后东北归郭松龄，李景林继续占据直隶、热河，冯玉祥部可进驻直隶，并通过直隶援助郭松龄作战。

但是在1925年11月24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以后，占据河南的国民二军岳维峻部趁机进入直隶，想浑水摸鱼。李景林担心自己的地盘被抢占，态度有了变化。随后许兰洲奉张作霖之命，携带李景林母亲的信来劝说李景林不要支持郭松龄。而天津日本驻军司令小泉也告诉李景林，日本绝不允许郭松龄和冯玉祥的军队进入奉天。

在这种情况下，李景林转变了立场，从支持郭松龄反奉改为倒向张作霖。12月2日李景林释放了郭松龄扣押并交给他看管的奉系师长、旅长，将他们送到沈阳。4日又通电反对冯玉祥，拒绝抵达马厂的冯玉祥部通过自己防区前往东北。

冯玉祥在派代表与李景林协商失败以后，于6日下令各部进攻天津。双方随即展开激战。到12月24日，李景林兵败，天津被冯玉祥攻占。李景林逃入日本租界。但是此时郭松龄也已经兵败，并在25日被杀死。冯玉祥和郭松龄联合反奉一事失败。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到，冯玉祥和李景林之间闹翻，主要是因为双方只是因为利益临时联盟，彼此之间缺乏互信。一旦情况有变，双方的联盟关系就会破裂。李景林在外部压力下突然撕毁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也只有诉诸武力一个办法了。责任并不全在冯玉祥头上。

冯玉祥“反水”攻击李景林，导致与郭松龄的联盟瓦解，是否是一生最大败笔？

冯玉祥在郭松龄反奉之时，突然出兵攻打李景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可以称之为他一生之最大败笔。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决定，将会让他失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C位”，甚至也成为了他日后走下坡路的一个转折点。

很多人都知道冯玉祥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是拿捏准了两个字——“倒戈”。

我说他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这绝非虚言，至少他在1924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有过这个辉煌。

所以，我在这就从1924年的冯玉祥开始说起，看看他究竟是如何成为首屈一指的大人物，又为何会和郭松林合作。

1924年北洋军阀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决定北洋政府主导权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之间的较量。

奉系分三路而攻，直系也自然也得分三路而击，此时的冯玉祥就是直系一员大将，负责攻打第三路奉军。

不过，冯玉祥对吴佩孚一直打压自己早已心生不忿之意，所以为了保存实力，他对吴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吴佩孚已经和张作霖打得难分难解了，冯玉祥却还未按期抵达战场。

吴佩孚这一路打得并不顺利，再加上冯玉祥的拖延，就让他陷入了一个极为被动的局面，打也不是，退也不是。

而这恰好是冯玉祥想要的结果，他就趁着吴佩孚和张作霖抽不开身的时机，悄悄返回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从而控制了北京政府。

冯玉祥既然控制了北京政府，那么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人物。

只不过，冯虽然控制了北京政府，但是他自身实力决定了他很难维持局面。

张作霖自从打败了吴佩孚之后，就将北京政府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自然也不会放任冯玉祥不理。

所以，冯玉祥才想出来了请段祺瑞出山担任临时执政，并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国事的办法来缓解压力。

只可惜，这个办法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这时候冯玉祥突然从韩复榘口中得知郭松龄有意反奉，自然也就乐得和郭松龄合作，一起对付张作霖。

郭松龄决意反奉之后，又成功说服了直隶督军李景林一同反奉，冯玉祥恐怕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因为北京政府就在直隶，而直隶督军李景林又是奉系将领，所以直隶对冯来说可谓是如鲠在喉。

原本冯、郭合作的话，冯玉祥完全可以趁着张作霖腾不开手的时机，出兵直隶，从李景林手中争夺直隶控制权。

可李景林成了冯、郭的盟友之后，冯玉祥就不好再出兵了。

不过，冯玉祥也有办法。

冯迟迟没有出兵相助郭松龄，李景林因为害怕自己出兵之后，冯会趁机抢占直隶，所以也不出兵。

冯玉祥就抓住了这一点，咬着这一点说李景林“反水”，并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地出兵攻打李景林。

李景林打不过冯玉祥，只好一走了之，直隶也基本上落到了冯的手上。

郭松林因为得不到冯、李二人的相助，最终也落了个身死之下场，反奉也就这样失败了。

那么为什么说冯玉祥攻打李景林，是他人生的最大败笔呢？

原因并不复杂，冯玉祥打败了李景林，看似成为了反奉中的最大赢家，但是却也因此让张作霖得以打败了郭松龄。

郭松龄身死之后，张作霖要找谁？那必然就是冯玉祥。

张作霖选择和此前已经落败的直系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直、奉对冯都有深深的仇意，所以能够暂时合作。

直奉一起打了过来，冯玉祥不是对手，只好通电下野，然后打着考察的旗号去了苏联，实为避难。

冯玉祥也就这样丢掉了从1924年北京政变以来好不容易才抢到的“C位”让了出来，一朝跌落谷底。

可他当时若没有攻打李景林，而是出兵帮郭松龄一把的话，郭松龄就有很大的几率打败张作霖。

若是郭松龄在1925年打败了张作霖，直奉联合起来攻打冯玉祥的局面就不会发生，他或许也能因此多占几年“C位”。

因为即便郭松龄也有抢占“C位”的想法，他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来整合军队，这段时间对冯来说又何尝不是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只可惜，眼光和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选择，选择则又决定了一个人的最终结局。

所以，说冯玉祥攻打李景林是他人生最大败笔实际上并不为过，也许这也是历史的选择吧。

冯玉祥“反水”攻击李景林，导致与郭松龄的联盟瓦解，是否是一生最大败笔？

冯玉祥一生反水八次，每次都是败笔，不过最大的败笔当然是背后捅刀郭松龄、攻打李景林。

因为这次“反水”，让全中国的军阀都认识了冯大将军，对其忍无可忍，联手反对他，让他被打倒在地，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人敢信任他。

说到冯玉祥最大的败笔，就不能不说郭松龄。

郭松龄是很非常有才华的军人，还是科班出身，中国陆军学校毕业，在北京讲武堂和国民革命军的韶关讲武堂当过教官，还在张作霖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

郭松龄不但军事理论牛，实战指挥能力也非常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学良与郭松龄领导的东路部队有胜利，打破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实现直捣关东的计划。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担任第三军的正副军长，与姜登选、韩麟春为正副军长的第一军作为奉军的主力，击溃直军并获得胜利。

但就是此时，矛盾出现了。

张作霖的目标是当“皇帝”，郭松龄则认为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提出要退出关内，保境安民。

但建议却未被张作霖采纳，政治上又受到杨宇霆等人的排挤。

但这并不是郭松龄反奉的主要原因，郭松龄对张作霖献媚日本人，出卖东北利益不满，才是郭松龄“造反”的主因。

张学良曾说过：“郭思想新派，矢志革新”。郭松龄是个有抱负、有正义感的军人，他目睹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内忧外患，因而非常反感痛恨张作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

有鸿鹄之志的张作霖，在直奉战争胜利后，想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消灭冯玉祥的国民军，入主中原当“皇帝”，对郭松龄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的主张嗤之以鼻。

促使郭松龄痛下决心反奉的导火索，是郭松龄到日本考察军事时，发现张作霖为了获得日本人的军火支持攻打国民军，与日本人达成卖国协议。

无巧不成书，就在郭松龄怒发冲冠的时候，冯玉祥的部下、十三太保之一的韩复渠也在日本观摩学习。于是，郭松龄便向韩复渠表达了自己对张作霖的不满。

对于冯玉祥的建议，郭松龄犹豫再三，因为他知道冯玉祥的为人，此人已经有四次反水经历，可谓是反水专业户。

但郭松龄觉得，老冯之所以反水成性，正是因为此人重利，只要给足了好处，还是能利用的。

于是经过数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协议：事成之后，整个西北地区归冯玉祥所有。

郭松龄还成功策反了张作霖的老部下李景林，并且也给他一份不小的蛋糕：直隶和热河。

由此可见，郭松龄的三家反奉联盟是松散的、不牢靠的，不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是为了利益。这种联盟，随时都会因为更大的利益而解体。

郭松龄吃了冯玉祥的定心丸之后，毅然起兵反奉，跟李景林向关外进军，势如破竹。

可是这时候张作霖的日本主子出面，进行干预，郭松龄的进攻势头受到遏制。

关键时刻，冯玉祥却违背诺言按兵不动，因为他的理想也是想问鼎中原，所以保存实力，等张和郭拼的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利才是冯玉祥的既定方针。

张作霖眼看要歇菜，但是得到日本主子力挺后，很快扭转了战局、占据了主动。

李景林被突然疯狗咬了一口，就像一头受伤的狮子暴怒狂跳，失去理智。

愤怒之余，他竟然把郭松龄的6万冬衣和大批枪支弹药据为己有。

同时，不顾一切跟冯玉祥开打。

郭松龄这时候要死的心都有了，前方跟张作霖张学良血战形势危急，后方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的时候却被人劫持了，还要把有限的兵力分出一个军，防止冯玉祥捅刀子。

真是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如果有机会，一定将其生吞活剥不可。可是上天没有给郭松龄讨公道的机会，最后张作霖在日本主子的帮助下，成功打败郭松龄，将其杀害，这样还不解恨，把他曝尸荒野三天。

郭松龄被张作霖处决的时候高呼“为国而死”的口号，从容就义，但他是死不瞑目的，因为冯倒给自己捅这一刀太狠了。

他不仅顺利地驱逐了李景林，把天津变成自己的地盘，他还扣押了段祺瑞的首席幕僚曾毓樵，并指使部下枪杀了段的爱将徐树铮，北京、天津、直隶都成了冯玉祥国民军的囊中之物。

这时候，冯倒正咧开大嘴笑得合不拢嘴。可是他高兴得有点早。

不久后，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捐弃前嫌，结成了反冯联合阵线，对冯倒进行群殴。

直奉大军联手向冯部国民军发难，猛攻冯的京畿以及冀、豫两省的地盘。

在凌厉的攻势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节节败退，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穷途末路的他不得不通电宣布下野，到苏联考察，问鼎中原的计划彻底破产。

冯玉祥“反水”攻击李景林，导致与郭松龄的联盟瓦解，是否是一生最大败笔？

冯玉祥这个人，因为多次的出尔反尔，导致后面都没有人相信他了，而李景林这是被他坑过的人其中之一，当然主要还是冯玉祥太贪了，然偷鸡不成蚀把米。

背景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获胜。

当时的张作霖如日中天，而冯玉祥就是一个龟缩在西北的军阀，而且但是的张作霖已经在打冯玉祥的主意了，因此在此背景下，冯玉祥和张作霖阵营的李景林和郭松林结盟了。

而冯玉祥和李景林、郭松林联盟则是因为，郭松林他们在张作霖内部遭到了排挤，而且张作霖但是也并没有援护他们的意思，于是就打起了这种念头。

而且当时郭松林有底气的原因之一就是，郭松林当时手里掌控了张作霖帮他儿子张学良组建的一支军队，这是一支人数有人数有7万人的军队，而且装备都是最好的。

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郭松林的声势浩大，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能完全指挥这支军队，所以一经劝降，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而冯玉祥一看，郭松林不顶用，想着自己趁机大赚一把，于是立马反水，吞并了比自己弱小的李景林，势力范围囊括了北直隶以及热河。

但是这也使得冯玉祥再一次的刷新了当时各路军阀对他的认知，简单讲当时的冯玉祥的形象就是一个言而无信之人。

但是没有开心多久的冯玉祥就立马喜剧变悲剧了，因为反应过来的张作霖，立马召集了吴佩孚，张宗昌等人组成反冯联盟，就被人群殴，地盘也拱拱手让人了。不仅地盘没了，他自己也搞得下野，然后跑去苏联学习了。

这次的冯玉祥、李景林和郭松林联盟，这三个人都是输家，没有一个人讨到了好处。郭松林兵败被杀，李景林逃到日本人租界避难，冯玉祥战败下野，然后出国了。

冯玉祥“反水”攻击李景林，导致与郭松龄的联盟瓦解，是否是一生最大败笔？

冯玉祥出兵占领天津不是帮他？

坑了郭松龄的是直军李景林背约。

李景林背约倒戈联合吴佩孚，张宗昌反冯，冯玉祥自己都撑不住了，那还能支援郭松龄

冯玉祥“反水”攻击李景林，导致与郭松龄的联盟瓦解，是否是一生最大败笔？

11月23日，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在战争初期，郭部进展顺利，兵锋直逼沈阳，张作霖处于绝望中，决定弃城出逃。他在宅邸召开紧急会议，宣达下野之意，经王永江、杨宇霆等人的劝解，才稍平静。奉系领导集团人心动摇，已呈瓦解之势。奉天部分参议员，暗中拉拢与郭松龄有关系的人。省城地方团体已准备欢迎郭部入城。就在此时，风云突变。11月28日，原来参加反奉密谋的李景林在天津查封了郭军驻津办事处，扣留了郭军御寒的冬衣，并下达动员令，拟攻打滦州，切断郭军后路。李景林的背盟，使郭军与奉军的力量对比及心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导致郭松龄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景林的背约与冯玉祥有直接关系。

　　本来，李景林已有所行动。11月25日，他通告驻津各国领事，已与冯玉祥、郭松龄达成谅解，将直隶军改为直隶省防军，拘捕张作霖在津亲信，还向奉系在津的边业银行强行支取500万元。并致电张作霖，劝告其下野。他公开宣称，直隶只遵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再接受奉天管辖，并愿意以直隶为国奉之缓冲区域。同日，他见国民军二军、三军继续东进，给在北京的国民军领导人打电话，表示希望与国民军合作，并要其转告邓宝珊将军，“只是因老母在奉天为质，没有在反张宣言上签名”。

　　但战争爆发后，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冯玉祥等人就不想履行原来与郭松龄所签密约的条款了，或者，从一开始冯玉祥就没想过要履约。

　　战争爆发当天，冯玉祥就不顾盟约按以前拟定的计划，命张之江进驻丰台至落垡一线；宋哲元部集结于多伦。11月28日，宋哲元率骑兵向热河首府承德进发。国民军一军违约进入热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及疑虑。与此同时，国民军二军、三军在占领保定后，也分路急速向天津进军。这更加剧了李景林的恐慌。

　　11月30日，冯玉祥派熊斌及王乃模到天津，直接要求李景林率部去热河，让国民军一军借道援郭。这实际上是公开表示，要李景林将直隶完全让给国民军。李景林急忙托张树声向冯玉祥输诚，并派自己的高级顾问韩玉辰会同黄郛去张家口疏通。韩问冯玉祥国民军对李企图怎样，冯明白表示，由李腾出原有地盘，率所部移驻热河，沿途当予以便利。而此时，国民军已进占热河，实际上，国民军连热河也不想让其所得。这就把李景林逼到了自己敌对的一方。12月1日，李景林决定对国民军进行武力抵抗。

　　后来，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说到郭松龄失败的原因称：“……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不打破权利观念，定要劫持直隶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的时候，引起了对国民军二、三军的冲突”；“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违约异动；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在此，他把罪责归于李景林。然后，他又自相矛盾地指责国民军二、三军要夺取天津：“……郭松龄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但是国民军二、三军之不顾大局，……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国民军三军孙岳部放弃陕西与二军攻直隶，是其既定方针。冯玉祥说：“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趁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国民军二、三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国民军二、三军是于11月19日占领保定，随即就挥兵东进。冯、郭在11月22日签订密约。就冯玉祥的威信而言，此时完全可以让二、三军将兵撤回。邓宝珊、徐永昌也决不敢冒破坏大局的风险不听命。但关键是冯玉祥根本没想真正制止二、三军的行动。在此，冯玉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了他人，根本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