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想逃离，改革对国有利，对一部分人无益吗？

当然对一些人无益了。所谓改革，就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任何改革都让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感到威胁，商鞅的改革也不例外。

商鞅改革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调整，使得君主的权力越过中间层贵族，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抵达平民，以加强君主的中央集权。

这样一来，对于贵族这一“中间商”来说，再也赚不了差价了，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的影响力也就被削弱了。对于君主来说，权力逐渐向自己集中，国家真正的变成了自己的家，对社会资源想怎么取与予不再处处受制，提高了国家的组织力与组织效率的同时，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挥起之前攥不紧的拳头，指哪打哪。

为什么这么说？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将此问题具体召开分析。

这得从周武王分封天下开始说起。

周本是陕西的一个小部落，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得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后，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该怎么管理？

对于统治者来说，有两种统治方式可以选择：

• 直接统治，就是统治者任命官员对某一片土地进行统治，这片土地的税收，除了给官员开工资外都归自己。
• 间接统治，就是将土地交给别人去打理，地方的事务由别人全权负责，地方的税收除了一部分纳贡给自己，剩下的就是代理人的。

这两种统治方式，不管你放在任何人眼前，他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直接统治”。然而，在西周初期，周天子虽然已想将天下所有的土地归为己有，但想进行直接统治，却是行不通的。

因为，周朝初期，我们说好听点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周武王当初伐纣时初期只有五万部队，后来加入的基本都是俘虏或者收编的商军。当时，要想对得到的大片土地进行直接统治，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尚未成熟的部落政治来说，根本就没有实现普查人口、制定统一的法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制作地图等将国家统治进行简单化、清晰化处理的条件。

所以，周天子只能选择一种双轨制的统治：将函谷关以西设为镐京——王畿，由周王室直接派官员管理；其他的地区，分给了亲戚、盟友进行间接统治。

因此，西周的分封制，本质上是一种将政治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模式。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天子和诸侯、诸侯跟卿大夫，既是亲戚，也是君臣，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这种社会秩序中，周天子就有了双重的身份：从宗法制的角度讲，他是大家庭的族长；从国家的层面讲，他又是天下的共主。所以，有家国同构一说。

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中，要想让社会保持稳定的运转，就需要将所有人根据血缘远近，长幼尊卑等方式划分出等级，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谁都不做非分之想。所以，根据这样的需求，才有了“周公制礼”。

所谓，“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礼记·大传》（《礼记·大传》中宗法社会的结构，由于篇幅原因，详细的结构关系不在此展开介绍，有兴趣请自行查看。）

分封制下，天子裂土分封了诸侯，诸侯也得裂土分封卿大夫——我们所说的贵族，这些大贵族就是各个氏族集团的领袖。由于“嫡长子继承制”，若无外力影响，天下的土地就会按照划分的状态一代代持续下去。

权力，是自上至下逐级传导，自下至上逐层恪尽义务，正所谓“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诸侯管不了贵族们手下养的门客，因为他们没有向他们主子的主子尽忠的义务。所以，周天子要行使中央权力往往要看诸侯的脸色，诸侯也往往控制不了他们手下的卿大夫。

所以，在诸侯看来，这种臣与君之间的义务关系不牢靠，毕竟晋国的教训就摆在那（三家分晋）。

不仅如此，在社会的组织方面，贵族们甚至成为了国家的竞争者：

当时的社会中，不管是平民阶层还是贵族阶层，都是氏族结构——也就是同宗抱团生活。因为生产力水平有限，只能抱团才能生存。比如，当时还没有铁器，更没有耕牛犁地，耕作时需要多人配合使用一种叫“耒耜”的脚踏耕具松土，这必须是氏族集体才能实现的，单个家庭根本就干不了这事儿。耕作尚且如此，更甭说修建灌溉系统、打秋霜等需要几百上千人协助的项目了。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的普及，得一家两口子拉一头牛，就能开垦之前几十人都难以开垦的荒地。这样一来，再让农民将自己辛辛苦苦精耕细作打出的粮食，全部交给氏族集体（当时是井田制，被统治的氏族还有将大部分粮食再交给贵族），他们心里就十万个不情愿了。于是，大家都有了私心，荒地那么多，我偷偷地开垦出一片自己种不就完了？

自留地就这样产生了，氏族也就开始解体了，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开始由氏族社会的大家庭向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转型。

小家庭虽然有了自留地，但是，说到底土地的所有权都是贵族的，被发现后都会被贵族没收。而且，很多脱离氏族结构的小家庭发现，他们的自由是有巨大代价的：遇到灾害时，根本就活不了。

这时候，贵族就来了，他们有钱，有组织能力。派自己的门客，组织老百姓修建水利工程，开垦土地，然后将开垦出来的新土地租给来百姓。这样一来，大贵族们支的摊子越大，投奔他们而来的农民就越多，人多了，就能继续开垦新的土地。于是，在这样的系统正反馈下，就出现了信陵、平原、春申、孟尝，这样势力比诸侯还大的大贵族。

四君子们号称门下食客三千，这些门客都是些失去土地的贵族，当时的贵族都是社会精英，四君子本质上是吸收失败的贵族为门客，将他们打造成新的管理层，实现了对社会上平民的在组织工作。在诸侯看来，他们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必须阻止他们进行变法改革。你说，诸侯和贵族这种关系下，他们能没有矛盾吗？

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世卿世禄，这样以血缘制定的等级制度，虽然能够维系过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社会秩序。然而，当社会发展到秦孝公那个时代，这样不能能者“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只会是阻碍国家富强的绊脚石。

贵族之所以为贵族，他们所仰仗的就是世卿世禄，不管他们是英雄豪杰还是酒囊饭袋，只要一出生就高人一等。

商鞅取消了除国君嫡系外一切贵族的世袭特权，即使秦君的本族，没有军功，也不准在宗室名册上登记，取消宗人的资格，不得以血缘关系取得官、爵、田宅，占有臣妾，穿戴表示尊贵的衣裳服饰。

商鞅划定社会等级的唯一标准是军功，贵族没有军功一律得不到利禄官爵。商鞅还通过军功授民与爵，这样就点燃了农奴参军的热情，因为一旦他们立下军功，不但可以翻身变身为农民，还可以获得土地和爵位。商鞅把过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秩序全部颠覆了，取消了贵族不受刑律制裁的特权，正所谓“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

因此，商鞅的变法的废除世卿世禄制，等于对贵族阶层来个釜底抽薪。

二、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编户齐民，实施郡县制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除了世卿世禄外，还在于他们在受分封后，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当时的井田制，农奴们必须在贵族的土地上耕种。

所谓的井田制，就是用“井”字将一块耕地隔开，分成九个格子。中间的格子是“公田”，周围八个格子是“私田”。甭管公田还是私田，所有权都属于贵族，但是私田分别交给八户农奴人家种植，产出所得是八户人家自己的。公田则由八户人家共同种植，产出的粮食交给贵族，就相当于税收。

这样的分配看上去很美好，农奴给贵族打理公田，换取在私田的耕种权。但实际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儿.？统治者只会在乎自己的利益，井田制在真正执行的时候，不会像九宫格那样，将土地平均划分为九块。实际上，公田的面积要远远多于私田。

所以，对于农奴而言，种公田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在公田里干活时，自然会因缺少动力而偷奸耍滑。

人都有惰性，而且其能力高低也各不相同，用同样的时间，干同样的事儿，生产效率和质量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不但能够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还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将生产资源交给生产效率高的人。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井田制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劳动者在公田干活儿，没有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贵族们经营土地的能力也是参差不齐，由于土地是国有的，不善经营的人，不能通过交易，将生产资源交给生产效率更高的人，这样土地的价值就白白的浪费了。

所以，商鞅不但废除了井田制，还将土地变为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你想啊，贵族再强，几代人中总会出现个败家子吧。这样一来很多过去的宗法贵族在失去土地后，就彻底沦为庶人，贵族就慢慢地消失了。

当然，经济和政治是不能分开的，商鞅废除井田制的目的是为了编户齐民，推行郡县制。商鞅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把原先属贵族领主全权管辖的乡、邑、聚（村落）等组织都合并成县。

这样一来，全国的政权和兵权就集中于中央，绕过贵族这个“中间商”，将权力一竿子插到底，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封建政治体制，巩固了君王的封建统治，发展了新的地主制经济。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国君与贵族之间，就国家该进行“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问题的博弈。

商鞅的变法，一方面通过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壹赏壹刑”的原则，论功行赏，无功不得受禄，“刑上大夫，礼下庶人”，使过去的宗法社会秩序被打破，未立军功的旧贵族在重定等级的过程中丧失爵位和土地；

另一方面，通过废除井田制，编户齐民，实施郡县制的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摧毁旧贵族的领主制。

商鞅的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贵族势力虽然遭到重创，死的死伤的伤，但几百年的宗法秩序不是轻易被彻底打破的。对于秦国的社会来说，商鞅变法这样的颠覆性改革，需要时间去消化。贵族集团对商鞅本人可谓是恨之入骨，所以，在秦孝公死后不就，商鞅就被车裂了。

为什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想逃离，改革对国有利，对一部分人无益吗？

作为高中时期校级历史学霸，我最喜欢的一册历史，就是选修课《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在讲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十分震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话也堪称整本书的一个总结，任何一个变法者都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勇往直前，如果没有，那样的变法最终只能失败。

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一次变法，只不过商鞅个人有点惨，在变法完成后，由于变法措施触动了太多的人利益，最终惨死，就当时而言，商鞅的口碑也并不算好，这大概也是所有勇敢变法者的必经之路吧！

商鞅变法最大的亮点就是改变秦国过去的世卿世袭制，通过奖励军功，鼓励农耕让更多底层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战国四名将之首的白起，就是平民出身，后来通过军功逐渐被提拔，最后担任武安君，为秦国的军事扩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世卿世袭的弊端就是一些无能者占据要位，比如赵括明明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官二代，却受其父的影响，能够直接率领几十万的军队，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总体而言，商鞅通过捆绑军功和爵位，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作战积极性，打击了原来贵族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国的政治框架。所以，以前那些什么都不用做的贵族，现在想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也要上战场杀敌，这些人是最痛恨商鞅的。

当然，实际上想让商鞅死的，绝对不止贵族，还有那些平民。

很多人问了，商鞅变法给了平民上升的机会，为什么他们还要恨商鞅呢？通过军功奖赏平民只是一种激励措施，有的人比较冷，他不一定被这种激励所感召，怎么对待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百姓呢？

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了战国时期最为严苛的法律《秦律》，通过这部法律，商鞅将什五连坐制度推广开来，所谓什五是将平民按照户数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他们都是秦国发动战争的兵源，一旦前线打仗，秦国就可以通过什五把老百姓集结起来，在长平之战的关键阶段，秦国能够调动几十万的大军，就是依靠这种制度。

所谓连坐就是，在什五中的人，一家犯罪，其他家没有举报，那么一起受罚，这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强什五组织的团结，弊端也是很大的，什五中的各户都跟防贼一样防着别人。

在这样强大的法律构架面前，简直就是人人自危，以“秦法”治国，难度系数还是挺大的，这也是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后，为何短短十几年就被推翻，那是因为其他各国的人实在受不了秦国的法律。

基本可以说，商鞅变法是一个对国家有利的变法措施，但是对整个秦国的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每个人都比以前活得更累，打个比方，老师让你好好学习，肯定是对你有利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不去做呢？自然是因为累啊！

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讨厌那个打你，骂你让你学习的老师，等到毕业以后一事无成才想起，当初要是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就好了，在若干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商鞅为秦国所作出的贡献，所以商鞅的个人形象又被无限夸大，他的改革措施也都受到热烈的吹捧。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商鞅变法的内容来说，大多数都是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成果因地制宜的搬运到秦国，只不过最后秦国取得了统一的成果，对商鞅的评价也应该有一个较为客观的态度。

就当时的环境来说，尽管在商鞅变法后秦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但是支持商鞅进行变法的秦孝公一死，秦国苦“商君”久矣，所以群起而攻之，商鞅被逼无奈，造反不成，兵败被车裂而死。

秦孝公的继位者秦惠文王作为秦国的第一个王，并不是一个昏庸之辈，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可以说是商鞅新法的集大成者，商鞅变法的时候，为了立威有一个“南门徙木”的成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拿太子立威的做法，也就是在秦惠文王还是太子的时候，触犯了法律，商鞅借机拿他开刀，为商鞅新法的推行带来很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举动也让秦惠文王在担任太子期间吃了不少苦头，后来继位的时候，他也深知，保商鞅无用，杀商鞅反而更能促进秦法的推行，连法律的制定者都死于这个法律之下，可见这个法律的强悍程度。

所以，商鞅之死，是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以身试法”，使得秦法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为什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想逃离，改革对国有利，对一部分人无益吗？

首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不是想逃离，是不得不逃。原因有以下几点：

1、但凡改革变法，必然触动一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其阻力来自民众的习惯势力，更来自宗亲贵族的反抗和破坏。商殃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割了鼻子，给公孙贾脸上刺了字，并且杀了祝懽，可以说这样就把握太子系政治权力和威权形象损坏了，等太子继位，不清算商殃才怪呢！

2、商殃的变法，很大一部分依靠严刑峻法来执行。太子继位后，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造反，派兵捉拿，商鞅逃到边境，想找客店住宿，由于没有“证件”，店主人不敢让他留宿。并且说这都是商君的法令规定，否则店主人是要犯罪人，连商鞅都感慨，变法的危害竟然害到自己头上了。

3、不听从赵良的苦苦相劝。赵良用原秦国宰相百里奚为例，说他走路不用车子，夏天不打伞，也没有全幅武装的警卫队，从而正面规谏商鞅把受封的十五座城池归还国家，从而退隐山林，找个僻静地方耕田为业，和本族父兄搞好关系，但商殃就是听不进良药苦口。

4、商殃已经掉进权力陷阱。大肆修建宫殿；每逢出门，用重兵、大力士做保护；贪恋商、於一带的富饶；迷恋秦国权力的荣耀等等。

所以说，商殃没有跳出其他变法者如吴起、兆错等人的宿命，最后的死也就不足奇怪了。

为什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想逃离，改革对国有利，对一部分人无益吗？

春秋战国时期，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的阶级产生。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

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为什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想逃离，改革对国有利，对一部分人无益吗？

《道德经》说的好，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越是身处高位的人，做人做事更需要低调，要懂得居安思危。

秦孝公死后，太子赢驷继位，也就是《芈月传》中的秦惠文公。商鞅自负是前朝老臣，又有改革灭魏等不世之功，因此对惠文公有所轻慢。于是有人到惠文公面前进言，世人只知有商君之法，却不知有秦国之法。况且他位高权重，以后必定谋反。

惠文公找了个理由，收了商鞅的相印，让他回自己的封地。

本来这事也就完了，可商鞅偏要高调上路。华服豪车，具驾出城，仪仗队伍，犹比诸侯。朝廷的官员也不上朝了，纷纷去送商君。

惠文君知道后，以谋反罪论处，商鞅扮成小卒逃走。

为什么商鞅在秦孝公死后想逃离，改革对国有利，对一部分人无益吗？

因为秦孝公死后就没有人给商鞅撑腰。最主要的是得罪了秦孝公的大哥赢虔，还有太子驷。就因太子赢驷杀人犯法，商鞅说太子年幼，不能处罚。只能处罚当时的太子傅赢虔，所以把赢虔的鼻子割了，从此赢虔对商鞅恨之入骨，商鞅心里头明白，不逃离就只能等死。

改革虽然对国家有利，对平民百姓有利，但是对老世簇却无益啊。变法以前，老世簇都有自己固定的封地，封地内所有的事都是封主说了算。有自己的军队，封地内的官员有自己任免。还有就是自己官职是世袭罔替的。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做，平民百姓没有自己的土地，永远都是世簇的奴隶，战场上不管你杀多少人都没有机会升官，因为功劳都被自己的主子领走了，有过还要替主子背。国家对军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权利在他们主子手里。

变法以后，国家推行郡县制，从老世簇手里收回了封地的治理权。取消了百姓的奴隶身份，把土地分给了老百姓耕种，国家只收取税收，郡县内的官员都由国家任免。军队实行军功授爵制，不再是世袭制，平功劳吃饭，只要你有军功，就能升官，分到住宅和土地。把老世簇的特权基本都剥夺了，对老世簇肯定无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