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民国的奇案吧？

1939年3月的一天，一位医生，身背药箱走在昆明大街上，被几名不名身份的歹徒枪击身亡，这位医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范石生将军，这应该也算是民国一宗离奇的命案。

范石生，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小街镇人，官拜国民党陆军上将。在云南讲武堂时，与朱德元帅关系密切，是好同学、好朋友。

范石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平叛陈炯明叛乱时，他率滇军打败了叛军，为此，孙中山亲笔为他题词：功在国家。他曾任北伐先遣司令。他资格老，当时把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据说一次作战会议上，他不仅打一断了蒋介石的发言，还撸了蒋介石一耳光，由此他与蒋结下了矛盾。

范石生同情共产党，也讲义气，对中国革命也是有功之人。南昌起义受挫后，朱德、陈毅在完成三河坝阻击战后，经过整编，部队只剩下800多人，当的孤军深入，缺衣断粮，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朱德找到了时任16军军长的范石生，范石生明知朱德是共产党，但还是收留了他，让朱德的部队收编不听调，朱德化名王楷。后有人告密给蒋介石，蒋介石严令范石生捉拿朱德。范石生根本不听，他不仅枪毙了告密者，而且礼送朱德、陈毅率部离开，还给送了银元、装备和给养。

范石生在国民党内不得志，心情郁闷，于是辞官回家，以行医度生，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遭枪击身亡，时年52岁。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元帅曾亲切会见了范石生的亲属和子女，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算是对范石生将军的一种慰籍和怀念。

说个民国的奇案吧？

民国乱世，奇案大案悬案无数，但“中共特别经费失踪案”（又称 “中共黄金大劫案”）则尤为惊心动魄、跌宕曲折，更是关乎中共的前程命运。

1931年9月中旬，中共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又因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造成地下工作者无法开展募捐经费活动。同时，若向共产国际莫斯科方面申请经费，又无法通过银行、邮局等正常渠道汇款。就算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转进，至少也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而且风险难料。

但是，临时中央却因经费问题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中央机关的自身安全更是无法保障。可见，当时的临时中央对经费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

无奈之下，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只好向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申请拨款。虽然，苏区的经济并不乐观，但依旧表示全力支持，决定拨款120两黄金。

然而，当时的苏区银行并无120两黄金的现款。于是，负责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请来金匠，将打土豪没收来的一堆黄金首饰，按12两的标准，融制了10根金条，装入一口大小适中的白铜盒，并用锡焊封口。

接着，便是安排转送工作。谁知，在转运途中，10根金条和负责押运的地下交通员却集体神秘消失。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启程，途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等中转站，最后抵达上海。

正常情况下，至多不超过1个月便可将“特费”送到上海。

然而，直到12月22日上海的临时中央也未见“特费”的影子。于是，焦急等待经费的临时中央，陆续向苏区催发了5封电报，询问情况。这时，苏区才意识到“特费”十有八九出现了意外。

因此，于1932年元旦下午，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开展调查经费的交接流程。若真是哪个环境出了问题，就追查那个环节，事情就简单多了。

邓发在调查中得知，为保证“特费”转送的严密性，林伯渠针对路途的七个转运点，曾取一块空白象棋棋子，在上面书写了一个“快”字，并将“快”字分割成七块，每经一地，下线的交通员便以其中的一块为交接信物，与上线的交通员完成“特费”交接。完成后，再由上线的交通员将信物传送回来。若七块齐聚，则说明黄金已经送达。

▲快字信物

但是，因保密规定，林伯渠并不清楚“快”字中的哪一块对应那个转运点。

最终，经林伯渠、刻章匠等相关人员确认，前六个中转点的六块已经送回，唯独 “捺”笔画的最后一块没有送回。因此，苏区保卫局将疑点锁定在松江至上海的最后一站交接上。

原本，苏区保卫局打算前往调查，却因江西苏区远离事发地江苏省松江县，而且还处于“白色恐怖”封锁区，安全风险极高，根本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因此，只有委托上海的临时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协助调查。

结果，当特科情报人员调查时，负责最后一站转送任务的秘密交通员已不知去向。同时，又因时局混乱，已无力调查，只好列为积案悬案暂时搁置。

由于“特费”没有按时送达，造成9名革命同志因没有经费及时营救而遭到杀害，另有3名伤病地下机关同志因无经费治疗而死亡，还有4名牺牲烈士的家人因无经费救助而流浪街头，最后失踪等。

同时，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 预先布置的一次日资产业大罢工，也因经费问题而流产。

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又因经费问题，曾引发许多革命同志被捕牺牲，并造成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工作难上加难。

事隔18年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便重启了“特别经费失踪案”的调查。可见，该案在中共心中的分量之重。

▲林伯渠旧照

1949年11月，华东局的公安部和社会部接上级机要通知，将“特费”案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命令后，立即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一个“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主要负责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地区我党我军未破的所有悬案积案，而“特费”案则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由侦查组长蒋文增领导，另有侦查员徐某某、胥某某、邬某某等进行配合。

接案后，当蒋文增调取转来的卷宗时，却傻眼了。因为，卷宗袋中仅有两页纸的材料说明。但是，既然已经接了工作任务，就必须完成。

于是，蒋文增等人讨论后，决定找当事人林伯渠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三日后，蒋文增等人抵达北京，并见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

虽然，林老日理万机，但一听说是调查“特费”案便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接见了蒋文增等人，并提供了一条线索：当初的第一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而当初的高自立同志曾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并在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又任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现今的国土资源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担任东北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得到线索后，蒋文增等人又从北京赶往沈阳，虽未见到高自立却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警卫员小秦，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接着，蒋文增等人又赶往十三兵团驻地广西南宁，并从小秦口中得到了下线交通员的线索，通过顺藤摸瓜，终于查明倒数第二位下线交通员名叫刘某某。

很快，蒋文增等人就找到了刘某某，刘某某说那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据他回忆，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点多，他从金华来的上线交通员手中接收黄金后，不敢耽搁，立即起行，于3日上午七点抵达松江，还顺便在车站旁的小吃摊吃了早点。随后，他就去了“汉源栈房”，并见到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但对方手中有“快”字信物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因此，说明对方就是自己的下线交通员。

据刘某某说，住进“汉源栈房”的第二天下午，他在客栈门前看到一个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衣黑帽的男子，正向客栈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来住店，而竹行先生则是他与下线接头的暗语称呼。于是，他认定来人就是接头的下线，并上前搭话。

随后，黑衣人来到了刘某某的房间，两人对上暗语和“快”字倒数第二个笔画“撇”的信物后，他收下了“撇”的信物，并将黄金交给了对方，而对方提着装有“特费”的小皮箱，却是不道而别。

▲曹家渡桥旧照

虽然，刘某某感到有点奇怪，但他并没有想太多，毕竟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差异。不过，总算给自己的地下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么，拿到黄金的黑衣人又去了哪里，为何没有将黄金送去临时中央？蒋文增等人再次险入了迷茫，似乎线索到此已经中断，又该如何去查呢？

1950年2月1日，蒋文增等人再次来到松江调查。但是，时隔多年，又处乱世，当年见过神秘黑衣人的账房先生也没有了印象。

至此，案件似乎陷入了死局。为了打破死局，蒋文增等人再次找到了刘某某，并耐心启发他回忆当时交接中的异常现象。刘某某再次陷入沉思，并提出一个疑点。交接过程中，他无意中在黑衣人打开钱包时，看到里面夹着一张客栈通用的押金票据，而当时松江城这样的小地方，非常罕见。而且，本地的客栈老板和账房先生都不认识这个黑衣人，基本排除这个黑衣人是松江本地人的可能。

同时，按照常理，交通员完成这样的特殊地下任务，一般都会提前数日入住接头客栈，几乎很少有临时来接头的现象，这也太不谨慎了。而黑衣人向账房先生打听自己的举动，明显就是临时来接头的。

同时，如果黑衣人在松江城有亲戚或朋友，一般外出都会有人陪同，毕竟是远来的客人，但黑衣人却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作为外地人的黑衣人，很可能住在城中的其它客栈。

结果，蒋文增等人通过遍查当初松江城的所有客栈，却没有查到与黑衣人有关的任何线索。

眼看春节临近，蒋文增打算先回上海，等春节过后再查。这时，侦查员胥某某提出请假，说这边正好有他一个山东老乡姓杜，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任参谋，想乘机去看看对方。结果，却正应了一句古诗“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随后，胥某某和杜参谋取得了联系，而热情的杜参谋则要请胥某某的同事一起去吃饭。

饭桌上，胥某某向杜参谋提到了18年前的那桩案子，并叹气说一直都没个头绪。但是，同桌的老柏却忽然搭腔说，有个地方不知你们去查过没有？当年自己曾在松江保安团司令部当厨子，得知司令部因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为解决参会军官住宿的问题，便在保安团司令部内设立了一个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但也接受社会旅客。不过，想要入住则需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经一名营级军官签名担保方可入住。

这也说明，一般人是难以入住的。

闻听此言，蒋文增等人大喜。后经查保安团的档案发现，当年12月1日，招待所确实有一位来自上海药铺的梁某某，在保安团营长的担保下入住，并于4日清晨离开。

那么，这个梁某某难道就是那个神秘黑衣人吗？

不久，蒋文增等人在梁某某工作过的药铺找到了他当年的照片，并经交通员刘某某确定，照片中的人就是交接“特费”的黑衣人。

同时，又查到梁某某是嘉定县人。于时，蒋文增等人又赶到嘉定进行调查。

调查得知，梁某某家住嘉定南门外，与黄渡镇贞姑（小名）结婚，婚后育了三个子女。但是，自梁某某失踪后，贞姑便带着三个子女回到黄渡镇做点小生意。

接着，蒋文增等人又来到黄渡镇调查，据贞姑曾经的邻居说，贞姑大名叫陈某某，10年前确实住在长街上，但后来全家突然搬走了，而且走得神神秘秘。记得那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夜里，贞姑一家打开后门，后门正好是河浜，河上有一条小船，而贞姑一家只带了点衣物，就坐船离开了。

后来，蒋文增等人在对贞姑的亲戚调查中又发现，贞姑确实是被梁某某接走的，现住上海浦东洋泾镇。

1950年3月4日夜里，洋泾镇钟表匠申某某被蒋文增等人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而这个申某某则是神秘黑衣人梁某某的化名。

随着梁某某的“落网”，本以为案件即将真相大白。可事实上，梁某某只是个蒙冤的“背锅侠”，而真正的黑手却另有其人。

经梁某某提示，蒋文增等人从梁某某的住处挖出了一份密藏在陶瓷药罐里的文件，而这份文件则是曹家渡一家旅社出具的证明材料。

据材料记载，梁某某拿到“特货”后，根据货物的体积和重量，已猜到里面装的是金子。所以，他一路更加的小心谨慎，搭乘轮船于次日凌晨抵达了上海曹家渡码头。上船后，梁某某又坐上一辆黄包车，打算返回位于法租界的家中。

一会儿，黄包车就来到了苏州河上的“曹家渡桥”，而桥上正好有一段小陡坡，车夫拉得很是吃力。这时，从旁边走来两个汉子主动帮忙推车。其实，当时的上海有许多这样的流浪汉，经常守在一些陡坡的道旁，靠推车挣一点有钱人的打赏度日。因此，曹某某并未见意。

然而，还没有走出几步，两个推车汉子就用一条毛巾堵住梁某某的口鼻。随之，他就失去了知觉。

直到次日晚上，梁某某才在一家旅社的床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特货”小皮箱。结果，其他行李都在，而“特货”小皮箱已失去踪影。

瞬间，他又想到了曹家渡桥推车的两个汉子，心知自己“着了道”。同时，他又想起了出任务前上级的再三叮嘱：“人在货在，货丢脑袋丢。”

不过，身为老交通员的梁某某，很快就冷静了下，就算自己回去如实交待，但在那样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没法说清，十有八九会被“执行纪律”，而自己又实在冤枉，该怎么办呢？

▲侦察人员正在办案

于是，他找来旅社的乐老板，说自己丢了一箱黄金，吓了乐老板一跳。梁某某又说，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让旅社的所有见证人联名签署一份证明材料，说明梁某某是如何在昏迷中被人送到了旅社等事由。

接着，他又叮嘱当时联名签字的见证人，千万不可将今日之事泄露出去，以免引来祸端。同时，他又对乐老板讲，如果有人找你用上海话“捻七”为暗号，方可道明原由。

说罢，梁某某离开，但他又回了一趟工作的药店，并“遗落”一张照片为线索，以期能还自己清白。

随后，梁某某化名申某某，以钟表匠的身份隐居下来。直到数年后，他才借机将妻子和儿女接来上海团聚。

为证实梁某某所言，蒋文增等人又找到了当年的乐老板，并对上了“捻七”的暗号，其所言与梁某某所讲一致。

如果，梁某某所言属实，那么谁才是真正的背后黑手呢？

针对梁某某所言，蒋文增等人对案件再次进行梳理，又根据查阅上海各帮派和敌对势力的相关卷宗，认为此案极有可能就是街头小混混的临时起意。

那么，想要调查当时上海街头小混混的情况，蒋文增等人将希望放在了旧上海老警察的身上。通过多方走访，结果仍然毫无头绪。但是，一个老警察的建议，却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一扇窗。

按照老警察的建设，蒋文增等人来到提篮桥监狱。闲聊中，从犯人曾老头口中得知，他原为巡捕房的警察，曾与摩托车商行的冯老板相熟。1931年，冯老板庆生，他也相邀前去，见到冯老板的表哥吉某某和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同来相贺，而吉某某、阿古、小克三人则是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当时，冯老板为帮衬表哥吉某某就将一辆货款抵押的黄包车送他谋生。于是，吉某某便将黄包车拉回了家，并经常到“曹家渡桥”一带拉客。

后来，曾老头与冯老板又聊到吉某某时，冯老板曾奇怪地说，当年12月上旬的一天，表哥忽然将车还了回来。不久，又做起了生意，在公租界开了一家南货店，最后又开了一家分号，生意还很红火。但不明白的是，表哥做生意的本钱是哪里来的？

蒋文增等人得知这一线索后，连夜提审了冯老板，而冯老板曾送表哥的那辆黄包车的牌照号，则与梁某某材料中记录的牌照号仅有一个数字之差。

随后，警察又于当夜拘留了吉某某，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发现了一个白铜盒，后经梁某某和刘某某辨认，这就是那个当年装“特费”的盒子。

据吉某某交待，当年意外得手后，三人便断绝来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外滩偶遇阿吉，得知小克在青帮铲除汉奸的作战行动中殉国，而阿古则在北京路开了一家五金店。

至此，“中共特别经费失踪案”终于真相大白。1950年11月18日，吉某某和阿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某某则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判决后，梁某某又被予以释放，直到1959年因病离世。而在案件侦破中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曾老头，于当年7月释放，到被安排到物资公司担任了看门人的工作。

图片来源网络

说个民国的奇案吧？

民国是个乱世，奇案不少，但是，能够称得上憾天地泣鬼神的不多，不过，下面这个案子例外，不但催人泪下，而且令人深思。

故事的主人公叫黄慧如，她父亲在北京做过多年的电话局长，父亲去世之后，举家迁往上海。她不顾祖母和大哥反对，就读于上海启明女子学校。

1927年，20岁的黄慧如气质高雅，楚楚动人，保媒的踏破门槛。在众多的求婚者中，她的大哥黄澄沧替她选中了一个佳婿，这家人姓贝，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染料大王，贝家公子17岁，在法国留过洋，小伙子风流儒雅一表人才。黄慧如对这门婚事非常满意。两家很快商定好日期，决定在11月16日这天举办婚礼。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婚礼前几天，贝家突然提出退婚，这让黄慧如既感到失望，又感到莫名其妙。

后来她才从母亲嘴里知道，从中作埂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一母同胞大哥黄澄沧。

原来，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黄澄沧愈想愈觉得不对劲。贝家是上海滩巨富，和这样家庭结亲，包括嫁妆在内，都不能太寒碜，虽说黄家并不穷，但他不愿意把财产分给妹妹。他和祖母商量，祖母也是个吝啬鬼，觉得孙子想的周道，于是，找个理由退掉这门婚事，而对妹妹说，是贝家主动退的婚。

黄慧如看到亲哥哥如此无情，心如死灰，几次自杀未成。这一天，她趁家人不备，又去上吊，偏在这时，被送饭的男仆陆根荣撞见，把她救下来。

陆把这件事向黄澄沧回报，黄觉得事态严重，万一他妹妹有个好歹，他如何向祖母和母亲交待。他眼珠一转说：根荣，你好好劝说小姐，她要是能回心转意，……

稍停一下又说：将来我就把小姐的终身托负给你。陆根荣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他红着脸说：少爷，我一个下人，怎敢有非份之想，我尽心伺候小姐就是了。

从此之后，陆就常常到慧如闺房劝说，一来二往，两人就产生了感情。陆就把黄澄沧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慧如，然后说：我知道，这是少爷和我开玩笑，我一个仆人，怎敢有非份之想呢？黄慧如却果断地说：你这话就大错特错了，人与人是平等的，穷又怎么了？

陆根荣怯怯地说：这也不行，我在老家已经娶妻生子，小姐是何等身份。

黄慧如心中一愣，低头没有说话。但她对陆已经有了感情，一时却难以割舍，其实，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月里的一天，家里人都去走亲戚了，一个空荡荡大院里，就他们两个孤男寡女，于是，两人就发生了关系。

几个月之后，黄慧如发觉怀孕了，就让陆根荣带她私奔。陆听了这一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一般，他说：小姐，我家中一贫如洗，如何养得起你这个千金小姐呢？

黄胸有成竹地说：我这里有一箱子珠宝首饰，也值几十万，在乡下生活花不了多少钱，你放心好了。

陆根荣还在犹豫，这样又拖了两个月。黄催促说：再不走，我就要生了，到时间可就麻烦大了。

这时候，陆也没有其他选择了，黄又偷了母亲一箱首饰，趁着夜晚，雇了一辆车逃到苏州，陆没敢回老家，就在苏州租了一间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木匠叮上他们，觉得他们形迹可疑，就上门敲诈，没有达到目的，他就怀恨报警，苏州巡捕房就把他二人带到警局。

黄澄沧发觉妹妹和男仆私奔，大为恼火，气急败坏地赶到苏州，花钱疏通关系，告陆偷盗财产，拐骗少女，要置陆于死地。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在舆论压力之下，法庭判陆有期徒刑四年。

黄慧如不死心，决定等待陆出狱，为了打消妹妹念头，黄澄沧租了一条船，带着妹妹到乡下陆家，黄慧如看到陆家穷困潦倒情形，看到陆的妻子和儿女，她的心被震撼了，深深地谴责自己，更不愿意离开了。

她在陆家把孩子生下来，由于多日奔波惊吓，结果一病不起。

她母亲知道之后，雇船把她带回上海，在船上，她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人世。

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江苏高等法院判陆根荣无罪释放，黄慧如生下的孩子送了人，这一场悲剧就此画上了句号。

说个民国的奇案吧？

施剑翘历时十年“替父报仇”！

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展开战争，当时施从滨担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奉命率军南下，与孙传芳部展开斗争。由于施从滨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示众三日。

转眼十年过去，孙传芳也早已退隐，成为天津佛林居士 。1935年11月13日，这日他端坐在佛堂中央和众居士一起闭目诵经，一名居士悄悄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一枪，紧接着又朝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

射杀孙传芳后，刺客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自首。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原来刺客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被孙传芳杀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施从滨被害时，年仅20岁的施剑翘就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并作诗明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原本将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依靠张宗昌的关系，施中诚得以担任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但此后施中诚却反劝其打消复仇念头。施剑翘因此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1928年，在施从滨遇害三周年的忌日上，痛哭的施剑翘母女惊动了前来借宿的同乡人施靖公。此人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施靖公表示愿意承担报仇雪恨的大事，施剑翘遂下嫁于他，迁居太原。

到了1935年，施靖公被提拔为旅长，而报仇之事却一拖再拖。施剑翘在要求施靖公为父报仇遭拒后，与其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娘家。同年，施剑翘有感于10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并从此由“施谷兰”改名为“施剑翘”。并把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大利”“二利”，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组合起来便是“剑翘”。

1935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脚”，并练习枪法。之后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随即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施剑翘被捕入狱，施中诚到处托人找关系为妹妹施剑翘奔走呼吁，最后在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干预下，国民政府于1936年宣布特赦施剑翘，不追就其法律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说个民国的奇案吧？

民国时期天津出了一桩奇案，一对姓张的姐妹花双双服毒自尽，姐姐张丽姑17岁，妹妹张春姑当时才14岁。得知两人自杀的消息之后，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竟纷纷赶到天津，为姐妹俩写挽联。天津政府出资15万，安葬张氏姐妹。出殡那天，共有1000多名百姓自发为姐妹俩送葬。

她们姐妹俩的死之所以会引起轰动，背后是有原因的。首先要从张丽姑和张春姑的父亲那辈说起。她俩的父亲叫做张绍庭，张绍庭原本生活在南皮，后来逃难到了天津。张绍庭为人老实本分，到天津之后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瓷器店里做学徒。

瓷器店老板那时收了两个徒弟，另外一个叫做王宝山。王宝山在瓷器店里干了很多年了，店老板没有儿子，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他早就有想法，想要把女儿嫁给王宝山，让王宝山做自己的上门女婿。但是张绍庭来了之后，店老板又看上了张绍庭。因为跟王宝山相比，张绍庭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要略胜一筹。

最终，张绍庭做了老板的女婿，并且继承了瓷器店。王宝山非常恼怒，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张绍庭结婚之后，王宝山就辞去了瓷器店的工作，他一直在暗中找机会报复张绍庭。张绍庭跟妻子感情很好，两人一共生下了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可是好景不长，后来天津陷入战乱，张绍庭的瓷器店也被迫关门了。

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张绍庭只能去租了个黄包车，靠拉黄包车过活。但是祸不单行，黄包车竟然被人偷了。张绍庭赔不起黄包车的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王宝山又找上门来。他告诉张绍庭，一个姓戴的老爷看上了张绍庭的女儿丽姑，想要为长子求娶她做儿媳妇，彩礼的钱正好够张绍庭赔偿黄包车。

张绍庭没有办法，只能答应将女儿嫁给戴老爷的儿子。但其实这个戴老爷跟王宝山私下商量好了，想要拐卖丽姑和春姑，将她们卖到妓院去。张绍庭答应了这门婚事后不久，就突发恶疾去世了。他死后，王宝山露出了真面目，他强行掳走了丽姑和春姑，威逼她们学习淫词艳曲。后来姐妹俩好不容易逃回家，王宝山和戴老爷又拿着婚书将姐妹俩告上公堂，说她们逃婚。

当时主审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收了戴老爷的贿赂，于是就将春姑和丽姑姐妹俩判给了戴老爷，要求她们立刻回戴府。春姑丽姑自知前途渺茫，但是又不愿意自甘堕落沦入风尘。于是两人就相约一同自杀，喝下泡着火柴头的煤油自尽了。

姐妹俩惨死后，引起了舆论的热议。人们知道了这桩案子背后的隐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希望严查凶手。天津政府为了息事宁人，立刻逮捕了戴老爷和王宝山两人。同时又出巨资，为姐妹俩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这才稍微挽回些颜面。

说个民国的奇案吧？

《申报》当年曾经报道了一则奇葩的夫妻设局骗惨嫖客，丈夫与嫖客结为赌友，女子用虚情榨干对方钱财。

看过沈从文的小说《丈夫》的小伙伴们，想必一定会对书中，那群贫苦的湘西民众印象深刻。

当地土地贫瘠，赋税沉重，人们一年当中大部分的口粮，竟不过是红薯叶伴着糠灰下肚。

在这种贫苦、绝望的生活中，滋生出了一种奇葩的现象：

许多新婚的妻子，在结婚不久，会选择前往三十里外的县城去做船妓，通过出卖身体，赚取些许银钱。

而对于妻子的这种选择，她们的丈夫还都表示非常支持，这令很多读者看后，倍感压抑和不适。

然而，这种丈夫支持妻子卖身的行为，其实在民国时期，并非特殊地方的极端个例。而有些丈夫支持妻子的初衷，可比沈从文小说中的男人，要龌龊得多了。

当年《申报》就曾报道过一则泰兴地区的夫妻行骗案例，案中的丈夫不仅将妻子当成了赚钱工具，还和妻子一起，对嫖客设下连环骗局，不把对方身上银钱榨干，誓不罢休。

夫妻两人所设的连环骗局，丝丝入扣，让人想不坠入彀中都难。

即便阅历丰富的报纸编辑，看后都不由感慨道：

“其图财之手段，足令登徒浪子闻而惊心。”

民国时期，泰兴当地有一个娼女，颇有姿色，平时倚门招摇，吸引了不少登徒浪子、好色之徒。

然而，这些趋之若鹜的浪子们，却不知道，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多么悲催的下场。

这个娼女的家中，有三个家人，老母、妹妹、丈夫，对于丈夫来说，自己妻子是干什么的，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他，非但没有阻止妻子的放荡行为，反而从中发现了赚大钱的机会。

传统的嫖客与妓女之间不过是露水夫妻，一锤子买卖。但这对夫妻却将这门生意，做到了极致，不把每个遇到的嫖客钱财榨干，誓不罢休。

刚开始，其他男人登门之时，妻子与其他男人眉来眼去，她的丈夫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对客人伺候得非常殷勤，端茶倒水，周到万分。

更令嫖客感到“震惊”的是，这家的丈夫对于嫖资也并不是很计较，属于那种有了就给点，没了也无所谓的那种。

“侍之非常周到，不言钱文，故客恒视为乐土。”

这种不花钱的事情，自然如苍蝇吸血，为这家积累了大量的“铁粉”。

但事出反常必有妖，人家刚开始不提钱，并不代表人家不想要钱，只不过人家要的是大钱罢了。

随后，等嫖客多来几次之后，跟丈夫混得比较熟了，双方也不顾脸面，互相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时候，这家男主人便开始游说对方，反正没什么事儿，来搓几把，赌点儿。

搓麻将两人不行，于是家中现成的老太太和妻妹便主动上阵，几个人凑成一桌推起了麻将。一个麻将桌上，三个人是一家子，你自己打，必然是有输无赢的局面呀。

“女又劝之勿赌，示爱之。”

就这样，打了几局之后，身上带的钱输光了不说，还拖欠了对方不少钱。

按说这下已经赚了不少了，但您别着急走，好戏还在后面呢？

嫖客输了钱财之后，自然懊恼万分，赌兴尽丧，说什么也不再赌了。这个时候，先前一直躲在一边的娼女出场了，娼女将他拉入房内，开始温言相劝，劝诫他以后千万不要赌博，你不是这块料。

看到美人这么体贴自己，嫖客的心顿时感到了一阵暖意，毕竟还是心中有我的，看，对我多好。

于是，先前赌输钱财的事情被抛之脑后，嫖客跟女子，开始了一段卿卿我我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女子开始不断索求钱财、首饰。

从小到大，直到要的嫖客实在是给不起了，面露难色，这个时候，女子也就不再提要钱的事情了。

别以为这样，这对夫妻就会放过钱包已经空虚的嫖客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暴击。

当嫖客的钱财被女子搜刮所剩无几之后，这夫妻俩就开始了最后一个步骤。

当嫖客在娼女房中留夜之时，便出现了咱们现代人比较熟悉的场景——仙人跳。

“女与客同寝时，其夫邀人捉奸也。”

丈夫领着一群人，猛然踹开房门，大声怒骂：我当你是兄弟，没想到你竟然给我扣绿帽子！你个禽兽不如的畜生！

大凡被捉奸当场的人，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之下，一般心理状态都会秒崩，陷入极其被动的情况之内。

在面子和名声面前，钱财自然最好的妥协东西，即便没有现钱，在准备好的欠条上按上血手印，等日后卖掉田产、房舍，也都来得及。

而这最后一把，也是最狠的一次，苦主往往会被敲诈得倾家荡产，转眼赤贫。

不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些被坑惨的嫖客，谁让他当初非要上了这条黑船呢？可怜之人，也确实必有可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