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01王安石变法失败跟司马光没有任何关系。

首先必须要肯定一点，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司马光废除了变法的所有章程，而是因为变法本身出了严重的问题。把所有罪过都怪在司马光身上，这一点也不合理。

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苏轼、曾巩等人的支持，而是任用了吕惠卿、张惇这些人主持变法。

最后的结果是，吕惠卿作为变法的骨干力量，居然为了宰相之位，主动出卖王安石，使得王安石下台，变法成为了一个笑话。司马光上台以后，只是清理了类似吕惠卿这些渣渣而已。

至于政见上，司马光的确跟王安石持有完全相反的论断。他是保守派的领袖，试想一下，一个十几年如一日关在房里写史书的人，你让他怎么改革？

所以说司马光只是跟王安石政见不同，而变法，其实是吕惠卿这些人给搞玩完的，而且宋神宗对变法是忽明忽暗的态度，归根结底是王安石的责任。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出色的一次政治改革。如果真的变法成功，那么北宋的未来的确不可限量。不过很可惜的是，变法失败了。那么失败必须要找到原因，把所有原因都归结于司马光身上，那说明王安石也太没用了，压根就担不起变法重任。

所以说变法的失败，其实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在用人上，王安石真的是独具蠢眼，他所任用的手下全都是些蝇营狗苟之辈。

• 比如说变法事业中的二号人物吕惠卿。

吕惠卿是真的支持变法吗？当然不是，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深得宋神宗信任。吕惠卿认为这是一条可以快速升迁的道路，所以他表示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

至于变法的精髓，他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从后来他主抓变法的愚蠢行径就能看得出来。吕惠卿最让人气愤的，那就是出卖了王安石。

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预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宋史》

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一直饱受非议。吕惠卿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是因为他看清了宋神宗的态度，当时宋神宗是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可是伴随着攻讦之人逐渐增加，宋神宗的态度也开始动摇了，这个时候吕惠卿居然果断加入了攻击王安石的队伍当中。

他甚至将两人之间的秘密书信拿出来作为证据攻击王安石，王安石被攻击下台以后，吕惠卿如愿以偿成为了北宋的宰相。可惜他空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却没有治理国家的方略，最终还是潦草下台。不过这个时候吕惠卿的名声已经臭了，敢拿书信作为证据的人，以后谁还敢轻易给他写信？谁还敢轻易跟他结交呢？

• 此外还有一位王安石比较信任的大才，那就是曾布。

曾布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个斗争史，永远都在跟别人斗争。王安石认为他有才干，所以就让他参与到了变法的过程中来，他的确为王安石变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可是后来问题出现了，王安石与曾布在市易法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王安石将曾布给贬谪到了外地。从此曾布开始了奔波的职业生涯。

京积憾未已，加布以赃贿，令开封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而贷其罪。布落职，提举太清宫、太平州居住。又降司农卿、分司南京。又以尝荐学官赵谂而谂叛，责散官、衡州安置。又以弃湟州，责贺州别驾，又责廉州司户。凡四年，乃徙舒州，复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宋史》

不过等到宋神宗死了以后，曾布与司马光等人发生矛盾，又不能成为核心人物。宋哲宗上台以后，曾布本身会得到重用，却又与张惇发生矛盾。随后他将张惇排挤出京城，又排挤掉了左仆射韩忠彦。结果没多久又跟蔡京之间发生矛盾，从此被贬谪，死在了润州。

由此可见，曾布一辈子就在跟别人发生矛盾中度过，这样一个人，真的能够继承王安石变法的精髓吗？他能够管理好百官，实行变法吗？实在是太难了。

商鞅变法为什么会得到成功？难道是因为商鞅这个人比较厉害？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如果没有秦孝公拼死到底的支持，商鞅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有成效。

提出变法建议，并不是一件难事。商鞅是带着李悝的《法经》进入秦国的，所以有现成的文件可以做参考。然而能够坚持变法，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有秦孝公不遗余力的支持，商鞅变法才能取得大成。可是王安石所面临的处境是什么呢？最初宋神宗非常支持变法，表示坚决维护王安石的所有决定。也就是希望王安石甩开膀子干活。

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宋史》

可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因为反对变法的官员越来越多，宋神宗也处于一种动摇的状态，甚至因此撤掉了王安石的宰相之位。

紧接着宋神宗又希望变法继续下去，又把王安石请出山。随后没多久又开始持有怀疑态度。恰逢王安石死了儿子，所以王安石一怒之下离开了宰相岗位。

由此可见宋神宗对变法并没有决心，那变法怎么可能会成功呢？不管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中是否有偏颇的事情存在，仅从这一点上就可断定，这次变法不会成功。

王安石下台以后，其实变法已经成了不伦不类的事情。吕惠卿和曾布这些人虽然有才能，可是心思不用在变法之上，这也是比较无奈的事情。

而且皇帝对变法也持有怀疑态度，这次变法怎么可能成功？所以宋神宗去世以后，高太后临朝执政，这段时间，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就出现了。

司马光的出现，只是因为现在的北宋朝堂已经处于不伦不类的状态之中。变法变到了一半，决策者陆续下台，执行者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下去。

这不是一件小事，所以高太后让司马光处理这件事。司马光彻底废除了那些残留着的变法痕迹，恢复了过去的一套制度。

虽然是开历史倒车，可是北宋的没落能怪罪司马光吗？当然不能。如果不是变法骨干不成气候，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又怎么可能崛起呢？要怪，只能怪王安石本人了。

参考资料：《宋史》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谢谢邀请

我们很多人认为司马光作为守旧派，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是北宋的积贫积弱的主要根源。但在皇权时代，官方的论调却是：王安石的变法是北宋亡国元凶(宋高宗重修《神宗实录》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死于1086年，但司马光比王安石先死。司马光死的时候。宋哲宗就给他谥号叫”文正“。王安石是同年5月21号死的，死时他是没有谥号的(他的谥号“文“是七年后，1093年哲宗亲政后给他的)。

从二人在同年死，但却不是在同年得到谥号这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北宋官方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王安石是变法派，司马光是守旧派，这二人都是忠臣，怎么就会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了军事制度，农田水利，全国土地，市场贸易，对于增加国家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按理说一心为老百姓着想的司马光不应该反对。那他俩的矛盾到底出现在哪儿？

查询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在王安石刚开始进行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并不是完全反对，他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在有人弹劾王安石的时候，他还进行穿劝解和说服。

但王安石颁布青苗法后，司马光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变法派和守旧派的矛盾浮于水面。

这个青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青苗法的内容是：每年2月和5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给农民贷款带粮，每半年收取两分或三分利息。

王安石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并且能够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可以缓和阶级矛盾。而司马光觉得官员放贷，要比平民放贷收息的危害更大。

所以这两人的根本矛盾就是政府到底应不应该全面插手经济(换成我们现在话讲是市场经济就是或者计划经济哪个更好)

以司马光的政治水平，应该可以看到变法中大部分条款是有利于国家富强的，对于当时北宋积贫积弱的情况有一定的改观。但他为什么在一上台就全面废止了新法呢？以至于他在临死的时候，免疫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没废除完，他说这三条法没废除完之前我死不瞑目。

司马光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全面否定了变法，原因有如下三个：

1.王安石在变法时，曾经将一批旧大臣全部撤职。而这批守旧的大臣属于德行很好，但才能有限。司马光在看到王安石将这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纷纷罢斥后。个人情感上对王安石产生了敌对情绪。

2.王安石的变法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比如说青苗法的推广过程中，很多地方强制推行，本来许多不需要贷款的农户也必须贷款，这就在很多地区成了一种变相的收税。

3.新党与旧党的利益之争。司马光作为旧党的代表。在与王安石的争斗当中，已经是属于不死不休。他只有彻底的将王安石踩于脚下。才能够保证子孙后代的安宁。而将王安石彻底踩于脚下的唯一做法，就是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我们说明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一些矛盾根源以及司马光为什么要废除王安石的变法，这里面隐藏的一个问题，实质就是北宋朝廷的积贫积弱。因为朝廷积贫积弱，所以王安石变法。因为王安石变法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变法。

我们先解释一下积贫和积弱这两个词的含义

积贫：是指冗官，冗兵，冗费造成的财政入不敷出

积弱：是指兵员俱增后的军队战斗力低下。

造成官员众多的原因是：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把将领权一分为三，把相权也一分为三。

造成士兵众多的原因是：宋太祖是靠兵变起家的，这就使得他在京城附近大量招募禁军，与地方军进行相互牵制。

而造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官员众多士兵众多，土地兼并再加上每年的岁币(给辽国和西夏)。

三冗一弱才是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因为有这些原因在，所以王安石要变法。又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执政观点不同，导致了司马光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这样排列的，而不是因为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积贫积弱。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是不是那个砸缸的司马光？司马光要是当年在故宫里砸缸试试？[捂脸][捂脸][捂脸][捂脸][捂脸]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北宋的积贫积弱，司马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司马光清廉刚直，在政治活动中能坚持原则，也能犯颜直谏。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宋仁宗患病，皇位的继承人却迟迟不能确定。大臣们因为害怕触怒宋仁宗而噤若寒蝉，但是司马光却不。他不但此前三次上书提到继承人的问题，这次更是直接在宋仁宗面前提起。宋仁宗没有指责，但是却也迟迟没有一点动静。司马光沉不住气，再次上疏，直接提出是不是有小人作祟，在导致了事情久久不能解决。

司马光在为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治国上确实是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没有能扭转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反而将变法中的成果破坏殆尽。司马光尽管被树为政治家，但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的执政才能，说他是一个史学家倒是名副其实。一个长期生活在书房中的人，你想他能有怎样的眼光和见地呢？纸上的文字功夫或许能力扫千军，但是现实却是千变万化，必须要睁开眼睛去看的。他作为保守派的领袖，改革时，没有站出来，为了扭转国家的贫弱而努力，而是跑得远远的，选择眼不见为净。这是怎样的一种做派？

而当改革中出现偏差的时候，他也不去分析这样做对还是不对，都成了他攻击变法的口实。如果真的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就应该协商解决问题，把事情引向更好的一面发展，而不是总站在一旁，泼脏水，使绊子。如此行径，于国于民有何实际的价值呢？“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司马光这样的攻击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呢？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作为既得利益的利益阶层，为了不触动大地主大官僚的阶级利益，他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罔顾现实，自私自利。他没有去分析变法中的措施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必要继承，而是不断地上疏，直接腰斩，什么痕迹都不给它留下。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

第二，王安石变法期间，北宋国库充实，军力提升，边境与西夏和辽的争锋还成上锋。“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八月丁丑，熙河经制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斩获甚众。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万发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发庆州，种谔率五万四千发绥德。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万四百口。十月乙丑，泾源兵大败夏梁大王三万于磨脐隘（宁夏同心）。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横山），己巳，入银州。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杀所得马牛羊充军食。高遵裕至韦州。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靖远），丙子，鄜延路钤辖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军。”一系列的胜利，让整个国家的声望和威慑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司马光看不到现实这些明显的变化，而是一味地抹黑，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废除而废除，就连募役法、均税法和保甲法等有益于富国强兵的措施都舍弃了。这样一来，政策开了历史的倒车，又回到了之前积贫积弱的状况。眼睛里盯着对手，只知道和对手置气，还能说司马光是怎样成熟的政治家呢？

从司马光之后，军队的战斗力又回到了“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状况。1万辽军，打得15万宋军大败300里；7000辽军，打得15万宋军再败300里。两次战役，不断地上供。眼睛里只有利益，连礼义廉耻都不要了。王安石变法积累下来的财富被输得彻彻底底。这样的一个局面，不就是拜司马光所赐吗？

第三，打击变法派，让党争形成一种风气。王安石变法中非敌即友的做法，使朝廷失去了许多股肱之臣，这是一个败笔。而司马光上台之后，为了打击报复变法派，对变法派依然实行严厉而无情地打击。这样一来，壅塞了言路，使得朝堂成了政治斗争的温床。这种风气，由此形成，并一直延伸到北宋的灭亡。蔡京等人上台之后，打死诛杀异己，并下诏天下各州县立下元祐党人碑，更是这种斗争达到极点的标志。一个朝堂之上，没有包容和团结，只有党争，它怎么能长久执政呢？灭亡是其必然。

第四，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只祈求着和平。如果说司马光废除新法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那么和西夏的重新议和，就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为了议和的成功，打算把无数的将士鲜血换回的河湟地区拱手让于西夏。一个文人没有一点血性，还让人能有些理解，但是把自己的领土就这样白白地送出，就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了。“领土再多，没有一寸是多余的。”这应该是每一个国家都持有的理念，而司马光呢，有什么理念，还有什么资格，写什么史书来警示他人。说白了就是傻子，不客气一点，就是白痴也不会这样做。一个人，视国家利益于草芥，有这样的政治家吗？

因此，司马光对于北宋的积弱积贫有着不能够忽视的作用。虽然他说不上是奸臣，看上去还貌似忠臣，但是他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的危害，恐怕更要严重得多，不是吗？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客观地讲，算祸国奸臣，这与才能、人品没有多大的关系

小时候砸缸不说了

所编写《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可以说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数多、年代长。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历史。全书正文有三百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对于史料矛盾或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撰写《考异》三十卷。

客观地讲，《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商鞅变法内容，对商鞅变法的结论还是比较客观正面的。

根据《资治通鉴》原文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qián），黥（qíng）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意思是：

法令已制订了但还没公布，卫鞅怕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的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

百姓觉得这事很奇怪，没人动手去搬。卫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着木杆去了北门，果然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

这时，卫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法令实行一年后，秦国百姓到国都大讲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触犯了法律，卫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是由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直接对他施刑，卫鞅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刑罚，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黥刑，以示惩戒。

第二天，秦国人听说此事，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

新法施行十年，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耻于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中，有些又改称新法好了，卫鞅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把他们全部迁徙边疆。此后老百姓不敢再议论法令。

书里还是肯定了商鞅变法给国家带来的好处。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耻于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而王安石的变法，也是直接给当时的宋朝带来无尽的好处：在变法时期，北宋国库充裕，军力提升，边防安全，跟西夏和大辽大战也没有落下风。

《宋史》记录：

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检使刘惟吉败之。

八月丁丑，熙河经制李宪败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破之于女遮谷，斩获甚众。

九月丙午，王中正率兵六万发麟州（神木）。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发庆州，种谔率五万四千发绥德。

种谔败夏人于无定川，丁巳，米脂寨降，收城中老少万四百口。

十月乙丑，泾源兵大败夏梁大王三万于磨脐隘（宁夏同心）。

戊辰，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横山），己巳，入银州。　　

十月癸酉，王中正至宥州（鄂托克前旗），屠之，杀所得马牛羊充军食。　　

高遵裕至韦州。乙亥，李宪败夏人于屈吴山（靖远），丙子，鄜延路钤辖曲珍破蒲桃山（同心）夏军。

难得对外战争取得胜利！

变法带来的好处，司马光一党不会看不见吧。为什么为选择性失明呢？而只盯着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一些官员在执行时发生偏差或纠往过正。或故意使坏。因为保守派为了反对而反对，而不是思想统一后共同去执行，把一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扩大化，抹黑改革成果。

商鞅变法能成功，取决于方案通过后，上下执行方向是一样的。

而王安石变法，很多保守派的官员是不参与，只在傍边看热闹。包括马司光、苏东坡等一批有能力的人。

王安石在改革时，需要官员去执行，保守派的有能力的人不干，行，呆一边去，保守派的人员被贬、外放，利益受到伤害。

一时间，在用人进行改革时就显得人员不够了。所新委任的官员中，也不泛投机之人、无能之人。出错的几率当然会变大了。

而改革中所出现的错误，就是成了保守派改对改革的口实。

在宋朝皇帝对官员相对宽容，往往皇帝被官员怼，所以这些保守派就变得有恃无恐，放着国家利益不顾，抓住改革中出现的错误，不是就事论事，协商如何解决，而是就此向王安石泼脏水。整天就干这些事。

宋神宗就在这些人无休无止的争吵中，终于归西了。

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即宋哲宗，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此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很大原因来源于宣仁太后阻挠，这次她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将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

这就是宋代部分文人风骨，与明朝东林党非常相似。

说白了，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下至五代。起意重在历代政治兴衰，使君主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写的内容一般是政治、军事，却不写经济、文化。可见他在经济管理能力上低能。不知他的教训是如何吸取的。

而苏东坡相对开明很多，本来是反对变法，但见到了改革的好处，在司马光一行要废除改革时，也为王安石辩护了几句，结果两头不讨好，继续被贬。

王安石变法还是积累很多财富，国库充足，安稳地过了一段时间，到了宋微宗时代，女真人的雄起，攻打辽，大宋高兴了，不是想到唇亡齿寒，连辽抗金，或者坐山观虎斗。而是派渡海联金灭辽。条件是灭辽后，收回燕云十六州。每年该给辽的岁币我给金。金听了当然特别高兴，白得一笔钱。这燕云十六州谁知道在哪儿，反正也不是我的地盘，你收回燕云十六州就收回去呗，钱你给我，我还能得到中原大国相助，成交。

因为废除了王安石的政策，军队战斗力再次回到“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状况，打内战牛逼，打外战则怂得一塌糊涂。

所以，想得过于天真，辽打金不行，打大宋还是绰绰有余。

宋朝派枢密使宦官童贯领15万大军进攻辽的南京，南京的辽军是1万多人，一看宋军就火了，同仇敌忾，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我？

我打不过关羽、张飞，还打不过刘备？于是辽军发动突然袭击，15万宋军大败300里。也就是辽国不愿意跟宋朝彻底撕破脸，所以追了一阵就不追了。

结果童贯不记打，接着整军，15万人又来了。辽国派使臣跟宋朝谈，我你打得过吗？宋说好像够戗。辽说，我你都打不过，一个比我还强大的挨着你有好处吗？现在来看应该是咱俩联合对付他，你怎么和他联合对付我，你这是不义的行为，他是我的臣子，他叛乱，叛乱的臣子能不镇压吗？童贯说，我们大宋皇上主意已经定了，你给我滚吧，我不听你这一套。

辽国使臣站在院里哭：“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回去后一报告，7000辽军趁夜劫营，15万宋军又败了300里，神宗皇帝以来累朝储积扫荡无余，王安石变法攒下的那点儿钱这两仗全打光了，刀枪甲杖堆积如山。而且他是带着很多金银财宝去的，准备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之后赏人，结果金银财宝都被缴获了。先赏辽人，后赏金人了。

通过这次战争，也让金看到了大宋的无能，所以，灭辽以后。大宋继续用钱买平安，这一次金如同一群无法喂饱的郎，钱照收，仗照大。因为在他们的文明里没有什么礼义廉耻。只有利益。

终于，1127年，东京汴梁城居然沦陷了，徽、钦二帝都做了俘虏。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所以，说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为了反对变法而反对，不顾变法的成绩所在，直接一刀切否定，并且上升了人生攻击，使大宋走了历史的退路，最后导致灭亡，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司马光是需负首要责任的。

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是不是祸国奸臣，他们是不是应该为北宋积贫积弱负全部责任？

想知道的历史，不得不说的真相。大家好！我是史道驿站x，感谢关注与点评。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但他们两人却是志不同，道不和。也就是我们说的死对头。王安石是励精图治的改革派，司马光是墨守陈规的守旧派。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你来我往，相互攻击。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变法一开始，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不过还好有宋神宗的力挺，变法之路虽说艰难，倒也得到实施。不过变法显得有些不尽人意，执行的过程中，处处是坎坷。

一开始宋神宗也是信心十足，后来听到的负面报告越来越多，也开始为变法担忧。靠山都摇摆不定，变法失败也就成了注定的事。守旧派不断的挑毛病，王安石集团有些招架不住。加上王安石组织的变法团队人员，良莠不齐，营私舞弊者不少。随着宋神宗的离世，守旧派重新掌权，变法失败。

司马光集团上台后，废止了王安石变法，并对王安石集团进行了打击。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守旧派占住了上风，王安石被贬，变法团队也被守旧派打得七零八落。

王安石变法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被历史认可的。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攻击异党，应该说他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那么他到底算不算祸国殃民的奸臣呢？我觉得司马光完全可以算是奸臣。我的理由有三个：

一、国家利益

王安石变法，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他的改革措施，为繁荣北宋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熙宁变法使得在宋神宗时期又出现了一个中兴局面。司马光破坏变法，就是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祸国的表现。

二、造福人民

王安石变法，让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明显提高。司马光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贵族集团的利益，反对变法就是坑害人民，也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这样就激化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国防建设

宋朝从宋太宗杯酒释兵权开始，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政治局面，军队冗兵情况非常严重，王安石有意改变这一现象。司马光破坏改革，就继续使得北宋军队毫无斗志，没有战斗力，金军入侵时的惨状，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王安石变法是正面的，积极的。他有美好的愿望，一心想振兴大宋。可司马光集团却想继续歌舞升平，相互攀比，过着奢华的生活。政见的不同本来是件好事，相互弥补，相互促进，可守旧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战斗，成了不顾国家利益，不过人民死活，毫无原则的斗争。改革派的政见，一概否定。要说北宋灭亡王安石有责任，倒不如说北宋的灭亡，司马光是罪魁祸首。司马光损害了北宋的利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司马光都可以说是北宋的罪人，说他是奸臣一点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