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因为五个字：对事不对人。

苏轼何许人也？王安石何许人也？

在王安石还没有拜相之时，在仁宗、英宗在位之际，苏轼是整个北宋文坛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被王安石称赞的文人。

考取功名后，苏轼以一篇杜撰的故事（刑赏忠厚之至论）名噪汴京，当时王安石这个“宅男”一直反复研读，他真的是典型的学者型人才，见到了苏轼的面后，也不客套，利用了王安石式的表白：

“你写得很好，老子稀罕你”。

苏轼也同样的，对当时在江南为政的王安石也十分仰慕。

其实王安石早在仁宗朝时就在地方推行“青苗法”的雏形，想搞政府贷款，盘活经济。但是在庆历新政中，很明显王安石这种“不社交经济家”并不可能在北宋这种人情社会获得支持，想要北宋人都超前？那不是开玩笑吗？

而苏轼之所以仰慕王安石，很大程度是因为王安石贼酷！

何为中立式反对？

熙宁元年，被老师推荐已久的宋神宗拜相王安石，以盘活北宋经济，解救三冗困局。

可压抑已久的王安石得到支持后，性情大变，客观地讲，有点急于求成，以至于不择手段。

他提出青苗法、免役法，这些新法都引来巨大的争议，但即便是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等庆历派元老都激烈反对的情况下，苏轼都没有立即站队。

直到王安石搞起党争，说白了，提拔吕惠卿这种众所周知的小人，然后排除异己，离间欧阳修和司马光，最后把范镇给弄走。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王安石经历过“庆历派”的失败，庆历派是理念不够好吗？不是的，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等人的延续，可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太民主”，再说白点，这种儒学背景下的民主，就是啰嗦，就是行政臃肿，庆历派最终也毁于自己的不团结。

那么王安石就要搞一言堂，这里不能说他是错的，只能说他矫枉过正导致党争出现，这和他的性格有关。

因此，这件事上，苏轼开始忍不住了，他也是受过庆历派关照的人，自身更是应承“庆历士风”而诞生的新兴文人，而苏轼也不是无脑一边倒反对，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对于这个北宋政坛喜欢“啰里八嗦”的现象提出意见：

“虽然的确存在这种言论自由导致行政臃肿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像王安石一样直接破天荒地撕破脸皮。即便有一些啰嗦的官员存在，但是他们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皇上身边必须要有两个疏言谏言之人，这是制衡之术”

就是这样的内容，被王安石认为苏轼也反对他搞变法，因此和苏轼的关系降到冰点。

客观来讲，苏轼的方法就是“中庸”，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王安石的下猛药，有一定的调和作用。可惜的是，宋神宗没钱，他一切只能听王安石的。所以这《上神宗皇帝书》在后来成为大多数帝王将相拜读的作品，却在这个时候一点用都没有，宋神宗这个时候都要看“师相”王安石的脸色。

那么既然是人，就会放大矛盾。

时间久了，苏轼也开始了解到了青苗法的实际影响，在《流民图》还没来的时候，苏轼就已经知道青苗法适得其反，个中缘由和王安石手下的人调查工作、走基层工作缺失有关。

但苏轼能和王安石对抗吗？

不能！

在现在的很多舆论中，都说苏轼的政治才能并不弱于王安石。其实在熙宁四年之前，苏轼的确在王安石的错误中不断进步，但后来被贬后，他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已经成为两条不相交线。

在汴京逐渐受到王安石挤压，苏轼只好黯然离京，前往杭州，这既是苏轼“千古”生涯的开始，也是苏轼“悲情”余生的开端。

苏轼是潇洒的，直到乌台诗案。

对于辗转几州之地，民间的困境不改反恶，一篇《湖州谢表》，里面提出了对于新法执行后的弊端。

受王安石提拔的沈括首先看苏轼不顺眼，大气小报告，而王安石的“学生”李定，手下何正臣也急于给苏轼定罪，一开始说的是要弄死苏轼。

因为王安石当时已经归隐，主政者是神宗，新党想要杀一个苏轼儆猴，让别人不敢再对新法指指点点，神宗也觉得可行，杀！

但被王安石知道后，他立马动用了当年神宗留给他的银章，阻止了这场案件，他说苏轼不至于死，也不可以死。神宗给王安石面子，放过了苏轼。

所以苏轼很感激王安石，后来钟山之会，苏轼和王安石一起待了许久，不论政，就是回到当年王安石欣赏苏轼才华那些纯粹的年月一般。

元丰年末，神宗驾崩，哲宗登基。

哲宗还小，只能后宫摄政，就这样，这位讨厌新法的皇太后立马扶持了司马光。

“光不废新法，死不瞑目矣”

司马光晚年一上场，就搞政治报复。

是真的报复，因为他只要是王安石这一派人弄的，他都要全部给推翻，就这样，拉起了元祐党，这个党就是为了清算元丰党（变法党）的，而之所以这么极端，和王安石一开始搞的极端行为有关，这就是北宋党争的第一次还击。

那么司马光也认为苏轼是深受王安石迫害的人，于是把他召回京城，加入元祐党，苏轼欣然应允。

元祐党开始工作不久，就开始一通毁，先是毁策，再是毁果。

青苗法、免役法直接被pass掉，而王安石也就在免役法被废除后，悲伤喊了一句：“不至于连这个法也废掉吧”，就西去了。中华民族史上，这位外儒内法的大无畏者，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那么苏轼就是在这时，又开始反对司马光等人的行为了。

因为两个原因。

一、王安石对苏轼有救命之恩。

二、免役法在元祐年时实际上是所有的新法里最好的、最成功的新法，常理说，的确不应该废除。

司马光一看苏轼反对：你这个骑墙派，给劳资弹开。

司马光这个时候也快死了，典型回光返照，但他也不忘上书请求给予王安石最高规格的谥号和评价，这是作为好友的最后的一点理智。

而苏轼，又再次被贬，不过这时的苏轼已经看得很开了，这就是苏轼的文学再一次i变的缘由，他已经从那个痴儿，成为了“通透者”，他看完了李白的诗，于是给友人写道：“万物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智慧，振聋发聩，让人久久回味。

回顾苏东坡一生，也有失误之时，更多的是智慧，我认为他更高于王安石，他是从庙堂再到平凡，从风光再到波澜，好似忘了初心，但却从未绕行。

一直行走在，人类孜孜以求的道路上。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诗、词、散文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思想和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但在政治上，他却显得不那么成熟。

青年时期的苏轼，也曾风发有为，积极奋进，书生意气十足。他和王安石一样，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也感到忧虑，曾向朝廷提出过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表现了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但当改革到来时，因触犯了他所代的集团利益和他的书生生活，他又上书反对，片面夸大新法推行的弊端，并因此遭到谪贬。

正因为被贬，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接近下层民众，了解了更多的社会现状，政治态度也有所改变。哲宗即位后，旧党执政，苏轼又被召还朝。这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这使因有多年地方官吏经历，对社会矛盾和新法实施的好处有所了解的苏轼，认识到新法中“裁减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不能废弃。他“深虑数年之后，取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因此又遭到旧党的攻击，再度遭贬。

不过，政治上的失意并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相反，让他更加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熟悉底层民众，接近自然风光，激励他写出更多的著名诗文。苏轼一生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苏轼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宋神宗熙宁二年以后，随着变法的推行，新旧两党也在斗争中逐渐泾渭分明，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将朝政搅的翻天覆地。

被人视作旧党的苏轼，曾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坚决反对新法，可元祐年间旧党得势时，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从表面看，苏轼的行为前后矛盾。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他不以“党派利益”和“私人恩怨”为行事准则的外在表现。

先说句题外话，知识分子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概念，特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

而在奉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宋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子多追求“东华门唱名”，进而成为帝制时代附庸于“王朝统治”的高级“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事准则，无一不是为了“王朝统治”服务。

在这种价值观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么重要。如北宋名臣欧阳修，为了将以“武人”入枢密院的狄青赶出朝廷中枢，不惜捕风捉影，有意诬陷，手段之恶劣，与他后世的“文名”相差极甚。

但是，我们只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因素，就不难理解欧阳修如此做为的必要理由。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据乱政，荼毒天下两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国开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以避免再次出现“武人乱政”的情况。狄青以武人入两府，显然打破了这个底线。

在欧阳修看来，驱逐狄青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正确行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么重要。他显然不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我们只可以将生于那个时代的欧阳修看做一个合格的政客。

我们再看苏轼，他在反对新法之初，理由和旧党大致相同，无非是新法改易过甚折腾百姓、与民争利等等，并因此遭受新党迫害十余年。直到旧党上台，当司马光打算尽废新法时，苏轼却没有和纷纷起复的旧党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的站出来反对尽废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新法自熙宁年间开始已经实行十余年，百姓也渐渐适应习惯了，虽然仍旧有着种种弊端，可再贸然尽废，与熙宁年间骤然变法，折腾百姓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苏轼看来，尽废不如增添修改，废除那些所谓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这种施政态度显然是更客观，更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尽管司马光与之交谊颇深，而且在“乌台诗案”发时，又对他多有营救之举。可他仍旧站出来，用近乎于“撕破脸”的举动，与司马光据理力争。

但是，这在“党争”极甚，旧党清洗报复新党的元祐年间，可谓极度特立独行，没有极大的勇气，绝对不敢站出来和旧党首领进行公开争辩。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苏轼奉命起草制文。当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但他并没有因此夹带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制文中非但没有对新法予以贬损，反而客观评价了新法在多年实践中的完善与进步，肯定了它对国家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见得，苏轼对新法的态度与绝大多数旧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对新法的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深刻、全面。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释，当司马光决定尽废新法时，苏轼为什么又站出来进行反对。

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确实有着很多弊端和不足，这也是历代改革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时，最容易出现的通病。

苏轼最初反对新法的理由大致有两点：1，新法改易过甚，骤然实行又急于求成，唯恐百姓难以适应，而折腾过甚；2，新法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之处，除了有与民争利的情况，还过于繁杂，容易为胥吏所乘，反而与初衷相悖，因此劳民、害民。

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只讨论那些明显存在弊端的新法。

如雇役法执行之初，以钱代役的做法在理论上固然于国于民有利，但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各类名目过甚，征收标准又繁杂难以统一，地方胥吏具体执行时，往往就成了“两税之外，别出科名”的重复征收。

而且，宋代全国经济水平高低各异，对雇役法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如江浙等富庶省份相对受欢迎，在北方等地则恰恰相反。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急于求成，新法中的雇役法就很容易成为扰民、害民之法。

还有被诟病为“与民争利”的均输法，朝廷命地方广置官署，用以“徙贵就贱”，具体办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施敛财之法大体相当。

“徙贵就贱”在遭受灾害歉收地区以高物价折征钱币，然后用所征钱币到丰收低物价的地区采买物资，这种做法用近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投机倒把，吃相太过难看。

而且，官买官卖在实际操作时还会出现“非良不售，非贿不行”的情况，东西不好，没有回扣，就别想成交，强买强卖更是等于再扒掉百姓一层皮……长此以往，与杀鸡取卵无异。

汉武帝时，桑弘羊以此法敛财是为解决连年征战导致的财政危机，只做权宜之计，一旦有所缓解即行作罢。可如果当做常法，显然并不合适。旧党反对“均输法”，这一点在客观上是于国于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党为打击反对派，将旧党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逐渐控制台谏官员，从而使台谏不再能够

自此，台谏官员成为新党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苏轼所明确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曾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做过一系列抗争。

如熙宁三年春试，苏轼与王安石就叶祖洽是否能够得中状元一事发生争执。

争执的问题表面是叶祖洽当否得中状元，但实际却是新党和旧党围绕着新法进行的一次较量。彼时，宋神宗既支持新法，又重用王安石，叶祖洽当然得中，旧党一败涂地。

同年十一月，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

如果将苏轼自请外放看做新旧党争第一阶段的落幕，那么“乌台诗案”显然就是党争进入第二阶段的高潮。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在谢恩表中暗藏讥刺朝政，同时，御史李定也跟风弹劾其四大罪状。

指斥苏轼在谢恩表中对宋神宗“心存怨愤，包藏祸心，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苏轼被锁拿进京，关进监狱。

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苏轼友人均因“乌台诗案”而受到牵连。

党争愈演愈烈，这也为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以后报复新党埋下了引线。

直到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司马光、苏轼等一干旧党官员纷纷复起。旧党在清洗报复新党的同时，又决意尽数废除新法。苏轼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来，与曾经积极营救他的司马光进行争论，认为新法不应尽废，而是应该去弊存益。

这种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我们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马光很快去世，旧党分裂成蜀、洛、朔三党：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程颐、朱光庭为首的洛党；刘挚、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内斗之激烈，不输于新旧党争。朝政之败坏，已经不是孤儿寡母所能操控，逆转。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不堪台谏的诽谤和攻击，决定自请外放。但彼时太皇太后对他颇为器重，再三挽留而没有成行。直到十月间，攻讦愈演愈烈，苏轼不堪其扰，只得再次上书请求外放，终于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然而，即便躲到杭州，来自旧党内部的攻击仍旧没有停止。

因为太皇太后的器重，苏轼能够安稳外任，而后又以兵部尚书被召还开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后去世，新党再度得势，他这种屡遭攻讦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彻底终结。

哲宗亲政以后，新党中的章惇、吕惠卿等人得以复起，新法随之又尽复。此时的苏轼诚然意识到了危险，但还是秉承着一贯原则，上书哲宗，委婉劝谏：对太后临朝时所行之政应循序渐进的改易。

只是哲宗苦于太皇太后挟制久矣，新党恨于旧党报复迫害亦久矣，一场新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已经在所难免。

从王安石变法到不分是非对错的党争乱政，苏轼一直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认知，无论反对新法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始终以国事和百姓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党派利益”作为行事准则，这在帝制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这一重要的转折，让苏轼有了一个为后世所熟知的号：东坡。

这就是“乌台诗案”

这次事件，苏东坡差点丢了性命，是王安石一句话救了他的命。

但，这并不是苏东坡后来反对司马光废法的原因。

我们的苏大学士是不会因为救命之恩而轻易改掉自己的观点的。

不是苏东坡在乌台写了一首诗犯了事。

而是乌台也就是御史台当时的老大御史中丞李定，盯上他了。

当然，还有个神队友，是大家都熟悉的写《梦溪笔谈》的沈括。

李定是有意的，而沈括纯粹是好心办了坏事。

起因很奇幻，是苏东坡给自己的好友，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寿昌写了一首赞颂他孝行的诗。

坏就坏在苏东坡名气太大，所以朱寿昌辞官寻母的事，天下皆闻。

这就衬托出另一位不孝顺的人，对，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的老妈是被丈夫休出的家门，后来改了嫁，后来，死了。

按当时的礼制，出母亡，则不必服丧。

李定也就心安理得的继续当官，但是，为士林（读书人）所不容。

苏轼的诗一出，这一对比，李定愈加显得不孝，李定也就越恨苏东坡。

而苏东坡呢，在杭州任上那简直是文如泉涌，一首一首接一首的写诗。

本来苏轼就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这诗里不自觉的就带出来了。

李定收集好苏轼的罪状，向神宗赵顼（音：须）报告了。

神宗这时候，正生气呢，因为，他正看着沈括交上来的差旅报告呢。

沈括是出于好心，是为了完成出差前神宗交给他的好好照顾苏轼的任务。

于是，沈括出差回来交给神宗的差旅报告，关于苏轼的部分，那就细的不能再细了。

还附上了苏东坡的诗集！并且沈老大人还生怕神宗看不懂，做了详细的注解！

神宗两下一对比，得出了结论：这事是真的！苏东坡不仅反对变法，还藐视朕躬！

这事，大了！眼看就要违背艺祖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老规矩了。

这时，从遥远的江宁，传来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这话是王安石说的，此时他已罢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把苏轼杀了，对你的圣名有损啊！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的求情。

苏轼，终于被放出来了。

苏东坡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被贬为黄州团练使。

而且，不得随便离境！

而且，生活还出问题了！

苏东坡作为被编管的人员，工资是发的实物，

也就是说，咱们的大诗人，还得当个小贩才能维持生计。

迫于无奈，苏轼东求西求，求来了黄州城东一块五十亩的地，种地养活自己！

此时的苏轼，再也不是攻击“均输法”时，捍卫巨富豪商利益的开封府推官，

也再不是攻击“免役法”时，捍卫士大夫享乐权力的文坛领袖了。

他，是黄州城东山坡上一农夫！苏东坡！

当神宗故去，哲宗上台之后，召回了在洛阳地洞里写《资治通鉴》司马光为相。

司马光，是旧党的核心人物。

元祐更化，开始了。

苏东坡在流放多地后，被召回了京都。

司马光在把章惇（音：蹲）为首的新党连根拔起之后。

关于是否废除“免役法”，司马光遭到了苏东坡的迎头痛击。

人，是会变得，苏轼此时已是明白人间疾苦的苏东坡了。

而司马光，虽然被贬到洛阳地洞里写书，但是，待遇始终没变。

还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士大夫，

小时候知道变通砸缸的司马光，此时却固执的被苏东坡气称为“司马牛”！

同时，也是苏轼，向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东坡转变的原因！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他们的文学才能是出类拔萃的，但说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因为文学和政治不是一码事。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这类人，文学超一流，政治一般般。这就是他们当不了大官的原因。而苏东坡不一样。他不但文学才能出众，政治才能也是一流。文学就不用说了，苏东坡无论是在中央当官还是在地方当官的时候，政绩都是很显著的。他在苏州当太守的时候在西湖所修的苏堤，今天还有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之时，成了变法的反对派。而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过程中，他又成了反对派。永远的反对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远的倒霉派。让这样一个真正有才华之人，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官场上的失意之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苏东坡成为反对派，不是因为苏东坡错了。无论是他反对王安石，还是后来的反对司马光，历史都证明苏东坡没有错。但是，坚持正确未必就会得到好处，有时反而会倒霉，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为改革家，历史的定位是正面的。司马光做为史学家，历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所以，历来的史论家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称为君子之争，所争的是是非问题。两个人都是君子人格。这与明代后期官场之争是大不相同的。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学者个性，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原则性很强，守规矩而灵活性不足。苏东坡与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异。苏东坡是绝顶聪明之人，他处事之时，常常不囿于成规，不拘一格。比如他在参加科举考试之时居然敢编历史典故，就是一个证明。

王安石变法之时，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慢慢一点点解决。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较急。他希望对大宋朝各方面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王安石在当地方官的时候，就对一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他当了神宗的参知政事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工作。他改革的内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活动必然给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并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进过快方面等等，都影响了变法的效果。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苏东坡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当时的情况之下，王安石得势，又有皇帝的绝对支持，变法大政不可改变，这时，一些只图升官发财的人投到王安石的门下。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个人谋利的因素，远远大于富国强兵。所以，出现了许多侵害下层利益的事。这些事情，就是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原因。

苏东坡其实并不反对社会改革和变法。而是反对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王安石要强力推行新法。不允许有反对派对变法大事进行掣肘，于是，苏东坡只能靠边站了。

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自己退下来的时候，恐怕会明白苏东坡半时泼的冷水是有道理的。苏东坡从黄州赦回的时候，路上曾去看过王安石。王安石曾对他说过一句名言：“礼法乃为我辈所设耶？”

司马光上台之后。决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经过多年改革之后，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经适应了，没有必要全部废除。只要废除百姓们意见大的，无法坚持下去的就行了。可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办事的时候，都是一根筋。司马光废新法的原则是，凡是王安石弄出来的，一律废掉。这种绝对化的办事方式，又受到了苏东坡的反对。因此，苏东坡又进入倒霉时段。

总之，苏东坡成为永远的反对派，并不是因为他错了。恰恰因为他对了。因此倒了霉也无怨无悔，正是苏东坡正直可爱可敬之处。他的人格比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小人们高尚的多了。苏东坡能成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赋极高的文学才能之外，还有他出众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苏轼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后又反对司马光废法，为什么？

首先，变法是否必要？

其次，王安石变法是否正确？

最后，司马光废除新法是否妥当？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就应该有结论。

北宋建立后始终存在三大问题：

1、冗兵

失去幽云故地，辽国骑兵可轻易掠过河北平原，冬天渡过黄河直杀东京城下。北宋基本无险可守，那就只能堆兵防御，所以京畿附近累积了全国禁军的6成以上。宋仁宗时期禁军达到顶点的82.6万。

北宋政治相对温和，凡是遭遇灾荒就将难民青壮年编入厢军，所以到宋仁宗时期，厢军已经逼近50万。

此外，出于防御要求而招收乡兵、番军、勇敢、效用军。

所以，宋仁宗时期国家军队超过150万。

2、冗官

北宋推行文治科举。同时大量设置官员以分薄权力，每个官员都身兼多职，有职、爵、勋、差、贴等多个工资俸禄。宰相每年薪金可达十来万贯。

此外，每个官员还可以为子弟带来数个甚至十几个恩荫。

3、冗费

150万士兵要养活，十万官员，几十万差役要养活，所以虽然北宋经济繁荣，常年财政收入超过7000万贯，但接近9成被用来养活军队与官员。

国家财政时刻紧绷。倘若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灾荒，北宋必然倾覆。

宋仁宗：

4、朝野共识

宋仁宗时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变法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才有庆历新政。

然而庆历新政很快失败了。原因在于庆历新政只讲裁剪官员，节约开支，这显然导致大量官员利益受损。

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前面说，庆历新政是节流，结果失败了。

自然，王安石就主张开源。

三无畏宰相：

然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只能是笑话。

变法前，北宋常年财政收入7000万，变法高潮时达到1.2亿，看起来增长了。却是民不加赋嘛？

没有机械化大生产，没有海外贸易，没有殖民掠夺，增加的70%税金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贵族地主缴纳的？

算上过程损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税务负担。可国用依旧不足。

原因就在于，王安石只是掠夺民财，而非开源节流并举，没有针对三冗进行任何改进与修订完善。

所以王安石变法，于国家财政局面，地方经济发展，军队建设，无一成果。

当王安石的学生，八品官的安门上监郑侠宁愿承担罪责，也要非法通过银台司快递向宋神宗呈递流民图，变法也就彻底破产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因变法未能达到目标也因为变法过程仓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将责任推到反对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辞职胁迫小皇帝宋神宗处分反对派。

显然，率先破坏君子政治传统的新党，必然遭到旧党报复。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登相。在高太皇太后支持下将所有新法一一废除。然而这仅仅只是司马光对新党蛮横变法的政治清算。司马光没有改变三冗的办法，甚至没有试图解决问题的勇气，所以苏东坡很反感。

又一个拗相公的司马光：

真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

他提出《寒暑论》，明确承认变法必须进行下去，但坚决反对新党的操切，同时也反对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新法的行为。也因此苏东坡自乌台诗案后不断被新党与旧党来回折磨，颠沛流离，却矢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