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可以减刑吗？

2005年，我被借调去了民政局，在此期间，我配合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参与过一场执行死刑的任务。

当时，民政局因为人事变动需要，我被借调过去后临时负责管理殡仪馆的日常工作。

9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让我们派一辆殡葬车和工作人员数人，于次日配合法院等部门完成一场死刑执行任务。

这场任务，简单说就是收尸。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三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开着车准时到了市第一看守所。

因为刑场是保密的，所以我们被通知在市第一看守所门口集合，届时跟着行刑队伍走就行。

我们到的时候，医院的救护车也到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上的同志们比我们先到了一步。

六点正，法警通知看守所的值班民警说“提人”。

不多时，一个光头，戴着手铐和脚镣的死刑犯被押进了值班室，法警向他宣读完最高法的核准执行死刑决定书后，他被命令坐在了椅子上。

然后，看守所的民警拿来了榔头等工具，取下了脚镣上的铆钉。

拿掉脚镣后，法警又在他的两条腿上绑了一根绳子，据说那绳子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预防犯人乱蹦乱跳，二是可以防止执行过程中犯人的排泄物流出来。

犯人手上的手铐也被拿掉了，拿掉手铐后，两名训练有素的法警迅速上前，扭过犯人的两条胳膊，用一根拇指粗细的麻绳在眨眼之间就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拽绳子的时候弓着腰的犯人“哎哟”了一声，其中一个法警对另一个说“稍微拽松点”。

绳子稍微被放松了一点后，犯人这才直起了腰。

以前在公判大会上我见过死刑犯，离这么近，还是第一次见，整个过程严肃而又紧张，但却有条不紊。

那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是个毒贩，据法院的人说，按照他贩卖毒品的数量，他可以死好几回。

他没有反抗，看得出是尽量在配合，我觉得他算是个识时务的人，如果这个时候稍有不配合的话只会多受一份罪。

他的眼神空洞而又迷茫，额头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汗珠子，他极力想作出一副镇定的姿态，但是能看得出他的双腿在微微发抖。

他问法警能不能给他一根烟？

那个法警说他不吸烟，另外那个法警掏出烟给他嘴里塞了一支，点着后他皱着眉头“吧嗒吧嗒”吸了起来。

看着眼前这条即将陨落的生命，说实话我确实对他产生了同情心，我在想，假如法律在此刻能给他一次活着的机会，他一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

在那一刻，我切实感受到了“活着真好”这句话的分量。

然而，同情归同情，现实归现实，眼前这个人的命运已经注定是无法改变的了。

后来，在法警的押解，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他被押到会见室跟亲人做最后诀别去了。

十多分钟后，在其家属的哭泣声中，他被押出了会见室，出来的时候，他原本空洞的眼神此时浸满了泪花，我这是见他第一次流泪，也是唯一一次流泪。

在被押上刑车的一瞬间，他挣扎着扭过头，对抱着孩子的妻子哽咽着嘶吼了一声:“教育好我们的儿子！”

看到这生离死别的一幕，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瞬间想到了那句老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他的妻子和家人哭得撕心裂肺，而刑车的门早就被关得严严实实，从外面根本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这样的生离死别是个人都无法直视，即便是那些经历过太多这样场景的法警和公安民警们，他们的心里也一定会和我一样不愿意再经历，只是，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法律面前，情感只能让步。

跟着刑车走了十多分钟，最后才知道刑场设在离市区十几公里外的一处山脚下。

在去往刑场的路上，三三两两的晨练的人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开始了他们新的一天，没有一个人能留意到刚过去的那辆车上，一个年轻人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

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去同情那个死刑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给无数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包括他的家人在内，他伤害的人太多太多，就像那位警官说的，按照他的贩毒数量，他得死好几回，所以我使自己不去同情他，我知道对他的同情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忍。

我为他那条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从他身上，我看到了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和什么叫悔之已晚。

行刑过后，法医鉴定此人已无生命体征。

随后，法警示意我们可以收尸了。

这个人是被枪决的，一共打了三枪，一枪打的是脑部，子弹从脑后进去，从眉心出来的，子弹进去时的枪眼只有花生米大小，而出来的时候却形成了一个核桃大小，不规则的窟窿。

可能是没有一枪毙命，后来法警又在其后背朝心脏部位补了两枪。

我们解开警绳，把遗体装进裹尸袋，为了防止脑液乱流，用绳子在遗体的颈部勒了一圈，然后清理了一下现场，便把遗体抬上殡葬车运回了殡仪馆。

数小时后，遗体被火化，之后便通知家属领走了骨灰。

从收尸到运输，再到火化，全程有法警在监督，并做了比较完整的相关记录。

从提出看守所一直到刑场，甚至在被枪决以后，这个死刑犯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手脚不但被绳子牢牢捆着，而且押解的两名法警分秒不离地控制着他，整个过程中，他连多说一句话的自由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救人了。

他救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别说他救不了别人，在最高院的核准执行死刑命令下达后，任何人也救不了他了。

从看守所到刑场，除了贴身押解他的法警外，外围全是荷枪实弹的法警和公安民警，而且为了保障畅通，通往刑场的每个路口都提前安排了交警负责指挥交通，任何社会车辆和行人都无法靠近行刑车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奇迹都不会发生。

所以说，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会不会被减刑这个问题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可以减刑吗？

你的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死刑犯在执行路上手脚镣铐全部上去，他想救人也心有余而力不足…除非是有一种可能，出现重大立功表现情况下有可能改判，比如提供重大案件线索等

如果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可以减刑吗？

可以。但这不能成为赦免死刑的惟一理由。

曾经介绍过，其实我国一直存在死刑赦免制度，只不过常态是存而不用，亦不废除。

而《刑法》第68条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死刑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是可能被赦免死刑的。

由于自然灾害，监狱坍塌，死刑犯把被压在废墟残垣里的狱警救出来了，获得改判死缓。

死刑犯要想获得改判，最关键还在于悔罪态度。要看其对本身所犯的罪行的认识，是否具有足够的悔罪的诚意，用法律名词来讲就叫“社会危害性”。

假如有一个死刑犯，张三，仇杀，被判处极刑，然后有了重大立功表现，这时要先看张三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不是悔过。

假如张三还是说，“我把仇人杀了我很开心”，这叫怙恶不悛，无论有什么样的立功表现，救了多少人，其死刑亦不可改判。

现实中，对于偶犯、初犯，人身危险性、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人，一般都会判处死缓，以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换句话说，已经很宽容了。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都是劣行累累、罪恶滔天之流，且不说他们会不会救人，就算救人了，但由于其悔罪不诚，也不会被改判。

如果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可以减刑吗？

能提出这问题，可见你没有见过，并不知道死刑犯是咋执行的。

那天早上九点，在体育场，要先开一场公捕公判大会。

对每个死刑犯，都要宣读政府对他们罪行的判决。

而后，这个判决书，将成为贴到大街小巷的布告，上写罪状和最终处理决定，也就是告诉大家，罪犯已被验明正身，执行死刑了。

而在公捕公判大会上，读到谁的名字，伴着大喇叭严厉的宣读，两个解放军就把谁——一个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有名字和罪行，名字被打了大大❌的家伙——押到一个临时搭建的高台子上。

人山人海的观众，伸着脖子看着。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这一套弄完，沸腾的人群原地别动。几辆解放牌卡车，缓缓驶入，停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下。

车上跳下来许多解放军，一车五六个，一车五六个地，把一个个死刑犯往车上装。

死刑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胸前挂着牌子，全身五花大绑。特别是往裤腿上看，两个裤腿，不知道何时，已经被麻绳扎得紧紧的，就像戏台上看的绑腿一样。

没看他们要去哪？是去见阎王爷呀，再胆大的，也早吓得屁滚尿流，如果不扎紧裤腿，那就到处污染了。

这一步，是最不容易的。好在，解放军不少，底下的往上推，车上的往上拽。都装上车后，汽车又驶出，缓缓行进，沿途示众。目的地，在江北一处河滩上。

我的同学和邻居，22岁的“白丝猫”，当年被拉去枪毙时，我和他弟弟，站在车队必经的路口等着。

当时，车队从面前经过时，看白丝猫的脸色，已经吓得像砖那样黄。在车上的他，被押得一动不能动。看见我们，也只是活动活动脖子，挣扎了几下而已。

虽然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见闻，现在即便不再搞公捕公判，程序会有变化，但在他们上路时，一路严加防范，不许乱说乱动，怕是一定会的。

魂飞魄散，甚至屁滚尿流，一动不能动，自身难保，又如何去干救别人的事，而获得减刑呢。

如果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可以减刑吗？

死刑犯会不会减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押送人员肯定会被判刑，不然就是死刑犯用眼神救人

如果一个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救了一个人，可以减刑吗？

如果不是罪大恶极，犯罪情节不算太恶劣，也就是刚到死刑边缘，这时能救人一命，可以酌情改为无期或是有期徒刑，但我想这也应该发生在被抓之前，律师可以帮助借此帮忙辩护，法官也能留意，在执行的路上救人？这情况除非发生在特殊前提下，就是不可抗拒因素，比如在运送到刑场的路上，车子出了车祸，遇到了地震，山体滑坡，路面坍塌等造成人员伤亡，这时死刑犯能成功救出一人，加上他的犯罪情节不高，可以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