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宣帝刘询是个苦孩子出身，刚出生没多久，就被汉武帝关入了大牢。他的童年是在牢房里度过的。长大以后，虽然被放了出来，却也还是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为此汉宣帝深知民间疾苦和民间之恶，等到他做了皇帝以后，又跟着霍光学习了一套治国方法，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

汉宣帝最头疼的，当然就是自己那个傻儿子刘奭。刘奭整天跟着一帮儒家老师学习儒家思想，又感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习俗，所以对儒家治国的理念深信不疑。

可是汉宣帝知道啊，你光靠儒家的道德教育，根本治理不好这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要兼有霸道和王道。

所谓霸道，指的就是法家思想，主张利用刑法、武力和权势对全国进行统治。而王道，则更偏向于儒家的道德习惯。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

在一次交谈的过程中，刘奭曾经向自己的父亲刘询提出了建议，认为他过于重视刑法，应该要多用儒家思想治国。

刘询听了就气不打一处来了，便说出了这句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于是认为，将来乱汉家天下人，就是他儿子刘奭。

汉朝初年，汉文帝、汉景帝，都信奉黄老学说，讲究无为而治。他们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同时期的法家思想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半点。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

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依旧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比如说重用酷吏张汤，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帝王们，表面上都是想要用德行来教化天下百姓，而背地里发现根本就不实际。人世间的恶是很难靠德育治好的。为此必须要依靠法家思想作为辅助力量。

1. 虽然个个都想做仁君、明君，可是天下的百姓没法子管理的话，你想要做这些也是白搭。所以表面上，有些人用道家思想，有些人用儒家思想，背后全部用的都是法家思想。
2. 谁敢把法家思想搬上台面来？最初只有秦始皇了。可惜秦始皇到了汉朝，被大家骂成暴君，后世君王没有人想要做暴君，自然就更不可能把法家搬上台面来了。
3. 但是只有做了皇帝或者成为权臣以后，才会发现，这世上所有的道德思想，那都是演戏的基本功，只有法家思想才是实实在在的本质。

汉宣帝刘询在教育儿子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儿子能够想通这一点，那么刘奭有没有想通呢？很可惜，并没有。

其实我们现在也存在一样的教育漏洞，在学校里，从小老师和家长就要教育孩子们要善良，要做好事，要诚实守信。

可是一旦当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家长和老师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他们会告诉孩子，要机灵点，要想办法多捞钱，诚实守信的那是呆子，更有甚者的我就不说了。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於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书》

同样对于早恋的问题也是一样，上学的时候家长死死地逼着不准早恋，一旦走入社会的时候，就希望孩子立刻结婚生孩子。

这种教育其实是畸形的教育方式，在汉朝很多皇帝身上，同样也表现了出来。比如说汉文帝和汉景帝，他们俩主张无为而治，可是偏偏还是任用晁错、郅都这些酷吏来治理国家。

1. 为什么呢？因为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无为而治，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为了让老百姓们拥有安安稳稳的思想，不要动则思变。而酷吏治国，则是他们真正的手段。
2. 汉武帝也是一样，他主张儒家思想取代一切思想，这是让天下人都来学习儒家，为什么？因为儒家主张君权至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有利于他对百姓们的管理。与此同时该怎么管理呢？张汤这样的酷吏就出现了，当然是用法家的办法来管理。
3. 汉宣帝也是如出一辙，王道、霸道兼而有之，这种治国思想基本上贯彻了整个封建时代。但是在最初教育儿子刘奭的时候，他还是先用了儒家的老师。

这下子就坏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导致刘奭对儒家思想深信不疑，至于法家思想，他是打心眼里排斥的。教育出现了纰漏，汉宣帝想要改过来，那是不容易的。

汉宣帝和很多帝王的想法是一样的，天下人的孩子，都可以完全相信儒家思想，唯独他的儿子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刘奭将来是要做皇帝的，是要治理汉朝江山的。

汉元帝刘奭登基以后，果然想要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后来发现一切都行不通，法令不严的话，钻空子的人太多了，潘多拉魔盒完全盖不住的情况下，这天下人都成了魔鬼。

为此刘奭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十分迷茫，他此前学了几十年的儒家思想，居然是个没什么用的玩意儿，他也不想改变这种观念，于是开始启用宦官治国，自己逐渐放弃了治国的信念。在这之后，西汉王朝终于在刘奭的手里，逐渐走向没落。

道德教育能够帮助绝大多数人，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个懂礼貌的人。可是毕竟有些人，是之初性本恶的典型，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思想。

为此法律管理就成了重要的武器，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那些性本恶的人，才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而才能保证社会上的相对安宁。什么是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老老实实地过日子，这就是太平盛世。

参考资料：《汉书》

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句话出自《汉书-元帝纪》，是汉宣帝为了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百弊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汉家有自家的制度，历来就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的，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

而这次争论的起因是因为错杀里达成杨恽、盖宽饶，太子认为汉宣帝“持刑太深”。而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霸道”是法家思想，而法家与道家又关系密切，在汉初时，就以黄老“无为”的思想治国。但是在汉武帝的时候，为了适合当时形势的需要，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汉武帝还是非常重视以法家思想治国。

一方面继承了法家激进的改革思想，另一反面，汉武帝还增订法律，继承先秦法家的“法不阿贵”，严厉执法的精神，任用酷吏，以严峻的刑法治国。汉武帝还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杂结合起来加以运用，选用既懂法家思想又通儒术的士人当官，并且将严刑与赦免共同使用，达到恩威并重的效果。所以后来的汉宣帝吧这种“霸王道杂之”当成了汉家应该一直坚持下去的治国思想。

汉宣帝很好的继承了汉武帝传下去的这种治国思想，但是他不允许“纯任德教”取代“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儒家认为：“西周以德治、仁义、王道治国，制定政策符合民众的利益与愿望，民众心悦诚服，上下融洽，长治久安，；而秦朝以法令刑罚、霸道治国，民众怨叛，短命而亡。”但是要搞清楚的是，国家出现之时就不能没有法令刑罚，而贾谊、董仲舒提倡的也是治国应当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思想。

而太子所说的确实“纯任德教”，意思就是一种纯粹以德治与道德教化的治国理念，完全反对刑法治国，这是违背常理的幼稚幻想。

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宣帝对太子刘奭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说的是：用儒家的仁政礼教之说佈于外，而以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藏于内，实行外示儒术内行法典的国家治理方案。对于霸道和王道，孟子曾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霸道是以法治国，崇尚的是权术和势力，霸道的政治理念和方法，就是以刑法惩奸罚恶，维护社会治安。王道是以德治国，崇尚仁义和礼制。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措施，就是以道德礼义教化民众，以道德维持社会秩序。

刘询对太子说的话，是争对太子刘奭认为宣帝治国“重用刑法”，建议父皇“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从而发现太子性格懦弱，偏好儒生，不善用人，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将会败坏汉室，宣帝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己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果然，知子莫若父，也不出宣帝所料，在元帝刘奭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了走下坡路。

宣帝临终之际，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是外戚史高，另外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可元帝即位不久，就宠信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的宦官石显，石显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老手，他口蜜腹剑，头脑狡黠，内心歹毒，利用心计和元帝的宠信，拉帮结派引起了朝廷奸佞势力与正直势力的明争暗斗，又靠施展阴谋诡计，结果使得两位顾命大臣及恩师，一个（肖望之）服毒自尽，一个（周堪）气愤而终。正直派失败后，石显开始专权把持朝政，以致朝纲不振，吏治败坏，贪官暴敛，酷吏横行，导致地方治安混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而且，元帝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之风日益盛行，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没落，又由于汉元帝过于放纵外戚、宦官，最终导致西汉的灭亡。

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宣帝刘询（刘病己）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西汉王朝在他的带领下，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状态。他继承和发扬了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外儒内法”的帝制之道。

汉宣帝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句话的原因是：

第一、“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时期就形成的治国方针，是将儒家和法家相互借鉴后形成的“外儒内法”的帝制之道。汉宣帝说这句话是想告诉太子，本朝有很成熟的治国方针，他自己就对此理解和应用得非常熟练，他也就相当认可和推崇这种帝制之道。这个制度确实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汉宣帝之后一直被后世统治者推崇和借鉴。

第二、因为太子刘奭性情柔弱，崇尚儒学，他对汉宣帝总是任用文史法律官吏，以法律来约束管理下属的做法不是很认同，曾劝谏汉宣帝，认为汉宣帝用刑太重，应该多使用儒生。所以，汉宣帝说这句话，意在告诫太子刘奭，本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运行得很好，他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不要试图去做改变。

第三，汉宣帝想以此教育自己的继承人，倘若要做一个合格的君主，就不能完全崇尚儒学。因为汉宣帝认为儒生太理想化，好是古非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治国不是做学问，人民和臣子有不同的认知和素质，没有系统的法律制度约束，单凭道德教化，不足以维护统治地位。

据史书记载，当时汉宣帝对太子刘奭讲这句话时很生气，他很是为太子柔仁好儒的性格担忧，之后还说了一句“乱我家者，太子也！”因为有此担心，汉宣帝在临终时给太子配备了“三驾马车”，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汉宣帝以为有这三位的辅佐，太子必能遵守先王之制，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太子刘奭继位后宠信官宦近臣，先后将“三驾马车”拆散架了，最终他的老婆王政君启用了外戚势力，将西汉王朝也终结了。

注：“外儒内法”这个词语应该是后人对汉家执政方针提炼之后的说法，在当时并没有这样明确的用语，本文只是为了方便表述而使用。

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句话的全部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8年1月10日在位），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

汉宣帝对太子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教训他“柔仁好儒”。

汉宣帝之所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他说的是汉家有汉家的道理，既“王”和”霸“兼用。

那汉宣帝为什么觉得“柔仁好儒”不能成为治国之道呢？

柔仁好儒是说白了就是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而儒家推崇的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一个人要内外兼修，靠一个人德行治理国家。

但是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一个国家无数的老百姓，这几乎不可能。

儒家学说的发展跟周礼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周王朝用周礼统治的几百年，为什么在秦汉就不行了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商周时期，生产力低下，老百姓从事的是简单的农耕生活，生产工具简单，产生的社会效益低，可分配的利益同样也就少了。

而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发展，除农耕外，有了新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越高，可分配的利益也多了，这些利益大多流向上层的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经过分配，谁不想多分的呢？

这也是为什么周用周礼统治诸多的诸侯王，前期能和平安稳，后面你争我抢战争越来越激烈。

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一直不被待见的原因，孔子不就因为自己的学说不被重视，到处游学，躲祸吗。

“王”和”霸“的出自

《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认为，霸道是一种凭借实力的强权政治，王道是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

但是秦朝的推崇霸道，抑制王道，暴政统治下的国家很快灭亡了。

汉朝自建国之初，总结前人的经验，知道想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靠强权是走不远的，所以就形成了用仁政巩固强权的政治理念。

对雄才伟略，治国有道的汉宣帝来说，这才是符合他们大汉王朝的思想潮流，这才是他们大汉王朝的强国之道。

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西汉时期的汉宣帝是一代英主，汉朝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鼎盛。史称“孝宣中兴”。有人曾这样开玩笑似的说到：“汉宣帝这爷们没毛病，唯一的缺点就是心太软，顾念旧情，最后让一个没用的儿子接了班，导致王朝衰败。”此语谑则谑矣，却也道出了部分实情。

当然，汉宣帝可不是一味心软之人，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有拥立之功的丞相杨敞的儿子杨恽，就因为在给朋友的私信中，含蓄地讽刺了汉宣帝几句，于是被判以大逆不道罪，处以腰斩之刑。另一大臣盖宽饶屡进忠言，却被汉宣帝认为是诽谤朝廷，最后被迫自杀。

汉宣帝的儿子、时为太子的刘奭，对于这样的事情很看不过眼，于是，某天乘着陪皇帝老爸用餐的机会，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父皇使用刑罚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呢？还是应该多多重用儒生啊。 ”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训斥太子道：“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单纯地使用周朝那样的所谓‘德政’呢？更何况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原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老实说，汉宣帝对太子不适合接班确实是看得很准。但他的以上这番见解也是问题多多，不足为训，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太子的劝告不算错，反而是汉宣帝的言辞，彰显了上位者特有的傲慢，和对权力缺乏必要的自省之心。

太子的问题主要还是“易欺难悟”，耳根子软，易于为身边小人所欺，缺乏起码的判断力和执行力，正是这一缺点才导致他即位为皇帝后，朝纲不振，国家走向衰弱。

汉宣帝内心中或许盘算过废立太子之念，但他感念结发妻子许平君的恩情，因而明知太子不堪大任，却还是让他顺顺利利地接了班。而“乱我家者，太子也”，亦可谓是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