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以及扬州教案，育婴堂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关于当年轰动全国的天津教案，小编想说两句公道话：

一，育婴堂没有责任，但它犯了几个幼稚的错误；

二，曾国藩的处理方案，没有错误，但他承担了最终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里，我们只解读一下第一点：育婴堂是不是罪魁祸首。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打开了西方在中国传教的大门↑

清朝末年，尤其是随着公元1860年《中法条约》的签署，天主教取得了在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根据利益均享原则，英国美国等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纷纷来华传教。

对当时许多国人而言，签署这样的条约本身，就象征着“大清王朝”丢了面子，颇有点屈辱的味道，因此，教徒们在中国的传教，有着先天的不足。

其中有一条“宽容条款”，在华的基督教徒有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特权，因此，很多流氓地痞加入教会，反而横行乡里，再加上教会租买土地和房屋的商业特权，更是在利益上刺痛伤害了许多老百姓。

天津教案的背景，就是在久积的民愤之下发生的一次爆发性的报复。

↑西方传教士在华办了许多育婴堂，挽救了一大批弃婴↑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直隶各地发生许多起“迷拐人口”的案件，那时的国人和如今一样，民间痛恨人贩子。其中几起案件被破获，主犯王三纪和刘金玉等人为了减轻责任，就把污水泼到了天主教堂身上。

天主教堂可谓是平白无故惹一身骚，因为他们传教的方式是做慈善吸引人心，所以创办了许多育婴堂，救济了一大批弃婴和孤儿。

值得一说的是，那个年代，由于没有避孕手段，加上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很多女婴都会在出生不久之后就被遗弃。

应该说，天主教堂创办的育婴堂收留这些弃婴，是非常伟大的善举，然而，天津地区这家育婴堂却采取了错误的手段——修女们为了拯救更多当地弃婴，竟然为每一个送来的婴儿支付一小笔钱！

这种酬金制度简直是给了人贩子兴风作浪，诱拐婴儿极大的激励。

天津地区拐卖儿童的主犯武兰珍，被捕后供称是天主教堂育婴堂主使。

另一个对育婴堂不利的因素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水平所限，而且天气已经是六月份，非常炎热，很多弃婴在被送到育婴堂后，因为急病导致早夭，修女们不得已把这些死亡的婴儿埋到附近，有目击者和好事者就开始以讹传讹，说这些婴儿的尸体都是“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其实，目击者所见未必是假，但怎么解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客观事实上，这些婴儿尸体由于埋葬不当，导致墓地被野狗刨掉，婴儿尸体惨遭野狗啃食。

但到了民间一传播，竟然解读成育婴堂专门收集婴儿，然后把婴儿挖掉眼睛，甚至挖出人心，用来修炼神秘妖术，或者被作为药材。

此种解读相当有感染力，引发了每天有数百人都到育婴堂附近的坟地里围观查看。6月20日，武兰珍的供词牵扯出了这座风暴中心的望海楼天主堂，一下子引爆民情。

↑民情汹涌，体现出国人对洋人长久以来的怨气↑

当地民情激愤，士绅大搞串联集会，书院也全部停课，反洋教的情绪异常高涨。在这个关键时候，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率领衙役，带着主犯武兰珍到望海楼天主堂现场指证，结果不但发现没有所谓名叫“王三”的教民做牵头人，更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而且传唤教堂里的所有人，武兰珍一个也不认识。

这其实非常有力的证明了一点——武兰珍做假证。她拐卖小孩的动机自然是为了换钱，但绝没有什么育婴堂与她勾结串通诱拐儿童这样的事情。

天津知县刘杰决定把武兰珍带回处死结案，就此了事。但他完全没有危机公关的意识，当日已经有数千名天津民众包围了望海楼天主堂，并不断嘲讽谩骂，其中一名教民被激怒，从教堂内冲出来抓住一名围观群众发辫扭打，这一下子激怒了周围民众，民众们纷纷拿起转头打砸教堂。

↑天津教案中参与的民众大多数都是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

眼看事态激化，传教士谢福音立即去报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请崇厚火速支援，弹压局面。

结果崇厚严重低估了事态，竟然只派了两名巡捕去处理。

巡捕到达现场时，双方都已经停手。这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已经赶到了教堂，他质问巡捕为何不把违法犯事的人抓捕。

巡捕如果说警力不够，待择机处理，说不定就能把事情圆滑过去，结果巡捕却说：“彼不闹事，何以拿他？”

丰大业大怒，追打巡捕。巡捕逃回通商衙门去告状，崇厚又派了一名弁兵去教堂交涉，没想到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揪着弁兵发辫，各自带着手枪佩剑，亲自来找崇厚理论。

↑时任通商大臣的崇厚后来出使法国赔罪↑

丰大业此人脾气很不好，他在通商衙门和崇厚发生争执，不但打砸室内物品，还掏枪射击崇厚，他想要崇厚派兵去教堂外面弹压闹事群众，抓捕滋事者，但崇厚就是不肯。

他俩在这边闹着，可小道消息：“洋人殴打官员闹事”已经疯传，一听朝廷命官被打了，天津城内的老百姓民情激愤，鸣锣敲鼓，一万多人聚集到通商衙门助威。

丰大业也是失了智，拿着枪向外冲，一边高喊挡我者死，聚集民众虽然大多手持棍棒兵器，但没有动手，给丰大业让出了一条路。

丰大业走到浮桥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做工作的天津知县刘杰。刘杰劝丰大业再回通商衙门继续谈，没想到丰大业对着刘杰大骂，又开枪把刘杰仆人打伤。

围观的老百姓彻底被丰大业激怒。丰大业和西蒙被众人打死，还被分尸。

这时候天津民情也失了智，他们随即放火焚烧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其中天津东郊的望海楼天主堂以及仁慈堂收养了大批中国弃婴，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的目标。

崇厚看到情况不妙，赶紧命人把浮桥收起来，阻隔民众。可当时正在天津的骁将陈国瑞，一向仇视洋人，他看到民意可用，唯恐天下不乱，竟然让亲兵又把浮桥搭上。

↑大火焚烧前的仁慈堂↑

民众过桥后涌向望海楼天主堂和仁慈堂，把该育婴堂烧毁，打死10名修女，2名神父，部分法国领事馆人员，以及5名法国俄国侨民，还打死了身在教堂的30多名中国教民。此次整个行动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一共烧毁了四座教堂。

事情缘由写出来，大家可以发现，育婴堂绝对不是所谓“罪魁祸首”，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它反而做了收养弃婴的慈善之事。

丰大业反应过激，举止偏颇，虽不能说死有余辜，但也是咎由自取。

要说罪魁祸首，小编认为还是在于大众的愚昧无知。弃婴的丑恶现象，听信谣传，相信所谓挖心挖眼这样明显夸张其词的传闻，以及最后的滥杀无辜，都是愚昧无知惹的祸。

该事件虽然已经过去百多年，但仍值得我们深思。

天津教案以及扬州教案，育婴堂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19世纪末的庚子国难中，由于民众普遍的盲目仇外心理，滥杀驻京外国公使和传教士，才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惨剧。

实际上，清末时期国人的这种排外心态由来已久。早在40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已经激起国人义愤。

而在双方议和之后，英法联军先是退出了北京，却在天津赖着不走。在军队的保护下，法国人先是占领了天津的离宫望海楼作为领事馆，后来又拆毁了当地的一个道观崇禧观，改建成维多利亚圣母院教堂。

在这个华洋混杂、信仰冲突的地区，只要一颗小小的火星，就足以引燃战火。

1870年，就在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件的导火索，便发生在维多利亚圣母院教堂。

天主教会有收养流浪孤儿和为他们受洗的传统，这是他们传教的一种方式，对社会而言其实也是种慈善行为。但是在那年的夏天，人们却发现教堂的育婴堂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怪事。

首先，是被修女们捡回去的流浪儿童在受洗之后，一个个无故失踪。

后来，天津当地的居民大着胆子，进入教堂的墓地查看，竟发现数十具儿童的尸体。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整个天津的老百姓都在传言，教堂的修女们拐走当地的儿童，对他们施魔法，将其做药用之后，便残忍杀害。

当然，女巫施法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但育婴堂对这些孩子的死，是负有责任的。

因为天津当地居民排斥外来宗教，没有人愿意把孩子送到教堂。修女们便制定办法，若有人将儿童送来教堂收养，便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这样一来，那些黑心贩子们，便找到了一条发财道路，许多孩子因此被送进了育婴堂。

而送来的这些孩子，大多是有先天缺陷或身体羸弱，被父母遗弃的儿童。这么多免疫力低下的孩子挤在教堂之中，卫生条件又差，非常容易导致瘟疫传染，才造成了教堂中儿童的大面积死亡。

面对天津老百姓的指控，洋人坚持不肯认错，并威胁当地的官员镇压愤怒的民众。在冲突中，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击毙了一个侍卫，彻底引爆了民众的怒火。

为了救出仍身陷教堂的孩子，百姓们一把火烧掉了天津的法国领事馆和附近的几座教堂。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两名法国大使和三名俄国商人在冲突中被杀。

此事件当时引起了列强的迅速行动，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将军舰开到天津进行军事威胁。

为平息此次事件，清政府派出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开赴天津。其时形势之严峻，不亚于30年后的庚子拳乱。曾国藩深知此事不好处理，在出发前，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在其子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了曾国藩动身前，“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

但到了天津之后，曾国藩才发现自己所谓最坏的打算，还远远不够。他曾国藩以自己性命不足惜，但法国人要的不是他一人的性命，而是要求惩凶和赔款。

若拒绝法国的要求，就会给列强以口实，八国联军入侵的悲剧将提前上演。但若答应惩凶赔款，又会被国人口诛笔伐、积毁销骨，扣上大汉奸的帽子，对曾国藩而言，这是比丢掉性命更难忍受的事。

在权衡利弊之下，曾国藩最终作出了抉择，宁愿让自己背负汉奸骂名，将肇事者斩首，并答应了赔款的要求。在这之后，曾国藩一直自责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一直说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到一年，就在愧疚中死去了。

在近代以前，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以作为天朝子民而自傲，但随着西方列强的迅速崛起，国人迅速由自信转为自卑。

这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让国人不愿意接受西方强大的事实，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排外心理。而列强们自带的殖民扩张基因，以及中外文化宗教间的冲突碰撞，都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而中国那时大多数的士大夫们，不愿真正去接触和了解世界，一旦矛盾积累爆发，毫无准备就轻言开战，因此连战连败。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到1900年的庚子拳乱，可以看出，曾国藩、李鸿章之属，或可一时让清朝苟延残喘，但只要清政府一日不重视外交，一日不自强，矛盾就会一直积累，直至满溢，待冲突爆发，又无人可挽狂澜之际，则倾覆之祸，立及之矣。

天津教案以及扬州教案，育婴堂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时间跨度为1987-2003

新教牧师性侵害儿童共838例

浸信会147例

　　基要教派251例

圣公会140例

　　路德会38例

　　基督教循道卫理会46例

　　长老教会19例

　　其他不同教派197例

你懂的

天津教案以及扬州教案，育婴堂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其实无论是天津教案还是扬州教案，都可以看做是在特殊时期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而从具体的事件发展来看，教堂方面也有责任，而当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钻了空子。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教堂一直充斥着神秘色彩，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又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因此一旦某些事件发生，很容易将矛盾升级。教案的发生必然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当时的居民是不理智的，但事出有因又是情有可原的。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望海楼”。除了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等等这些日常事务之外，还开办了“育婴堂”，即仁慈堂，也就是养育弃婴的慈善孤儿院。开办后，就有人将一些弃婴送到这里，而育婴堂也负责救治以及抚养这些孩子，对于垂死的孤儿或者弃婴他们也没有拒绝，因为要为他们做洗礼还有祷告。并且在当时，救治不力等等因素，到了6月份天气变热，疾病扩散，许多孩子死亡被埋。同时，当时这些教堂也有一些宗教指标要完成，以争取到更多的善款，所以教堂方面也会鼓励扩充收养的人数。所以会给送来弃婴或者是孤儿的人一些奖励。这变相的鼓励了一些不法分子拐卖儿童以获取利益。以上种种都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教堂初衷的怀疑，社会上便出现了有关“迷拐”“折割（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的谣言。

这时，有一种说法开始在天津迅速流传：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用以配制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而有人目睹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天津教案以及扬州教案，育婴堂真的是罪魁祸首吗？

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教案发生时的民众，固然是觉得不合理，不理智，但回溯到当时，却是古老陈旧的中国与西方接触时，观念，习俗，文化等等的巨大冲击之下，难以避免的。晚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方式即是建造教堂，教会医院，育婴堂，但彼时中国的民众，对天主教和西方一无所知，不能相信其救济众生的教义，认为其兴办公益事业必为图利，且慈幼机构的行为规范，包括收买婴孩，保密制度，都与中国的熟人社会相悖;一些无赖教民又因有利可图，借救济之名行拐骗之实；而育婴堂收治的弃婴又常常本身有疾病或残疾，天津教案爆发前育婴堂流行传染病，大量婴孩死亡，残缺患病尸骨于坟地被发现，更是让民众相信教会有下迷药挖眼剖心之行，育婴堂的封闭性更加重了这一猜想。

当时的反洋教文书有写：“医人虽然工药无资，岂有本心，实欲刺人心肝，盗人脑髓，取人眼目，破人膳子。惟人若无此数件之全体，岂有颜容见祖宗乎？”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也可看到当时民众对育婴堂的看法，是残害儿童，以小儿心肝眼睛配药,摄取童精或处女元红等等。而官府方面开始亦是相信和纵容这样的言论，天津教案中张光藻的知府布告中言：“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甚至被视作进步开化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有传教士挖人眼作炼银之药的记载，可见当时隔阂之深。

（图源柯文《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

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可以现代人的上帝视角作出审判，育婴堂是民教冲突爆发的场所，深层的原因是文明的冲突，加上教会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和教民的恶行，民间谣言的传播，最后酿成了教案。

（天津教案爆发地点：天津望海楼教堂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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