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避战求和？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避战求和是因为甲午战争，满清根本不可能打赢。

李鸿章是最了解军队的人，知道清军的实力。

他和清流派不同，清流派基本就相当于今天的嘴炮，对于国家情况根本不了解，却敢于扯淡。

甲午战争就海军来说，日本联合舰队的综合战斗力，早就超过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除了定远和镇远以外的其他所有军舰，根本不是联合舰队的对手，不用打也知道谁输谁赢。

就算是定远和镇远，除了防御力超强以外，火力和速度都很烂，一旦遭遇联合舰队数艘军舰围攻，一样是要完蛋。

海军如此，陆军又如何呢？

抛去武器装备不谈，清军现在压根就不能打硬仗。

当时清军形同雇佣军，当兵的目的是吃粮拿军饷，根本不是去拼命。

这样的军队，只能打弱敌，尤其是捻军、西北回孽这种民兵，根本不能和强大的日本陆军对抗。

就当是来说，中日两军陆军装备差不多，但日军无论训练、指挥，尤其是战斗意志远在清军之上。

大家可以注意甲午战争中的陆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每次双方都投入大量部队，有时候是几万人甚至10万以上。

搞笑的是，双方伤亡却都不大，尤其是失败一方清军伤亡并没有多少。

比如第一战牙山战役，清军出兵4000，日军也是4000，结果清军伤亡只有200人就败了，日军更是只有80几人。

整个甲午战争的陆军，清军伤亡2万人，日军伤亡约1万。

而甲午战争中，清军陆军至少投入了25万的数量。也就是说清军陆军伤亡还不到十分之一，就投降了，堪称豆腐军。

唯一的解释是，清军根本没有坚守过阵地，一旦发现情况不利就提前撒丫子跑了。

在平壤战役失利后，清军完全可以依靠朝鲜北部山区有利地形，节节抵抗，至少能够坚守几个月。

然而，清军从平壤逃出来以后，根本就是大溃败，站不住脚。6天中，清军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

说白了，清军士兵都是为钱，压根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更不愿意为皇帝送了自己的命。

这种军队还打个屁仗，一定会输。

李鸿章就是知道清军的底细，这才不敢随便打仗，因为没有赢的可能。

李鸿章为什么避战求和？

一没兵二没钱，李鸿章又不是傻子，不避战求和还能干啥。

现在很多人可能有种误解，就是把李鸿章的权力想的太大，当成了权臣。实际上在晚清时节，虽然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放权给汉人督抚，不过总体上来说，清廷对此还是非常小心，采取了种种办法限制他们的权力。

像慈禧和光绪就经常利用清流来牵制李鸿章，李鸿章对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刻意裁撤手下淮军的数量。到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堂堂一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下直隶的练军、防军和旅顺、威海两个军港的驻军加起来总兵力不过3万多点。

在扣除了各地驻军以后，真正能机动的部队也就几千人而已。在甲午战争时，由于前线战事吃紧，李鸿章不得不把旅顺各炮台的守军大部分抽调去了一线，改由临时招募的部队守卫，这也是后来旅顺基本没怎么抵抗的重要原因。

而在直隶之外，虽然清朝号称有百万大军，实际上大部分是八旗、绿营这种已经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架子货。真正还能上战场的各省练军、防军，总数不过35万左右。这些部队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实际能抽调的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历史上清军投入的兵力甚至还没日军多。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队分属各地督抚统辖，在还没有开战的情况下，李鸿章根本没有权力去调动这些部队。这就意味着前期李鸿章只能靠着手下那几千人撑门面。相比之下，日本常备军有7个师团，10几万大军，

即使不算双方战斗力上的差距，李鸿章也不敢轻易冒险。

除了军事上的差距外，清政府的财政也不容乐观。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就屡遭战事，花钱如流水。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一战，让清政府的国库都见了底，不得不允许地方督抚自筹军饷，自建部队，这才勉强镇压了太平天国。不过此后清政府的财政也不过面前维持了一个平衡而已。

在甲午战争刚爆发时，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2、300万两以作军需。最后户部只能拼凑出18万两。而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军费开销超过了4000万两，最后只能靠向洋行借债维持。

然而请政府当时对于借外债一事非常保守，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同意。因此在全民开战前，李鸿章也不可能拿到足够的军费。

一没兵二没钱，加上李鸿章深知此时日本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自然只能尽力避免战争爆发了。

李鸿章为什么避战求和？

因为李鸿章的顾虑太多，总是把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才导致了惨败：

1894年，光绪帝跟慈禧太后，举全国之力，历经万难，终于赶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前修好了颐和园。

随着慈禧太后的寿辰临近，本想安安稳稳过个生日，结果朝鲜那边东学党起义了。袁世凯一再要求清朝廷增兵，终错过了最佳时机，待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日本和清政府同时派兵到了朝鲜，而且日本是8000人，清军只有2000多人。

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忧心忡忡，不断写信给李鸿章，请求出兵朝鲜，中日大战一触即发……

一、

袁世凯当时坐镇朝鲜，当时的身份类似于商务大臣，但真实身份类似于朝鲜的太上皇。

最早朝鲜1882年爆发壬午事变，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淮军东渡朝鲜，镇压叛变，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袁世凯开始在朝鲜崭露头角。

1884年，甲申政变爆发，当时的金玉均等人代表的开化党叛变，在日本人的怂恿下，劫持了朝鲜国王。当时的袁世凯，在朝鲜还不是老大，两个大将领吴兆有和张光前均表态要等朝廷消息，不愿意担责。但那时候电报还没能铺到朝鲜，等个朝廷命令要半个月时间，袁世凯当机立断，主动担责，带头冲锋，粉粹了叛变。

此战一举奠定了清朝为朝鲜宗主国的身份，但也把袁世凯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仅他的上司和同僚嫉妒他，日本人也恨他入骨：

“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

于是就有了《走向共和》一开篇，袁世凯落魄到被一名妓女收留的地步，还是李鸿章力挺袁世凯，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为由，再次把袁世凯派回了朝鲜。

可以说，袁世凯坐镇朝鲜的这十来年，有效遏制了日本及俄国对朝鲜的渗透，也招致了日本更加刻骨铭心的恨！

但1885年，李鸿章在跟日本谈判的时候，也就是《中日天津条约》留下了这么一条隐患：

“朝鲜有内乱，双方无论谁派兵都须预先通知对方。”

二、

正因为有这么一条，于是日本驻朝鲜临时代办杉村俊，就去给袁世凯解释日本出兵的理由。并且建议，袁世凯请示清朝廷也出兵朝鲜，其目的很明确了，就是要在朝鲜制造摩擦，两国开战。

当消息传到李鸿章耳朵之后，他又在做什么呢？

大清朝的人啊，尤其是当权者，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还是自己的权力和威严能不能得到保障。

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听从袁世凯的请求，出兵朝鲜，以维护自己在朝鲜的利益。马三俊则表示，小日本哪有那么厉害，这是袁世凯夸大其词，并没有那么严重。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李鸿章拍板，同时也警告袁世凯，到底谁才是老大，谁听谁的命令：

“袁世凯毛病也有，见识也有，他的话要听，又不可全听。”

这种道理也类似于《雍正王朝》中老四胤禛不听从邬思道的建议，推掉刑部冤案的主审差事，回头自己把自己弄病了一样。

但邬思道的情况跟袁世凯可完全不同，袁世凯可是就在第一线盯着呢，李鸿章远在千里之外。而且李鸿章也是靠袁世凯提供情报，他的判断，哪有老四胤禛亲身经历判断的准？

由于朝鲜是清朝仅剩的一个藩属国了，里面有大量的利益纠纷，而且也跟朝鲜签订了很多有利于清朝的条约。丢掉它，就如同到口的肥肉丢了，不仅袁世凯不愿意，盛宣怀也不愿意啊，他还指望在朝鲜做生意了，清廷同样不愿意。

三、

其实，越怂，日本越进一步，不要觉得当初不管朝鲜，甲午战争就不会爆发了，那是痴心妄想。

日本国从明治维新的那一刻起，注定野心得不到满足，1887年就制定了征讨清朝国策，这一点在《走向共和》开篇，李鸿章也好，慈禧太后也好，就已经清楚。

日本的设想是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从而称霸世界。

后来在执行的过程中，先是进攻台湾，被英美两国调停，再加上清军抵抗，日军实力不咋地，失败，但此战之后不久，其吞并了琉球国，第二步就是吞并朝鲜了。

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很奇怪的，一旦制定了计划，他们会不遗余力的促成实现。未来的几十年，甚至近百年，日本就是这样走过来了，直到挨了两颗原子弹。

李鸿章知道，跟日本开战，必然要压上自己的北洋水师，这是他的立身之本，对比日本舰队，并无必胜的希望。

所以，他一方面少量派兵增援朝鲜，一是表明态度，朝鲜有事，宗主国朝鲜是要管的。二是少派点兵，以免刺激到日本，反而增加摩擦，增加战争的风险。三是给袁世凯一颗安心丸，给他增兵了，让他继续保持警惕，与日本人周旋。

另一方面，他则结合上一次西方列强调停成功的经验，再次把希望放到了调停上面，而没有积极备战。

同时，面对其他人对其派兵太少的质疑，李鸿章还反劝对方安心：

“日本国体制与我不同，像大举出兵这种大事，一定要经过国会批准。”

四、

其实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国跟大清不同，清朝是皇上（太后）说得算。而日本，天皇说的不算，内阁又跟国会不合，他们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况且征讨清国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日本国的财政根本支撑不了，国会怎么可能会同意这个愚蠢的决定呢？

结果，他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日本还是向朝鲜派兵8000，并试图挑起跟清军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提出来要跟日本同时在朝鲜撤兵，显然，这种请求日本是不会答应的。

李鸿章为了避战求和，又提出，清军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以避免刺激到日本。

那么，让我们奇怪的是，李鸿章为什么一直避战呢？

第一个原因，也是后来甲午战争过程中，主战派一直抨击他的原因，那就是李鸿章想保存实力。毕竟这场战争消耗的是李鸿章的军队，也是他的立身之本，仗打赢了，那是清朝的胜利，打输了，那是李鸿章的失败。不管是输是赢，最终消耗的是李鸿章自身的力量，这一点上，他是不愿意的。

二是，跟日本开战，主要从陆战和海战两个方面展开，而北洋水师不过是徒有其表。虽然号称亚洲第一，但其实就是表面，真实实力李鸿章自己是清楚的，是打不过日本舰队的。一旦开战，即使勉强打胜了，也是惨胜，北洋水师也将元气大伤，这是李鸿章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三是，此时正是慈禧太后要过寿辰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主和的，光绪帝是主战的。李鸿章毕竟是太后的人，他主和也就顺理成章了，毕竟太后之事无小事，打仗会让太后不高兴，过不好寿辰，这是李鸿章更担心的事情。

再有，清朝的财政很困难，甲午中日战争，与其说是清朝跟日本的战争，不如说是李鸿章一个人对战日本国全国人。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国家，怎么能打得了？

五、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是一直避战的，一方面寄希望于西方列强调停，一方面寄希望于日本国内部的争斗，在犹犹豫豫，左右摇摆的前提下，根本没有积极备战。

有人讲，李鸿章单方面从朝鲜撤兵是可行的，至少在国际舆论上置日本于不义之地，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呵呵，此观点着实可笑，想想九一八，想想卢沟桥，想想南京，日本但凡要点脸面，后面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所以，光绪帝面对李鸿章提出要撤兵的想法，提出了反对：

“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属殊非计。”

其实，光绪帝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不能一味的避战，一味的求和，我们得两手准备。如果对方没有按照我们设想的走法走呢，我们岂不是陷入被动了？

后来光绪帝又给李鸿章下御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凛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由此可见，李鸿章确实一直在避战，并没有积极准备，后来光绪帝又给李鸿章下御旨：

“若待事之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预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

由此可见，光绪帝对李鸿章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主和是一方面，但是备战也得准备起来，言辞之间，是对李鸿章战备不足的责备。

倒是袁世凯，苦苦求李鸿章增兵朝鲜无果后，于1894年7月19日偷偷溜了。几天后，日本进攻了朝鲜皇宫，抓住了亲中的国王，随后又不宣而战，袭击了清军运兵船，至此甲午战争正式打响。

李鸿章为什么避战求和？

不仅仅甲午战前，就是战争打起来了，李鸿章采用的仍是避战求和、避战自保、避战保船政策。

（1）李鸿章深知自己自吹自擂的海防是什么实质，因此不敢打

李鸿章吹嘘自己的三大基地牢固而不可破，还很得意的亲自题词留给世人夸耀。但冷静下来，李鸿章自己贪腐与否、亲属和手下是什么人他自己不清楚吗？由此，李鸿章知道自己的海防漏洞很多。

李鸿章不清楚自己的儿子、外甥、幕僚与日本人有军火买卖？生意往来吗？如果不知道，那他真是老糊涂了。例如其外甥张士珩被板上钉钉地罪证——倒卖军火给日本、与日本间谍有关联等。

旅顺口老蛎炮台，门楣为李鸿章题词

由此，李鸿章深知战争一打自己将被置于何处？也正因为知道轻重缓急，李鸿章才会把“密”起来的八百万两白银的“北洋军费和日常开支”吐出来，交给自己的老政敌塞防派的代表王文韶。

（2）李鸿章和清廷都没想到会发生战争，他们都采用的是“防御”“拱卫京师”战略。北洋三大基地建成后，他们本身就认为不需要再大规模投资了。这也是清廷翁同龢为了救灾“暂时不许买西方武器”的原因。

以前我们说李鸿章防日，这是错误的：李鸿章搞海防只是便于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已，甲午战争中的“北洋陆军”带头逃跑只是“自我保存实力”的授命行为。卫汝贵被杀前喊冤说的就是如此：我是奉命而已，李鸿章为何没事儿？

李鸿章、丁日昌等“李鸿章系统洋务派”一直秉持着“联日思想”，受“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思想的裹挟。1867年年底，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上“自强八条”。李鸿章以《密陈丁日昌拟议修约片》的名义代它上奏。其中第10条（自强八条是指清廷问询各地督抚如何自强的八个方面）就有联日抵抗西方的观点。

1874年，日本意图吞并我国台湾，派兵入侵。正巧，左宗棠在1874年从满人贵族手中拿走了“处理新疆问题”的部分决定权。慈禧等人开始准备以满人应对新疆问题的战略，因为满贵族内部没有人能堪大用，只好开始逐渐让左宗棠插手。李鸿章在此情况下，借助“海防”问题准备向左宗棠夺权，由此才提出了“放弃新疆”问题。

李鸿章虽然一直宣扬的日本的危险，但仅是以此作为向清廷要钱、要人、要权的借口。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就说，“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

到时到了1880年代，问题出现变化，但是因为“北洋成军”，三大基地已经建成。李鸿章对此志得意满，他的目光转向洋务企业，自身也积极入股。

过去有些人经常造谣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仇，我在头条文章中已经对此通过十篇文章进行各方论证，根本是胡说。翁同龢压根儿就没把哥哥被参倒的事情放在李鸿章的头上，而是其他人。那个人为曾国藩代笔，又没有当官，在家养老教书，翁同龢如果是小心眼儿的人早去报仇了。

翁同龢不给北洋水师拨军费，更是胡说八道。翁同龢因为黄河水灾救护灾民数百万人，要求除了太后、皇帝以外所有有权人、有钱人都捐款，所有水师不能买西方武器。这才是真相，跟翁同龢也没关系。李鸿章比户部和尚书翁同龢都有钱，李鸿章真着急，能像左宗棠那样把90%的工资奖金都捐出去，三个北洋水师都建成了。

李鸿章为什么避战求和？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前因后果及当时的情势，李鸿章为何在甲午站前竭力避战的原因就很清晰了。

此时的日本，还没有资本像1930年代退出国联那样嚣张。

19世纪时，中日两国都不敢公然挑战国际法规则，也不敢无视英俄列强的态度。

早期的日本，还没有足够力量与大清抗衡。可是明治之后的日本精英阶层，在外交能力上，早已超过了大清。他们利用武装为辅，外交为主的方式，与大清进行长期的博弈。

日本一眼看出了大清在朝鲜问题上的软肋：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已经不符合当时欧式外交的惯例！

日本牢牢把握这个软肋，与大清断断续续进行了三次博弈，扩大了在朝鲜的影响力。

但是，毕竟此时日本实力有限，大清在袁世凯等人的果决行动下，大清在这些小规模冲突中占了一些便宜。同时，日本通过对大清对朝鲜的宗主关系采取了“先质疑，后收默认”的方式，维持了大清的颜面，使得大清也认为自己是胜利方！

因此，大清上下，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对付日本在朝鲜的挑衅，小规模冲突打击对手，然后适当让步息事宁人。

朝鲜发生叛乱后，向老大大清求援。大清派兵前往协助镇压叛乱。依《中日天津条约》，在中国派兵时，日本也有权派兵前往朝鲜，因此，日本也开始派兵前往。

由于袁世凯等人对形势的误判，只是准备镇压叛乱，大清派的兵很少，总计2465名清兵！而且，为了不刺激列强，刻意选择了远离汉城而接近叛乱发生地的牙山登陆。

此时的日本，早已决意在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和巴拿马运河通航前打败大清！因此，出兵好不手软，先手派兵8000（即使在叛乱已经平息后，依然执意加兵），而且，一出手就进驻了仁川和汉城！同时，公然质疑大清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开始摊牌！

此时，大清在朝鲜的形势非常不利：

1、前线兵力远远少于日本；

2、牙山“孤军”，形势危急，进退两难。

3、朝鲜已经通告叛乱已平息，大清再增加兵马入朝已无口实。

误判形势，先机已失。

形势上来说，大清虽号地大人多，但能战之兵并不多。且由于没有现代的战争动员制度、兵役制度，平时兵马并不多，新募之兵，没有三个月形成不了战斗力。

而此时的日本，早已备战妥当，正希望寻衅开战！

即使开战，也不应该在敌人期望的时间，期望的地点开打。

因此，李鸿章开始玩弄起了自己的“外交之能”。

当时的世界外交的主流，是英俄争霸。英国，害怕中日开战，使得俄国左手渔翁之利。

俄国，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未完成，运力有限，尚无力大规模武力介入，因此，也希望借调停中日，扩大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李鸿章两头激将，试图引起英俄争相调停。这正是李鸿章常用的“战术性外交”。

可是，由于李鸿章在激将中，给英国造成了“中俄同盟”的错觉，使得英国上下倾向于与日本结成“英日同盟”。恰好，成熟的日本外交家利用这个心理，促成了“英日修约”，解除了日本开战的后顾之忧！

李鸿章在外交上争取时机的做法，并无不妥。

但是，大清的摊子已经烂了！争取的这些时间并没有任何作用！

增兵备战，又怕刺激列强；转移牙山孤军，又觉得认怂丢人；平壤军马甚至长期没有主帅！而国内呢？除了“请流派”喊打喊杀，几乎没有进行战争动员或添置军械。

因此，李鸿章避战求和，是合理的，是因为前线形势所迫。只是，李鸿章的战术型外交，拆东墙补西墙还可以，如何与日本一个系统化的外交组织抗衡呢？而大清国家机器（当然，也包括李鸿章本人）尚不是近代化的高效的组织，避战争取的时间，并没有换来前线形势的改变。

李鸿章为什么避战求和？

主和是李鸿章一以贯之的外交方针，早在1881年就明确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策略。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自强求富，为此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所以面对列强的咄咄逼人，清朝作出一些妥协让步，并不能动摇根本，反而会换得和平的生存发展环境。所以，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而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朝尽管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活动，但是势力仍然较弱，尤其军事力量不足。所以面对日本的侵逼，李鸿章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此外，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深知各国之间矛盾重重，因此希望“以夷制夷”，通过列强干涉、相互牵制来保障清朝利益。战前，西方列强的斗争集中在远东地区，而朝鲜则是焦点中的焦点，牵涉到了俄国、英国、美国等大国的利益。新兴日本若独占朝鲜，必然引发列强反对，因而李鸿章积极在各国之间斡旋，希望依赖他们的干涉来逼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