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用意何在？他算不算个“反派”？

司马光是保守派，也就是喜欢老东西，而且不愿意变动。王安石是激进派，他喜欢改变，甚至希望把北宋的所有政策都给改掉。

这两个人的主张，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两个人都是希望北宋王朝能够蒸蒸日上。可是偏偏这两个人生活在了同一个时代。

说起守旧派，其实大家都是守旧派。这世道有几个人愿意无缘无故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呢？没有人愿意。

同样的道理，宋朝的这帮大臣们也不愿意改变，不光是司马光，之前的韩琦、欧阳修包括晏殊，他们都不愿意轻易做出改变。

因为改变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尤其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顺理成章，那是没什么问题的，哪怕是不公平，大家也就认了。

怕就怕中途临时改变规则，那么问题就大发了。比如这次中行原油宝事件，原来的规则好好的，最低价也不会变成负数。

可是人家偏偏提前改了规则，你觉得也没什么，那就是大意了，套牢你真的没商量。那么大家自然会觉得受到了欺负。

王珪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斗米，此极非计。"司马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宋史》

其实司马光这些人，只是很正常的反应罢了。人家不想改变，不想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的，就得罪那么多人。

如果原油宝价格没有成为负数，而且不断攀升，那么大家还会觉得改变规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当然不会。

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就是做空了原油宝，回头大赚了一笔。是不是会有一帮人因为规则不合理的问题，要让这些大赚一笔的人把钱吐出来呢？

万般规则之下，永远都有一帮人会出来喊冤，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雨露均沾。所以在司马光看来，改变未必会更好，反倒是得罪了不少人，那为什么要改变呢？

一看司马光就是看透了这个世道的人，眼光比王安石要老道很多。他明白自古以来的法则规定，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改成了王安石的法则，这个社会未必就会更好。

王安石是那个年代的愤青，他一眼就看出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在他看来，如果再不进行改革，那么北宋的经济可就完了。

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就好比是一扇防火墙树立在那里，时间长了以后，防火墙的漏洞越来越多，可是没有人站出来修补。

王安石的变法，那就是来修防火墙的。如果防火墙长期不修补，早晚这台电脑就要卡死停机，甚至到处都是病毒。

1. 他知道变法会得罪很多人，为此王安石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找到了大老板宋神宗，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以后，他这才敢进行变法。
2. 在王安石看来，有大老板为自己撑腰，这件事还有什么困难可言呢？万万没想到，最后出卖王安石的，还就是他的大老板。
3. 宋神宗是经不起折腾的人，他过去是想着要改革，可是改革触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这是宋神宗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为了平息众怒，宋神宗只能出卖王安石。王安石锐气不减，那么好，出卖两次就老实了。终于两起两落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一个愤青奋斗的时代就此终了。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上台以后，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掉了。可以说变法的中途废除，使得北宋朝廷出现了朝令夕改的现象，这对百姓们来说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这就好比之前青岛那个三天的政策一样，大家不敢再去轻易实行一些新的政策，因为缺乏安全感了。

可是司马光这么做是在针对王安石吗？当然不是，他甚至有些佩服王安石的勇气，不过他觉得，王安石的那些新东西，不适合北宋朝廷。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 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宋史》

这里面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完全是他们俩的认知不一样。司马光就是讨厌新东西，他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天天在跟死人打交道，怎么可能去欣然接纳那些新东西呢？

同样的道理，王安石一个天天打网游的人，你忽然让他把网游给戒了，这可能吗？是有可能，但是非常难，因为在王安石的认知里，打网游也能成为世界冠军，走上人生巅峰。

所以说两个人是丝毫没有半点个人恩怨在里面的，纯粹就是认知范围不一样。一个是老学究，一个是叛逆少年。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失败了，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持续衰败。有人就认为，王安石变法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北宋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可能那个时候北宋就能走上资本市场的道路。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王安石变法就一定完全没问题吗？当然不是。

我们看看苏东坡老先生是反对他的哪些地方就能看得出，这一变法的缺陷在哪里。所以新的法令同时实行，老百姓们吃得消吗？根本反应不过来。

任何法令都要有试验区，你以为现在哪些实验学校是开得玩的吗？那就是用来做实验，看看新的教学方法是否能够普及全国用的。

可是王安石对自己的法令过于自信，所有法令不用实验，就全国推广。最终造成了全国反对的局面，甚至连宋神宗都救不了他。再看看他用的都是些什么混蛋人物。由此可知灭王安石的不是司马光，而是他自己。

参考资料：《宋史》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用意何在？他算不算个“反派”？

自然在他心里，深藏不露。唯有借助后人视角，才能一窥内心深处，那冰山一角，说来极为不容易啊！所谓人心隔肚皮，就是这个理。何况，司马光还是个老狐狸，更加深不可测。记得他的同僚说过一句话，好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类的，来形容他却是最合适不过了。至于，他算不算个“反派”，既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人而异。

具体而言，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之用意，分为两个方面、层次。一方面，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没有任意理由事实，纯粹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毕竟，司马光与王安石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都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谋福利，反对另一方，自然就有了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司马光“为了理念而反对”，不想看到老百姓因为变法而受到伤害，主张保守的变法。要知道，司马光了解底层民情，肯定有看到过“王安石变法”对于一些百姓的盘剥，否则不会极力反对之。

这从他所持的变法意见，就可以看出，至于真假还有待斟酌。不过，政治人物一般都很复杂，不要看反对的理由一大堆，个个条条都是“为了百姓好”，就轻易信了他，那样很有可能会被带风向、失了自己，顺带也害了自己，完全得不偿失。因此，司马光不管所持是哪种反对，或兼而有之，我们都要审慎对待之，擦亮自己的眼睛。同时，不要忘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寻找相关的史料予以佐证之。

另外，司马光算不算个“反派”？却是不能轻率、贸然下结论。对于保守派来说，司马光代表了他们的主张，为他们发了声，自然不可能是反派。反观掌权的改革派，司马光无疑就是个“反派”了，完全不知好歹，处处反对，真是岂有此理，估计他们牙都咬碎了。当然，后世之人，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断然不会“非黑即白”的讨论之。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用意何在？他算不算个“反派”？

每次我看到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个争论，我就觉得特别荒谬。

为什么呢？

因为明明司马光是站在老百姓这一边，而王安石反而是盘剥老百姓的一方；结果今天普通民众居然大多数人都指责司马光，这真的太荒谬了。

谁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瞎了还差不多。

我就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王安石变法就是盘剥老百姓。

简单说宋朝衙门很鸡贼，鸡贼在于宋朝衙门把差役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了问题包赔”的，比如运粮食啊、承包县里的酒楼啊；这种差役一般是让地方上有钱的大户来承担，学名叫“衙前役”。

第二种就是出力气，比如修桥铺路算一个劳力，学名叫“力役”。这种出力气的差役就让地方上的穷人来做。

穷人是没有资格承担“衙前役”，因为出了事穷人没有钱赔。

那么怎么区分地方上大户和穷人？

宋朝把民众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叫上户，四五等户叫下户。

王安石变法前，北宋80%的民众都是四五等户。

王安石是怎么改革差役的呢？

王安石表示“衙前役”不用在服役了，大家交钱就可以了，衙门拿着这笔钱雇人服役；这笔钱就叫“免役宽剩钱”。

但是王安石很鸡贼的把这笔钱的缴纳对象从一二三等户扩大到了一二三四五等户；换言之，以前没资格承担“衙前役”的穷人也要交钱。

但是，四五等户虽然交了“免役宽剩钱”，但是穷人原本要服的“力役”是一点儿也不减免的。

说白了，王安石等于是针对全面加征了新税，这个税就叫“免役宽剩钱”。

王安石变法主旨是“聚敛”，这连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表面上），王安石还曾经对宋神宗表示说，陛下你觉得我们聚敛太重了，但是我觉得不重。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就是反对王安石盘剥老百姓。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用意何在？他算不算个“反派”？

从家国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司马光算是一个十足的“大反派”。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有两大主要原因。

在熙宁元年（1068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两人在宋神宗面前，就朝廷钱不够花（国用不足）的事，开始进行辩论。

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是因为花费太多，宫廷里、以及朝廷的高官们省着点花就行了。王安石则不同意，他认为，国家要善于理财才能有钱花。

司马光就开始发挥道：所谓善理财，不过是搜刮民财罢了，这不是好事。

王安石说：不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才算善于理财。

司马光反驳说：天地间财物有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加赋而能达到国用足，只不过是想悄悄地剥夺百姓罢了，这样做的危害比加赋还严重。

司马光的反驳之语，其实道出了他的认知水平，一个字：低！

以经济学角度看，王安石是近千年前具有现代经济学素质的人。他知道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比如增加人口、增加土地供应、增加投资、推动技术进步等）来扩大经济总产量，在总产量扩大的情况下，在同样税率之下，朝廷当然能收到更多的钱。

而司马光认为财富有定数，这个观点是相当错误的。即使不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也能证明他的错误。比如同样一片土地，唐朝时期只能养活5000多万人，而到宋朝时面积更小却已经能养活1.2亿多人。

司马光的认知水平太低，他无法理解王安石的观点，他完全跟不上王安石的脚步。最终成了变法的巨大绊脚石。

司马光等文人高官，享受着宋朝的超级高薪，已经属于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是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实现的，而变法却是要改变这个框架的，这等于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当然要反对。

到后来司马光已经成了保守的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言人。

司马光最后为了反而反，完全是意气用事。当王安石被罢免，司马光恢复执政时，他竟然尽废新法，完全不顾很多新法切实可行、有利于人民。他的盲目反对，连他曾经的保守派盟友苏轼也看不下去了，出言质问他。

同时，司马光还迂腐到这种程度：把变法期间夺得的西夏领土“还”给了西夏，说是为了不给朝廷惹是非。你看，这帮老文人既得利益者，为了自身利益，竟已经颟顸到如此地步了。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首先是他受认知水平所限，理解不了变法；其次是他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以至于后来到了盲目反对新法的地步，因此，他就是一个“超级大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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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用意何在？他算不算个“反派”？

从事实上来说，两人都不是好货。

王安石，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作为蛊惑年轻小皇帝的口号推动变法。确实，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石贯，变法后甚至达到1.2亿，足足增加70%。

然而，真是民不加赋吗？

显然，在没有机械化大生产，没有海外贸易及殖民掠夺的情况下，增加的70%算上费用与漂没，税金最少增加100%。那么这些钱财，会不会就是贵族、地主、官员承担的呢？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口号是虚假命题，完全就是针对庶民百姓的疯狂掠夺。

举例：什么叫折变法？

比如，某县规定税金5000贯石，变法官员要求原本交粮食的农民现在缴纳铜钱。可怜的农民把粮食低价出售给粮商，换成规定的铜钱缴纳。然而，官员一算账，赚的这点差价不够分啊。再次下达命令，还是缴粮食。可怜的农民再被剥皮一次，只能从粮商手上高价买回刚卖的粮食（拿存粮缴纳也是一个结果，因为他们平时就得买粮食吃）来缴纳税金。

司马光

那么反对派呢？

旧党反对的，其实不是变法，而是变法过程中损失的根本利益。变法导致王安石集团迅速膨胀，他的儿子、弟弟、侄儿、女婿、学生、乡党，无不利用变法迅速晋升，夺走了旧党的权力。所谓变法残民扰民，新党利用变法攫取巨额财富，违规晋升，仅仅只是借口。亦如朝廷官员对宋神宗解释：祖宗制度是与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天下）。

旧党总后台，仁宗皇后，太皇太后曹氏

因此，在狗咬狗的新旧党争中，只能说旧党的行为稍具君子风度一些，但绝没有谁是正面与反派——除了苏轼、郑侠等少数真正心怀百姓者。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用意何在？他算不算个“反派”？

司马光这个人，你要说他是反派，那确实是冤枉了他。因为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变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而司马光年少时游历民间，对民情有些一定的了解，他明白这次变法对百姓的打击，所以才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政治立场不同，对于不同党派提出的建议，他自然要反对，只有这样，他才能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宋仁宗时期，宋朝执行宽仁的政策，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这些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危机。

北宋建立后，国家大力发展中央集权，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收回军权，让文人治国，为了削弱官员手中的权利，往往还会在一个官职上设立许多官员。

到宋仁宗的时候，朝廷征官的诏令越来越多，大兴科举，导致宋朝后期官员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很少，每年朝廷发放大量的俸禄却得不到回报，官员们都贪恋权位，拉拢帮派，使宋朝政府不堪重负。

恰巧当时又赶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宋朝这些年虽然实行了“养兵”政策，但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不让将军带领士兵操练，这导致北宋的兵力虽然够多，却不精，没有强大的战斗力。

军队和官员日益增长，成为一个庞大的数量，政府每年的开支不断增加，却没有实际收益，慢慢变得入不敷出。各种矛盾和隐患几乎要压垮宋朝政府，改革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开始主张变法，王安石本着把宋朝从如今岌岌可危的状态下拯救出来的理念，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实行巨大的变革。

而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一出来，却引起了另一党派的大力反对，其中尤其以司马光为甚。

司马光是一个传统守旧派，他反对王安石变法，除了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的变法为百姓带来了许多祸害。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此刻国家面临的财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他将地主、农民等社会的底层人员的利益剥削出来，再重新分配给上层。

根据免役法规定，商贩不交免役钱就不能经营，可是官府收的免役钱比自己的经营成本还高。还有报甲法、青苗法都是以变法为名义，大肆收敛底层人民钱财，为他们生活造成极大的负担。

青苗法一出台，司马光立即向宋神宗提出了取消变法的请求，同时，他又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责备王安石变法太过激进，搜刮底层人民的财富，搞得民不聊生，还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

而王安石也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自己变法是受了圣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更好，大力驳斥司马光的观点，司马光收到信后，虽然生气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只能辞官去了洛阳。

司马光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吗？当然不是！司马光从小受儒学礼教影响，思想守旧，对他来说要接受新的思维是很难的。

北宋中期，由于国家政策的错误，导致朝廷当时积贫积弱，然而官僚们的生活却十分幸福，他们享受着国家优厚的俸禄。官员众多，大多数人拿钱还不用办事，而王安石的变法首先冲击的就是这些人的利益，这些官僚们当然不会同意。

另一方面，司马光其实是个有文韬武略的人，他对国家如今的弊端也十分清楚。司马光更了解民情，面对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他深刻意识到了这次变法对底层人民造成的伤害。

王安石想要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要增强对外战争的实力，才能继续巩固宋朝的政权。而这次变法从开始实施，到最后被保守派废除，共实行了十五年的时间。

其中的“青苗法”，“免役宽剩钱”等律法的实行，让国家财政税收有了明显的提升。然而新法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这些人的商业利润收回了国家，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人民徭役赋税却越发严重。

这一系列变法的弊端，证明了当初司马光的理念，其实是有意义的。而司马光回到洛阳后，也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家潜心编撰，写起了书来。

在此期间，他仔细研究历史古籍，从战国到五代，一共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为我国的史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书的完成，耗费了司马光的大部分精力。资治通鉴完成以后，他身体已经十分衰弱，牙齿脱落，老眼昏花。但是他对变法的主张却从未改变，等到高太后执政时，又将司马光召回朝廷。

司马光的身体虽然弱，但是他对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毫不放松，回到朝廷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废除新法。不顾其他官员的反对，第二年就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全部废除了。

完成这件事后，司马光才像是了却了自己一生的夙愿，在王安石去世的同一年的九月去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司马光这一生，总共就完成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对«资治通鉴»的编写，另一件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

他虽然有自己的私心和不足，却也有心系百姓的态度，同时，他的作品也为中国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想想他在风烛残年回归朝廷，仍然一意孤行废除新法的态度，这样一个执拗的老人，真是倔强又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