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案，案件的主角是历史上以文学成就享誉盛名的风云人物苏东坡——苏轼。他因诗文涉及讥讽新政，而被新党控告下狱，正如他所言“平生文字为吾累”，引来牢狱之灾。此案不只涉及一首诗，而是一部分诗。

文字狱案在宋朝并不罕见，”乌台诗案“在两宋也并不是个案，可以说文字狱贯穿两宋，它是文人士大夫之间内斗的产物。

乌台诗案在古代文字狱的历史上规模不算大，但是很典型，将从案件背景、案件经过、对苏轼的影响以及对诗歌的影响力，四个方面对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全面的陈述。

第一，案件背景政治背景

宋朝建立前期，我国的历史又一次经历了混乱分裂的五代十国，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个武皇帝，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的父亲就是武将，受家庭文化影响，赵匡胤也走了武将的道路。赵匡胤战功卓越，快速升迁，后周官至节度使，拥有禁军大权。

五代时期，政局动荡不定。五十四年间，更八姓十四帝，平均每四年更换一个皇帝。而这些皇帝的即位，都有一个特点，多数都是依靠拥重兵夺帝位。如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位是靠统兵多年奋战夺位；而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的皇位，都是靠禁军夺得。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削弱。五代皇位的角逐可以说都是实力说了算。谁有实力，谁就是王。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赵匡胤，早已看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抓住了。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称帝建立了北宋。

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心里不安，他也担心拥重兵的武臣，有一天重操他的旧业。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基本是真实可考的。天下精兵尽在天子手中，带兵打仗也是文官统领武将。这就是宋朝施行的“崇文抑武”政策。所以，在宋朝，文官比武官有地位，士大夫们的待遇优厚。但是文人士大夫们也需要控制，文字狱就是控制他们思想的手段之一。

文字狱使北宋文人士大夫们把“揭发告密”当成了爱好，一时告奸风气满朝堂。最终结果正中了“不是东风压倒东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博弈的就是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苏轼就是身处在这样一个文字狱风行的政治背景之下。时代背景

北方缺少燕云十六州的宋朝先天不足，建国之后，又缺乏长久规划，因此后天失调。北宋中叶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财政困难和国防危机同时袭来，也就是所谓的“积贪积弱”形势。王安石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进步的政治家。他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走入了历史。神宗即位，革除弊政，试图重振国威，便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他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自推行以来，因为执行起来弊端不断，反对派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这样朝廷上形成了两派，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派称为“新党”，反对派则归入旧党。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两度罢相。对于“乌台诗案”，历来后人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新旧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一部分。苏轼被捕入狱，自然被划入旧党。他被捕后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古称“乌台”，又因以诗文获罪，所以文学史上称这个案为“乌台诗案”。

“熙宁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抵御外敌，如果施行得当，老百姓也会受益。但是执行情况与王安石的设想相反，由于北宋官僚腐败，变法成了贪官污吏们攫取个人利益的新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苏轼忧国忧民，看到变法的弊端，百姓的凄苦，遂以诗抒发情感。因此写下了被新党认为“讥刺”变法的诗文，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第二，乌台诗案的经过被抓经过

苏轼对“变法”的确有自己的看法，但并不一定是持反对态度。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大师，艺术家的特点大多都是重感情，这是与政治家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多数的文人仕途之路都走得不顺。苏轼也是其中之一。

早在变法之初，他就曾上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分析利弊。参政议政，这本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们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当时党争斗争激烈的特殊时期，正常的规则遭到了践踏。苏轼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变成了他的“罪证”。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刺史，照例上表对朝廷表示感谢。新党人士蔡确、何正臣便上奏书指责苏轼的谢表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联系过去苏轼所作诗文，指出苏轼的诗文，矛头所向都是朝廷，并把苏轼诗文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对“新法”的态度。因为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激起神宗的愤怒，所用之术正是“借刀杀人”，以此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

在皇帝面前，新党之中的舒亶用激烈的言辞指责苏轼，说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又说他诗文的锋芒“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可谓大不恭矣”。并且指出“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

与苏轼有来往的李定也上书罗列了他四大罪状：怙恶不悛，教而不该，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在一连串有预谋的诬告之下，元丰二年七月下旬，朝廷派人到湖州传讯苏轼。当时苏轼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汴京的驸马王诜与苏轼相交要好，私下派人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辙，其弟又派仆人到湖州告知了苏轼。

苏轼提前获知消息并没有选择逃跑，他深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使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济于事，反倒连累家人朋友。于是苏轼泰然受之。苏轼当时以为自己会被处死，曾一度想投水自尽。

获罪部分诗文苏轼被抓后，家中文稿也被尽行搜去。苏轼从七月下旬被捕，八月中下旬被关进御史台监狱，然后就是长达一个多月的审讯。既然是因文字狱获罪，我们不妨看下苏轼的诗文究竟哪些成了“罪证”。最明显的便是《山村五绝》：烟雨濛濛鸡犬声， 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 布谷何劳也催耕。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御史们指出，这是苏轼讽刺朝廷盐法峻刻。当时私贩法重，而官盐又贵，贫民买不起盐则选择不吃。杖黎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御史们指出，这是讽刺青苗法、助役法。再比如《游风水洞二首》中“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之句，是诽谤朝中大臣为小人争进；《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戏子由》诗中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讽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御史们从苏轼的诗文中找出了足有七八十处之多，苏轼无奈，只好承认确有此意。在这些“罪证”中，也不乏一些是纯粹罗织进来的。比如《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成为了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锏”。一个“龙”字，说他有“不臣之意”，这是犯了宋朝的大忌。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对于变法的弊端，苏轼确有微辞，事实上，变法也确有弊端。在现在看来，这只是箴言，算不上什么罪名。苏轼长期在地方为官，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他秉承《诗经》之精神，将现实融与诗文创作中，以诗来揭露现实，这也是社会正统舆论所提倡的。

处理结果苏轼下狱后，高层人士也有不少为苏轼说话的，其中还包括太皇太后曹氏。她告诉神宗，当年录了苏氏兄弟二人为进士之后，宋仁宗回宫说：“今日得二文士，然吾老矣，度不能用，将留以遗后人。”曹氏的话使神宗深受感动，曹太后病重时还叮嘱神宗“不可冤滥，致伤中和”。宰相吴充也劝导皇帝，以曹操对待祢衡的态度为例，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但是受苏轼罗织的人员都被降了罪，贬官的贬官，罚款的罚款。宋刑律上有以官赎罪的条例，苏轼被贬到了黄州。至此，”乌台诗案“落下帷幕。

第三，此案对苏轼的影响苏轼被贬出京前，做了两首诗：《一》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啄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二》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

”乌台诗案“对苏轼后世创作上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才子名声在外，他的写作在当时引人瞩目，此案后，他的诗文多了”好讥讪“的名声。被贬黄州后，他曾多次向人表白，不敢再作文字。他对好友秦观说：”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他的精力转向了研究佛学和经学，手抄了《金刚经》，注释了《易经》和《论语》，以此从中得到一些慰藉。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旧党重新上台，苏轼复又入京为官，之后又陷入文人争斗，又被贬出京，宋哲宗上台后，又经历了一贬再贬。再生性豁达的人，也经不起岁月无情的摧残，尽管苏轼随遇而安，但始终走不出文字狱的阴影。

在动辄因文字获罪贬职的大环境下，文人又如何安心的进行文学创作呢？这也必然影响了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宋神宗说，李白有苏轼之才，但无苏轼之学。评价是否中肯，姑且不论，苏轼的才华博学，确实没取得像李白那样伟大的成就，这却是事实。

所以，从苏轼的人生遭遇来看，多次因文字受到打压，这确实也压抑了他在文学创作的热情，从而削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第四，此案对诗歌的影响

宋代的文字狱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争斗的工具，严重阻碍了诗歌的发展。”乌台诗案“引起了广泛关注，之后，统治者认为诗歌是文人乱政的工具，曾一度下诏禁止作诗。

苏轼的诗多用比兴手法，而这种文学手法却成为被人利用的突破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的诗人不敢作诗了，甚至有人改行填词。

诗歌在唐朝空前繁荣，成就最高，离不开唐朝宽松的创作环境。到了宋朝，文字狱牵制了文人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收紧，诗歌再也没有呈现更高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同时，宋代的文字狱为后来朝廷所效仿，到了清代更甚，严苛的政治环境确实阻碍了文学的发展。综上所述，可供参考。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答：“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才情盖世，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恶如仇，刚直不阿。

苏东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事，就必须“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偏偏，苏东坡又是一个“极不合时宜”的人——苏东坡生得体胖须长，尤其一个大肚子鼓如孕妇，他曾抚腹笑问小妾朝云：“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朝云讨好地说：“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苏东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纠正说：“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苏东坡看不惯，处处冷嘲热讽；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苏东坡也看不惯，同样热嘲冷讽。

一句话，苏东坡是个两头不讨好的人。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1079年），看名称就知是与诗有关。

但案发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实施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1079年），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

这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官职调动，按照惯例，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感谢龙恩浩荡。

苏东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谢上表》。

惯常做法，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计划，再加几句感激语，程序就算结束了。

但苏东坡是个牢骚包，对新政有一肚子牢骚，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写了这么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表面看，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适时务，难于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也只能在基层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苏东坡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在当时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炒热这个词的人，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词来训斥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

这之后，“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

另外，“新进”则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这样的牢骚，这样刺眼的词语，让变法派人士极度不适。

试想想，苏东坡乃是文坛的领袖，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无疑会对政府推行的新政建设造成强大阻碍。

变法派人士早牙根痒痒的，一直想弄苏东坡了。

这回，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他们决定从这份谢表入手，把苏东坡整臭整倒，让他停止呼吸，彻底闭嘴。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于是，苏东坡被拘押到御史台狱受审。

好巧不巧，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新刊印发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上佳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老实说，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

舒亶说苏东坡的《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但迁延数日，也不得不承认，《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再拖延了几日，又承认了《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事实上，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

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是针砭新政的。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待，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

其中有些诗，御史台的官员看不懂里面的真意，苏东坡主动指出来，给他们上课，详加解释，他们才醍醐灌顶，大长见识。

比如《和韵》诗中的“嘉谷”、“莨莠”等语，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诗经》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

因为这些诗，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杀，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

苏东坡本人在狱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结果颇有些黑色幽默。

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写“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等句自比独鹤、高鸿，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老鼠。

这些“独鹤”、“高鸿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乌鸦”、“老鼠”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还和王珪撕破了脸面。

当然，最能决定苏东坡生死的，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回头想想，早在熙宁七年，苏东坡还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

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东坡从轻发落，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最后补一笔，苏东坡刚刚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因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他的哲学思考、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

所以，要感谢乌台诗案，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成为苏东坡，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苏东坡在徐州期间，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颇受神宗的赏识。就把他调到湖州。苏东坡按照惯例，得写一份思想汇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说话不注意，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绽。这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词“新进”很扎眼。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新进”，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

一个著名的小人，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之，苏轼就该马上抓来弄死。

后来还有一帮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为了搞死苏东坡。宋神宗也是个软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苏东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说这样不好，驸马冒着离婚的危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求情，总之，宋神宗最后是放过了苏东坡，把他贬到黄州了事。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纠正一下，差点害得苏东坡丢了性命的“乌台诗案”，不是因为一句诗歌引起的，而是因为一句话而引起的。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迁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东坡向朝廷写了《湖州写表》，其中有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大刀阔斧地对朝廷的军政商农展开全方面的变法。

王安石激烈的变法导致民不聊生，苏东坡竭力反对。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从此卷入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两党的争执，“乌台诗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王安石当政以来，因为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启用了不少朋比为奸的小人主持朝政，比如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等人。变法失败，被王安石视为接班人的吕惠卿倒打一耙，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披露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大怒，王安石被罢黜，后重新启用，元丰年间再次罢免相位。

此时苏东坡44岁，不改其嫉恶如仇的性格。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依然“如蝇在食，不吐不快”。苏东坡所谓“新进”、“生事”等语，便是暗讽李定、邓绾、舒亶等一干小人把持朝纲，蒙蔽圣听，祸乱朝政。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话，还有他感叹民生疾苦的部分诗歌，这一次，苏东坡被当权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是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这四句话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苏东坡被李定派人从湖州抓到了御史台的大牢。所谓“乌台”，其实就是指御史台。

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乌台”二字，也就源于这些乌鸦。

苏东坡被关押进了乌台监狱，遭受严刑拷打。李定、王珪等人竭力诋毁苏东坡，一面派人搜罗证据，将苏东坡和亲友往来的信件和诗文都一律派人取证，通过苏东坡的信件和诗文中的一字一句罗织罪名。

这些诗文，都是苏东坡在密州、徐州担任太守期间与朋友往来写的抱怨王安石变法的，不妨列举一些如下：

《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抱怨新法害民。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

把朝廷中的那些小人比作“燕雀”和“蝙蝠”。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讽刺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是乌鸦。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讽刺那些小人是吃腐鼠的乌鸦。

诸如此类，苏东坡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嫉恶如仇，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不吐不快。这一点，他没有弟弟苏辙那样的隐忍精神。

朝中李定、王珪、舒亶等一干小人群起而攻之，纷纷上表，欲置苏东坡于死地。另一方面，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位的元老重臣纷纷上书，请求赦免苏东坡死罪。两派展开舆论攻势，神宗皇帝左右为难。最终，苏东坡曾经反对过的王安石站出来为他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小人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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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野狐试答

题主好，野狐认为“乌台诗案”不是哪首诗引起的，是历史的必然。“乌台诗案”是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的结果，在历史，它是一种必然，苏轼只是最好的人选；在苏轼，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给苏粉们留下了惋惜和不平。

“乌台诗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一个悲剧，它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也有着苏轼的主观原因。

历史总是发展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变法是一种顺应和需要，变法成功的程度又会影响历史的发展。历史上有很多较为成功的变法，也有不少比较失败的变法，总之变是必然的，《周易》讲“变则通，通则久。”可变法并不是容易的事，守旧是一种习惯，加上利益的冲突，变法总是会遇到种种阻力。对此，鲁迅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写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改革者必然要尽力扫除各种障碍，常常就会有悲剧伴随产生，那么苏轼“乌台诗案”的事冤不冤？这还需要从“庆历新政”说起。

宋仁宗时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共同执政，欧阳修时任谏官。范仲淹上书提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积极上书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实施行政。

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法治严厉，很多新贵官僚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就纷纷起来诋毁新政，指责范仲淹他们是搞“朋党”，范仲淹提出“君子之党”予以回击，欧阳修撰写有名的《朋党论》上书仁宗。朋党问题是大宋的心病，加上仁宗皇帝短期内没有收到变法的实际好处，很多官僚又极力反对，仁宗魄力不够等原因，历时一年半的“庆历新政”，随着范仲淹等人陆续被排挤出朝而以失败告终。但这次变法对王安石的变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轼的“乌台诗案”是王安石变法的必然产物。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要求改革呼声很快又高涨起来。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系统地提出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但没被仁宗采纳。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 宋神宗希望通过变法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实施变法，史称“熙宁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后又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变法。

欧阳修本是“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本身也是革新派人物，他认为冗官冗员，吏治腐败是大宋的根本问题，变法要从这里着手。欧阳修反对青苗法，且不执行，他做地方官时为政宽简，极不同于王安石的苛急严峻，苏轼很认同欧阳修，和他意见一致。但他们并非反对变法本身，只是对变法核心，变法中的一些具体措施，以及变法的推进落实等具体问题不满。欧阳修、苏轼在朝中言论影响力比较大，新党变法必要统一思想，扫除障碍，欧阳修因此外放，辞官。欧阳修算是王安石的老师，且于熙宁五年（1072年）在家病逝，新党可选的最好攻击目标就是苏轼了。

对此苏轼自己应该很清楚，熙宁四年就有御史以杂事诬奏苏轼过失，苏轼一言不辩，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时年三十六岁。苏轼上任经过龟山，做《龟山》一诗对自己的后半生和大宋的未来做了很隐晦的预测，野狐文章中有专文论述。苏轼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片赤子之心，对人不设防，心里藏不住话。即使外任也必然会发表不同言论，写诗作文对新法说三道四那是不可避免的，要不就不是苏东坡了。

由于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新法在推行中屡遭阻碍，宋神宗也时有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变法失利后，神宗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新法改制，乌台诗案就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关键时刻。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依惯例作《湖州谢上表》，本来是例行公事，大都是空话套话，可苏轼没管住嘴，最后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下惹祸上身了，马上被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抓住不放，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权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苏轼被捕入御史台监狱，御史台旧称乌台，此案就成了名震一时的“乌台诗案”。后经过多方营救，连曹太后，都出面说话，罢相在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给朝廷，替苏轼求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最后虽免于一死，贬官到黄州做团练副使，并不得签署公文，受其牵连的多达几十人。

“乌台诗案”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苏轼冤枉吗？在钦差大臣皇甫遵去抓苏轼时，听听苏轼怎样说的：“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后来，审讯中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嘲讽变法大臣，对变法的推动造成很会的影响。

苏轼被捕后，其手稿书信大部分被家人连忙销毁，御史搜抄走的只是小部分，想想，如果没销毁的话，苏轼估计性命难保。

“乌台诗案”不是哪首诗引起的，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当然与苏轼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乌台诗案”苏轼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番模样，但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一个我们都喜欢的苏东坡了。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删）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文字狱的起源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起源于西汉。之后历朝历代，文字狱情况时有发生，其中，宋元两朝较为特殊：元朝基本上没有文字狱，原因在于元朝体制的特殊性：元朝皇帝是蒙古人，官吏大多数是色目人，并且元朝皇帝喜欢运用生意人治国。而生意人只对如何赚钱感兴趣，至于文字狱这种文人喜欢搞的事情，生意人不屑一顾——明朝朱元璋得天下后，认为元朝丢失天下是因为宽仁，一定程度上，也是指不搞文字狱这一现象。

此外，宋朝也较为特殊：因为其他朝代的文字狱一旦兴起，往往要有很多人人头落地，而宋朝的文字狱很少伤及当事人性命。

宋代文字狱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吏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时大宋朝仅经历了三代帝王，但国力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曾经和西夏爆发大规模战争，大宋朝非但损兵折将没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睁睁看着西夏国王李元昊进位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况下，宋仁宗开启“庆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败。之后宋神宗则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也好，对于一个现代公司也罢，任何改制，必然会牵扯到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宋朝皇帝的改良，在执行过程中引起反弹，并且掀起了朝廷中的党争。

苏东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布了一些诗文，最终，引起政敌攻击。“乌台诗案”由此发生。

乌台诗案

宋神宗的变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民间带来了负面影响，苏东坡当时身为地方官，对于这一现象也表示不满，于是做了一些诗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几句话，为苏轼引来麻烦：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番话被苏轼的政敌恶意理解成：苏轼认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欢生事的人，并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这些作品启发了苏轼的政敌舒亶。他花了数月时间钻研苏轼在近期所撰写的诗歌，终于找到了一系列证据：

《山村五绝》攻击宋神宗在青苗法和盐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击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戏子由》攻击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制下，宋神宗勃然大怒，于是命御史台负责办理苏轼的案子——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不过，尽管这一事件在当时属于惊动天子的大案，但最终，宋神宗仅是将苏轼贬官，受苏轼牵连的大臣大多罚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