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的真实军事指挥功力如何?为什么投降?

现在对于明朝亡国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一把好牌让崇祯给打坏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孙传庭和洪承畴算是崇祯帝手里的最后两张好牌。但就军事才能而言,我倒觉得明末挑大梁的将领皆非什么好牌,崇祯帝对军事的部署是文人统将,武人统兵,文人自然是具有战略高度,但又缺乏战术上的灵活性;武人自然是灵活许多,但又缺乏战略上的眼界。这两类看似互补的群体,实质上出现了相互掣肘的矛盾,洪承畴便是具备战略思想,但又缺乏战术灵活的文人将领。至于投降,根本原因是他不想死,其次就是对明廷的失望,以及心系天下的政治抱负。

文人儒将的战略格局与指挥缺陷

明末对内外战争的人才任用上,文人儒将占据着绝对话语权,这与帝王的用人思想以及明朝官僚体制有关,这里主要说的就是那些进士出身的文官,成为内外军事布局的参与者,他们以超高的战略格局捍卫着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江山。例如孙承宗,本来是文职工作者,还是明末文坛领袖级人物,临危受命为辽东督师兼兵部尚书,一手策划了关宁锦防线,大明王朝就是靠着这条防线支撑着辽东局面。再如袁崇焕,与孙承宗的战略思想如出一辙,在天启二年首赴山海关,以“蚕食”的方式构建防御体系,在关宁锦一线的大小山头屯田、筑垒、收容流民,在关外拉起了一大片明军据点,对关外铁骑形成有效制约,包括第二次赴辽擅杀毛文龙,其核心思想也是想控制皮岛,形成海上与路上两线反攻的战略构想。

文人儒将不仅在对付关外金军方面体现了较高的战略格局,在对付内部农民军方面也颇有成就。比如兵部尚书杨嗣昌,他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倡导者,这个思想在当时非常正确,农民军推翻明王朝的欲望非常强烈,而关外金军屡次犯境都是为了掠夺财富,并没有表现出占领中原的欲望。在这个思想得到崇祯帝支持后,他又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思想,在这个思想下,明军将全国农民军困在陕西、河南、湖广地区,此区域外围的农民军也无法向区域内提供支援,就这样张献忠势力投降、李自成落得18骑逃往深山,全国平叛工作快要走向全盘胜利。也正是平叛收官阶段,清军蠢蠢欲动,杨嗣昌再度提出议和的缓兵之计,但因计划走漏消息,国内舆论压力过大,致使议和失败,明政府不得不放弃收尾工作,给了农民军喘息的机会,否则历史进程可能会改写。

由上述可以看出,明末被授以重任的文人儒将确实具备很高的战略格局,但他们在战术的运用上就不如行伍出生的将领那样灵活。袁崇焕是在辽东打过宁远大捷,将关宁锦防御体系搭建的完美无缺,但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这个防御体系直入京师,袁崇焕连设两道阻截都未能猜中皇太极的行军路线,这就是他与皇太极临场指挥战术的差距。杨嗣昌所有的构想都站的高看的远,但在崇祯十二年亲自督师围剿张献忠时,虽在玛瑙山取得大捷,但处理军官左良玉与贺人龙的关系时过于死板,导致将帅失和,只得亲自剿匪。由于缺乏临场经验,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杨嗣昌还在蜀中转圈圈寻找农民军时,自己在襄阳的大本营就已经被张献忠端掉,并杀了襄王爷朱翊铭,李自成也趁机专攻河南,杀了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往往文官出生的将领会有一种政治压力,这一点在明末表现的尤为明显,袁崇焕能擅杀毛文龙,已经算是文人将领的内心突破。而杨嗣昌则没有这种政治魄力,在与清议和时受言官弹劾卖国求荣,同样进士出身的卢象升对他也是也颇为不耻,强大的自尊心也让杨嗣昌成为陷害卢象升的罪魁祸首。这种政治压力同样对将领的选择造成影响,例如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在潼关据守的战略思想本来非常符合时局,崇祯并不知前线战局,只一味催他出关决战李自成,出关后的孙传庭本是引诱李自成跳入包围圈,但最终被人多势众的李自成反包围,孙传庭大败而逃,这不仅是政治压力造成的战略失效,而且也是文人将领应变能力的缺陷。

反观行伍出生的将领,他们往往更适应战场上的风云突变,或者说更不按常理出牌,也就更不会产生政治顾虑。例如祖大寿,在崇祯二年的北京保卫战上,自己的部队遭到城内守军误伤,他就立马带军撤离战场,虽然表现了不能节制的一面,但也是权宜之计保存了实力。左良玉更是如同匪徒一般,朝廷给的军饷不够,那就打到哪抢到哪,吃饱了军队也就更能打胜仗,将士们也会更加卖力杀敌。再如贺人龙、曹文诏这类武将,应变能力极强,常避免正面交锋,出奇制胜,唯一缺乏的就是全局思想,常不能受到上司有效节制,这也是明末两大类型将领之间的重要矛盾。

洪承畴的军事才能
  • 平叛农民军的洪承畴

洪承畴也算是一名儒将,他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为官生涯前期一直从事文职工作,打第一场仗的时候属于临危受命,当时他只是个四品文官。这件事情还要感谢杨嗣昌的老爹,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打进北京,各地兵马被抽调入京勤王,陕西地区的农民军王佐贵趁机攻打韩城(现渭南)。杨鹤属于光杆司令,手中并无兵将,于是瘸子里边挑将军,参政洪承畴被授以抗敌重任,他便带着城中的伙夫、杂役打了人生中第一仗,结果是杀敌三百,解了韩城之围,洪承畴就是由此开始了军戎生涯。

上述一直强调儒将的战略格局,洪承畴便是具备长远战略格局的人,当时朝廷对于国内农民军的态度还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杨鹤更是贯彻招抚政策。洪承畴开始涉足军事以后,不管朝廷的大方针,也不管杨鹤如何施政,他对待农民军就是往死里打,投降的农民军也一并处死,这便是洪承畴的战略思想。因为在当时已经出现过很多诈降的农民军,他们往往是穷途末路后“投降”明军,吃着明军的粮饷,等待机会复叛,这就使明廷镇压农民军时面临剿而不死的尴尬局面。崇祯四年,杨鹤的招抚行为全面失败,已就抚的农民军纷纷叛变,崇祯立即将杨鹤下狱,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主持剿匪工作。

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到八年,一直在西北地区主持剿匪,在其“全力清剿”的战略下,两位行伍出生的得力总兵曹文诏、贺虎臣算是一五一十的贯彻执行,西北剿匪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崇祯八年(1635),中原地区的张献忠攻占了朱家祖坟所在地凤阳,这下给崇祯惹恼了,看在西北剿匪工作的成就上,结合洪承畴全面清剿的战略,任命他为五省总督,同时任命另一位名将卢象升为五省总理,一个统筹西北,一个统筹东南,实施全面剿匪,限期六个月肃清匪患。

前文讲到儒将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很难坚持自己的战略思想,本来洪承畴的重心是在陕西一带,崇祯帝限期之后,他不得不带兵出关,一路赶到豫楚边界的信阳地区,欲集结五省总兵进行中原围剿。但中原各地的农民军听说洪承畴出关了,就立马分成小支人马,一路突破潼关,进入陕西。这就好比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袁绍就带兵攻打曹操大营,曹操则扔了大营直接取向袁绍大营。此时的农民军如曹操一样,不管洪承畴是如何集结大军的,只管向陕西取他老巢。洪承畴的这一出动,直接导致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等将领殉国。这件事情传到崇祯耳边,皇帝气的破口大骂,指责洪承畴怎不知农民军流动性作战的特点,并亲自为洪承畴指定战术,让他只追着全国农民军的核心人物高迎祥打,其余各支农民军流串到哪个省,就由哪个省的巡抚负责清剿。要说崇祯帝的这个战术还真的符合当时的战局,洪承畴在这方面的灵活性有些差强人意。

按照崇祯帝的战术,洪卢二人合力将高迎祥击溃在滁州地区,并将其残余赶至豫楚边境的西南方向。随着清军再度入京,明军惨败,卢象升被掉往宣大一线镇边,中原只剩洪承畴一位剿匪核心。此时陕西的农民军已经发展至二十多万,洪承畴不得不亲自回到陕西,令孙传庭截击由汉中往北行进的高迎祥,这多少也有甩锅的意思,因为汉中府如果被攻下,孙传庭也就截不到高迎祥,并会承担截击失败的责任。好在汉中府顶住了压力,高迎祥从子午谷向北进发,正中孙传庭全套,全国农民军领袖闯王高迎祥被俘。

再随着杨嗣昌的高超战略推行,全国剿匪形势逐渐明朗,中原的张献忠被迫投降,陕西的李自成孤立无援,企图南下转移。此时洪承畴再次判断失误,他认为李自成会从山西渡黄河往东走,于是在渡口层层设伏,结果李自成直接走南线,由关中下汉中,再由汉中进了四川,攻占四川地区38座城池。消息传至京城,崇祯帝大怒,洪承畴因此被降级处分,又令他限期入川剿匪。洪承畴进入四川后,被李自成牵着鼻子跑,沿着成都—天水—西羌—关中—汉中—成都转了两大圈,最终通过孙传庭、曹变蛟等将领的层层设伏才将李自成势力击溃,李自成带领18骑逃入深山。

  • 松锦战役上的洪承畴

洪承畴在清剿农民军方面表现的中规中矩,但在松锦一战却饱受诟病,即被戴上不会打仗的帽子,也因降清被扣上不忠的骂名。但如果单从时局来分析这场战争,洪承畴的军事指挥能力便可从两方面评价。

崇祯十三年(1640),清军就展开了对锦州的围攻,到了十四年,祖大寿已经失了锦州外城,内城也被清军团团包围,祖大寿给朝廷的消息是只剩一个月的余粮。因为在此之前祖大寿就因断粮而投降过一次清军,所以崇祯帝为十分重视此事,于是就令洪承畴救援锦州。洪承畴到了宁远前线,侦察出松山有清朝骑兵活动,于是就明白皇太极围而不攻的意图是想围点打援,于是就向崇祯提出了三步走的解围战略,即增兵关外、且战且守、持久作战。而也正是此时,朝内的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分兵合击、速战速决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在现在看来确实正中皇太极下怀,崇祯帝毕竟是信任前线的洪承畴,于是就批了洪承畴的策略。

崇祯十四年四月,崇祯帝令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这八路总兵向洪承畴处集结,兵力总共有步骑十三万,这与清军数量相差无几。松山离宁远也就100里左右,洪承畴用了4个月的时间,步步为营的推进至松山,并在松山城内坚守。与此同时,祖大寿来信说锦州城中其实还有半年的余粮,请洪总督千万不可冒进,打持久战消耗清军。正当两军对峙的时候,崇祯帝坚持不下去了,这一年明朝国内军费开支巨大,又加上旱灾、蝗灾的影响,众多地区颗粒无收,财政压力巨大,洪承畴在这四个月里打了30万两银子的军费,给明廷造成巨大压力。前面说到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他的战略思想是速战速决,现在又看出了崇祯的压力,于是便鼓动崇祯执行自己的战略思想,就这样,崇祯帝下令洪承畴“刻期进兵”。

来自崇祯的政治压力,再一次让洪承畴的战略失效,他带着六万明军夜袭清军锦州城南据点乳峰山,出其不意的致使清军溃败。当这个消息报告给沈阳的皇太极后,他不顾病躯亲率三千铁骑赶往荆州,进过侦察发现,洪承畴的前驱部队与辎重粮草是脱节的,于是立即组织兵力切断后续的辎重粮草部队,并在外围挖下八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将洪承畴围困。这个时候洪承畴提出了拼死决战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对于临时集结的总兵们如同笑话,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尚且率先带着本部人马一走了之,更何况其他总兵呢,接着王朴、马科、李辅明(杨国柱战死后的继任者)纷纷突围后逃离战场。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做内应助攻破松山城,洪承畴被俘。随后祖大寿也因断粮献城降清,杏山被攻占后,松锦战役以清军完胜而结束。

松锦战役中,洪承畴的战略思想是没有异议的,但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确实不符合明朝当时的国情,持久战是需要国力作为支撑,明朝当时已经不具备打持久战的实力。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要看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清国的军事力量确实强大,但财政压力也并不乐观,所以这个持久战比的就是双方的耐心,只不过是崇祯帝率先动摇,导致洪承畴战略思想的破产。在临场指挥中,皇太极的能力确实在洪承畴之上,洪承畴在七月底准备出击前,就已经做了誓师,但在阵前各路总兵跑路,说明他并不能很好的节制将领,誓师工作相当于白做。

而最受诟病的是他只带了三天口粮,并且将辎重粮草部队扔在后方,这是兵家大忌。但这件事有一个细节值得思考,洪承畴在取得乳峰山胜利后,其手下副将提醒粮草问题,洪承畴的反应是大怒,按理说久经沙场的人,对粮草问题相当重视,怎会需要副将提醒?而且洪承畴的态度表明他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打算恋战。因为崇祯帝的一再催战,洪承畴带三天口粮出击是想表明我已经按照旨意行事,而我只有三天口粮,这是我出击后必须火速返回的理由。所以这就是文人打仗与武人打仗的区别,武人打仗只想赢,文人打仗还要考虑政治后果,这一点在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对决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这并不是指挥能力的原因。

洪承畴降清

松锦战役后,明朝上下都认为洪承畴宁死不降为国捐躯了,所以崇祯帝也是后悔莫及,一向勤政的崇祯帝辍朝三天,随后以王侯规格为洪都督办祭礼。在清国监狱里,洪承畴确实以绝食对抗劝降,皇太极所派的劝降官员无一例外的被洪承畴骂走。就在皇太极失去耐心时,传闻曾经献离间计除掉袁崇焕的范文程主动提出前去劝降,试探洪承畴是否果真求死。到了监狱,范文程不谈劝降,只论古今,二人谈话之间,梁上灰尘掉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回到皇太极身边便上报“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皇太极很清楚的明白了洪承畴的意思,首先能肯定洪承畴不是不想投降,而死劝降的人不够级别,否则投降了也得不到大用;其次明朝已经将其作为英烈,若非适合的理由,洪承畴投降就下不来台。故皇太极亲自接见洪承畴,嘘寒问暖一番,见洪承畴衣着单薄,便脱掉自己的裘皮大衣为他披上,这一下就有了份量,洪承畴也可以用遇到明主做为投降的理由。第二天,洪承畴便偕祖大寿等降将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在皇太极面前俯首称臣。而关于洪承畴投降的原因,还有传闻是庄妃(孝庄)的美人计,这个并无法考证。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洪承畴正如范文程观察的一样,他并不想死,或者说死了也憋屈,因为松锦战役的失败并不是他决策失误,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治环境。崇祯帝有为难之处,但在不知前线形势的情况下,一再催战,这体现了崇祯帝对于权力的把控极为苛刻,甚至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而通过与皇太极的直接对决交锋,这位清国皇帝无论是格局还是智慧,都远远超过了崇祯帝,那么投降又有何不可呢?只不过文人出生的洪承畴心眼太多,假如没有大义凛然的样子,清国谁又能看得起他呢?皇太极又怎么会重用他呢?与其说洪承畴是宁死不降,倒不如说他是待价而沽。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论正始风俗》

但就洪承畴而言,我觉得明末思想大爆发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顾炎武所说的“国与天下论”,很好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是忠贞保国还是拯救黎民苍生,这个问题虽然与儒家思想的忠义相矛盾,但不得不说符合明末现实。明朝末年的百姓饱受战乱摧残,政府开支巨大需要增加税收,这个负担全部落在人民头上,而面对灾难,政府又无从救济,许多百姓被逼无奈走上了反叛道路,接着却被政府无情镇压,身处剿匪一线的洪承畴也应该最深刻的认识到人间疾苦的样子。

“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清史稿》

而明朝内部的腐坏已经病入膏肓,袁崇焕、卢象升这样的国之栋梁皆死于内斗,崇祯帝虽有中兴之志,却无中兴之才。明军在外作战尝尝调度无方,各路将领坐吃空响,到了关键时候却各自跑路,这样的国家已经无法拯救天下苍生,倒不如投靠明主,成全心中志向。其实洪承畴在投靠清国以后,他的所作作为都是以拯救天下为宗旨,在清军取中原、定江南的时候提出安抚为主,并力谏不可伤害无辜民众,在入关后又大力主张清廷汉化,学习儒家思想,这些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促进民族融合,保护汉族文化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说洪承畴的降清带有实现政治抱负的一面,只不过这个政治抱负并非扶大厦于将倾,而是救黎民于水火。

综上,洪承畴代表了大部分明末儒将,他们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但在实战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政治压力,因此难以按照既定战略实施指挥,面对突变的形势,并不能很好的灵活应对,这也是明军打农民军相对容易,打金军相对困难的一个因素。至于降清,即表现了洪承畴对明廷的失望,也表现了他心细黎民百姓的政治抱负。

参考资料:《明朝纪事本末补遗》、《明史》、《经略纪要》、《清史稿》

洪承畴的真实军事指挥功力如何?为什么投降?

洪承畴投降的原因,鄙人已经在其他问答中回答过,这里鄙人重点谈下一下洪承畴的真实军事指挥能力。简明扼要地说,洪承畴的军事才华还是非常高水准得。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泉州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曾在刑部和浙江任职,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洪承畴因才高俊奇,又被提升为陕西督道参议。杨鹤任三边总督时,洪承畴正在其麾下供职。由此,明末一代枭雄洪承畴正式登上了风云际会的乱世舞台。

在平定国内的农民军战场上,特立独行的洪承畴一点也不顾及顶头上司总督杨鹤。他自行积极组织兵力,竭力弹压各地的农民军。洪承畴精明强干、敢作敢为的胆识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洪承畴在清剿农民军时极富军事韬略,每每都能以少胜多,大败农民军。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农民军王左掛、苗美率部进攻韩城。总督杨鹤手中无将,情急之下,令当时还是参政的洪承畴,领兵出战。洪承畴指挥明军大破农民军,斩敌三百,解了韩城之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正月,洪承畴因功被提升为延绥(今陕西榆林)巡抚。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六月,府谷王嘉胤部农民军攻陷黄甫川等要塞,又陷府谷县城。而后王嘉胤又诈降,假意退出府谷县城,待明军来“收复”县城时,王嘉胤部猛然杀个回马枪,再度大败明军,重占县城。但王嘉胤并没有高兴太久,很快,延绥巡抚洪承畴、总兵杜文焕就率部从孤山进剿,一次便斩杀了农民军四百余。又在山西明军的配合剿杀下,王嘉胤部农民军不能相敌,被迫转入山谷躲避。

洪承畴

精于用兵的洪承畴,充分显露出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在如何处置降附的农民军问题上,心狠手辣的洪承畴,也同样展现出其冷血残酷的另一面。洪承畴深知,在朝廷根本无力安置的情况下,这些降附的“乱民流寇”犹如一颗极不稳定的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复叛。为了不留下隐患、后患,凡是可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农民军降众,都被洪承畴毫不犹豫地杀掉了。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农民军首领王左掛也就是李自成最初投奔的老领导,与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归降了朝廷。同年八月,发觉王左掛心存二意后,延绥巡抚洪承畴立即与陕西巡按李应期、总兵杜文焕设谋,将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洪承畴又命守备贺人龙设摆酒宴,假意慰劳投降的农民军。待一干降人喝得醉醺醺,毫无防备时,预先埋伏的明兵四起,一次就斩杀了降人三百二十人。洪承畴杀降又何止这两起,据统计,在洪承畴剿杀农民军时,被杀掉的投降流寇多达数万之众。面对洪承畴的背信弃义和血腥杀戮,农民军清醒地认识道,投降朝廷只有死路一条,只有顽强地斗争下去,才能够死里求生。而农民军与明朝关系的日益尖锐,又加速了杨鹤招抚政策的破产。但另一方面,在其他地区经常出现的农民军先诈降,待养精蓄锐后复叛的情况,从未在洪承畴的治下发生过,这不能不说是洪承畴的先见之明。不仁不义也好,残暴成性也罢,洪承畴毕竟“剿贼”有方、战绩卓著,并在朝中声名鹊起,为天下万人瞩目。就连崇祯帝也对洪承畴杀降的暴行,大为赞许道,“贼势獗甚,招抚为非,杀之良是”。得到皇帝的赞誉和赏识,洪承畴大受鼓舞,自此以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向农民军举刀屠戮。

至崇祯四年,在洪承畴引军的凶狠围剿下,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军起义军,俱都遭到沉重打击。据明朝统计,陕西农民军被杀者达三万六千六百余。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以后,农民军的规模和势力重又开始增长。为了镇压声势日益的农民军,洪承畴又与另一名明末名臣孙传庭联手,多次众创农民军。在洪承畴、孙传庭的密切配合下,崇祯九年,明军剿灭农民军首领高迎祥。崇祯十一年,明军又在潼关设伏,大败“闯王”李自成。李自成败得非常惨,几乎全军覆没。用《明史》的话讲,即“尽亡其卒”,李自成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随着李自成所部人马的败没,曾经遍布各地的农民军几乎销声匿迹。声势浩荡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也由此暂入低谷。

在关外对清战场上,洪承畴同样表现不俗。为救援遭清军围困的锦州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四月下旬,洪承畴率部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并与锦州外围负责打援的清军遭遇。四月二十五日,两军展开激战。是役,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伤亡很大,几至溃败。史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人马中伤者甚众”,连清朝官方文献都承认此战失利。愤怒的皇太极以“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为由,将济尔哈朗去职,重又任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前线清军总指挥。

皇太极

在崇祯帝的严命下,洪承畴被迫率军在不利的境况下,与锦州清军决战。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七月二十九日,洪承畴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但明军首战受挫,总兵杨国柱中箭身亡,洪承畴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八月二日,多尔衮亲率清军“直冲汉阵”,结果清军被明军打败,损失惨重。史载,“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清军被斩杀的将领就达二十余员。还是二日,为配合城外明军解围,祖大寿也组织明军从锦州内城杀出,将清军的三道封锁线冲破了两道。差一点就和城外明军会和。清军一番拼死抵抗,方才将祖大寿挡了回去。但此时的清军已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形势十分危急。多年后,多尔衮曾心有余悸地回忆道,“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此后数日,双方接连胶着血战。八日,清军两次进攻,明军壁垒森严的大营,都被防守严密的明军打退。九日,明总兵王朴率部猛攻西石门,亦被清军击退。十日,明军继续猛攻,清军受挫。因见明军势大,多尔衮深感难以对敌,遂不再出战,转而坚守待援。十一日,多尔衮遣使向皇太极告急。坦言他已无法抵御,请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火速率兵前来助战。得知“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及“急报请援”的消息后,完全出乎意料的皇太极急得“忧愤呕血”。为稳住战局,皇太极一面诏谕多尔衮,“切勿轻动,各当固守汛地”,并先派三千援军缓急。一面召集诸贝勒大臣,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传檄各部兵马,星集京师”,“悉发清蒙之兵,年十五以上”一律随军出征。十四日,心急如焚的皇太极不顾正患鼻衄(流鼻血)病症,留济尔哈朗镇守盛京(沈阳)。皇太极自己一边骑马,一边用碗接着鼻血,亲统大军星夜兼驰,赶往松锦前线。

介于战局已对清军十分不利,皇太极于十九日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后,一刻也不休息,立即往前线视察。皇太极登上山岗向明军远眺,只见出战的明军布阵严整,而明军据守的营寨也防守森严。皇太极不无感慨道,众人都说洪承畴善用兵,果然名不虚传,难怪我的将军们都怕他(《明季北略》记载,“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

由此可见,洪承畴的军事指挥才能还是很高得。只可惜,在锦州城下,急于求成的洪承畴因一时疏忽,露出了破绽,被高明的皇太极一把狠狠抓住。用兵老辣的皇太极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明军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破绽。明军的大部兵力都集中于前锋,这导致了明军后卫出现空虚,也就是虎头蛇尾。皇太极的原话是,“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洪承畴没有料到皇太极的反应速度能这么快,他想集中兵力,抢先夺下锦州外城。但不想,就在此时皇太极竟率领清军援军赶到。

抓住洪承畴不慎漏出的致命破绽,皇太极迅速指挥清军通过挖掘壕沟,阻塞各处交通,死死将明军反包围。同时,又派兵袭击了洪承畴的后方粮草基地笔架山。还在明军突围的必经之路上,布设埋伏。八月二十二日夜,突围明军遭清军伏击,明军惨败。除部分得脱外,大部明军溃兵被前堵后追的清军驱赶至海边。在后队对前队的反复拥挤下,大量明军官兵被挤入海中。当时海岸的有利地势皆为清军占据,而过度拥挤的明军又无法上岸复战。时值大潮,海水滔天,入海者必死无疑。但被逼入绝境的广大明军将士,仍展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不愿投降,情愿蹈海赴死的明军官兵达数万之众。据朝鲜《沈馆录》记载,拥挤踏海的明军将士“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又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弥山遍野,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随洪承畴出征的诸官将中,辽东总兵王廷臣、东协总兵曹变蛟和辽东巡抚丘民仰没有出逃,他们继续留驻松山城。明军主帅洪承畴突围不成后,也退返松山,会合王廷臣、曹变蛟和丘民仰等同守孤城。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此时遭清军围困的松山城内明军,已然是“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明眼人一见便知,明军败局已定,整座松山城也完全笼罩在垂死和绝望的阴森气氛中。不甘束手待毙的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约定二月二十八日夜接应清军登城。在夏承德的内应下,清军顺利地由松山南城墙登梯而入。至次日清晨,松山城失陷,洪承畴及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相、曹变蛟,还有祖大寿的堂弟祖大乐等俱为夏承德叛军擒获,并献俘于清军。已返回盛京的皇太极得知后,下令将洪承畴、祖大乐解往盛京。其余拒降的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总兵王廷臣等官将百余人,连同所部士兵三千余人悉数处斩。因献城有功,叛将夏承德的部下及家属共三千一百余,获免死。而后皇太极又下令,将陷落的松山城“毁如平地”。

被清军俘获后,洪承畴启初绝食不肯归降,但在皇太极的劝降下,洪承畴降清。

总之,抛去洪承畴降清的污点不论,在对农民军,以及关外清军的作战中,洪承畴的军事表现还是非常卓越得。只是松锦大战中,洪承畴不幸遇到了可怕的对手皇太极。如果皇太极再晚来一日,待洪承畴集中兵力全力打下锦州外城,成功解救遭困的祖大寿部明军。两军汇合后,运笔架山粮草入城,再合力据守锦州。以锦州之大,城防之坚固,远远超过小小的松山卫城。那时,皇太极就算起倾国之兵,也是无论如何打不下锦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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