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

《佞幸列传》里一共写了10个人,分别是:籍孺、闳孺、邓通、赵同、北宫伯子、周文仁、韩嫣、李延年、卫青、霍去病。这里面除了霍去病和卫青甥舅二人,其余8人无一例外都是历代皇帝的“床伴”。 在世人心中,霍去病、卫青是千载难遇的大英雄,那么,司马迁为何不喜欢他,把他看成“男妃”一类的人佞幸之臣呢?

霍去病、卫青都是大将军,司马迁为什么把他们写进《佞幸列传》?

史书中一般将奸臣放在一部列传,将宦官放在一部列传。佞幸和奸臣不同,一般说的是皇帝身边,靠美色上位的男宠。汉朝皇帝中有不少有此爱好,在众多妃嫔环绕的同时,也有不少男宠为其服务,这些人大多长得玉树临风,俊秀异常。

佞幸中有些人还比较安分守己,而有些则依靠皇权飞扬跋扈,在朝廷上下为所欲为,被后世所不齿。卫青、霍去病原本的记载是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但在《史记·佞幸列传》中也曾经提及这两位悍将。

史料记载:

“自是之後,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那么为何司马迁将卫青、霍去病也写进了佞幸列传?

司马迁借卫青、霍去病,反衬那些男宠的无能

佞幸中比较有名的有汉文帝时期的邓通,汉景帝时期的周文仁、武帝时期的李延年等等,这些人中有的跟皇帝真的有暧昧关系,而有的只是心心相惜,互相欣赏罢了。

史料记载:

“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汉惠帝时期,有个人名叫闳孺,没有什么才能,却受到皇帝宠幸,还经常和皇帝同起同眠,此人就是依靠美色、溜须拍马上位的,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邓通是偶然碰到的了汉文帝,汉文帝因为在此之前做过一个梦,梦中也遇到和邓通类似的人,所以就喜欢上的邓通。邓通在皇帝面前还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太过嚣张的举动,但由于汉文帝太喜欢邓通了,就给了他很多钱,并允许邓通自行铸钱,这才让邓通富甲天下。

这些男宠对于汉朝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会迷惑君主心神,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我们再反观卫青、霍去病,这两位是外戚出身,却是能力出众,正是由于这两位猛将的存在,才能大破匈奴,实现汉武帝的伟大抱负。

很可能司马迁是用卫青、霍去病的勇武,对比那些男宠的无能,在此列传中,只是顺便提到了卫青、霍去病,并没有用太多笔墨来叙述,仅此而已。

暗示卫青、霍去病也跟汉武帝有暧昧关系

既然司马迁将这些皇帝男宠归为一类,为何将要提及卫青、霍去病,这不是给人家找难堪吗?卫青、霍去病在我们整个历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司马迁能写出如此《史记》,可见其非凡的文史功力。

写史的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客观、公正,因为这史书是要流传给下一代的,是后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司马迁应该是清楚的。既然他不能给卫青、霍去病抹黑,那么就说明卫青、霍去病或许多少跟汉武帝有些暧昧关系,司马迁没有明确写,可能是他掌握的证据还不全面。

我们猜测,司马迁将卫青、霍去病写在佞幸列传中,可能就是在暗示一些内容。

司马迁在其中掺杂了个人好恶

司马迁的《史记》是个人编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要是人就会犯错,就会有情绪和脾气,所以史书中难免会掺杂司马迁的个人好恶。

按常理来讲,正史都是后朝给前朝人写的,比如《明史》就是由清朝张廷玉编纂的,《宋史》则主要是由元朝丞相脱脱编著的。这些虽说挂名是一个人,但编纂工作是由很多人完成的,排除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编写的人越多,越能减少错误,让史料更加公正有效,毕竟人多还是力量大。

除此之外,编纂人可以各抒己见,用自己学识将史料完善,这同样是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比拟的。司马迁个人所编写的《史记》难免会有疏漏之处。

公元前99年,在李陵的坚持下,汉武帝同意其率五千步兵出征匈奴,步兵克制骑兵很难,况且汉军的主要战力就是骑兵,很快李陵就碰到了数万匈奴骑兵。李陵固然勇猛过人,但由于人数太少,实力不济,在多次战役后败下阵来。

最终李陵投降了匈奴,但李陵的战绩十分强悍,以五千步兵,却杀掉了近两万匈奴骑兵,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汉武帝起初以为李陵已死,而很快得知李陵投降了匈奴,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汉武帝杀掉了李陵全家。

想当年张骞出使西域,也曾多年委身在匈奴营中,甚至娶妻生子,但张骞并没有背叛汉朝。然而李陵刚刚投降不久,其家人就被汉武帝杀光了,这让李陵是心寒不已,也使得李陵再也无法回到故土。

司马迁只不过是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汉武帝判处了死刑,好在汉朝规定,死刑可以用钱或者腐刑来顶替。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就只有选择腐刑,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也会让司马迁本人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和耻辱。

李陵的父亲是李当户,李陵的爷爷就是飞将军李广,既然司马迁是因为李陵遭受腐刑,所以他就可能站在李家这边,而李广的死跟卫青有着些许关系。

公元前119年,李广随卫青出征,原本一直打先锋的李广却被要求负责后防,这让李广很是郁闷,并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李广在战区迷路了。李广自知犯下大错,到卫青军帐中自刎谢罪。

有人说是卫青故意没有给李广配向导,才导致李广迷路,李广被迫自杀。李广的儿子李敢,将父亲的死归咎到卫青身上,甚至找机会打伤了卫青。在不久之后,霍去病为了给卫青报仇,在一次狩猎中,射杀了李敢。

我们推断如果司马迁站在李陵这边,那么可能将卫青、霍去病看作对立面。因此,司马迁在在佞幸列传中提及卫青、霍去病,这其中跟司马迁的感情好恶有关。

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

司马迁并未将霍、卫写进《佞幸列传》,只是在该传中提到二人,霍、卫的传记是《卫将军骠骑列传》

一、《史记》有个人好恶,但仍相对公允

鲁迅评价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评价非常贴切,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史记》的特点,文学性极高。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详细参考了许多史料,做到尽可能的详实,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笔力超群的史官,司马迁也不能免俗地加入了个人好恶,对于他赞赏的人,不吝笔墨,甚至突破常规,提高规格。

比如在本纪中,他加入了《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尽管项羽、吕后都未正式称帝,但司马迁对这二人的历史定位是等同于帝王的,并且在本纪中大胆表露心声,留下对刘邦、刘砌等帝王的批评之辞。

而像世家中,他也加了入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留侯世家、萧曹两位相同世家等,而从前的史书中,世家的标准应是诸侯。

从以上情况来看,司马迁的《史记》在尊重史料的同时,更有大胆突破,他个人曾受腐刑,性格耿介,也不太在乎生死荣辱,硬是坚持个人写作风格,在每卷结尾通常还会来段"太史公曰",表达个人意见。

司马迁与李家交好,同情李广、李陵遭遇,而对于卫青、霍去病则没有那么友好,虽然认可二人的才干、功绩,但仍认为他们是靠裙带关系上位,更指责卫青柔和媚上。

不过,这种指责更像是恨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代名词,或许,在司马迁心目中,卫青身为外戚,更应该铁骨铮铮向皇帝进言,而不是独善其身、保家族富贵。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卫、霍正是因为顺着汉武帝的毛撸,成为其心腹肱骨,这才有机会建立灭匈奴的不世功勋。

官场上,做人与做事,是二难选择,但真正高明的做法,不是将二者对立,而是融合。

既会做人,又能做事,才事半功倍。

二、《佞幸传》本意并非列入卫、霍,无须对号入座

在《佞幸传》中,司马迁指出"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对比同时代,韩嫣、李延年这两位标准佞幸,卫、霍加在一起也只有这一句话,实在不足以将他们打入佞幸之列。

什么是佞幸?

司马迁认为,所谓的佞幸,就是以色幸之。

"非独有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换句话说,皇帝好色,臣属有色,二者一拍即合,臣属因此得到宠爱,这就是幸。

这有点类似于男色,而在《史记》当中也确实有类似的描述。

比如韩嫣的事迹:"嫣与上学书相爱"、"时嫣常与上卧起"、"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李延年的经历:"延年坐法腐"、"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

两相比较,韩嫣、李延年都有跟武帝一起睡觉的经历,而且家中弟、妹"亦幸",这个幸,恐怕真的是男男感情的那种幸,而非信任之意。

而反观卫霍,给他们的定位是外戚,因为外戚身份而得到"幸",这个幸,更多指的是亲戚之间的信任、能够托以重任。

而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卫、霍二人的形象更定位在领军出征的大将,常胜不败的军人。

千言万语的好,难道还抵不过半句似是而非的"以外戚贵幸"?

结论:司马迁不喜卫霍,但卫霍并非佞幸,《史记》也未将二人列为佞幸,而是单独列传,定位是将军。

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

先说明一下,卫青和霍去病在《史记》中的正式列传是《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但太史公司马迁也的确在《佞幸列传》里提到他们。

“佞幸”可不是什么好词,在这个列传里的,几乎全是皇帝的男宠,例如邓通、韩嫣、李延年等。为啥说是几乎呢?就是因为卫青和霍去病名在其中。司马迁大概认为他们和皇帝刘彻不清白,但又没有证据,便语焉不详,惹人猜测。

男宠之说,真的不可信。一来,卫青后来娶了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如果他和汉武帝有私,汉武帝不会把姐姐嫁给他;二来,天下美男美女多得是,汉武帝没必要只盯着卫家。

那么问题来了,卫青和霍去病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威震匈奴,司马迁为何对他们有这种误解呢?原因很简单,司马迁也是凡人,也会有个人好恶,虽然尽量客观了,但还是存在一些偏见。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时候,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十表、八书等项目,“本纪”记载的是历代帝王的政绩,“世家”记载的是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的兴亡,“列表”记载的是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描述各朝重臣。

吕后和项羽本来没有当过皇帝,但司马迁认为他们分封过诸臣,有皇帝之实,便将他们列入本纪。还有陈胜,本不是诸侯,也被列入世家。从中可看出,司马迁有着自己的倔强。

至于他对卫青和霍去病的偏见,用南宋学者黄震的话来形容最贴切,“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大意是,若要看卫青、霍去病的列传,最好和李广的列传对比着一起看。卫、霍二人深入大漠两千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声名振动大江南北,匈奴闻风丧胆,但看其列传,仿佛不值一钱。

反观李广,败仗居多,其战功不足以封侯,结局是迷途自尽,对汉朝的贡献根本无法和卫青、霍去病相提并论,但在司马迁笔下,李广仿如不世将星,英名永流传。

最后黄震感叹司马迁用笔之妙,赞扬或贬低全在一念之间,一般人比不了。司马迁也不扭曲事实,但描述时有所侧重,呈现出来的效果截然不同。或者说,将一个人物当成主角去塑造,和当成配角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其实挺讽刺的。

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司马迁对卫、霍有恶意,倒也未必。司马迁厌恶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外戚这个阶层。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当时讲点风骨的士大夫,都对凭着裙带关系上位的外戚横眉冷眼。

众所周知,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则是他们的外甥,正儿八经的外戚。如果他们像普通纨绔子弟那样横行霸道不学无术,要被大臣们指责,如果他们在某方面极其杰出,得到皇帝的宠信,同样要被指责。

反正以他们的身份,做好做坏都有人骂,只有谨小慎微、低调度日,最好不要出现在皇帝和民众面前,才能被大臣们夸上一句。

卫青、霍去病于汉朝有大功,可在士大夫眼里,他们的出身就是原罪。这实际上是门第之见、利益之争。

何况,汉初吕后临朝称制,吕氏子弟遍布朝堂,几乎取代了刘氏。这样的前车之鉴,足以让朝臣们警惕任何正在崛起的外戚家族。

乍然富贵的卫家,凭着卫子夫、卫青、霍去病三人成为武帝朝的新贵,在普通百姓看来,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一派兴旺之相,但老牌名门望族根本看不起卫家。

除非卫家能持续兴盛四、五代,有了家族底蕴,才能被这些望族放在眼里,否则只是爆发户。说句题外话,这样的状况在现代也存在。

再看李广的家族,乃是陇西名门,先祖是秦朝名将李信,家中没有女儿在皇帝的后宫,走的是勋贵武将的路线,非常“清白”。

司马迁对他家很偏爱,多年后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朝中大臣皆骂,只有司马迁站出来为其求情,说李陵是因没有援兵才投降,没自杀是想留着有用之身报效陛下。

盛怒中的汉武帝压根不听,迁怒于司马迁,给他定了死罪,死罪本来可以用钱赎,但司马迁无钱,选择以腐刑赎身死。不得不说,他对李家爱得深沉。

然而打脸的是,李陵真的投降了匈奴。不管他有多充分的理由,降敌是事实。司马迁也只能黯然写道李家自此名败,而他轻视的卫青、霍去病,真可称得上为大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之,司马迁在《佞幸列传》里提及卫、霍,是因为他们是外戚,他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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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汉武帝时期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写进《佞幸列传》,是因为司马迁认为卫青与霍去病就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看到这,可能有朋友要炸了。

先别炸,接着往下看: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佞幸列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述”里说的很明白。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

朋友们,这可不是后人妄图揣摩司马迁的意图,是他自己说的,司马迁上面做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些皇帝的‘男朋友’们,不仅是长得帅,而且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所以我写了《佞幸列传》。

那么,会不会司马迁只是把卫青与霍去病作为汉朝皇帝“男朋友”对比样本,而我们理解错了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一百多年后的东汉班固写《汉书》时,也有《佞幸列传》,也把卫青与霍去病写进了《汉书》的《佞幸列传》。

并且,班固在《汉书》的《佞幸列传》开头更是刻薄的写了《佞幸列传》里的人都是“男色”:

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

那么会不会是班固偷懒照抄了司马迁的《史记》,结果把卫青与霍去病一块抄进去了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因为距离班固又过了两百多年的南梁户部尚书萧子显编纂《南齐书》时,也专门写了一篇《幸臣传》,里面专门把霍去病与汉文帝的“男朋友”邓通、汉武帝“男朋友”韩嫣并列:

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南齐书》

一直到清朝,史学家们也都认为司马迁把卫青与霍去病写进《佞幸列传》就是司马迁在暗示卫青与霍去病就是汉武帝“男朋友“。

清高宗乾隆帝时期的礼部侍郎王鸣盛在其史学著作《十七史商榷》里说司马迁就是暗示卫霍是可以入《佞幸传》的,而司马迁说的很清楚《佞幸传》里的人都是皇帝的“男朋友“。

一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传》者,子长措词如此。——《十七史商榷》

清代另一位史学大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里就明确说卫霍是汉武帝的“嬖宠”: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二十二史札记》

清末史学家李景星在《史记评议》里直接说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用卫青与霍去病结尾,实在是把卫青与霍去病鄙视到骨子里去了。

(《佞幸列传》)篇末以卫霍结,更是毒笔,史公之意,鄙薄卫霍极矣。——《史记评议》

综上所述,卫青与霍去病究竟和汉武帝有没有更亲密的关系,目前史料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存疑;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在《佞幸列传》里提到卫青与霍去病则是没有疑问的,司马迁就是在暗示卫青与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男朋友”。

司马迁说得对不对姑且不论,也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但是司马迁肯定是暗示卫青与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男朋友”,则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后世史学大家们没有一个理解错司马迁的用意,班固、萧子显、王鸣盛、赵翼、李景星都在自己史学著作里认可了司马迁的暗示。

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

有粉丝问我,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里了?

他的意思是说,司马迁怎么把大英雄卫青、霍去病当成“佞幸之人”看待呢?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佞幸之人”。

佞:奸佞、邪恶的意思;幸:宠幸、临幸的意思(“啪啪”的意思),“佞幸之人”在古代多指皇帝的男宠。

我们都知道卫青是汉朝民族英雄,军事家,是他和外甥霍去病等将领把匈奴人赶到了漠北,卫青因功被汉武帝刘彻封为大将军,统帅六师。

(卫青剧照)

卫青去世后被追谥烈侯,他的外甥霍去病后来居上,接过舅舅“抗匈”旗帜,后因功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冠军侯。

匈奴人在二人打击下逃到了漠北,从此汉朝边境无忧亦矣!

从上面可以看出二人的战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后来“卫霍”成了名将的别称。然而就是这两位大英雄为何在司马迁眼中成了佞幸之人了?

大家不要想歪了,虽然汉朝皇帝好男色,但卫青和霍去病绝不是汉武帝的男宠,司马迁也没有把卫青和霍去病写进《佞幸列传》,而只是提到了卫青和霍去病。

我们都知道“佞幸之人”都是皇帝身边的男宠,这些男宠大多和皇帝的外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皇上的外戚指的是皇后及妃子的亲戚。

比如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他的哥哥李延年就是汉武帝的男宠,李夫人之所以得宠,得益于他的哥哥李延年的功劳。

李延年是一个宫廷乐师,有一次他为汉武帝写了一首歌叫《倾国倾城》,描述了一个美丽女子的形象,一笑倾城,二笑倾国……

当时汉武帝好奇地问李延年:“世上有这样美丽的女子吗?”

李延年急忙跪倒回道:“当然有了,我妹妹就是这样的女子。”

汉武帝赶忙说,快把你妹妹带进宫来,就这样李夫人和李延年兄妹俩成了汉武帝的“佞幸之人”。

(李夫人剧照)

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提到卫青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弟弟,而霍去病则是卫青的亲外甥,从这一点来看,卫霍属于汉武帝的外戚。

另外卫青还是汉武帝同母异父的姐姐——平阳公主的第二任丈夫,由此看来,卫霍和汉武帝有千丝万缕的外戚关系。

虽然卫霍的条件符合当时佞幸之人的种种条件,司马迁也列举了一些佞幸之人。比如汉惠帝的男宠闳孺,汉文帝刘恒的男宠邓通,汉景帝的男宠周仁,以及汉武帝刘彻的男宠韩嫣、李延年等。

注意了,重点来了,《史记》上司马迁并没有说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宠,只是用二人和以上这些男宠做了一下比较,大家不信可以翻翻史记。

史记上司马迁在《佞幸列传》最后写道: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翻译过来就是卫青,霍去病也因为外戚的关系而得到显贵和宠幸,但他们都凭的是自己的才能求得上进。

从司马迁最后这句话不能认定卫霍是汉武帝的“佞幸之人”,况且卫青是他姐姐的丈夫,汉武帝能忍心下手吗?

(汉武帝剧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汉朝的朝廷好男风,也许汉武帝和卫霍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但和卫霍之间不会存在着肉体关系。“佞幸之人”都属于娘娘腔,细皮嫩肉的美男子,卫霍则是饱经沧桑刚强的男子汉,画风不和谐。

综上,我认为司马迁是用二人作比较,并没有把卫霍当成佞幸之人写进列传。

文/秉烛读春秋

司马迁为何把霍去病、卫青写进《佞幸列传》?

数学老师说:“一加一等于三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避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结果学生在考试中依然将一加一的答案写成三。数学老师大怒,道“上课反复强调,为何还错”,学生委屈解释:“老师您上课可是说了一加一等于三这几个字,我就听到了这些”。汉语中有个非常准确的成语形容此类现象,曰“断章取义”。

网络史学家一直持有一种论调:司马迁跟霍去病和卫青有仇,这俩人明明是武功卓著的绝顶名将,司马迁居然将他们列入《佞幸列传》,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最后给太史公扣个大帽子:胡编历史!不否认太史公的《史记》的确有其文学性的一面,对一些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运用文学的笔法进行了过度的渲染,如项羽最后一战在乌江边上连斩数百汉军(就是宰一百头猪也他也不一定能做到);同时史记中也隐隐表露出太史公对当代人物(西汉武帝年间)的主观上的褒贬。但总体来说,司马迁的记载是客观的,即便对于他不怎么喜欢的人,他也能真实地给予评价。

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第一句话就点出了“佞幸”的范围:

田不如逢年,谚曰“力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什么意思呢?用歪门邪道获得皇帝宠幸,不仅仅是有姿色的女子的专属,士人和宦官也同样可以。至于士人和宦官如何得到皇帝的宠信,司马迁在列传中列举了几个人:邓通、韩嫣,李延年。这三人或是利用皇帝的迷信去附会到自己身上,或是通过自己的所谓“姿色”(汉武帝有男宠),或是凭借自己的妹妹和不入流的谄媚之术而得到重用。在司马迁的定义中,“佞幸”并不是毫无能力的人,而是通过特意迎合皇帝的私人爱好而取得皇帝信任,从而达到自己不应该达到的高度,且横行不法的人。比如说这个邓通,本来只是个划船的黄头郎,但因为汉文帝的一个梦而飞黄腾达,本身没啥本是,但汉文帝却对他宠幸有加,甚至给予了他铸造钱币的特权,而邓通也仗着文帝的宠信肆意妄为。

卫青和霍去病的确在佞幸列传中出现过,但并不是以“佞幸”的身份而出现,而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原文如下: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在李延年的例子之后,太史公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自此(李延年)之后,得到皇帝宠幸的大多数是外戚,但都不值一提了。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凭借着外戚的身份得到皇帝的宠幸,但他们本身就有才能,所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去获得晋升的机会。“然颇用材能自进”这几个字,很清楚地表明了司马迁对霍去病和卫青的态度,即,他们属于以才能得到高位者,不属于佞幸的行列。司马迁将其与同为外戚的李延年作对比,进一步区分外戚和佞幸之间的区别。司马迁认为:真正有才能者,即便是因为与皇帝的私人交情而得到重用,也算不得佞幸。佞幸的标准不是看启用标准,而是看晋升标准。

除了这几个字以外,《佞幸列传》中对卫青和霍去病无半点提及,而二人的详细生平被司马迁放在了《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这篇列传对霍去病和卫青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因此,说《佞幸列传》中出现过卫青和霍去病的名字,这没毛病;但如果说司马迁将卫青和霍去病列入《佞幸列传》,那可就是纯粹的谣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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