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占领日本后对日本进行了哪些改革？

美国在二战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率军单独占领了日本。在反法西斯盟国开会和日本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发布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日本在美国的主导支持下进行了战后改革。当时日本战后是一盘散沙，经济萧条。美国开始着手帮助日本进行改革。

经济上，解散财阀，解散封建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日本财阀。改善日本经济，使经济非军事化，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了资本和经营相对分离的新体制。在农业上进行农业改革，用政府征购町步地主、寺院、神社、教会的土地，加上军用地和其他国有地送给农民，让农民自耕地变多。消灭寄生地主及其土地所有制。政治上，改革天皇制，让天皇只成为国家的象征无实权，革除封建专制主义。建立内阁制，建立了议会制内阁制，让内阁掌管行政事物。进行司法制改革，一切司法权均归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司法权不在属于天皇。改革中央集权，使地方能够有充分自治权。还扩大民主权利，让妇女和男人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文化教育上，颁布《教育基本法》，改革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灌入民众教育立国理念。美国帮助日本进行了以上经济文化政治改革，虽然改革不彻底，但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日本后来进入强国之列奠定基础。

美国占领日本后对日本进行了哪些改革？

土地改革。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尽管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这次改革的不彻底性，导致日本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着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在农村，封建势力尤为强势。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足1町步（1町步约合1公顷）土地的自耕农纷纷失去土地，而拥有50町步以上土地的地主数量则在不断增加，朝着两极化发展，同时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纠纷也逐渐变得频繁。

当时日本约有7600万人口，其中有近半数人口属于农业人口，而地主占有的耕地约为全部耕地的46%，佃农和半自耕农占总农户数目的70%。

日本国内以农林大臣松村谦三为首的改革派意识到了进行土地改革的迫切性，认为如果再不进行土地改革，日本农村就有着被赤化的危险，于是他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强制收购占有1.5町步以上地主的土地，再卖给佃户使之变成自耕农的想法。随后经过农林省的讨论，1.5町步上升到了3町步，但内阁中的保守势力却也无法接受3町步的限制。后来在11月22日，内阁内部通过的《农地制度改革纲要》中，已经把地主保留地从最初松村谦三提出的1.5町步升到了5町步。

内阁于12月4日正式向国会提出议案，但却在国会上也遭到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派议员把矛头直指松村谦三，日本战后的第一次农地改革有着胎死腹中的危险。这时，当时日本政府的“太上皇”——盟军占领司令部（GHQ）于12月9日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备忘录》和《农民解放指令》。在两份文件中，麦克阿瑟列举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土地问题，同时以民主、扫除经济发展障碍、保障人的尊严、打破封建压迫等理由强迫性地要求日本进行土地改革，限定日本政府于次年的3月15日之前拿出确切、可行的土地改革方案。其实盟军对日本土地问题的关注还要更早，在日本签订投降书的9月份，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便刊登了一则《农业改革是日本迈向民主化的第一步》的社论，这也显示了西方国家对日本需要进行土地改革的普遍认同。

既然“太上皇”发话了，日本众议院（15日）和贵族院（18日）很快通过了先前内阁提交的土地改革方案，并于12月29日正式公布《改订农地调整法》。战后日本第一次农地改革就此拉开帷幕。

第一次农地改革在土地买卖方面规定，全国平均水田为地租的40倍，旱田为48倍, 前者平均为757.6日元，后者平均为464.9日元，而且农民既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也可以选择分期24年付款。在地租方面，推广以货币缴纳地租，每石75日元作为缴费标准没，但仍然允许以实物缴纳地租的方式。允许地主保留的土地，内地为5町步，北海道为12町步。此外，该方案还准可购买者直接与地主进行购买洽商。

但美国对第一次农地改革并不满意，认为还是太过保守。把允许地主保留的土地从松村谦三方案的1.5町步改到内阁方案5町步，使得解放的农地也就从150万町步减少到了90万町步，而当时日本全国有280万町步的出租土地，这次改革远远不能达到土地改革的预期目标。而且根据美国人在千叶、埼玉两县农村进行的调查，这两县的农村中土地超过5町步的地主寥寥无几，如果目前的农地改革方案得不到修改，那么这两县的佃农、自耕农基本无人能够受惠。

1946年5月29日，苏联也提出了他的土改方案，主要内容如下：在收买地主土地时，3町步以内者给全价，3至6町步的部分给半价，6町步以上者无偿收回。政府所购土地优先出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售地价格也只为买地价格的一半，并且不允许购买者和地主直接进行交易，而要通过政府机关进行买卖。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的议案也十分苏联式，要比原来的土改方案激进得多。

美国也本着“凡是苏联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的原则，强烈抗议苏联方案，认为那是违反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也破坏了财产私有权。但由于美国是日本战后土改的主导国，不宜直接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英国见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无论是在村地主还是不在村地主，在内地其允许出租的地为1町步，北海道为3町步，多余的部分由政府强制收买；土地保有最高限额，内地为3町步，北海道12町步；佃农购买土地的限额为1町步；规定土地租金价格；确立为期三年的土地改革时间。

在对日理事会上，美国、英国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占据了三票，苏联仅有一票，因此苏联提案遭到了否决。很快GHQ在1946年6月17日，把英国的方案以“劝告案”的形式下发给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施行更进一步的农地改革。

于是日本根据盟军的要求，制订了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9月，吉田茂内阁正式向国会提交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在美国为首的盟军施压下，尽管日方有过反抗，但总得说来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澜，仍然较为顺利地通过了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并于1946年10月21日以《自耕农创设特别措施方案》和《农地调整法改正案》的形式正式颁布国内。

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要比第一次彻底得多，理论上能够解放土地的数量从第一次的90万町步，上升到了200万町步。日本内地地主所允许保留的出租土地为1町步，北海道为4町步；内地超过3町步，北海道超过12町步的土地由政府强制收买；同时，只允许以现金缴纳地租，水田地租；并强化了地主取得土地的限制性；各地负责农地收购、转让的委员会中，佃农成分出身的委员占人数的50%，弱化了地主阶级的影响力。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第二次农地改革和第一次相比，尽管没有苏联提案那么激进，但仍然极大的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而美国也对日本保守势力表示，他们已经尽量保护了他们的利益，言下之意明显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因此在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军司令部的威胁下，第二次农地改革很快顺利地开展了起来。

在各界土地改革派人士的努力下，日本农民能够买地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有钱买地的呢？对此，日本政府也实行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允许农民分期30年付款，同时提供年利3.2%的低息贷款给农民，但这其实还不是使得日本自耕农、佃农能够顺利有钱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战后的日本，由于生活物资的急剧匮乏，粮食严重不足，引发了非常恶劣的通货膨胀，米价迅速上涨。1946年每150kg的大米政府收购价是600日元，到了1947年，已经涨到1900日元，在黑市，大米价格还要更高。而且，政府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限定了土地的平均价格，即水田760元，旱田450日元。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以白菜价购入了地主多余的土地，而日本农民也几乎是以白菜价购入了土地。

第二次农地改革的主要内容，到1952年基本完成。被政府强制征购土地的地主多达两百万户， 71%的在村地主和99%不在村地主被消灭，政府收购的地主土地约200万町步，佃耕地的面积从46%下降到了8.3%。

为了巩固农地改革成果，防止地主阶级势力反弹，日本政府整并了前几次农地改革法案，制定了新的《农地法》，对农地租让、农地转卖、农业经营、农业转用等方面采取了更进一步的严格管制措施，至此日本的战后土改基本顺利完成。

地主的抗议声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从农地改革开始起，就不断有地主向日本法院提出违宪诉讼，理由是破坏了财产私有权，但这些诉讼都在1953年被日本最高裁判所驳回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地主开展了要求补偿农地差价的运动，为此1965年日本国内通过了《补偿法案》，给予了原有地主一定的补偿金。

据估算，日本农民在农地改革后，他们的购买力增加了一亿日元以上。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得他们能够在市场上购买更多商品，扩大了国内外工业品的市场规模，而且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大幅度地提升了生产力。

尽管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正如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言“农民并未得到解放”，但这次改革还是基本瓦解了日本国内的地主阶级势力，稳定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秩序，也给日本经济民主化进程扫清了第一个障碍。

美国占领日本后对日本进行了哪些改革？

日本战败之后，美国随即以联合国的名义佔领日本，并于日本以“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为目标，採取一系列措施，推行所谓“战后日本民主改革”，诸如抢佔佔领者主导地位，进行“间接统治”、推动“民主化”，颁布新宪等等。美国的佔领政策固然在某种层面上具有时代意义，然而其对日本固有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会基盘没有，也无法作根本的触动，紧接“冷战”的需要，又对日本旧政治、文化形态採取容留与温存的态度。这就使佔领的最后结果并未达至“根绝军国主义”的目的，而留下无尽的历史隐患。

美国进入日本，首着先鞭的是设置佔领机构。日本战败后即建立了由美、英、苏、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菲律宾等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 Eastern Commission）。另外还在日本设立“对日理事会”作为总司令部的谘询机构。然而这些组织仅具原则上的象徵意义，美国凭藉佔领日本时的“特殊作为”，没有在独占日本的问题上作丝毫的让步。此后的日子里，由美国独家支配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战后重建事务。对日管理的目的纵有无数，而为其要者则为：

其一、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其二、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如坂本太郎所说，上述目的，日本“在短时间里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为了实现“改造”日本的目标，“公职驱逐”与旧政体解散的工作随即在日本展开。1945年9月，日本军队与其所属机关被“一卒不留”地遣散，同月将东条英机作为一级战犯逮捕，并处以绞刑。1946年1月4日，GHQ发出解散右翼团体及裁撤军国主义头目公职的指令，规定所有战争的“协助者”，一概从政界、经济界、言论界的岗位上离开，结果约十二万名旧政府公务员遭到“放逐”（解职）的命运。

美国在日本实行的不是亲握权柄的直接式统治，而採用以日治日的“间接统治”。这种方式最初体现在对天皇的处置上，美国一部分人主张“天皇问罪”的严峻态度，也许受到《菊花与刀》作者等一类学者、政客的影响，考虑到天皇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决定保持天皇制度，用其“日本精神象征”的作用，协助战后日本的管理。

在美国人看来，一方面对日本的“管理”实为占领，然而佔领者的色彩却要尽量淡化。美国人历来崇尚“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利弊权衡的结果，他们认为相对于直接“管理”，由日本人“自管”，要减少许多麻烦。其一可以消弭日本人的抵制心理；其次也可以让原本技术娴熟、性格驯顺的日本官吏经过改造后为己所用。许多旧政府的公务员由此重新回到政府岗位上来。他们如同旧机器上的零件，拆卸──是因为曾经为旧机器服务。起用──则因为旧机器已经过整顿与改装。

美国的占领政策是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推行的。“麦克阿瑟是一位极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只接受华盛顿的一般性指导”，“他那种救世主般的思想和言辞感染了正在绝望中寻求鼓舞人心的指南的日本人”。麦克阿瑟有志于将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价值的自由与民主的“亚洲瑞土”。佔领之初，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浪潮在日本卷扬开来。

1945年10月4日GHQ发出《民权自由指令》，11日又有五大改革指令（男女同权与妇女解放、对劳动者团结与组织的支持、教育的自由化、废除专制与国民解放、经济的民主化），宣布“特高警察”与“治安维持法律”的废止。1945年11月2日对十五个财阀集团实行资产冻结，此后又发出解体的指令与天皇财产冻结的指令。12月9日发出土地改革指令。

美国人认为，只有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造，才能使这个岛屿国家脱离原来的立国路线，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为了这个目标，占领者取消了所有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废除所有镇压性法律，释放政治犯，其中也包括共产党。禁止一切旧的陆海军官、政府、企业以及教育界的头目担任任何重要职务。

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指令神道与国家的完全分离，禁止天皇的神格化。新宪法用法律形式，规定天皇不是神，没有实际的权利，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12月31日，禁止使用有关历史、地理与修身的教科书。新宪法“赋予国会最高权力，消除所有权利竞争的根源，或者使其明确的隶属于国会”，规定众议院选举首相，内阁对国会负责，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取代贵族院。

在此同时，美国决定在日本颁布一部新宪法，以适应“新日本”的需要。由于这时的日本政府混乱不堪没有办法承接这项任务，麦克阿瑟命令自己的参谋班子起草新宪法，经过细微的修正，以1889年宪法修正案的名义公佈，并于1947年5月3日生效。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宪法并非一遵美国自由体制的克隆物，而以英国议会政治作其蓝本。据说由此这部“新宪法就与日本人的政治经历相适应，得到绝大部分人的热烈欢迎”。

1945年10月至11月之间，日本进步党、日本自由党（旧政友会鸠山派）、日本社会党（旧无产政党诸派的统一党）、协同党等政党结成，除此外无数的小政党也在这个时候纷纷建立。1945年以后，战前的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再次活跃起来，他们大都得到青年阶层的拥护，积极开展起民主化斗争。

以一系列“民主化指令”与新宪法为依托，GHQ与日本新政府规定民众享受众多的权利。这包括制定劳动工会法，劳工享受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人民具有团体交涉、示威游行的无条件的权利；人人都享受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承认妇女与男子具有同等的参政权等等。与此同时，确认司法部门为独立系统，不受行政干涉。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人间宣言》，确定“天皇不是神”。

1945年10月10日，出狱的共产党干部发表以“诉诸于人民”开头，发表以下言论：

联合国军队为将世界从法西斯与军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驻日本，由此日本打开了民主革命的端绪，为此表示深刻的感谢之意。

工会法规定劳动者具有诸多权利，对日本劳工活动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工会组织发展迅速。战争结束时，日本还没有一个工会组织，而到了46年1月已经出现了925个工会组织，将49万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年4月末，工会组织至7357个，拥有会员279万人。

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起先，总司令部的官员总认为日本人是服从权威的“臣民”，接受美国式民主还需时日，想不到他们却利用“给予的机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发动如此迅勐的左派运动。与要求民主的积极性相一致，劳动争议的事端也日益增多。日本的报纸与广播，对日本的旧体制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力主将一切旧体制的代表从权力宝座上驱除出去。

井上清对战后的日本改革有过以下的评价：首先“否定天皇是神”，对日本千百年来的专制权威作了冲击与否定。井上说：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有过自由民权运动，给日本人民带来民主思想的最初启蒙，然而自从那次思想革命失败以后，天皇专制的权威日益加强，举凡所有与政府权威相抵触的思想与运动都被镇压在萌芽状态。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败北，天皇权威落地，为日本走向民主创造了条件。确实，近现代日本统治者制造与完善了神道，政教合一使专制统治获得精神支持，并从内心深处麻痹人民，使他们失去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自觉。天皇神格被否定以及“政教分离”政策的制定，使日本人民获得思想的解放。再则，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全面走上社会运动的舞台，表现出社会进步原动力的主角姿态。他说，自1912-23年“大正政变”以来，人民起来投入了反对专制内阁的斗争，然而其身份常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与“动员力量”，至于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还缺乏条件。自1918年“米骚动” 之后，劳动阶级开始独自战斗，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动员部队”，显示出“独立的阶级”的地位。但不可否认，其力量依然微弱，无法与封建专制政府作卓有成效的抗衡。唯于战败后，事态一变，人民利用美国佔领军所宣扬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空隙”，扩大了战斗的规模，开始以在政府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作为明确的目标。这表现在46年5月，人民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国佔领军与其卵翼下的日本政府，表现出要求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思想觉醒。

应该看到，战后的改革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麽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

战败之前，日本有过它的“现代化”，那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的现代化，一个经济上实现现代化而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停留在封建制的“半现代化国家”。而日本走向比较完全的现代化，则起始于战后的“民主改革”。

然而正因为这场改革是美国价值“强行导入”的结果，是外在的而不是自觉的，是外加的而不是自动的，因此所发生的负面效果也十分显着。

美国佔领使日本实际上成为准殖民国家。如同赖萧尔（Edwin W. Reischauer）所承认的，自从美军进驻日本以来，日本人日益厌烦外来者的干涉，“因为美国人常常不了解细节就指手划脚，给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政治上，佔领者成为日本的“新天皇”，掌握了决定日本命运的一切立法与执法的权力。在思想上，占领者强调“民主”，然而这样的“民主”是有限制的。进驻日本不久，美国占领政策的重点从政治改革转向经济恢复。“这种转变是自然的，因为美国原来的改革计划已经行将完成，而日本经济的持续虚弱则日益被视为日本成功的主要威胁”。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使美国不再像先前那样，将“民主”挂在嘴边，从而使左派失去原有的思想上的“正当空间”。

如前所述，由占领军带来的“民主”，出乎意外地让“左派”力量强大起来。佔领军惊呼：说是要给日本人带来民主，但“日本民主的将来绝不可交到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手里”1946年成立的吉田内阁很快就发表了“保持社会秩序”声明，放任警察对“争议劳动者”的逮捕。1946年秋天日本爆发全国大罢工，在占领军的策划下政府随即抛出《劳动关係调整法》，对罢工作出严格限制，与先前制定的《工会法》发生明显的冲突。占领军司令部先是口头要求罢工“自动终止”，工会置之不理，决定在1947年2月1日举行更大规模的总罢工。由是，麦克阿瑟亲自下令禁止罢工。

美国占领日本，改变了东亚的政治地缘结构，“冷战方兴未艾，中国正在丧失给共产主义。日本不仅不再是东亚和平的唯一威胁，而且是民主的基地和美国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 对应国际形势变化，美国将日本捆上冷战的战车，日本的国家主权也因此受到严重损伤。

美国的“间接统治”显示了对旧体制与旧文化的温存，使许多战争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反而随时间的推移被安插到政府许多重要岗位上去；在文教领域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也没有真正深入有效的开展。这些问题于冷战局面日益明朗化后更趋严重，也不再可能得到纠正。如此，即为日后日本封建主义的持续与军国主义的复活留下不可忽视的隐患。这正如日本学者酒井直树所说：“尽管今日日本的反美言辞愈来愈泛滥，但那些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更不用说那些炫耀理性的技术治国论、自称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了，却从未对战后美国的军事佔领政策提出异议，因为这一政策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殖民罪恶”。

总之，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现代性革命，那麽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美国指导下的民主改革也存在着显然的不彻底性。其对日本前现代化的政治与文化形态妥协、容留与温存所致的种种社会与精神上的隐患，还在持续对日本与国际社会发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