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吗？一定得死的那么惨吗？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这是一道无解的题，商鞅变法越成功，他就必须死得越惨，不存在更好的处理方式！我们发现，自古变法者鲜有好下场，因为法家思想治国，用的是“刀”，伤人是变法的前提，其结果必然被反伤。秦惠文王车裂商鞅并非因私怨，而是商鞅法制的必然结果。

商鞅的结局，才是真的“兔死狗烹”，虽然他改变了历史走向，创造了历史新纪元。商鞅走投无路时，曾经感慨自己是“作法自缚”，一点没错，商鞅及他的法律，触动了太多利益阶层的底线，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受害者！

那么，商鞅及商鞅的法，究竟触动了谁的利益，导致他必须死得那么惨呢？

商鞅变法之所以影响深远，绝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出几条惠民政策，为国家增加点税收，而是从根本上，打翻了自西周以来，一千多年的社会结构，是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

西周以来，中国以宗法制为框架，构建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治理结构。分封制就是这种结构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层阶分明，非常稳固。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治理结构受到了严重挑战，天子虚位，卿大夫威胁诸侯，士族反抗卿大夫，导致天下大乱。第一个受害人就是天子，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子就基本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第二个受害人就是诸侯，战国时期卿大夫代政，国君被架空，导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三桓专权等。

天子受害，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受害，侯国孱弱。天下有识之士都看出了这一点，都试图通过变法来改变这个现状。只不过各家变法的方法不同，解决问题的深度不一，效果也就千差万别。

比如，李悝变法，力足以土地改革，遏制权贵阶层；吴起变法以军事为核心，打击权贵，此外还有申不害变法等。但是没有一个变法，像商鞅变法来得那么彻底，来得那么轰轰烈烈。

商鞅变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强化君主独裁！怎么做到呢？削弱卿大夫的特殊地位，将王权直接下沉到社会最底层，比如废除世卿世禄，废除井田制，实行军功爵制，实行全员征税等等。这个结果，实际上推翻了西周以来的分封制结构，国家政治结构，从分层治理，变成君主一元制的垂直管理。

无疑，商鞅变法的结果，让王权独尊，其他的人都成了“编户齐民”，所有的利益只为一个人服务：君主！因而，秦国的财富从原来的权贵阶层手中，流入国库，秦国就是这么强大起来的！

很显然，商鞅变法的第一刀，就砍在了秦国旧贵族的身上。他们原本是靠分封制坐享其成的一个特权阶级，他们都是国君的宗室子弟，是一群靠分封制坐享其成的蛀虫。

按照商鞅的法律，从此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天生的贵族，要想做官，要做大官，就必须建功立业。经济上，他们也不再享有井田制带来的馅饼，而是要靠军功赚取封地，否则就跟老百姓一样种地纳税。

无疑，这不是伤人，而是要人命！所以，商鞅变法还没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以甘龙、杜挚为首，他们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通行的礼和法，古来如此，不能轻废。这句话是历朝历代守成者的通用语，看上去冠冕堂皇，像是学术之争，其实背后是利益。

倘若不是秦孝公做强力后盾，商鞅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也只有秦孝公这样的有政治远见，且能与贵族势力掰手腕的君主，才有可能做得了商鞅的后盾。说白了，商鞅在为秦孝公服务，在为王权革宗族子弟的命！

这就看清楚了，商鞅不是与某个人有矛盾，而是得罪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商鞅与他们的矛盾，也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生死之战！

所以，商鞅的结局从那时候就已经注定，肯定非常惨烈！自古变法者都是如此，变法越成功，变法者死得越惨！

既然商鞅变法为了王权，收下商鞅大红包的秦惠文王，为何不力挺商鞅呢？为何非要做得那么绝？原因有三个方面。

• 其一、惠文王新登基，他没有秦孝公的实力对抗老秦贵族，所以必须与他们妥协。

惠文王不傻，他不可能拿商鞅变法的成果，这个长远利益做交易，把商鞅扔给老贵族，以私人恩怨化解政治矛盾，对他来说是一笔无本万利的买卖。

死的是商鞅，妥协的是旧贵族，得利的是惠文王，天底下哪儿找这么便宜的买卖！

• 其二、商鞅的法必须永存，商鞅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这就是变法者的悲哀！

维护变法成果，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抛弃商鞅这个人，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惠文王的选择一点不用费心思。而且失去价值的商鞅，必须去死，因为他对其余六国来说，还存在价值，惠文王不可能留下他！

• 其三、最不可思议的是，商鞅之法让自己站在了王权的对立面。

商鞅变法就是维护王权的独裁，但商鞅本人，却因为变法成功，而位高权重，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精神信仰”。这太可怕了，在秦国，无人不知商君，无人不惧商君，那么，国君何以自处？

商鞅自己也变得很骄横，把自己推上了火山口。法家不像儒家，儒家讲求忠孝，法家讲求利益。所以，儒家对君主基本是无公害生物，法家不行，必然成为防范猜忌的对象。

变革把自己变成了君权的对立面，悲哀！

商鞅闻到危险的信号后，第一时间逃离秦国，想回到魏国。结果，目光短浅的魏国，对当年的仇怨不能释怀，不肯让商鞅入境，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回到秦国坐以待毙。

表面上看，魏国做得太狭隘，认识不到商鞅的价值，其实，即便魏国想得到商鞅，有可能吗？难！

商鞅变法后，秦国已经坐上了世纪快车，魏国及其他诸国，还在分封制的泥淖里挣扎，与秦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请问，魏国有胆量因为一个商鞅，跟秦国翻脸吗？商鞅这个烫手的山芋，没有谁敢接！

其实，战国末期是法家思想流行的年代，社会上并不缺商鞅这样的人才。商鞅的成功，除了其个人能力而外，秦孝公的见识和能力，列代国君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以及对变法者的支持程度，都是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请问，其它六国谁具备？如故不具备，纵有千百个商鞅，又有何用？纵使商鞅到了魏国，又能怎样？

所以，离开了秦国这个土壤，商鞅注定是孤独的，出了秦国的大门，他就是一条没了水源的鱼！

商鞅变法的收益人群，为什么不站出来力挺商鞅呢？他们在干什么？

商鞅变法有两类人受益，第一类就是国君，前面讲过，惠文王虽然受益，但是需要拿商鞅的头，跟老贵族做交易，对他来说，商鞅是失去价值的人，同时还对他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第二类收益人群就是平民。平民为何不替商鞅出头呢？很简单，平民不是政治势力，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出于支配地位，影响不了上层建筑。没办法，历史是人民的，不是阶级社会平民的，真正左右历史大局的还是政治势力。

另外，老百姓真正有多少人感谢商鞅，恐怕还真不一定。商鞅变法就是双刃剑，给平民带来“公平竞争”的政治条件时，也给平民带来极大的不变，甚至危害。比如连坐制，一家犯法，亲邻牵连；比如严刑峻法，稍不留神就跌入法律陷阱，等等。

所以，平民对老百姓既爱又恨，恨要大于爱。人往往就是那样，得到好处认为是应该的，受到损害就念念不忘。

即便受惠最大的人群，比如得到军功爵的人，最应该感恩戴德吧？未见得，因为商鞅之法不能保证你的爵禄是永久饭票，稍不留神就会因犯罪被剥夺爵禄。拼了命换来的饭票，没吃上几口，又被找借口夺了，回过味来才发现：这不分明就是肥皂泡嘛！

奇怪吗？不奇怪，商鞅本来就不是为了平民才变法！

受惠的国君不能支持商鞅，得利的平民既无力支持商鞅，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感谢商鞅，他走投无路不是必然的吗？

综上所述，商鞅的惨烈的结果，从他所做的事就已经注定，他做得越成功，与利益阶层的矛盾越深，甚至与新的受益人也必然会产生矛盾。一个与整个社会为敌，与所有政治势力为敌的人，他的下场悲惨，有什么好奇怪的？逃不掉的！

这就是法家思想的必然归宿，商鞅能改变历史，却无力改变新老利益集团对他的联合打击。商鞅如此，吴起如此，李斯如此，韩非亦如此！

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吗？一定得死的那么惨吗？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商鞅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秦国实行变法的。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冶大治”。

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使魏国迁都大梁（今开封）。连当时的名存实亡的皇帝周天子也向秦国道贺，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也兑现对商鞅的承诺，“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十五邑，号为商君。巨大的荣誉和权倾朝野，使商鞅进入人生的巅峰。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首先是旧的贵族，变法使他们失去了特权，从而成了商鞅的死敌。

在变法前太子就指责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是不允许说新法坏话的。但是太子没法责罚啊，于是，惩罚落实到了太子两位师傅头上。太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商鞅维护了他的变法，却得罪了未来的皇帝。有人劝他急流勇退，但到了权力巅峰的商鞅，对平民的生活不感兴趣，他放弃了为自己留后路的机会。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鞅谋反，发吏缉拿。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大约一个月后，商鞅逃到函谷关，关守还不知道咸阳的变化，就放了他。但是商鞅因为逃的匆忙，没有带验证身份的证件。而每一家店主都说，是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受连坐之罪。

商鞅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鞅自己颁布连坐令，何曾想到自己亲陷此令？无奈，商鞅只好回封地，仓促组织一队人马，起兵造反，结果很快战败。秦惠文王对他实行了严酷的车裂之刑，告诫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变法是孝公支持的，可以说秦孝公给了他最大的机会与舞台，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秦孝公去世，他没有了靠山，而且，得罪了新的秦王和旧的贵族，他只有死了。

商鞅死的惨，是因为他的造反，毋庸置疑是死罪了，至于车裂，秦惠文王主要还是以商鞅之死，震慑民众。

商鞅想不死，只有在秦孝公在世时，急流勇退，离开秦国。因为他变法已经得罪了太子与旧贵族势力，他该想到秦惠文王继位后，旧贵族会报复他。可惜，历史不能如果。

商鞅的悲剧充满了历史的浓重感和宿命感，他执掌秦十九年，才有了秦国的繁荣，才有了秦国的统一大业的基础，才有了以后历代王朝沿用秦汉制度与王道并存的治国传统。而商鞅的死，也是以生命维护了变法的尊严。

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吗？一定得死的那么惨吗？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失去背后最大的靠山。在变法中失去了最大利益的秦国老氏族阶层，开始反扑；吊唁秦孝公的其他六国使者对继位的秦惠文王嬴驷也集体施加压力，要求处死商鞅。(毕竟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引起了六国的害怕)

加上秦惠文王赢驷初登大宝，对这位前朝权臣也心怀忌惮之心。于是嬴驷在与商鞅彻夜交谈之后，用商鞅的性命作为维护秦朝新法的交换，平息老氏族的怒火以及日后对六国开战的借口。

极其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商鞅对于秦惠王能够继续实行他的变法，延续他政治生命的做法表示了赞同与肯定。于是欣然同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换取秦国最大的政治利益，对于怎么个死法，商鞅并不在意。

秦惠王嬴驷在车裂了商鞅之后，对逼死商鞅的老氏族进行了无情的屠杀，确保了新法的顺利持续；对逼死商鞅的其他六国各个出击，占领了大片领土，同时处死商鞅，还让自己的王位更加稳固，而商鞅也通过自己以性命来铁心护法，在青史上，流芳千古。这是一举四得的事。

商鞅为什么会被车裂(五马分尸)？因为他造反了。《史记商鞅列传》中这样写得：

这段话说的是：

秦孝公去世后，太子嬴驷即位。公子虔一班人告发商君要造反，派人去逮捕商君。商鞅离开秦国潜逃到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拒绝收留他。商君打算到别的国家。魏国人说：“商君，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逃犯跑到魏国来，不送还，不行。”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回到秦国后，就潜逃到他的封地商邑，和他的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击郑国谋求生路，秦国出兵攻打商君，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秦惠王把商君五马分尸示众，说：“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于是就诛灭了商君全家。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商鞅之死：是以为他起兵谋反。所以是死后被五马分尸的。秦惠文王也是用依法杀掉商鞅的，因为商鞅犯的是谋反的大罪，这是十恶不赦之罪。被五马分尸也是为了警示后人，并无任何可以指责之处。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是这么残酷。

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吗？一定得死的那么惨吗？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死的方式有千万种，车裂而死对比凌迟这类的算是够痛快的了。

商鞅在进行变法的过程中推行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改革措施。

政治方面（1）“乡邑聚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2）“官僚制” 废除世卿世禄，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3）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4）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制。

这几个措施里面（1）“乡邑聚县”由国家来选拔任命县令。将政治权利重新收回到中央政权的手里。（2）废除了世卿世禄，这些人得同样通过军队立功来获得权利，原来不曾有的让他拥有了他感觉很好接受。原本已经拥有了的你让他重新竞争拿回来。这一点就不太好接受了。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也让商鞅和各路贵族的矛盾陡然增加，他们不好将矛盾点放到亲孝公身上，只好放在商鞅身上了。

经济方面（1）废井田、开阡陌、奖耕织。（2）强制分家。此举大大提高了国民生产积极性。

在国家法令的推行过程中，比较经典的是太子犯法，商鞅大力惩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两度受罚，鼻子都被割了。可以看得出来政令推行过程中，商鞅到底得罪了多少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有的把怨气记在了商鞅头上，有的可能也记到了秦孝公身上。商鞅中间还带兵攻打了魏国（原来就是魏国人），此举让他无退路了。这样当秦孝公死亡，新主即位，太子老师为代表的贵族就来各种上奏弹劾商鞅。秦惠文王立足未稳，只能通过惩处商鞅来消除贵族的怨气，但是商鞅权利又很重，不杀他的话又担心他会反叛之类的。所以只能杀死他。这样商鞅就彻底为秦王朝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吗？一定得死的那么惨吗？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商鞅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是有一定预计的：就在商鞅受封商於之地十五个封邑之时却迎来了一位名叫赵良的不速之客。这时的商鞅正是如日中天之际，前来登门拜访攀关系的人可谓是络绎不绝，然而赵良却说出了一番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言论。商鞅在和赵良谈话的过程就问赵良觉得自己和秦穆公时期的名臣百里奚相比如何，那么赵良怎么回答呢？赵良回答说：人家百里奚是从一个放牛人做到秦国的相国，可秦国没有人嫉妒他；在他治理之下的秦国讨伐郑国，三次扶晋国国君上台，还挽救了一次楚国；在他治理下的秦国在诸侯中广施仁德，征服了整个西戎。就是那样的功劳，可百里奚累了不坐车，大热天不打伞，出门都是走路步行。等他死后秦国男女都为之流泪，他就是这样的德行。相比之下你一味崇尚暴力和严刑峻法，完全排斥传统道德，尽管现在看似权势显赫，然而将来必有后患。莫不如现在放弃权利，归还秦君赐给你的十五座封邑，也许还能躲过一劫。

赵良和商鞅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他对商鞅的指责就一定是对的，但至少他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不去探讨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对后世中国历史的意义，单纯从商鞅的个人命运而言：接受赵良的建议或许正是商鞅此时唯一的出路。就在这次谈话五个月后秦孝公死去，太子嬴驷继位，而嬴驷继位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车裂商鞅并夷其三族。嬴驷为何要杀商鞅呢？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鞅和嬴驷早年的一桩私人恩怨：秦惠文王嬴驷还是太子的时候商鞅已在秦国大力推行变法，当商鞅作出迁都咸阳改行县制的决策时碰上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原来当时的咸阳并不是秦国君主直辖的土地，而是秦国世家大族的封地，而且这块封地的主人正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可商鞅为了顺利贯彻自己的变法措施不仅毫不犹豫地收走了这块封地，顺便把这块封地方原主人（也就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处死了。这下秦国的世家大族坐不住了——连太子的舅舅都敢杀，他们的封地乃至身家性命还能保得住？于是这些老世族们联合起来唆使太子违犯商鞅颁布的新法。商鞅将此事如实告知秦孝公，孝公的答复是“秦国可以没有太子，但寡人不可没有秦国”，虽然有了孝公如此明确的答复，商鞅也不敢贸然对太子施予刑罚，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割掉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又在太子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以此表明自己铁腕护法绝不姑息养奸的决心。

按说商鞅杀了太子的舅舅，又对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予大刑，太子嬴驷对其恨之入骨也是正常之事。然而嬴驷偏偏不是一个常人——他虽然杀了商鞅，却保留了商君之法，而且在位期间颇有作为。如此一位大有为之君如果说是为了报复一己私仇而下此杀手未免小看了他。那么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司马迁写《史记》时一般都会在每一章节的结尾以太史公曰进行总结，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的总结是“天资刻薄少恩”。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在我看来：这话一语中的，但失之片面——商鞅之死的确和他本人的性格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关联，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有时候只是造成他结局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这点其实司马迁自己也提到过：“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商鞅变法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这次变法绝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千多年的社会结构。西周以来中国以宗法制为框架构建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治理结构。分封制就是这种结构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层阶分明，非常稳固。在这种体制下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国君主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事实上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不至于不可调和，由于秦孝公始终信任商鞅，只要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间发生倾斜。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只是一个潜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但这个潜在原因的确加重了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的决心。事实上自古以来功高震主都是人臣大忌，尤其是新君继位之初和先君时代的辅政大臣之间几乎必然会产生矛盾，秦惠文王和商鞅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类似之事在日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秦始皇和吕不韦、刘禅和诸葛亮、唐高宗和长孙无忌、万历帝和张居正、康熙帝和鳌拜等等，除了刘禅和诸葛亮之外其他新君和权臣都已撕破脸告终，刘禅是因为除了诸葛亮无人再能辅佐朝政才装出面和心不合，实际上他宠幸宦官黄皓就有培植自己势力以削弱诸葛亮之权的意图。如果我们站在秦惠文王的立场上考虑：满朝文武只知有商君，而不知道自己这个一国之君的威严，他会怎么做呢？

此时的商鞅已成为君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君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公子虔等人就诬告商鞅谋反。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君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君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君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这正是商鞅的悲哀：他的变法改革是以强化君权为目标的，因此成为老世族心目中必欲处之而后快的对象，而造物弄人之处正在于以强化君权为目标的商业在不知不觉间已悄然站到君权的对立面——尽管他本人主观上并不想如此。商鞅变法就是要维护君主大权独揽的地位，然而商鞅本人却因为变法成功而位高权重，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精神信仰”。在王权专制年代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精神偶像是大忌，身为君主的嬴驷不可能放任这种形势的发展。对此时立足未稳的嬴驷而言：把商鞅扔给老贵族，以私人恩怨化解政治矛盾可谓是最务实的政治选择。羽翼未丰的嬴驷必须与贵族们达成一定妥协。维护君主专制的商君之法绝不可废，嬴驷不可能拿这个长远利益做交易，不过商鞅本人其实已无足轻重。此时新法已全面铺开，所以商鞅对秦国其实已没利用价值。

那么商鞅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悲剧命运呢？其实机会还是有的。如果商鞅在与赵良的谈话后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从此远离政治漩涡乃至隐姓埋名归隐山林或许是唯一的避祸之道。由此看来商鞅之死也并非命中注定，可实际上商鞅之死偶然之中是有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商鞅的性格原因。事实上秦惠文王嬴驷杀商鞅是经过成熟的政治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商鞅个人的性格原因其实并不是导致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原因使他无法躲过最终的悲剧命运。商鞅要躲过最终的悲剧命运其实就只有按赵良所说的远离政治漩涡这一条路，因为只要商鞅还身处政治中心就必然成为老世族攻击的对象，而远离政坛一方面是使老世族逐渐遗忘自己，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让秦国百姓遗忘自己，从而淡化自己作为变法精神偶像的地位，这样也就不会对秦惠文王的军权构成威胁了。问题在于商鞅这种性格的人即使明知前路坎坷，又怎么可能躲避呢？所以商鞅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接受赵良的建议。另外即使他按赵良的建议行使也未必能避祸，因为要让秦国的世族和百姓淡忘商鞅是需要时间，然而商鞅和赵良都不可能预料到仅仅五个月后秦孝公就死了。可以说这时商鞅和赵良在事前无法预料的突然变故，所以即使商鞅按赵良的建议行事也未必能改变他的命运。

秦孝公死后，商鞅必须得死吗？一定得死的那么惨吗？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秦孝公死商鞅就得陪葬？多无知的伪命题。商鞅的死和秦孝公确实有点关系，但也不至于拿命当筹码下注。商鞅死不死跟他自己有很大关系，最关键的在他的选择。

很多人解读历史有个误区，就是把君臣关系看的试比天高，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搞不出这么文艺的道德绑架，问题是商鞅愿意拿性命去实名认证帝王权威？

什么是雇佣关系？菜市场总买过菜吧？你花钱，商贩给你菜。秦国要想强大必须通过改革，秦孝公没能力但是他有势力和财力。请记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至理在任何时代都很实用，商鞅在秦孝公各种丰厚的奖励刺激下果断出卖自己的才能。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国一路高歌走向复兴之路。秦孝公得到了强大的国家，商鞅得到了功名利禄、美女封地，双方都很满足的双赢局面。你好我好大家好，错了，你好我也好，可是大家不好！秦孝公和商鞅都挺好，可是别人不好了。

秦国就这么大点生意，结果全被秦孝公和商鞅垄断。按照帝王腹黑的政治手段，商鞅在前面打头阵，秦王在后面吆喝着。商鞅大刀阔斧的改革终究是伤害了别人利益，要想马儿跑的快就得鞭子抽的狠。

商鞅第一鞭子抽了太子驷(既秦惠文王)，我要改革你去故意犯法这不是找茬么？太子、太子党都被收拾了。第二鞭子抽向秦国士大夫，没有功劳还能混吃等死？做梦！第三鞭子，抽向秦国的老百姓，对国家没贡献你都不配当秦国人！

商鞅无疑在秦国是成功人士，变法推动了秦国走向发达，也让他自己发达。商鞅成了秦国一人一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拥有了自己的封地，人人的尊称“商君”，人生不过如此，风光无限，如果换作我怎么着也得过年回村里显摆显摆。

结果秦孝公死了，太子秦惠文王继位。这里再强调两句名言，第一：一朝天子一朝臣。第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况秦惠文王不是君子。秦惠文王很快对这两句名言进行验证，他开始打压商鞅，手下人甚至直接诬告商鞅谋反。

商鞅被告状谋反后，确实起兵造反，结果却失败了，被车裂而死。早在秦孝公快见上帝前，两人有过一次谈话，商鞅啊，你有能力，不如你去当秦国的君主吧，笑话啊，不要逗我玩好不好？什么时候王位用谈判解决。

商鞅拒绝了，有一句话叫：乘你病，要你命，商鞅如果发动兵变，或者假意退让，他完全有能力越国秦惠文王当上君主，相比稚嫩的太子他有这个实力。可他没这么干，应该是什么也没干。他一笑了之，继续在封地享受自己的荣华富贵。

如果秦孝公和商鞅的谈话是试探，那么在赵良的出现是实实在在的给商鞅退路。赵良是秦孝公的手下，他劝说过商鞅。大兄弟，你人品不好，水平却很高，关系没多少，胆子却不小。秦孝公死了你也没有靠山了，还折腾啥？退休享富贵多好？

实际上赵良说的挺好，秦惠文王即位后对于商鞅他是赏无可赏，封无可封。关键是商鞅以前还摆了自己一道。但是赵良的出现，我们可以发展点蛛丝马迹，秦国能统一六国不是没有道理，至少秦惠文王还是有点度量，给商鞅退出舞台的机会。

可商鞅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的功劳比天大，比海深，还想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秦惠文王也很郁闷，这么多人都看你不顺眼，自己却没皮没脸。给脸不要那只能撕破脸，于是历史开始变得激烈：“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不管你反不反，总之你是谋反！商鞅走投无路下回到自己的封地开始造反，可惜被早有准备的秦惠文王一网打尽，最后被车裂而死，全家被连坐。我们看太子党选择谋反来诬告，明显的是想把商鞅置于死地，死，还是不死？到底是商鞅自己的选择？还是形势所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