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自古以来的改革，得罪的都是一些当朝的权贵，商鞅变法得罪了秦国的贵族，刘禹锡、柳宗元永贞革新，得罪的是藩镇割据和宦官集团，而王安石变法得罪的是天下的地主。

得罪的人非富即贵，而且波及面实在是太广了，自然是会遭到这帮人的一直控诉。得罪人还想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商鞅被车裂，刘禹锡、柳宗元被贬谪，王安石直接被赶出了朝堂。

商鞅变法有很多措施，每一项都有利于秦国变得强大。不过这些措施里面，我认为最要命，那就是废除世勋世禄制度、提倡军功奖赏制度。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记》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你家是当官的，那么你们家世世代代的子孙后代，都有资格继承你的官爵，继续享受国家的待遇。这就是世勋世禄制度。

可是商鞅来了以后，这一项制度被废除了，也就是说那帮当官的失去了世袭的资格。这显然是有利于国家的好事，可是却不利于秦国所有当官的家族。

1. 此外商鞅提倡军功奖赏制度，也就是说立了军功，就会按照军功给予你一定的官爵，当时他编订了二十等爵制，什么样的军功，给予什么样的奖励。
2. 平头老百姓也有资格成为出将入相的人物，只要你肯努力，肯上战场杀敌，那么你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3. 商鞅的这一策略在当时来说，对秦国绝对是有很大好处的，支持者基本都是平民，而反对者全部都是权贵。

但是这件事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不能长久使用。为什么？因为平民立了军功，那就成了官员，成了官员以后，他们也想要让子孙后代可以世袭自己的官职俸禄，所以他们也会起来反对商鞅。

这么一来商鞅的阻力是越来越大，过去鼎力支持的人，或许就是现在出卖商鞅的人。人性如此，这是没办法的，所以商鞅最后遭到车裂，没人表示可惜。

二王八司马事件，又称之为永贞革新。这是发生在唐顺宗时期的一场政治改革，可惜只持续了104天，便无疾而终了。其中参与者柳宗元和刘禹锡都遭到了贬谪。

• 宦官掌权：

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唐代宗这两代皇帝，都偏向于将军权交给宦官来打理。这就造成了宦官干政的局面。比如说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唐代宗时期的鱼朝恩、程元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甚至威胁到皇帝的宦官。

• 地方割据：

此外，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分封自立，根本不愿意听从唐王朝中央的调遣。他们在地方上有财权、兵权，基本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

• 永贞革新：

在这种情况下，以王伾和王叔文为首，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紧密跟随的一帮改革派，对这些不利于朝局的事情发起了改革冲击。

对宦官的打击是有点大的，裁撤了不少宫中的宦官，可是他们对地方节度使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手里没有足够的兵权，根本就没办法行事。

而且改革刚开始，这帮人就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权夺利。王伾和王叔文开始大肆任用自己的心腹，不管有没有才能，只要拜到他们门下的，都有官做。

而且他们取代了宦官，成为了朝中大权一把抓的人物，这跟宦官当权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内部甚至为了争夺权力，而大打出手。

帝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于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晔等图议，然后下中书，俾韦执谊施行。天下事皆专断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韦执谊行之于外。王伾主往来传授，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房启、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谋议唱和，采听外事。---《旧唐书》

如此一盘散沙，根本就不可能撑得起改革事业。所以永贞革新经历了104天，便宣告彻底失败了。宦官俱文珍发动政变，提前将太子李纯扶上皇位，改革派全部遭到贬谪，刘禹锡和柳宗元也未能幸免。

王安石变法，又称之为熙宁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以后，又一次巨大的革新，而且是面对宋朝全国的革新。

宋神宗最初是大力支持王安石的，认为他的变法策略，可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可以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

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

可是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有贵族集团的人到宋神宗身边哭诉，表示王安石有违天道，实在是应该罢黜他的相位。宋神宗还在犹豫，这个时候曹老太后和高太后也来痛斥王安石，宋神宗没办法，他终于动摇了，就把王安石给罢免了。

此后宋神宗还是想要变法，所以吕惠卿、曾布等人就崛起了，吕惠卿不希望王安石回来，所以各种诋毁王安石，他自己想要做变法的首脑。

结果王安石还是回来了，吕惠卿遭到了贬谪，可是王安石发现，变法集团已经分崩离析。在这种情况下，变法已经无法实行了，为此王安石选择主动罢相。

此后宋神宗也很卖力啊，希望继续实行熙宁变法，可惜没有王安石的帮助，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在他去世后，变法大业被高太后和司马光全部废除。

很多人将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那是没有道理的。只能说宋神宗没有秦孝公那种信念，所以王安石变法才会失败。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君主一句话说了算的事情。所以不管商鞅也好，柳宗元刘禹锡也罢，甚至王安石在内，都没办法主持大局。

为什么？因为你说的实际上并不算，真正可以得罪人的其实是君主，因为君主是天下最大的人，而且世代可以传承，他们不怕被清算，而你作为臣子，绝对有被清算的时候。

为此王安石这帮人遭到了清算，而他们背后的君主却活得好好的。其实真正改革厉害的就是雍正皇帝了，他不怕被清算，因为这个天下就是他们家的，所以多少压力他都能顶得住。就算是君主，其实雍正也因此遭来不少骂名，别说臣子们了。

参考资料：《史记》、《新唐书》、《宋史》

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这个问题相信许多人也曾认真的思考过，我这里有一些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应该要想清楚，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原因是什么？把这个思路理清了就很好解释了。

商鞅影视剧形象

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当时王朝的财富高度集中。极小部分人，掌握着绝大部分朝廷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又不属于朝廷。在古代封建社会，对于土地讲究的是私有制。土地是民众生存的根本。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会使大多数人没有的生存的根本，而这些人就要依赖于那一小部分人。我们先将那小部分先称为地主。地主掌握了很多人的生存根本，就会有很大的权利。权利越来越大，进而影响朝堂，操纵着整个朝廷的政策和方略，进一步为自己谋利益，导致民怨四起，朝廷昏乱，影响整个朝廷的安稳。

王安石影视剧形象

在朝廷不受皇帝控制，朝廷不稳的时候，皇帝就会想尽办法摆脱这种局面。而摆脱这种局面的好方法，就是改革，变法。用这种方法来削弱或者说是限制这群地主大阀家族势力的利益继续膨胀。比如说，地主之前通过关系隐瞒了自己的土地数量。不用交那么多的税，现在我改政策了，要实打实的丈量你家里的土地，要求如数上交税款。这就是张居正的丈量法。这是从别人口袋里抢钱啊。哪里存在那么多的及时雨，愿意散尽家财，救助别人。地主老财，岂能善罢甘休，都是一群吸血鬼，吃肉连骨头都不吐的人。所以就会想尽办法，用尽全力来阻止你改革变法的实施。

张居正影视形象

而这一群地主中，不乏皇亲贵胄，功勋卓越的大臣。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他们抱起团来阻止你施行改革。可以想象真的是举步维艰。即使当时有皇帝撑腰（如，商鞅，张居正，王安石等），可是当你死后或者皇帝死后，这群人一样不会放过你，在当权者面前诬告，诽谤你。三人成虎，死人也被说活。所以改革变法的人结局可想而知。

柳宗元漫画形象

可能又有人会说，我改革变法了，让大多数的人，有了生存的根本。这些人应该感谢我，应该为我打抱不平，帮助我。改革变法，是为了帮他们大多数底层百姓，获取生存根本。我让他们获得了重生啊。想是可以这么想，但是毕竟现实和理想存在差距啊，有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大家也应该知道，在古代底层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当权者也听不到百姓的声音。再说这种改革也不可能立竿见影，政策改革，变法，也要施行者，这施行的执行者也是地主，怎么肯完全一字不改的照着改革者的意愿去执行嘛。

王安石漫画形象

总之总结一句话就是：改革，变法，破坏了掌握了朝廷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人的利益，而这些人都是背景强大，根基牢固，不能轻易撼动，结果可能就是，改革者自己身败名裂，变法中途夭折。

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古代改革者的命运为什么那么惨，因为改革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的目的是革故鼎新，说白了就是抛弃旧事物，用新的规则，制度来代替旧的规则，制度。而那些奉行旧政策，从旧制度中获利的人自然就会反对。

战国时期，秦国的井田制瓦解，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的阶级产生，社会秩序发生变动，相应的制度却缺乏。而在秦国的周围虎视眈眈的各国，已经开始实施变法，实力增强，为了增强国力，避免被周边国家吞并的命运，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决定进行变法。

刘柳被贬，说的是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此时的唐朝，朝堂上有朋党之争，宫墙内有宦官专权，军事上的藩镇割据，已有大厦倾颓之势。为了打击宦官专权，整治弊政，官僚士大夫企图变法。

而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宋朝国库空虚，“冗官”“冗费”“冗兵”问题严重，王安石期望通过变法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解决三冗问题。为此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施变法。

三个朝代的变法，虽然最终商鞅下场最惨，车裂而死，但是相比较而言商鞅的变法更成功。在商鞅死后，变法依然得以顺利实施，永贞革新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

变法的不利，意味着变法的人就要受到惩罚，也就不难理解变法者下场凄惨，究其原因不过以下几点：

一 触动了贵族，官僚阶级的利益

变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利益再分配就导致原本拥有利益的人，既得的利益减少。而在古代社会，利益掌握在大多数的上层统治阶级，贵族，官僚的手中，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自然会遭遇他们的打击。

二 变法失去支持者

从变法的支持者层面来讲，变法的支持者都是皇帝。但是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失去保护伞的商鞅受到贵族的打击，四处流亡，最终被捕车裂而亡。永贞革新只有被宦官架空的唐顺宗支持，三位宰相明哲保身，最终在宦官的逼迫下，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唐顺宗被迫禅位于太子李纯，即为唐宪宗。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论是非功过，刘柳等人皆遭贬谪。王安石的支持者是宋神宗，但是随着朝臣及后宫的施压，宋神宗对变法的决心动摇。而变法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失去当权者的支持，王安石遭受众多的口诛笔伐。

除此之外，对深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的人来说，改革，接受新事物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还要从他们手中争夺利益。改革演变成守旧派与革新派之间的利益之争，占据高位的反对派与守旧派，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阻止变法的推行，打击改革者也就不足为奇。而失去当权者的支持，没有了保护伞的改革者，命运凄惨可想而知。

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历史上下场不惨的改革家并不是没有，比如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初期的李悝。不过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点：他俩都比支持自己的君主死的早。

而后来的改革者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吴起依靠楚悼王的信任厉行变法，但楚悼王前脚刚死，楚国贵族们就把吴起砍死在灵堂里；

秦孝公去世后，在秦惠文王默许下，贵族公子虔等人以“谋反”之名把秦国的大功臣商鞅全家抄斩；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面的改革者遭受的待遇相对好一些，宋神宗死，王安石变法宣告流产。明代的张居正则有所不同，他的变法能够实施，得益于万历皇帝年幼；但当张居正去世后，亲政的万历首先干的就是清算自己曾经的恩师、国家的顶梁柱——张居正，甚至做出了鞭尸的暴行。

我们可以脑补下，如果管仲、李悝寿命够长，在继位的新君哪里能讨到好果子吃吗？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就是个不受待见的角色。但这不能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由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改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因素推动：

一是生产技术的改进，比如劳动工具的材质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动力的来源从人力/畜力到蒸汽、机械力。更先进的工具与动力模式，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都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进步。

生产力的进步，往往是顺其自然、广受欢迎的，毕竟相当于使大家具备了把蛋糕做大的能力；

而生产关系的变化，虽然长远而言也会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但在短期内，意味着资源分配模式的改变，也就相当于对现有蛋糕进行重新划分，势必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对改革者心怀愤恨的原有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在少数。

而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形形色色的改革，几乎都不是涉及到生产技术的变革。

李悝、吴起、商鞅，这三位的变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打破贵族政治，以才能、功劳用人；推行土地私有制，鼓励农业生产；明确法令、严明赏罚，加强君主集权......

可以发现，以这三位为代表的法家变革，实际上是对生产关系的改变，权力从领主集中到君主手中，各级管理者由世袭贵族转变为职业人士，建立在土地私有制之上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受到冲击、损害最大的，自然是那些原本依靠世袭身份就能享受权利、财富的传统贵族们，他们视夺取自己原有利益的改革者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而继位的君主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时常会拿改革者当祭品，吴起、商鞅的下场，其实早已注定。

而后世的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不涉及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是对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补。他们的变法有几大共同点，如裁撤冗官、精炼队伍，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强化考核、任人以能、提高政府效率；控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改革税制，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强化军备、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素质等等。

显然，这又是些得罪人的政策：整顿吏治，让混日子的官员日子不好过了；裁撤冗官，更是等同于夺人饭碗，毕竟有些文人除了当官，其他啥都干不了；控制土地兼并，等同于当地主阶级吐出自己口中的肉；整顿税制，不能再偷税漏税；强化军事，意味着兵油子不好当了、关系户也不好塞了......

改革的力度越大、范围越广、时间越急促，得罪的人就越多。毕竟在大部分眼里，王朝的兴衰太远，自己的利益很近。天塌下来，皇帝和老百姓顶着，管我X事!

这一规律反映出，封建社会是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主动变法，往往因庞大而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失败，只能放任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不见黄河心不死，最终，社会矛盾到达临界值后，在农民起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旧的王朝覆灭，新的既得利益群体诞生，对土地拥有掌控力的地主阶级只是换了一波人而已，由此循环。

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很简单，变法必然触动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举个例子，商鞅、吴起变法，如果你看他们的条款都是差不多的，取消世卿世禄的世袭制，采取军功授爵制，打击贵族权力、奖励耕织，抑制商业，

如果你是贵族，本来你家可以可以世世代代为官，世代继承封地爵位，现在商鞅跟你说，你这些特权被废除了，以后必须立功才能当官，而且不能世袭，你会不会想杀了他？

比如张居正改革，丈量土地，即使现在都没人敢丈量土地，这种事张居正做了，还能活吗？（如果你是地主，士绅不纳粮、想想看？）

再想一个问题，朝廷为什么会变法呢？

拿秦国、楚国来说，贵族官僚都是世袭，这些贵族就是股东，必然掣肘君权，这些人不纳粮，必然影响朝廷府库的收入，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等。

其实不用捋，想一想就知道，贵族们垄断仕途、掣肘君权、中饱私囊、士绅不纳粮、影响朝廷的收入，

每一个王朝立国50年以上，都会滋生一群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就像蛀虫，寄生在国家这个躯干上吸食养分，最后自己都吸饱，而国家利益受损，骨瘦如柴。

所以，就需要改革、变法，打击既得利益集团，榨干他们，或者让他们不再吸食，这样让这颗大树活的久一点。

有人会说，他们真傻，大树倒了，他们自己不也死了吗？

错，大树倒了，他们换一棵树继续吸，因为最终无论谁得天下，都需要这些读书人治理天下。

再延伸一下，现在知道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打击读书人了吧？因为我说的就是这些人。

皇帝是支持变法，但是不能自己做，因为那就是你直面这些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想王莽、杨广、纣王，自己变法就是亡国，雍正名声很不好，很大原因就是这个。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润滑剂，来一种这些人的火力，最后成功了，杀了变法家，安抚权贵，变法失败了，嫁祸变法家。

商鞅被宰，刘柳被贬，王安石被黑，古代改革者的命为什么都很惨？

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利益的行为，实际上是各方面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作为改革守倡者，改革者是把自身置于各方利益斗争的中心位置。因此，一旦改革者所凭借的资源，如君王的信任丧失掉，改革者轻则贬官，去职，重则丧身。传统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四方面利益的博弈。（1）君王利益（2）改革者利益（3）反对派利益（4）底层利益。改革是不满于现状而进行变革，有有为之君，才有有为之臣。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变革的主流模式是君主发出改革愿望，然后有改革之人提出主张，所谓君臣相得。特例当然也有，比如张居正。下面我将主要从四方面的利益博弈分析商鞅，王安石的命运，刘柳改革影响不大，在此不做讨论。

进行改革，君主的利益就是君主权力稳固，国家富强，国内政治秩序稳定。改革着的利益就是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获取执政的政治地位和由改革带来的个人声望。反对者的利益与改革者的利益相对，反对者的利益既有执政政治地位的丧失，也有现实的利益受损，这两方面决定了他们作为反对势力而存在。底层利益则是改革政策带来的政策红利或者相对的剥削感，是获取改革红利还是遭遇相对剥削，决定了底层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支持和拥护。

商鞅变法针对的利益对象是多方面的，简而言之，商鞅变法利益受损最严重的秦国贵族，在此不展开讨论商人，儒生等。商鞅变法实质上是变封建为中央君主集权。封建制下大夫有封邑，大夫具有行政，财政，军事多方面的权力，而官职爵位世袭。而在中央集权之下，国家境内的人事权，财权，军权都由君主掌握，君主可以调动国内资源的能力远超过封建制下的君主。因此，商鞅变法打击的对象就是秦国贵族，根据封建制，宗室出则为大夫。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阻碍了国家内部整合资源的能力，也垄断了做官的权力，所以商鞅拿宗室开刀。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因此，商鞅制定军爵制，宗室没有军功，只能享受经济上的良好待遇，而不能封国，做官，这破除了世卿世禄制，也打通了平民进入帝国的渠道，让更多的平民精英可以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所以，宗室贵戚大多反对商鞅。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商鞅的另一股反对势力就是以甘龙，杜挚。这更多的体现在执政理念之争，君主采取那种执政，就意味着哪一派的人在政治上得势。秦孝公倡导变法，甘龙的法穆公之制的主张无疑得不得重用，因而他们是在政治上失势的一派。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可以看出，甘龙的主张是因风俗而治，循穆公百里奚的政治主张。甘龙与商鞅之争，在于执政理念之争，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区别，他们是政治对手。

真正给商鞅带来致命一击的就是商鞅因为变法成功带来的巨大声望。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且不说商鞅为了推行变法而得罪太子与公子虔。所谓: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贵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实际上，变法成功的商鞅成了最大受益者，秦孝公甚至一度要传位于商鞅，这可以看出商鞅的巨大威望。一个有为的君主不可能容人臣下有如此高的威望，所谓人人皆言商君之法，不知道大王之法，这对于一国之君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局面。改革者的权威超过了君主的权威，商鞅就非常危险了，何况，还有私人过节。因此，商鞅之死，实际上是三方合力的结果，君王是为了树立权威，宗室是为自己无功不爵而泄愤，于私公子虔个人是为复仇，于甘龙则是打倒政敌，所以，商鞅必死。等到商鞅一死，惠文王继续执行商鞅法令，何也?因为秦国贵族仍旧是君主的敌人，秦国强大仍旧是君主的目标。对于君主而言是反具有权威的商鞅，而不反加强君主权威的商鞅之法，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这是君主的利益所在。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北宋面临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危机则是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的，这在王安石的折子《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说的很清楚。

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

因此，王安石的办法明目虽多，但目的不外乎富国强兵。这也是王安石与宋神宗同利的地方。王安石与政敌司马光，韩琦，富弼，苏轼等是执政理念之争，他们对于变法的恶果，变法导致的与民争利均持反对立场。至于百姓则在改革中成为事实上被剥夺的对象，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被反对派所了解，这成了反对派势力攻击王安石的口实。

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和市易法，极大的打击了商人的势力。政府垄断商业获取巨大的财富来源，这是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张变法成功的地方，即实现了国富的目的，弊病是损害了商人的利益，也让百姓饱受政府垄断商业和贸易的痛苦，为政府官员腐败化培育了温床。同时青苗法与养马法的实行，在政府是打击了民间高利贷，但弊病是导致了农民遭受青苗放贷的摊派之苦，尽管其初衷是保民，安民。养马法本是节省政府养马的成本，而让百姓养马，结果导致所养马匹多而羸弱，不能充当国防之用，而不得不废弃。

王安石当政期间，其实深受宋神宗信任，反对派如司马光，苏轼等等纷纷遭遇贬官，王安石自然也是排挤反对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变法的弊病显露出来以后，反对派通过上书皇帝要求停止变法。

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

从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中可以看出，司马光说王安石任用之人利用新法扰攘百姓，导致农商凋敝。郑侠更是把变法之后对于边境所闻，绘成《流民图》敬献宋神宗，这就不能不让宋神宗动摇。毕竟，这是赵家江山，政权稳定也是皇帝的切身利益，王安石因此不得不辞职。富强与稳定，稳定无疑是皇权的核心诉求。王安石的下台是底层利益遭到剥削，反对派挟改革之弊，联合皇权国家稳定的核心诉求而致的结果。

王安石下台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可是国家财政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哲宗执政后，面对国家积弊，不得不重新恢复新法，这批被启用的变革大臣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及他的哥哥蔡京。于是，在不管事的皇帝宋徽宗上台以后，蔡京更是把与民争利的国有垄断政策推向极致。北宋被灭国，作为误国权臣蔡京前驱的改革者王安石就不能不同时遭遇恶名了。

因此，王安石下台，实因新法之弊，这样的政治后果，王安石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其恶名则在于其改革主张被蔡京等人极端化，导致国灭。王安石虽然是品性高洁的士大夫，但也不能不因此而连累，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或者从政的人不能不遭遇到的命运，即为制定的政策负责。

结语

因此，对于任何变法者来说，都有其反对势力的存在。因为改革是调整利益格局，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争，也有执政理念之争，更要在国家政权稳定等核心诉求下平稳运行。改革者身处于各方利益的博弈场，是各种矛盾冲突集中爆发之地，时刻处于犯众怒的局面。而古代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一旦改革的支持者死亡，或者君主感到政权稳定受到威胁，改革者的际遇极有可能随之而改变，这让改革者的名誉和地位不能不受到影响。再则，政治本是各种利益纷争之所，即便从政的人不改革，亦不能不有政治主张，司马光，苏轼这些反对派又何尝不遭到贬谪，并污为奸人呢。毕竟，从政的人，必须负从政的责任。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