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明朝末期是真的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崇祯皇帝作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不仅没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而且让这些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造成了明朝的灭亡。

那么当时的明朝到底存在哪些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呢？小冰河期造成的农作物减产，其实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粮食不足，才会人心思动。老百姓一个个吃饱饭，谁愿意去抢有钱人饭碗里的粮食呢？还不是因为没得吃了，所以大家才纷纷冒出来的嘛！

明朝两百多年下来，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其实早就已经占据了天下十之七八的田产了，而他们的人数却少得可怜，只占据了天下十之二三的人口。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们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甭说幸福了，老百姓能够吃上一顿饱饭，似乎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 1、原本有田产的家庭。

普通有田产的家庭，由于那些年土地减产，交税以后，一家人活不下去，所以只能靠借贷来维持生活。资不抵债以后，他们的田产就会被债主剥夺，从此天下到处都是失去田产的老百姓。

• 2、本就没田产的家庭。

原本还有一大批老百姓，他们本来就没有田产，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帮地主家种地，成为他们家的佃户。粮食减产以后，地主家也不富裕，所以地主们开始大量辞退没有田产的佃户，这些人如果不起来反抗，只有死路一条。

• 3、朝廷的剥削太严重。

天灾本来就够惨的了，没想到朝廷这边不仅没有给地方上减免税收，反而增加了三饷。这三饷分别是辽饷、练饷和剿饷。

东北那地方需要重兵把守，可是朝廷的钱不够，所以就有了辽饷。农民起义越来越猖獗，必须要派兵剿灭，也就有了剿饷。新招募的士兵需要经过训练才能上战场，这训练的经费得由老百姓来出，所以就有了练饷。

可以说崇祯这么做，是把所有社会矛盾，全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还厚颜无耻地表示，没有了国哪里还有你们的家？其实明朝没了，老百姓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在这种压迫之下，大量老百姓惨死，一点口粮都被当官的给抢了去，你说让他们怎么活？既然不反就死，反了反而能够有一线生机，那为什么不反呢？所以大量老百姓参加了农民起义军。

从朱棣开始，为了防止明朝藩王有造反的意图，所以明朝皇帝对他们的限制非常严格，所有藩王没有经过申请，申请批复不下来，是不允许离开自己的封地的。

此外藩王们不准从事劳动工作，老朱家的子孙，全部由朝廷供养，除了朝廷赏赐给藩王们的田产以外，他们还能按照男丁数量，从朝廷每年额外领取一笔赡养的费用。

这下子这帮藩王们，没事儿就娶老婆生孩子，老朱家刹那间子孙遍地，因为每多一个儿子，就多一份收入，这些藩王当然愿意生孩子。

结果问题就来了，到了明朝末年，朝廷需要赡养的老朱家子孙，足有20多万人，这些人每年都伸手跟崇祯皇帝要赡养费用。

毕竟当年是朱棣剥夺了人家从事生产劳动的权力，现在总不能不管人家子孙后代了吧？而且大家都姓朱，崇祯皇帝自然不会对老朱家的子孙太吝啬。

因此就算当时朝廷已经穷到入不敷出的地步了，每次收到全国的税收以后，崇祯都是先把诸侯王们的工资给发了。这可是一项巨大的开销。

就算20万老朱家的子孙，每个人每年从朝廷拿走100两银子，那也就是2000万两的开销了。这足以让山海关多防守个几十年的了。

崇祯皇帝死要面子活受罪，这笔钱强行支出以后，他们又想着通过剥削百姓把这笔钱给捞回来，结果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 1、东林党。

崇祯皇帝一上台，就把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给一锅端了。这个时候东林党人一家独大，麻烦也就出在了这里。

这帮人所代表的，可不仅仅是大明朝的利益，他们背后有江南土豪这样的金主爸爸。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因此崇祯身边给出主意的人，基本都是为了维护江南地主阶级利益的那帮人。那么崇祯所作出的一些决策，一旦触碰到了江南地主阶级的利益，一定会被东林党人各种反对。他们还以直谏而死为荣，所以巴不得崇祯一刀剁了他们，以此青史留名。

崇祯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李自成要打进来的时候，崇祯是打算南下避难的，却被东林党人给拒绝了。东林党人表示，崇祯就应该与国都共存亡，至于南方，可以让太子们去。这就是直接放弃崇祯了。

• 2、武将集团。

崇祯是个有疑心病的皇帝，他最早特别信任袁崇焕，不仅封他为蓟辽督师，而且赐他尚方宝剑，袁崇焕承诺五年平辽，结果一年半的时间还没到，崇祯就把袁崇焕给杀了。袁崇焕一死，再也没人挡得住满清大军。

关键是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当李自成大军杀掉孙传庭，拿下潼关以后，崇祯不仅没有给死去的孙传庭封赏，反而指责孙传庭是偷偷跑路了，这样的皇帝，你愿意为他卖命吗？

因此当崇祯最后发出勤王令的时候，不仅没有人愿意来支援崇祯，反而一个个在隔岸观火。比如说坐拥20万大军的左良玉，就在荆襄地区按兵不动。

距离崇祯最近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一个星期的路程，他足足走了半个月，还只是走了一半路，其实就是不愿意回去勤王，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袁崇焕。

有矛盾不要紧，任何时期任何王朝都存在矛盾。关键是有矛盾，需要积极地去处理，而不是不断激化矛盾，甚至创造新的矛盾。

崇祯就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什么问题他都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激化矛盾，甚至还在创造新的矛盾，真够调皮的。

参考资料：《明史》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明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体制非常突出的朝代，整个明朝都是一个政治集权空前强大的朝代。特别是到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历史关头，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的社会状态是纲纪堕落，法纪松驰，宦官专权，官员腐败，国库空虚，土地兼并，外敌环伺，内政不稳，倭寇在海，饥民在内，烽火遍地，民不聊生。

这些社会矛盾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焦头烂额的皇帝）

1、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明朝一开始对土地问题比较重视，朱元璋时期也进行过几次针对兼并土地行为的打击。为了防止功臣勋贵们强占土地，朱元璋还制定了九条法律，严禁侵占农民的田地。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规定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

（明朝农民）

直接破坏朱元璋规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孙们。朱元璋在世时，全国的田地总量是八百五十万顷，可是到了明末万历时期，只剩下三百万顷；天启末年，更是只有一百多万顷。这些田地到哪里去了？正是被以皇族为首的贵族集团强占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区区二万顷，到了正德时期，这个数字变成五万三千顷。正是皇子皇孙们带头，官僚地主纷纷效仿。到了明末，连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何况其他地区！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农民的田地被强买强占，无数农民无地耕种，成为流民。

2、不断加税，农民负担沉重

明朝后期，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军费大幅增长。为了保证庞大的皇族和官吏队伍，以及军队的军饷，只得加派赋税。从万历时起，税赋年年增长，到了崇祯年间，更是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可是这些钱还远远不能满足军费的需要。崇祯末年，国家一年的军费需要二千万两，财政几近崩溃。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十年短短二十年间，赋税增加了六倍。农民每亩田收入不过七八十钱，需要交纳的赋税居然达到百钱以上。这种负担已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在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皇室和贵族官僚仍然日益挥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余万两；为他的皇子册封、娶亲，用银九百三十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农民负担不起，就把目光瞄准城市的工商业者。从万历时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开矿征税，使得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扼杀在摇篮里。这些大监强立名目，横征暴敛，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业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贫民纷纷站起来，开展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3、朝政黑暗，党派林立，争权夺利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成果被一票否决，而万历皇帝没有了管得住的大臣，三十多年不上朝，朝政荒怠。到了万历后期，朝廷官员空缺极多，很多政府日常工作无人办理。一些儒士文人联合朝中大臣反对宦官专政，形成了士人的“东林党”，与朝中依附在宦官门下的“阉党”势同水火，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这种斗争虽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严重的内耗耗尽了明朝的政治力量，官员们或不问政务，或矫枉过正，有一些是纯粹为了斗争而斗争，很少有人关心国计民生。

4、军队纪律败坏，扰民害民

由于朝廷没钱，军队领不到军饷，官兵便四处扰民。大将左良玉拥兵八十万，其中一半几近强盗，只会打家劫舍，战斗力极低。其他的官军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官军杀良冒功，抢掠妇女，甚至形成老百姓“不苦闯逆，苦兵也”的奇怪状况。

（明军）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感人。万历四十七年，十万明军与满人在萨尔浒大战，五天内便大溃而逃，使得东北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对后金的几次大战中，明军总是败多胜少，尤其是大凌河之战和松山战役的失败，使得明朝已无力对抗后金。而明朝统治者重文轻武，虽然也出现了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等军事人才，但始终得不到多疑的崇祯的信任，或被杀，或被黜，自毁长城。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是一个急功近利、反复无常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刻薄寡恩，刚愎自用，用人不明，只知道将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对于手下的大臣，动辄杀害。另外他又死要面子，不肯用计策拖住后金，处理好国内矛盾和问题，造成最后局面的不可收拾。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与策略同样是一个国家的生命。

明朝灭亡，首先是政策出现了问题。国家的政权机构与税收岀了问题。

国家需要人民的供养，明朝需要广大的农民来供养，而土地基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肥的流油，大多数人在饥饿线上挣扎。

明朝的国家税收来源于广大的小农经济和大地主。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庞大的朱元璋皇族，每天要消耗掉的粮食与银两，天文数字。

而大地主承受的税收也是天文数字。大地主被逼的粮尽财空，小农经济的富农被逼成了家无分文的贫寒苦民。

而大地主再压迫雇农，长工，短工，把这些人逼上了绝路。

天下开始反了，最大的一股力量是陕西，米脂县的李自成，还有张献忠。

李自成开始向皇权宣战。

明朝雪上加霜，征调大量的军队剿匪，由于天下苦久，民不聊生，天下尽是匪，越剿越多。

明朝把所有的税收都拿来剿匪都不够，就拖发军饷，而使士兵无心作战，饥寒交迫，这样的明朝军队怎能打仗。

李自成百万大军一路北上，攻城掠地，开仓放粮，饥饿的人们跟随李自成一路打到北京，明朝灭亡。

一个国家的政策黑暗，会产生恶性循环，最后无法收拾。

摆在面前的所有活路都被自己的错误政策堵死，就只有一条死路。

明朝的灭亡，明朝的教训，明白而深刻，是明朝的政策出现了问题，而导致整个朝庭的灭亡。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明朝后期天灾人祸不断，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急剧迸发，腐朽没落的明朝统治者进退失据，奄奄一息。最终李自成仅用了2天的时间便攻破了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玩完。

那么抛开天灾不说，我们看一下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究竟有多严重。

1644年正月，明朝朝臣中唯数不多的明白人，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上疏崇祯帝，疏中一针见血的指出：

“臣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于不均。何以言之？今之绅富率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计赢以役而独拥其利，有事欲其与绅富出气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极其富而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甚至于不能聊生，以相极之数，成相恶之刑，不均之甚也。”

在这样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大背影下，统治者还穷尽所能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最终导致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百姓民不聊生，只有揭扞而起。

更可悲的是这些脑满肠肥，尸位素餐的肉食者们，在北京局势最危机时刻，崇祯请这帮勋贵大臣富商巨贾献金救大明于既倒，可是主疑臣奸，七拼八凑，方才献出了一万两银子。

可在李自成进京后，对这些居心叵测，一毛不拔的勋贵富贾们一阵屁股板，一顿杀威棒，居然敲出了七千万两白银，真是失财又丢命，可气又可叹。

这些聚集起来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促使李自成势如破竹，明朝各地方官吏与守军是望风而降。

你要说李自成有多高的政治智慧，有多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我看这二项都平平常常。就凭一句“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让浸没了二百多年儒家理教思想的大明王朝轰然崩塌。

广大饥寒交迫的百姓，恨透了苟捐杂税，恨透了不停的征输，更恨的是助纣为虐的地方官吏，纷纷起来响应闯王号召。

而那些平日里只会肆虐百姓，遇“流寇”而逃的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最终逼的那些最守本分的良民都投奔到起义军的阵营里去了。

素有明朝擎天一柱的左良玉，驻军襄樊，奸淫劫掠，无恶不作。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半夜里去左营放火。左良玉准备撤军，还未出发，老百姓箪食壶浆，欢呼雀跃的迎接“流寇”去了。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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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朱翊钩即位时年纪还小,朝廷事务实际上由大学士张居正主持。张居正看到统治危机的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整顿,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重新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

他的整顿吏治,加强边防,实行丈量土地,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力有所加强。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一亲政,立即改弦易辙,使这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半途而废。从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着腐败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1、万历时期的矛盾积累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

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当时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生长深宫,高居简出,一御文华殿则称过劳。””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处理,以致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

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以免听有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

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是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著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这实际上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矿监税使和他们的爪牙无恶不作,曾激起了许多城镇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市民运动。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在疏中说:“陛下爱珠玉,民亦蔡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

又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朱翊钧对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钧在位期间,天下已经很不安定。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员处置失宜,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朝廷先后对宁夏、播州用兵,费了很大气力方告平定。特别是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迅速兴起,由明王朝镇守东北的屏障变成了对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势力。

万历四十七年明廷抽调了大批精兵,并责令朝鲜和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助成,兵员总额达十一万多人在江东经略杨镐的率领下四路出师,期以“旬日毕事",一举荡平。由于战略错误,指挥失宜,萨尔浒一战竟以惨败告终。从此,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问题之一。

2、光熹两朝的阉宦之乱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宦官们为了窃柄弄权,领着他成天嬉戏。据说他喜欢弄木工活，宦官们就在他手提斧锯玩得兴致正浓时,拿来章疏奏请他定夺。他往往只听口头报告大意,即随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于是大权旁落,宦官把持朝政。

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保姆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一帮依附于魏忠贤的无耻之徒还为他大颂功德，甚至呼之为“千岁”,“九千岁”。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当着熹宗和魏忠贤的面高唱诵辞:“好个魏公公，处置得惜薪司怎样轸恤商人，内府库怎样米积天堆，东厂怎样厘奸剔弊，宝和店怎样裕国通商。内修朝政，外镇边疆。”

魏忠贤听了这样肉麻的奉承竟然处之泰然，朱由校也呆头呆脑一笑置之。各省地方大员也对魏忠贤趋之若鹜，纷纷为他建生祠祈福，穷极华丽。朝野的党争便因之加剧。当时有名的东林党，主要由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眼见国事日非，就利用讲学结社，评论朝政，希望皇帝能够除去奸邪，重整朝纲，实现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贤的邪恶势力则结成阉党，对东林党人横加迫害。此后，明末的党争屡经反复，一直延续到南明覆亡。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先看宗室的占地情况。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就是说，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勋戚和太监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他们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一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熹宗时权监魏忠贤，霸占的土地也多达万顷。

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的官僚地主即所谓缙绅之家，也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巧取豪夺，兼并大片土地。就每一户来说，他们固然比不上宗室诸王、勋戚、太监的占田数。然而，他们人多势众，在各地是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者。

明末农民战争中，官僚地主的动向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打击的重点之一就是官僚地主，而反抗农民起义最顽固的也正是官绅地主。史籍中有关明末官僚地主占田的记载极多。郑廉记载河南的情况说:“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

崇祯初年,河南巡按毛九华上言,“势豪之家，仆隶多至数百，奸民乘势投献，百姓受其鱼肉。”正是在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下，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明末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关于明代赋税的加派，一般只讲主要的几次。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前朝廷加派的饷银。

崇祯三年，再按亩加征三厘，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刚开始时加派的情况。此后，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军费无着，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直到明王朝灭亡才停止了崇祯年间的加派。剿饷和练饷的加派，虽然不能列为引起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但这里连带叙述一下，可以说明明王朝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起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明末的加派并不只是三饷，宗室的禄米和赐予的庄田，有不少是通过加派赋税来实现的。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中期以后，单只支付这数以万计的龙子龙孙的禄米，就成了国家财政和地方开支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应付这个难题，地方官员只有一面对宗室拖欠，一面向农民加派。以陕西白水县为例:“嘉靖加派一百八两八钱七分，万历加派七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医疮。”明后期赐予新封亲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天下根本不存在这么多无主的“闲田”,除了“尺寸皆夺之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加派取得租银来顶替的。如河南息县，额派福府地一千一百五十七顷三十二亩，就全部是“在本县条鞭内一例派征。”瑞王的二万顷赡田，也完全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取得租银的。

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分；预征是指除了责令完纳当年赋税外，提前征收加派的数额，比明增的辽饷还要大，则是符合实际的。朱由检刚即位时说过：“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也是指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上面谈到明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大多数田产落到了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的手里。按道理说，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该再承担田税。实则不然。豪绅地主不仅享有额定的优免权利，而且还勾结吏胥，通过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

湖北潜江一带的情况是，小民“产去粮存”,“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敝也久矣。”(沉重的赋税使农民不堪负荷，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却不顾农民的死活，用严刑峻法追比钱粮，甚至责令现在的农户代纳逃户的粮税。）

“明季启、祯间，有赤子无立锥地而包赔数十亩空粮者，有一乡屯而包赔数十顷空粮者。”每逢官府开征的时候，追呼敲朴，惨绝人寰。万历年间就有人说过,“饥羸之夫，腹无半菽,而手足犹絷于桁杨。”崇祯年间，陕西临潼县知县许中泽,“催科过严，每比较日，什排浴温泉，泉水为赤。”李清在其所著书中说:“予尝过恩县，见乙榜令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除了田赋以外，各种明增暗添的徭役也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

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为了足额，采取一户逃责令九户分赔，九户逃则勒逼一户独承。甚至“民有丁壮逃窜，而掠童稚以索赋。”这样辗转相牵，往往出现整村农民逃散一空的情况。

正是由于明朝廷、抚按、司道、州郡、县令等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农民同土地相分离，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同地主阶级的吃人统治展开拼死的搏斗，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粉碎阻碍历史前进的桎梏，从而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辟道路。

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 年),我国的旱情却是明代最严重的,李明志、袁嘉祖在《近 600 年来我国的旱灾与瘟疫》一文中指出1628~1641 年(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我国西北、华北、华中、华东 16 个省（市)发生特大旱灾。这是近500 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旱灾。赤地千里,江河断流,泉井涸竭,禾苗干枯,颗粒无收。

1640 年,晋、冀、豫、吴、浙、皖等省相继发生蝗灾与瘟疫,人畜死亡不计其数。特别是山西的朔县,河南的嵩县、登封、武陟,江苏的南通、丹阳、南京,浙江的建德、海宁,江西的瑞昌,湖北的武昌、浦圻、黄冈、黄州、广济,安徽的巢县等,十村九虚,人烟几绝。

谭徐明在《近500 年我国特大旱灾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明崇祯十年至清顺治三年(1637~1646年)是近500 年持续性旱灾时间最长,范围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旱灾。旱灾遍及20 个省(市),北方多数地区持续旱灾 5 ~9 年,1637 年始于陕西北部,1646 年终于湖南,重旱区涉及黄河、海河,涉及长江流域中下游 15 个省(市),干旱重灾区连成一片,波及中国一半以上人口。

处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在这次大规模的旱灾损失，而陕北的延安府,崇祯元年(1628 年)一年无雨,乃至草木枯焦。这年八九月间,人民已经开始食用山间的蓬草,至十月以后,蓬草也已经食尽,人民只好剥树皮食用。年终,树皮也已经吃尽,人民无奈只好掘山中粘土食用,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由是死者比比,枕藉山谷,情状悲惨。

因此,灾荒成为起义的导火索。成群的饥民为了寻找一条生路,便纷纷起而“相聚为盗”。由此引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铺天盖地地发展起来,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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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明朝后期的社会矛盾是非常严重的，也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下，在明朝末年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起义。造成明朝社会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土地兼并使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再加上遇上灾荒，导致遍地都是饥民，已经发展的人吃人的地步。所以为了生存，农民选择了揭竿而起。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特别是皇室宗亲和外戚等权贵占有大量的良田。比如，万历时期，潞王朱翊镠因为是万历的亲弟弟，颇受万历关爱，仅他自己就有庄田四万顷；另外万历皇帝还下诏赏赐儿子福王朱常洵庄田四万顷，在大臣们的一再劝阻下，才改为两万顷。其他如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和遂平公主、宁国公主等皇室所占的田地都在万顷以上。据统计，山西全省稍微好一点田地几乎全部被宗室占了；河南省内有72家王族，也占了全省一大半的田地。根据不完全统计，仅皇室宗亲所占有的田地就超50万顷。

皇室如此，其他贵族官僚也同样采取各种手段侵占田地，万历年间，有的大地主占地竟然达到六七万顷。而一些乡绅、底层官员也依样画葫芦，在乡间大肆霸占田地。一些豪强采取强行霸占等办法，也占有了大量的田地。在这种全国上下疯狂的土地兼并中，大多数老百姓的土地都被别人占去了，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只得成为佃户，任地主剥削，还是难以糊口。明朝大思想家顾炎武曾说：“有田者十之一，为人佃作者十之九”。

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还要面临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在万历年间推行的“一条鞭法”，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却苦了百姓，它加重了赋税，出现了鞭外加鞭、条外有条现象，杂税层出不穷。另外明政府还以辽东战事严重，向百姓征收“辽饷”，并且连征三次。佃农的日子也不好过，遇到灾荒年，收成不好，但是地主却依旧采用大斗大秤的办法盘剥佃农，佃农辛苦一年，还填不饱自己的肚子。

农民土地被侵占，城里手工业者和工商业经营者也同样面临贵族、官僚的掠夺、盘剥。一些贵族、官僚不但占有大量的田地，也开办了许多的工商业，比如铁坊、油坊、机坊、当铺、窑厂等。他们倚仗权势，欺行霸市，对一些私人手工业者进行排挤打压，导致小工商业者难以支撑，最终形成由他们垄断的局面。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也加大了对小工商业者的掠夺，加征各种赋税。同时各级衙门也从中随意增加税银，以中饱私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也无法继续经营。

这样一来，农民失地、商人失业，大量的人口为了生存开始四处流动，也给社会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在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灾荒，就爆发了农民王二掀起的农民起义。随后响应者四起，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先后加入起义军。到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起义的范围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

其中，闯王高迎祥发展成为最为强大的一支起义军，并最终在李自成的率领下，攻占了北京城，建立了大顺政权，推翻了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