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汉朝之后继续沿用秦朝法家思想，国家会不会越来越强大？

首先你的观点应该是错的，汉朝沿用的还是秦朝的法家的思想。因为法家思想就源于道家。道家的黄老之术。道德经里面反复提到了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你仔细体会一下这一个是不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思路？

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太急了，他急着想改变一切。种一棵树你急着想吃果子，所以你每天去看为什么还不长高，每天去摇一摇，果树没有长成，果子没有吃到，树反而死了。秦朝把民力消耗的太厉害。

法家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激进式的道家。道家和法家都是讲怎么样去管理天下，法家是用种种方式种种规则，而道家是讲究的是顺应自然，看一下姜子牙怎么治理齐国。那是道家治理的典范。

我们历朝历代一直都是沿用法家的思维方式，或者说道家的思维方式，只不过侧重点不同。有些显得激进，有些显得平和一些。隋跟秦朝差不多。治大国如烹小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如果汉朝之后继续沿用秦朝法家思想，国家会不会越来越强大？

中国古代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法制的探讨，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诸子百家中法家对于绝对法制的理想追求。在先秦时期国家就采纳了法家学说，秦国最后得以强盛一时而统一六国，却又是因为法家而导致严刑苛政，最后民不聊生让秦朝在短短14年中毁于一旦。但是这并不代表法家学派的治国理念就是完全错误的，在秦朝灭亡之后，汉朝建立之初便延续了秦朝时期的法制思维，创立了汉代的法制体质。

中国的古代司法与行政是同一职务，没有两者区分，也就是地方官员代替皇帝来对地方实行统治，不但要对行政下手，对司法也要入手，不管是上级要求的行政还是下面出现的法律纠纷，都要由地方官员入手，这样繁杂的工作下，诞生出的法律只有那些容易实行简单明了的法律，地方官员对于小案件有着很大的生杀之权，不需要通报上级就可以断案执行，但是对于犯案者是2000石以上的官吏或者是严重的杀人案件时，就必须要上报给上一级再做决断。

廷尉是汉代法治体系中真正负责司法的最高级别官员，但是他们负责的项目却不包含地方与民间的一些案件，他们主要是负责对于皇室内部的案件，以及2000石以上的官员所犯下的案件进行决断，而汉代时期对法治的重视也可以从廷尉的待遇中可见一斑，廷尉位列九卿，两千石官员，而任者之后多迁高职，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上任了廷尉一职，日后仕途必定是飞黄腾达，但是虽然廷尉是主管法律执行的官员，他却不是汉代朝廷内部中唯一拥有执法权利的官员，更高级的还有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是他们之中的特色却也十分鲜明。

丞相作为国家仅次于帝王的最高官员，其手握军权与政法权利，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其官高权重，皇帝也是将其权利进行分散，其中司法一类的权利就被分散给了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相对于丞相来说，在法律方面的工作侧重点较大，在司法这一方面的权利甚至大于丞相本身，但是其在汉代司法体系中主要起到的却是监察这一职能，和廷尉还是有所不同，按照现在来说，廷尉就相当于是警察的最高长官，但是御史大夫的一部分只能却相当于检察长一样的存在。

在审理犯人上面，汉代的做法也十分有趣，在遇见重大疑难案情时，下级官员需要逐级上报给最高到皇帝的阶级，随后决断意见在逐级向下，在这期间，下级官员从通缉，到缉拿，再到审理的整个过程也会被上级官员进行监察是否符合要求，在审理案情的同时也能对下级官员的做法进行督导。

而在面对类似谋反这种最大的最难审理的罪行时，皇帝则会亲自安排审理任务，在面对这一类案件时，一般都是会要求下级官员和廷尉进行共同审理，又称杂治，而在讨论案情的过程中，不但会有负责司法的官员加入进来，甚至还可能包括有案情牵扯到的官员一起对案情进行审理和指导，皇帝本身则负责对大方向进行指导和要求便可以。

在执行法律的方面，则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律的渗透，也就是儒法相容，在判决时，汉代实行春秋决狱制度，也就是直接调用《春秋》等儒家经典大义来作为决案依据，在这之中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必须符合经义，甚至有时这类经义的实际效用大过法律。而在行刑方面，还要求秋冬行刑，因为春夏养生而秋冬萧杀，甚至是其他的政策，例如德政和刑法的执行，都要按照季节进行调整，完完全全的采用儒家一些典故中的要求，儒家对于法家法治的修改从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这种集儒法两家学说于一体的法治模式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但是汉代的司法体系建立却是给中国后续王朝对于司法的制定，执行，和中途运作提供了十分不错的模板，固然其中例如对于执行法律方面对儒家经义的要求在现在看来未免过于可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刚刚经历了秦朝暴政的人民却很愿意接受让儒家的道义来进行裁决的模式，也让人能够理解，对于古代的法制研究不但可以看出其皇帝的治国能力，也能看出来其民间生活水平如何，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