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2015年2月26日上午十点，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

三、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彰显现代司法文明，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在人们的常识中，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的时候，都应该穿着蓝色囚服，最起码也要穿着黄色或者橙色马甲，戴着手铐脚镣，接受正义的制裁。

这也跟我们在古装电视剧中看到的过堂场景差不多，犯人戴着枷锁，穿着一件印着“囚”白衣，有些朝代还需要在脸上刺字，在衙役的押解下官老爷的讯问。

但刚刚被宣判的劳荣枝案，庭审现场劳荣枝穿着自己的便服，甚至手铐都没有戴。

其实这才是符合现代司法制度的正确画面，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是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法院判决之前，都是犯罪嫌疑人。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那么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不得用任何带有有罪标识的衣物，或者带有羞辱性质的方式对待他们，比如我们通常认为被逮捕后，进入看守所的犯人都会剃光头。其实这也是法律从来没有强制规定的，看守所一般是处于卫生考虑，或者当事人自己愿意，否则任何看守所不得强制给嫌疑人剃光头。

其实看守所统一给犯罪嫌疑人穿带有编号的统一制服，是出于管理需要，也可以防止嫌疑人穿着便服逃离看守所。对于具体穿什么号衣，每个看守所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号衣。

可一旦到了法庭上，那么犯罪嫌疑人就不再属于看守所管理，也可以脱去号衣，穿上自己的衣服接受审判。

而我们之前看到的公开审判场面，有穿号衣的，也有穿便服的，就是因为各地规定不一样，导致犯罪嫌疑人着装混乱。实际上在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更是明令禁止犯罪嫌疑人穿号衣出庭之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8年制定了《进一步规范刑事庭审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

被告人着号衣、戴手铐、脚镣受审的，法警应让其在法庭外脱去号衣。被告人戴手铐、脚镣到庭的，审判长可以根据被告人是否有暴力倾向、情绪是否可能失控、有无安全危险等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指令法警为其卸除手铐、脚镣。

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的大案庭审，包括劳荣枝、许国利、莫焕晶等，都是没有穿号服的。而许国利跟吴谢宇穿的是隔离服，这是出于新冠防疫的需要，并没有将其作为罪犯标识的意思。

至于手铐脚镣，一般都是针对许国利跟吴谢宇这种重大刑事案件，比如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的暴力型罪犯，为了确保庭审顺利进行，对其进行的强制措施。现实中一般都是对男性罪犯，以及精神高度不稳定的女性，毕竟庭审过程中嫌疑人如果行为失控，会造成难以估计的严重后果，所以将其行动予以适当束缚。

而劳荣枝这种虽然背负七条人命，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但其精神状态相对稳定，所以也就没有戴手铐了。

以上~~~

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这个秋天，劳荣枝火不火我不知道，但是她庭审时候穿的衣服是彻底火了。庭审时候的劳荣枝身穿一件白色T恤，戴着一个口罩，衣服上是英语写着的“This fall,you harvest what?”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这个秋天你收获了什么。

目前并不知道这件衣服是不是她自己精挑细选的，别人秋天收获的是爱情是事业有成，一些女孩子还收获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而劳荣枝，收获的是死刑。

很多人看到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罪大恶极的劳荣枝并没有身穿马甲剃光头在铁笼子里坐着，反而剪短了头发，穿着一件白色有寓意的衣服，在一旁像没事人一样端坐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家对待嫌疑人的一贯做法，那就是从来不做有罪论，在没有审判以前，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做无罪推定的，采用疑罪从无的原则来审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冤假错案的问题。

我们之前对于嫌疑人审判时候的认知，是来自于1985年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判制度，审判台以及辩护台位置规定》的依据，那时候对审判太台的高度，以及公诉台，辩护台以及证人席等位置都有严格的设置，这种布局以及要求在当时给人特别严肃公正的感觉，还不由自主的给嫌疑人以心灵上的压力，也被人们称作为“坐堂问案”的布局。

我们传统的认知，就是来源于此。但是这种布局和要求，其实是典型的有罪推定，现如今来看是典型的漠视被告人的权益，不仅公诉方对被告人文化方便，辩护人以及法官都可以随时问话，对被告人的心里压力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同时很有可能产生冤假错案的口供，因此在1992年以后，就公布了一项新的规定，用来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具体就是除了嫌疑人自己要求外，是不准给在押犯人剃光头的规定，但联合下发以后，很多地方并没有切实地履行，因此又在2009年发布了一条名为《关于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刑事审判警务保障规则》的条例，指出了是庭审的过程中，不允许给被告佩戴刑具，不能戴手铐，穿囚服，站铁笼。

不过条例中还着重指出了一项，就是如果有逃脱的迹象，情绪不稳定的迹象以及行凶，自杀或者自残的可能，必要的话是可以佩戴刑具的。

庭审过程中，劳荣枝全程都低头坐着沉思，不同于上次庭审，这次她剪短了头发，看着整洁了许多。情绪稳定且并没有出格的行为，因此符合被告人不穿囚服佩戴刑具的要求。

其实2009年以后，虽然规定了应当在庭审的过程中不穿囚服不佩戴刑具要求，但是落实非常困难，有些小地方根本没有切实落实这个做法，冤假错案还是时有发生，因此在2015年3月1日，公安部和最高法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的问题通知》，又一次明确了庭审时不准身穿囚服的规定，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是有法警进行监督的，在看守所都会切实履行这个规定，嫌疑人不必身穿囚服。

很多人认为上诉后，下一次庭审劳荣枝的时候还她就会身穿囚服，其实并不是，只要没有真的判定为有罪且剥夺权利，那么她就可以不用穿囚服，我们如今看到的身穿囚服，一般都是已经判了刑且已经开始服刑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身穿囚服了。

目前一审认为劳荣枝是主犯，因此判其死刑，劳荣枝不服当庭上诉，很多人上诉只是延缓她服刑的时间，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但是我却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目前确实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劳荣枝是主犯，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当年劳荣枝的男朋友法子英，切法子英后来自己都揽了下来。

其次，庭审的时候只有一个当年行凶时候的尖刀物证，这个物证既没有劳荣枝的指纹，也没有提取到劳荣枝DNA信息，因此不能认定就一定是劳荣枝参与到了行凶。

基于这两点，加上我国一直都按照疑罪从无来判定，因此劳荣枝二审很有可能从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或者无期死缓。

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认为，因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间接证据也可以闭环，也能指认她，毕竟一次说不在场，两次不在场，这么多年这么多起凶案不可能一无所知，加上劳荣枝如此狡猾，20多年都能在逃，说明其心思缜密不傻，不知道真相是不可能的。

故，劳荣枝十有八九，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犯罪嫌疑人，尚未定罪

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9月9日，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身背7条人命的劳荣枝因犯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逃亡20年之久的劳荣枝终于等来了正义的宣判。不过，劳荣枝当庭表示将上诉，估计还会迎来二审判决。

在庭审现场，不少人发现一个颠覆常识的现象，在影视剧中，受审人员都是穿着囚服，至少也应该穿着看守所或监狱统一发放的黄色或橘色的制式马甲，但劳荣枝在庭审时却身穿一件白色短袖T恤，没有戴脚镣和手铐，这是为什么呢？怎么跟影视剧中的画面不一样呢？

首先，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审查阶段、起诉阶段，无论证据确凿与否，一律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是我国刑法上不做有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要求；另外，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只被称为“被告人”，只有被宣判后才是“罪犯”。

《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庭审需要一个过程，在未宣判之前，任何人不会被确定为有罪，自然也就不需要穿着所谓的“囚服”，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囚服”带有歧视性、羞辱性的色彩，让尚处在“嫌疑”阶段的劳荣枝穿囚服出庭受审是不合适的。

另外，如果出庭受审时穿着囚服，那么会给旁听者甚至审判人员预设受审人员“有罪”的心理，存在一定的心理误导作用，是不合适的。

《扫黑风暴》中高明远等人着便装受审的画面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看守所中的人大部分都是尚未经过庭审的，他们为什么统一穿着制式马甲呢？

其实这与方便管理有关，看守所内除了囚犯外还有狱警，还有其他的后勤人员，给嫌疑人穿上颜色鲜明的制式服装是为了方便辨认和管理，并不带有任何的歧视或侮辱的色彩。而劳荣枝从看守所走到庭审上，自然不再受看管所那一套规章制度的限制，穿上自己的便装受审也就讲得通了。

其实早在2015年，最高法就庭审时的穿着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最高法在2015年2月26日下发过《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有这么一条：

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自该“意见”下发后，庭审时不穿着各类“识别服”受审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但是在一些地区的庭审中，甚至在同一场庭审中，经常出现受审人员穿着不统一的情况，比如有的人穿着便装、有的人穿着看守所的制式马甲，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很多地方上的基层法院设施和布局较为陈旧，办公区和庭审区没有完全区别开来，甚至很多法院没有专门的受审人员通道，旁听人员、律师、受审人员都通过一个通道进入庭审现场，如果旁听人员过多，很容易出现混乱的情况，假设此时受审人员动了歪脑筋混入旁听人员中，那么法警很难在人群中识别出受审人员，给管理和看管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在不少基层法院，法警一般都要求受审人员穿着颜色鲜亮的制式马甲进入庭审现场，这也就出现了受审人员穿“识别服”受审的现象。

不过，在最高法明令“禁止”的要求下，庭审前，法警一般会将受审人员的制式马甲、脚镣、手铐等脱下或打开，之后才正式进入庭审环节。如果法警忘了这么做，刑辩律师可以提醒法官，起到监督的作用。

被告脱囚服，准备受审

其实早于最高法《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2015年），四川高院在2012年就有过类似的规定：

2012年7月，四川高院下发《关于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被告人人权保护的通知》，“通知”中有一项规定：

法庭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告知被告人可以脱去看守所号衣受审

但是显然四川高院的这一规定并不像最高法那样带有“强制色彩”，四川高院用到的词语是“可以”，并未予以强制，而2015年最高法用到的词汇则是“强制”，况且四川高院下发的这个规定仅限于四川省内，而最高法下发的该规定则适应于全国。

综上而言，劳荣枝虽然一审被判处死刑，但是在宣判之前，她只能算作“嫌疑犯”，并非“罪犯”，按照最高法的要求，是可以不穿着“识别服”出庭受审的，这也符合“不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要求，是司法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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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渡情期间，都穿在里面了！

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为什么劳荣枝受审不用穿囚服出庭？

不光是劳荣枝，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出庭的时候都不穿囚服。

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其中有这样的规定：

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彰显现代司法文明，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也就是说，虽然劳荣枝有重大嫌疑，但是在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判决其有罪前，她还是一个公民，不能因为有犯罪的嫌疑，经不经审判将其按犯罪分子对待。

类似地，现在有很多场合可以看到，公安人员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多数都是给他戴上头套，在对外发布的新闻照片中，面部打上马赛克，在对其称谓，用类似王某某、张某某的称呼代替直呼其名。

虽然说，这样做，对于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和多数公众来说，一时无法接受，但这是法治进步的大趋势，相信时间久了，大家会慢慢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