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相比，谁的人品更高？为什么司马光等了17年还是要杀阿云？

“阿云之狱”在北宋历史上，其实是蕴藏着“党争”滥觞的。

正史上是说了阿云被判罪减二等，而司马光等“严肃冷漠派”（没有贬义），只能听从结果。而正史上，也没有记载阿云最后有没有被司马光翻案重新判处死刑。不过这其实都不是主要矛盾，元祐党上台后，司马光要杀阿云这件事可能不是真的，但这种假设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关于阿云案为标志，走上了葬送整个北宋的“党争”。

北宋历史，客观来讲，党争其实最准确的出现时间就是在王安石拜相之后，甚至可以说，王安石为党争的形成，提供了九成的努力。

在熙宁神宗以前，宋仁宗以及宋英宗的时代，是信仰“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的尊重风气的。

自吕夷简被弄下台后，在维护士大夫民主的共同斗争中，范仲淹、韩琦、文彦博等人形成了强有力的团结力量，他们曾经还致力反抗刘娥（宋仁宗养母，天圣年以前的摄政者），最终帮助宋仁宗获得胜利。

著名的“庆历新政”，就是庆历派人士所倡导的。这些庆历派，不同于四方皆敌的王安石的变法派。

他们和睦相处，在朝堂上，有意见会大胆地讲，会有所争议，但在私下，却依旧能把酒言欢，不计前嫌。

例如范仲淹和韩琦存在分歧，导致与西夏战争失败，但他们没有红脸。再例如水洛城事件，双方的狗脑子都快打出来了，但宋仁宗最终决定修，大家没过多久就和好如初。

朝廷上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却没有矛盾，这就是北宋著名的“士大夫民主”。

这也被称为古代文人最好的时代，这种风气就是“庆历士风”。

可惜，庆历党的失败最重要不是来自于外力的干涉，而是自我内部高度民主，而造成的高度分歧。

中国古代文人民主和现如今的理性民主不同，民主的本质理应还存在上下级限制，这是政治秩序，但是在庆历党内部，范仲淹作为参知政事，韩琦的官职更低，却屡屡反对，越级上书仁宗，十个意见九个有自己的观点。

也是这种风气，庆历党宛如珊瑚沙堡：自垒自溃。

时间到了熙宁年，神宗上位。

其实不管是神宗，还是被宋仁宗拒绝过实行新法的王安石，都对“庆历士风”十分厌恶，这两个人都是“现实主义”，不搞什么文人共治，就是只要结果，要集权，也还要钱。

就是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一反常态，而且是走到极端的对立面，从拜相起，直接和神宗沟通好，其中还设立了一个独立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

接下来的王相公也的确够猛，说翻脸也算不上，因为他从没给过别人好脸色看，即便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其实在早期，一直都是司马光单方面付出较多（感情方面）。

王安石，成也冷酷，败也冷酷。

大家熟悉的王安石变法，从青苗法到各种翻天覆地的变法，王安石的做法就只有一个准则：顺我者上位，逆我者滚蛋。

因为著名二五仔吕惠卿支持王安石，王安石就让他上位，范镇、欧阳修、苏轼等人反对，那王安石就想办法让他们回家冷静。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矛盾，大致就从阿云案中萌生，此时大家还是两个翰林学士。直到后来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安石颁布青苗法，朝堂几乎一片反对，王安石就想办法把司马光的好友“范镇”（北宋著名官员）给弄回家了。

而司马光此前还提醒过王安石，吕惠卿是个真小人，却换来王安石的“冷酷以对”，而后来范镇被针对，而当时庆历士风下的众多官员，都被王安石寒了心，这才导致司马光回家开始编著《资治通鉴》。

所以，阿云案已经存在“不合”苗头。

那么回到这个案件本身来讲，阿云因为自己的未婚夫丑，而要去杀了他，但却没有成功，属于杀人未遂，又因为自首，而被许遵、王安石等人支持罪减二等。

其实这个案件本身就涉及女德（当时的环境）、人伦、法律问题，所以理应如何，此处用现代观点很难说得清楚。

现在有一种舆论倒向，那就是百分百认同王安石，百分百反对司马光。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细看北宋党争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不择手段排斥异己，其实就是王安石开的头，原因是他对“庆历民主”的矫枉过正。

所以北宋真正的党争始于王安石，并没有错。

回到阿云案本身来讲，阿云的性质太过恶劣。

即便是如今，一位女子就因为未婚夫太丑而要去杀了他，但因为没成功，自首反而罪减两等。

虽然《宋刑统》说了自首可以罪减两等，但全面也提到了，这不是单纯的伤害事件，因此王安石单方面支持许遵是不合理的，司马光他们也不向减刑妥协也不合理。

所以这件事压根不能涉及人品问题问题。

要说人品不好，王安石就是“德”好，但待人极差。

司马光呢，他其实要比王安石更让人舒服得多（前期来说），不过也就是因为朋友多，才导致司马光被守旧集团所羁绊，只能站到变法的对立面，其实他要愿意和王安石各退一步，王安石变法不至于没有效果，反而毁掉北宋根基。

时间到了神宗驾崩，哲宗上位。

当时是皇太后摄政，司马光被重新重用。

（青苗法的弊端）

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很复杂，不能用常理评价，他说出了一句很疯狂的话：

“不废除新法，我死不瞑目”。

他的确到了弥留之际了，而把王安石的建树全部倒台，就是他的主要工作，其中，当年被神宗压下来的阿云案，也被重新翻了出来，但是结果却是没有史料记载。

之所以废新法，其实和当时新法的作用微乎其微有关，当然啦，这其中还有很复杂既得利益集团，不予评价。

而司马光拱手送出元丰西征难得抢来的成果，割土示弱，的确是不当人子，这也是他的最大诟病根源，晚年司马光，已经忘却了曾经那个少年。

可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还急切上书，要求给予王安石极高的谥号，这也是他在意识到“元祐党”的反弹浪潮中，王安石死后被玷污名声，两人的死期其实相距不远，这让人对司马光的看法难免又复杂了一层。

最后，还是回到阿云案本身。

即便是司马光最后翻案，其实也不是记旧仇，前文也说了，阿云案的性质太过疯狂，司马光翻案并不是说他小人之心，毕竟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在其中。

不过也能够看出来，时隔十数年，还被翻案，这也是司马光的一种态度：王安石赞成的，我都要反对。

可能杀夫未遂，因为减刑还沾沾自喜的阿云也懵了吧。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你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相比，谁的人品更高？为什么司马光等了17年还是要杀阿云？

司马光，略有才华而缺大德，嫉贤妒能，心胸狭窄，在朝堂上的作为可以说是尸位素餐，坑陷狄青毁掉北宋护国良将，祸害王安石变法使北宋失去强大的机会，谄媚西夏置北宋于危险境地……，一桩桩、一件件，说明了一个只会砸缸的破孩子怎么能成为国家的忠臣呢？！司马光的危害，可以和蔡京、秦桧的危害并列一排，都是误国的大奸臣贼子！！！

你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相比，谁的人品更高？为什么司马光等了17年还是要杀阿云？

王安石，他与司马光的功过自有人评论

在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王安石的一句：“岂有盛世杀才士乎？”

于是，宋神宗没杀苏轼，只是贬到了黄州

你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相比，谁的人品更高？为什么司马光等了17年还是要杀阿云？

这两个人私德都没问题，但是都有道德洁癖，他们也错误的把政见和道德捆绑在一起，以致疯狂互相攻击，遗祸无穷。他们俩充分证明了，能把国家搞乱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两个忠臣一样能坏事。至于题主说到的司马光杀阿云，司马光和王安石针对“阿云伤夫案”确实有过辩论，后来宋神宗采纳王安石建议没杀阿云，由此开始“以敕破律的”的先河，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做了铺垫。但说什么司马光复出后杀阿云纯粹是网文胡说，根本没有的事。

先说说所谓的司马光杀阿云吧。这个案子记录在《宋史•许遵传》，讲的是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女子被许配给一个姓韦的男子，因为嫌夫婿丑陋，乘他睡觉，在旁边砍伤了十几刀，断了一根手指。结果阿云因为谋杀亲夫罪名被定了死罪。登州知州许遵表示，阿云许聘的时候是在母亲的守孝期所以婚约无效，不构成谋杀亲夫。刑部承认了这点，但根据《宋刑统》谋杀未死但伤人者应判处绞刑。于是定了绞刑。许遵又上书抗辩，表示阿云有自首情节，应该减罪两等。宋神宗欣赏许遵，敕令刑部按照许遵说法减罪，并召许遵入京担任大理寺卿。结果刑部驳回皇帝敕令，御史台又弹劾许遵议罪不当，不配担任主管案件终审的大理寺卿。神宗召大臣商议，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派支持许遵观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派支持刑部观点。双方争执不休。最终，神宗下旨免除阿云死罪改为徒刑。此案也开了宋神宗“以敕破律”先河，以皇帝诏书凌驾于律法之上，为他之后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打下基础。所以，此案被视为王安石司马光矛盾导火索，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序幕。之后王安石拜相，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

这就是阿云案的全部。前些年有一篇网文《司马光终于杀了那个女孩》言之凿凿说司马光在神宗死后复出，将十几年前旧案重提，杀阿云。实际根本没有此事，阿云案已经结束，根本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司马光重审此案。

然后说说司马光、王安石两个人的人品问题。此二人在道德上都属于当时的楷模了。司马光早年砸瓮救人，后来重进士，“闻喜宴独不戴花”（进士们高中后会出席闻喜宴，要戴花表示喜庆，司马光朴素，独不理睬这一套）。为人节俭，不喜奢华。王安石也是以“节义”名噪一时。两个人都是一时君子，私德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两人性格都是一样倔强，丝毫不让。最初宋神宗希望二人精诚合作，结果他们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宋神宗只能放弃思想上相对保守的司马光而重用大刀阔斧改革的王安石。但是王安石的脾气实在太暴了，以致一意孤行。对所有反对他变法的人一律贬谪。欧阳修、韩琦、文彦博、富弼、苏轼、苏辙，以及一开始与王安石交好的吕公著等人全都被贬。只因为他们对变法有不同意见。王安石的逻辑就是“反对变法的人就是奸臣”。结果正直之士被贬，反而是谄媚小人上位，加上王安石急功近利，本来是“富国强兵”，最后变得与民争利，变法弄得民不聊生。最终王安石罢相。

神宗死后，隐居多年的司马光复出，拜相后尽废新法。司马光的逻辑也简单，支持变法的就是奸臣。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也是一概贬谪，对于新法中的可取之处也是一概抹杀。当时的宋朝，属于久兵缠身。王安石的变法就是不顾一切用猛药，结果一个虚弱的病人吃药太多，上吐下泻，几乎死绝。司马光就是把药全停了，甚至反着用药，这个病人又被折腾一次。更可怕的是之后新旧两党轮流坐庄，一个个折腾，最终北宋奸臣当道，群小盛行。这怕是两人始料未及的。

其实，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私人并无恩怨，相反，被贬的王安石病故后，已经病重的司马光不能上朝，还拜托吕公著一定要代自己上奏朝廷，表彰王安石，为他争取最大的哀荣。而王安石、司马光执政其间虽屡次将有反对意见者贬谪，却从不加害官员。而之后的人就不一样了，章敦取代司马光为相后，大兴冤狱迫害旧党，此后新旧二党甚至开始杀人，到了蔡京时期更不用说，最终北宋的灭亡竟是由于两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忠臣而开始的，也真是一种讽刺。

你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相比，谁的人品更高？为什么司马光等了17年还是要杀阿云？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在人品方面都没有问题！相对而言我更赞同王安石。两人都看到国家存在的问题但作法确完全相反。司马光认为原来的制度非常好，只要大家的人品提高就可以了！这其实是在回避问题照他这么讲中国永远也无法进步了。而王安石则不同他是改革派也是行动主义者。他主张针对社会问题马上变法。青苗法既可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实际需求，又避免农民因为高利贷的原因而家破人亡。保甲法和新中国早期的民兵制度有点类似，既训练了士兵又改善当时的社会治安。还有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等都是针对社会问题而制定的，理论上是好的也取得了许多成绩。王韶也是这一时期收复河湟拓地千里，同时宋军大将郭魁还大破越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在经济至少增加了国库收入！当然因为用人不当极功尽利，也存在许多问题。而司马光当政以后居然是尽废新法，这可以说是宋朝的灭亡祸根！其实一个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司马光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就应该是兴利除弊针对新法改革，割除新法的弊端就行了。就连反对过新法的苏东坡都对司马光这一行为极为不满。给他起了司马牛的绰号！司马光这一尽废新法可不得了，从此拉宋朝新旧两党不死不休的党争。新党当政就尽废旧法，保守党当政就尽废新法。而北宋就是在这种内耗中走向衰亡的！所以说司马光因一已之私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虽然他私德没有问题，确是宋朝亡国的罪人！

你认为司马光和王安石相比，谁的人品更高？为什么司马光等了17年还是要杀阿云？

王安石，几百年不遇之圣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政有经时济世之能，有体恤万民之心，有匡扶社稷之志。为学以儒为宗而不腐，以法为用而不酷。为文能引经据典而出新，诗成涕鬼神而令人折服。为人则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精进纯一而超然物外。本欲挽大厦于既倾，无奈凤生衰时，此乃天也。

司马光只是一个著名的史学家，思想保守，无拨乱反正，救危扶困之能而身居高位，空耗国力。至于人品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