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宋朝的经济富裕是否被高估了？

《水浒传》中，有多处写到宋徽宗时期经济有关的情节。从这些情节看，不但没有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经济被高估，反而是佐证当时的经济繁荣程度。

《水浒传》花石纲事反映宋朝经济富裕

第回“梁山泊林冲落草，东京城杨志卖刀”中，侧面写到了花石纲的事情。所谓花石纲事，就是宋徽宗为显示富足，大搞人工景观建设，造万岁山以供享乐而兴起的一项害民工程。万岁山实际上是一座用石头堆起来的假山，北宋“六贼”之一朱勔献计，太湖的花石是造假山的最佳材料。于是，宋徽宗派人到江南收集、运输花石。

杨志就是被派往太湖押运花石的指使官，他们把花石编成十船一组，称为“纲”。十个指使中，唯独杨志在黄河中遭遇大风翻船，失陷了花石纲。于是，杨志负案外逃。一年后，得到朝廷赦免，准备从关西回到京城，用一担钱物换个官做。

杨志花钱打通了关节，眼见得要成功了，却被高俅一票否决，赶出了殿帅府。

这个故事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首先是朝廷方面狠富有，宋徽宗骄奢淫逸，花钱如流水。花石纲事的起因并非朱勔挑的事，而是蔡京始作俑者。《宋史》中说，蔡京告诉徽宗，国库充裕，钱币达到了五千万缗，唆使宋徽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可以享乐一番了。于是，宋徽宗胆子大了起来，花石纲事也因此兴起。

五千万缗就是五千万两，蔡京所说的是白银收入，不包括谷物、布帛、棉等事物。假如不是纯白银，那么，蔡京所使用的计价单位就应当是“匹贯担两”。遍观北宋历朝，徽宗时期的财力应当是鼎盛时期。徽宗时期的财政收入，几乎与清雍正时持平。但是，考虑到人口、土地面积，以及生产力发展程度，雍正时期的财政收入与北宋相比，简直弱爆了。正是在经济富裕的背景下，宋徽宗大兴花石纲事。

另一方面，杨志很有钱，逃亡之中，便可积攒一担钱物。看来，当时的经济很繁荣，赚钱并不太困难。

生辰纲本是“羡余”北宋地方财政也很富裕

《水浒传》与北宋经济状况有关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生辰纲事件。施耐庵借蔡京翁婿之间的贺寿礼，揭露了自唐代以来开始变质的“羡余”制度。

所谓“羡余”，就是朝廷鼓励地方官员把多余的正常赋税以外的收入上缴朝廷，表达忠心和地方政绩。但是，到了北宋中晚期，“羡余”制度更加腐败，成为朝廷与朝廷官员搜刮地方的一种手段。地方官员不堪重负，又把这笔额外的财政开支转嫁给百姓，造成高税负。

梁中书每年所献的十万贯生辰纲，大致相当于大名府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在晁盖劫取生辰纲的前一年，梁中书也献过一次“羡余”。那么，还在此之前，应当是年年都有这个惯例的。虽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但也说明当时的地方财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梁中书为免除这部分负担，连续制造了两次生辰纲失劫案件，以打消蔡京念头，取消生辰纲这个惯例。在《水浒传》后来的情节中，便没有再提到生辰纲这回事了。但是，大名府的富裕却被吴用尽收眼底。

“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中，吴用与李逵到了大名府，见到了当时这座北方城市的富丽景象。因为大名府很富裕，宋江才动起了攻打这座城市，夺取钱粮壮大梁山的念头。

后来，攻打东平府、东昌府，宋江说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打下这两座州府之后，解决了梁山缺钱缺粮问题。梁山泊当时已有五万余众，得了这两个州府的钱粮后，宋江腰杆立即硬了起来，以为赚足了与朝廷谈招安的本钱，便正式启动了招安计划。

土豪劣绅也富得流油

梁山泊有一些土豪劣绅，最大的三家便是卢俊义、柴进、李应。卢俊义号称河北三绝，其中一绝就是巨额家财。柴进的腿杆子也很粗，可谓富甲一方，独霸沧州。李应不知其家财如何，但从祝家庄的富裕程度，便可大致了解到扑天雕到底多有钱。

宋江在攻打祝家庄之前，劝说晁盖不要杀杨雄、石秀二人，反倒要以此为名，打下祝家庄。因为，宋江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即便是当时的梁山人马大概只接近万人，但三五年的吃喝用度一个祝家庄就能解决，可想而知，这些土豪们有多富裕。

祝家庄的粮食如此丰富，李应是祝家庄的两大盟友，想必其财富也可力敌祝家庄。同样，扈三娘家的家财也一定是很丰富的，即便要弱一点，也差不到哪儿去。

还有一个曾头市，此处是金国人经营的集市，其富裕程度一定要超过祝家庄。打破曾头市，宋江“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一个曾头市的财富便可犒赏三军，数量一定也是很惊人的。当时，梁山共出动兵马三万人左右，犒赏一回需要多大的花费可想而知。

官员收入也非常可观

北宋实行高薪养廉，官员的收入非常之高。比如蔡京这类的高官，每月薪俸可以达到两千贯，另外，还有各类津补贴，折算下来就令人吃惊了。

《水浒传》中没有官员的收入记录，这里讲一个实例，就是仁宗朝的包拯。包大人的年俸禄大致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餐钱（伙食）、薪碳钱（燃料取暖）、邹桑（养马）、傔人衣粮（保姆费）、养廉（田租）补贴。折算下来，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高层官员的收入高得吓人，由此逐级递减下来，即便是一个县令，月俸也可以达到500贯钱左右。

林冲作为下级军官，用一千贯钱买了把刀，按现在的价值折算，约合30万元，值一辆中级豪车了。

这些明面上的收入，仅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比如蔡京，一年从他女婿那里就要黑十万贯财富，他下面那么多官员不知要进贡多少。这虽然反映了官员的腐败，但如果整个朝野都很穷，鸡脚上也刮不出油来。

老百姓生活却很窘迫

《水浒传》中，大多数老百姓都很安居乐业。但是，仍然有很多底层百姓生活窘迫，艰难维持生计。

阳谷县的郓哥整天卖梨都不能维持生计，经常靠西门庆救济。而当武松承诺给他五贯银子，请他出头为武大郎洗冤时，郓哥盘算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五两银子就是郓哥爷俩三五个月的生活费，可见北宋时期贫富悬殊的程度有多大。

阎婆惜死了父亲，无钱葬埋，宋江送给阎婆十两银子。阎婆用这笔钱发送了老伴，还剩下五六两，“娘儿两个，把来盘缠”，至少可以解决两个月的用度。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水浒传》时代朝廷很富、地方官府很富，官员很富，但是，百姓却很苦。大多数城市居民，每日收入大概也就是两、三百文，月入六、七贯银子，与官员收入相比，简直天堂地狱之别。

北宋固然很富裕，并没有被高估。而之所以被高估，是因为下层的生活很艰难。因为很艰难所以民变四起，“盗贼蜂拥”。这也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揭示的北宋灭亡的一大根源。

从《水浒传》看，宋朝的经济富裕是否被高估了？

北宋的经济文化，确是有一个鼎盛繁荣的时期。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便可见一斑。

宋朝在历史上还是一个不错的朝代。太祖曾立下遗诏，言者无罪，不杀大臣，文人士子，得以应运而生，诗词文赋，得以蓬勃发展。而经济文化使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繁荣，就不会经济的富裕。

宋朝几多善政:整肃宫闱，没有女祸，抑制宦官，没有阉祸，和睦懿亲，没宗室之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之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之祸。

这无疑都是经济文化在建国之初于鼎盛繁荣时期，不可缺少的政治氛围于经济基础。反观历史，许多朝代都未可比拟。

只是，为了自身的皇权着想，抑武太甚，外乏良将，国无强兵。屡屡受制于胡夷，鼎盛之时，尚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及至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帝主被掳，北宋既亡。

可单从《水浒》中去看，徽宗之世，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奸相弄权，官商勾结，民不聊生。实难见繁荣鼎盛，经济富裕的气象了！

从《水浒传》看，宋朝的经济富裕是否被高估了？

不算富裕，是高估了。

从《水浒传》看，宋朝的经济富裕是否被高估了？

提起宋朝经济，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会是声名远扬的国宝级文物——《清明上河图》。作为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它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当之无愧的见证者，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真实写照。

但是，有人对此却提出了质疑，因为从描写梁山好汉反抗欺压的《水浒传》来看,宋朝的经济似乎并没有这么的繁荣，毕竟如果经济繁荣，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要反抗呢？那么从《水浒传》来看，宋朝的经济是否被高估了呢？

事实上，即使是从满是反抗起义的《水浒传》里，我们也依旧可以感受到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而且并不存在高估的现象。因为仔细看，梁山好汉聚众造反绝大部分是官员贪赃枉法以及自身犯下的大罪造成的,很少是经济困难导致的，比如武松就是因为杀了西门庆而开始逃亡。《水浒传》中关于民不聊生的描写几乎看不到，倒有不少描写上元灯会的热闹和社会的安定的笔墨。

而且，宋朝的服务业尤其饮食服务极为发达。翻开《水浒传》，从头至尾,酒肆无处不见。无论是“武松打虎”还是“快活林怒打蒋门神”以及“孙二娘十字坡开黑店”等等,可谓“无酒不成书”。当然，这不仅仅只是酒业的发达,也是整个餐饮业发达的标志，同时也说明了宋朝的商业已经发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地步。

举几个例子，比如林冲，作为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而宋朝的一贯钱相当于现在440元到88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一个中级军官的购买力尚且如此巨大，可见当时财政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总量是相当大的。这种繁华不仅仅是在城市，商业已经蔓延到了农村。《水浒传》第29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在武松去快活林的路上，这共十四五里的路中，卖酒的人家有十二三家,也就是说几乎每一里地就有一个“酒店”，可见农村中酒店的密布程度，而“智取生辰纲”时也是以小路卖酒作为一个幌子。

不仅如此，宋朝的农业还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水浒传》中的张青就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水浒传》中除了光明寺菜园,还有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这些菜园不是完全自已消费的,而是拿到市场上销售的。宋代的佛寺多有菜园，如南宋时理宗宠幸的阎贵妃“以特旨夺灵隐寺菜园，建功德寺”。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

所以，由《水浒传》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细节中，我们非但不会觉得宋朝的经济富裕被高估了，反而完全可以窥见到宋朝的繁盛、经济的强大。宋代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农民有了较多的生活出路，促进了社会的安定，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学界曾认为，这也是宋代无全国性、大规模性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

从《水浒传》看，宋朝的经济富裕是否被高估了？

没有被高估，宋朝经济的繁荣昌盛，确实是达到了空前鼎盛的时期。

《水浒传》的事情是发生在北宋年间宋徽宗时期，宋徽宗赵佶是个不务正业的皇帝，把朝政扔给“书友”蔡京之流，自己专心信奉道教，投身于文艺领域，是琴棋书画及蹴鞠的高手，特别是书法上，自创的“瘦金体”自成一家。

当时有蔡京、高俅、童贯等一班权臣，把朝廷搞的乌烟瘴气，腐败不堪，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起义此起彼伏，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就是其中之一。

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法，军事上比较薄弱，但是在经济上却非常繁荣昌盛，在农业、印刷业、造纸业、纺织业、陶瓷制作、工商业等都有着极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显著的提高。

到了宋真宗赵恒时期，真宗皇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有较好的政治风气，国家治理比较完善，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国力民生获得了极大的促进，最终成就了“咸平之治” 的功业。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进入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

从《水浒传》中各位好汉职业就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经济的繁荣，他们之中有大财主、酒店老板、渔民、盐贩子、石匠、银匠、猎户，甚至是小偷，但日子都过得相当不错，林冲作为一个中级军官，家庭已经达到了小康的水平。连鲁智深落脚的相国寺，每个月都有几次展销会，售卖各种商品，可见当时商业的繁荣程度。好汉们啸聚梁山，都非贫困所致。

据史料记载，宋真宗时期，宋朝的GDP总价值比例占世界总量的22.7%，其中人均GDP为四百五十美元，而当时经济很强的西欧，也才不过四百美之左右。与其对应的是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极其丰厚，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三百四十亿之多，这是后代难以企及的成就。一直到清朝末期，才达到与之相近的水平，而那时的人口数量已经是宋朝的两三倍之多了。

宋朝时期，首都开封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全国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余个，已经增加到了四十余个，而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

宋朝时期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各个地方商铺林地，各行各业的生意十分兴隆。看看梁山头领们，有很多人都是生意人出身。在宋朝，商业税超过了农业税，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现象。

虽然宋朝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但是受统治者出于自身保护影响，国家军事力量是一直比较薄弱，多次受到外族侵犯，并最终毁灭在蒙古铁蹄之下。繁荣的经济发展，也随着元朝的建立戛然而止，战争后的人口数量极度锐减，经济上一落千丈，以前国富民旺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从《水浒传》看，宋朝的经济富裕是否被高估了？

这个很难说，专业不是研究经济的。《水浒》描写的生活场面，实际上是元末明初的情况吧。

如果单就小说中的场景而言，应该是不错的。有这么几个典型的例子。

一、沧州牢城营外的李小二。李小二是个破产的流浪汉，在沧州牢城营投奔了一个小酒店。这个酒店开了有好几年，而且以父死子继的状态一直开下来（虽说是岳父给了女婿，但就经营状态来说，就是父子式的代际传承）。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沧州的环境非常稳定， 老百姓可以自由从事商业活动。二是商业利润较好，可以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虽然没有扩大生产，但总体来说保持温饱，这是古代农业社会很理想的状态。

二、祝家庄的粮食。梁山三打祝家庄，将祝家庄积存的粮食一扫而光，当然，小说中为了维护梁山替天行道的正义形象，说梁山给祝家庄百姓留下了日常食用的粮食，其余全部运走。有多少粮食呢？5000万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三个村共有2万多人，以平均数算，祝家庄大概7000人，一个人一年的口粮18石，整村一年口粮12.6万石。也就是说，祝家庄的存粮够全村人吃400年！！！这个数字显然太过夸张，估计是作者没有经过详细计算信口胡吹的。但祝家庄的实际情况也证明，村中的经济实力确实很强，可以组织起数千人的武装力量，修建完善的防御工事，这些钱粮，都要从农业生产中出，可以想见，农村的普遍经济状态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