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不用上？

这个问题本身是错的，谋略它不分为古代和现代。谋略就是针对人心缺陷的设计。武器几千年来变化很大，社会几千年的变化很大，经济生活环境几千年来发生变化很大。但是人心几千年来的没有任何变化。

提这个问题就类似于赵括的纸上谈兵，重点的是在于应用，不是在于照搬。比如孙武写孙子兵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冷兵器，到明代之后冷兵器跟火器并行那你说孙子兵法过期了？现代全是火器时代，而且是远程打击的火器时代。那么美国人他们在学孙子兵法干什么？这个已经离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还要学？

核心的原因就是人心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我们以美国打伊拉克为例，它采用的就是孙子讲的上兵伐谋，他没有采用攻城战，采用舆论，封锁然后是远程攻击，消灭主要的力量之后再进去。很强大的萨达姆卫队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这就是上兵伐谋的厉害，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战争时期，势力错综复杂，当时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下面其实是一团散沙，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人都团结在一起呢？达到众志成城的效果。自己去翻一下当时的情况吧，因为这个说出来，我估计怕悟空问答不给我通过。还有当时我们借助苏联和美国的支援，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日本的利益之争，拖住日本，这个就是合纵连横，依旧是伐谋，类似的太多太多了，自己去翻吧。

为什么有些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不用上？

谁说的？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比比皆是，而且在未来也将被长期应用。

1.古代战争和二战乃至现代战争，无论武器还是指挥思想本质上没有变化

因为，人性、人们所面对的各类问题无论古代、近代、现代还是未来都不会有本质变化，变化的只是工具。例如原始社会是石头、木制，奴隶社会是青铜，封建社会是铁制、火器，近代是飞机、大炮、坦克，现代则是导弹、航母等。这些只是武器的变化。

同时，思想战略上总体也没有变化。例如二战时期的最大的军事指挥变化就是“闪电战”，但是闪电战同样是过去的军事指挥思想“奇兵”的延展，中国后世有轻骑兵这个兵种。同样，对“奇兵”的使用思想、轻骑兵的使用思想，同样也构成了“古代闪电战”的战略。只不过，“古代闪电战”并不是古代战争的主体。

2.以具体的战争指挥思想为例

例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是粮食、草料、攻城器械、攻城部队，二战时期难道不需要吗？现在的战争最主要的是石油、运输车辆、制造武器的各类东西，这些知识形态变化，有本质变化吗？

再例如战前派细作假扮各色人等混入敌对方，培养亲信、刺探军情、扰乱敌方的指挥甚至搞刺杀。古代战争培养秦桧、输送妲己等美女，这些二战时期没有吗？汪精卫等叛徒、抗战时期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非常多呀，现代战争也不少，例如萨达姆地快速倒台、卡扎菲部下的叛逃等。

再比如具体的“声东击西”指挥思想，这个“二战”（抗战）时期经常采用，我打A城，偏在B城招摇，这个是抗战时期共产党经常采用的方式。再比如二战时期，“瞒天过海”等计策，美军的第23特别大队做的就是迷惑德军。

综上所述，古代的谋略永远不会过时，二战时期的炮弹齐发和古代的万箭齐发，只是在形式上不同，在本质上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大规模杀伤敌人、震慑地方心理、有利于稍后的进攻等等。

所以，看待历史切不可死板。

为什么有些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不用上？

首先，现代技术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想套用古代谋略来应付现代战争，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时，面对西洋人“船坚炮利”，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火烧赤壁”中的火烧法，林则徐专门组织了一批气功大师，据说可以在水上行走，但演习中发现，他们的水平远远达不到预期，但林认为管家多养一个士兵，民间就减少了一个刁民，所以也没将大师队解散。

此后关天培、琦善都采用过火攻法，结果搞错了风向，火船反而冲向广州城，给清朝水军造成巨大损失。

英法联军攻打镇江等地时，沿途清军官兵都不约而同采取了“火攻法”，皆以失败告终。

此外还采取过“破釜沉舟法”，将炮台的大门封死，逼迫士兵苦战到底，结果被英舰一炮击中，所有人全部阵亡，损失巨大。

还采取过“坚壁清野法”，用几个月花巨资建了长堤，认为足以抵挡英军，结果几炮就被打垮。

在现代武器面前，传统的防守技术已无效，此外由于现代武器巨大的杀伤力，已不再采用传统作战的密集队形，而是使用散兵线，发挥士兵个体的能动性，所以古人常用的围三缺一、铁桶阵很难产生效果。

其次，谋略要建立在士兵的基本素质之上。

抗战中，普通中国士兵教育程度太低，认米尺要用一周，会瞄准射击得用一个月，且不知道如何使用压制武器，机枪多摆在防守阵型的中间，而非两边。由于培训体系有缺陷，多数基层军官没有军校背景，射击水平差之外，遇敌亦不成熟，日军往往故意先在远处放几枪，则中国军队立刻开火，直到子弹消耗殆尽，日军才发起进攻，所以很容易突破。

其三，对古代谋略不必夸张。

战争是一刀一枪搏杀出来的，谋略很重要，但演义小说往往加以渲染，夸大了谋略的作用。如果没有勇气、武器和团队合作，谋略是很难落实的，在抗战中，中央军往往会有一些战术动作，而地方军就不行，体现出两者训练、装备之间的差距。

当时日军军官多是中年人，战术较保守，缺乏想象力，但士兵基本能贯彻主官的想法，而中国军队主官有想法，基层也实现不了。

其四，与指挥官的水平相关。

此前中国战乱不断，军官升迁太快，高官普遍缺乏指挥大战役的经验。民国许多名将是从基层士兵做起的，因为打仗英勇得到升迁，40岁就已经成为将官，不再接受培训，这样他们往往被自己的经验所限制，过于重视勇敢，忽视了谋略。

为什么有些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不用上？

什么叫谋略？

我们把汉初三杰的专长优势综合在一起，就是谋略。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抚民，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运筹帷幄，是关于战争战略的问题。镇国抚民，是关于战争准备的问题；攻取必胜，是关于战争战术的问题。

所以，古代谋略=战争战略+战争准备+战争战术。

古人一个谋略就能说清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却要用三个大词？

不是古人言简意赅，而是现代人的思考更精确了。语言和思想是一同进化的。思想精确促进语言精确，语言精确又促进思想精确。

所以，我们要对古代的谋略进行拆分，拆分了才能容易理解，也才能跟近现代战争进行类比。

有了这个初步了解，我们就可以分析古代谋略在抗战中或者现代战中到底能不能用上了。

其实，能不能用上这个说法，也不够精确。精确地说应该是：古代战争用谋略，抗战以及现代战争中用不用谋略？

如果谋略等于战略、准备和战术的加总，那么抗战和现代战争肯定要用。抛开战争表象不论，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在运用谋略的本质层面，没有什么多大区别。

而且，古今中外，概皆如此。

一切战争，在谋略层面而言，都是战略、战术和战争准备的问题。

之所以先讲马拉松战役，是因为这个战例最为清晰地反映了战略、战术以及战争准备的问题。特别是此战的战术，不仅精彩而且清晰。

公元前490年，波斯帝国的一代雄主大流士，第二次远征希腊。

当时，波斯大军有两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五千人进攻雅典、一万人进攻雅典同盟埃雷特里亚。

而雅典方面只有一万重装步兵。

所以，即使波斯分兵了，雅典也不敢直接迎战马拉松平原上的波斯大军。

一万VS一万五，但凡脑子正常都知道不该打。这就是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谓战略，包括对自己当前处境、目标、步骤和愿景的综合分析。处境是敌强我弱，目标是在马拉松平原打败波斯，步骤是集中希腊诸城邦的力量之后再进行决战，愿景则是抵抗侵略、保家卫国。

但集中力量这个步骤，希腊方面还没有走完。这就是战争准备的问题。

雅典的最强盟友斯巴达，还没有出兵。因为宗教节日的原因，斯巴达人要拖到满月的时候才能出兵。所以，雅典的最佳战略就是等，等斯巴达的军队赶到战场。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两军对峙的时候，雅典的同盟埃雷特里亚，竟被攻破了。而这就是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之前是敌强我弱，等另一支波斯大军赶到，则是敌更强而我更弱。但最要命的是：攻破埃雷特里亚的波斯军队，很可能甩开马拉松战场，直接进攻雅典。

所以，雅典的最佳战略选择就是立即开战、不再迟疑。

波斯人可以等，但也可以不等。因为波斯人的手里牌多：可以暂不决战，等两军会师就是自己的两万五千人VS雅典的一万人；也可以立即决战，趁斯巴达人还没赶到，率先吃掉雅典的一万重装步兵。

随后，雅典主动约战，波斯作为主动进攻方，自然不能怂，于是马拉松之战正式开打。

当时的常规作战，是两军对垒列阵，然后正面硬刚、一个一个地杀。西方战争往往就是简单直接的暴力美学，没有那么多神鬼莫测。

但雅典人却在排兵布阵上搞了一个小动作。而这个小动作就是战术。

本来应该是左中右三个方阵，每个方阵五排士兵。雅典人和波斯人都这么排。但因为自己人少，所以雅典人把中间的一个方阵减少了一排，由五排变成了四排，同时强化了左右两翼。

于是，雅典人是五、四、五的阵列配置，而波斯人是五、五、五的阵列配置。

两军开打之后，弱化的雅典中阵扛不住波斯人的中路猛攻。

于是，战场态势就变成了波斯军队楔入雅典军阵。

因为雅典的中央方阵被快速突破，所以，波斯军队便越来越向中心集中。而因为左右两翼被加强了，所以，雅典军队越来越向钳形推进。

最后，波斯军队竟然被雅典军队挤压包围了。简单说就是一万人把一万五千人给包围了。

于是，一场屠杀上演。

密集阵型的波斯士兵在意识到被包围后，立即陷入集体恐慌，纷纷从背后的缺口撤退，而雅典军队则趁胜追击，赢得了马拉松之战。

示之以弱、诱之以利而后聚以败之，雅典人的战场战术相当清晰。所以，我们先讲这个战例。

那么中国古代的谋略，有没有这种战术运用的例子？

可以说数不胜数，而且比这还要精彩。

暂时不讲，先说抗战时期，也就是现代战争中，这种战术以及谋略能不能用。

1941年12月15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制定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略计划：

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 ，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

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

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 ，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

这算是日军的战略：当前处境是进攻方和主动方；作战目标是策应对中国香港和南方战事；实施步骤是限定了两周的作战时间；愿景就是继续巩固对华作战的主动态势。

这个战略相当清晰，而且非常务实。

但执行过程，也就是在步骤这个环节出问题了。

1941年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竟然改变了原定战略，下达了“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团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团主力向金井进攻。

这个神操作，也没谁了。

然后呢？

然后就是薛岳的“天炉计划”，硬是被日军给折腾成功了。

1942年1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进攻到了长沙东南郊区；

1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在朗梨市集结，以一部支援第三师团进攻长沙。

1月3日，日军第六师团全部参加战斗，与第三师团一起进攻长沙。

但是，打到这个时候，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补给线完全切断，只能靠空投物资继续战斗。

而这时候，日军进攻长沙的部队已经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

甚至，长沙守军都接到了长官部通报，“第四军、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开始行动，日军后路已断”。

1月4日，长沙外围日军发动全线进攻，却被守军硬刚了回去，而后，日军第三、第六师团在4日晚上立即撤退。日军再不撤退，就会被全部包了饺子。

国民政府第9战区立即命令长沙附近的部队由合围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歼灭日军。

1月5日和1月6日，是日军第三、第六师团的至暗时刻，被中国军队围追堵截，死伤惨重。

1月7日夜，日军突围至捞刀河北岸；1月8日夜，日军自捞刀河北岸继续向北撤退。但，沿途不断遭遇第9战区的拦截侧击。

直到1月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算得以喘息。但，第9战区的追击部队，仍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实施超越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试图建立防御阵地。但，第九战区的追击部队，仍然派出部队，继续向北追击。

到1月16日，中日双方恢复到战前态势。

这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此次战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5.69万人，取得大捷。

马拉松之战，波斯军队中央突破、希腊两翼钳形推进；长沙之战，日军主力速推长沙城下、中国军队四面包抄。

马拉松之战，希腊左右方阵全线压上、波斯军队陷入中心；长沙之战，中国军队三面合围、日本军队陷入长沙。

最后，波斯军队向海边撤退，希腊军队全线追杀；日本军队向后方撤退，中国军队全线追杀。

虽然相隔几千年，但从战场运动上看，两场战争在谋略运用层面，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只是空间尺度和规模尺度无法同日而语。一个是马拉松平原，一个是包括鄂南及湘赣两省在内的第九战区。

而且，两场战役的美中不足之处，也完全一样。雅典人没有把波斯人全歼，中国军队也没有把日本军队全歼。而原因都是后方的口子没有扎紧。但凡把口子扎紧，战争就会演变成一场屠杀。

最像马拉松之战和天炉战法的就是垓下之战。刘邦、韩信、彭越等部以将近七十万的兵力，将项羽的二十万大军围在垓下。

如此庞大的军团作战，点兵十万的刘邦根本无力指挥，所以只能将指挥权交给韩信。

韩信在战略层面的分析，主要立足以下四点：

一是处境，我强敌弱、我众敌寡；

二是目标，要把楚军困死在垓下；

三是步骤，正确运用战场战术防止楚军突围，最后实现将楚军困死垓下的目标；

四是愿景，消灭楚霸王、大家分江山。

那在战术层面，怎么执行呢？

仗肯定要打，项羽不会投降。楚军的特点是彪悍能战，项羽的特点是擅长中央突破。巨鹿之战吊打王离的长城军团，项羽就是这么干的。中央突破把秦军打穿，然后秦军立即残废，想跑都跑不了。

针对楚军和项羽的特点，韩信摆出了一个五军阵：中央纵深是三个军阵，你项羽随便中央突破，三个纵向排列的中央方阵能累死你。真正的战场担当，不是中央方阵而是左右两翼方阵。

所以，韩信的方阵配置是：

中央第一阵韩信领兵、左翼第一阵孔将军领兵、右翼第一阵费将军领兵、中央第二阵刘邦领兵、中央第三阵周勃领兵。

摆开阵势之后，楚汉两军开始决战。

项羽惯常出牌，率先发动了中央突击，目的就是要中央突破、打穿汉军。而只有打穿汉军，那就可以上演另一个彭城之战，二十万屠杀七十万也不成问题。

中央第一阵韩信不敌，于是向后撤退。

待楚军楔入汉军中央军阵之后，左翼第一阵和右翼第一阵立即围杀过来。

于是，楔入汉军的楚军，立即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冷兵器战争，其最大的要害不是敌军的战力超强，而是自己陷入恐惧。一旦被包围，楚军战士立即陷入恐惧。到这个时候，项羽的中央突击，也就难以为继了。

陷入包围而楚军恐惧，楚军恐惧而突击乏力，突击乏力而深陷重围，深陷重围而楚军崩溃。到了崩溃阶段，项羽也就孤掌难鸣了，楚军成了待宰羔羊。

这时候，韩信的中央第一阵立即发动进攻，会同左右两翼一同总攻。随后，项羽败退，继续困守垓下。

垓下之战，刘邦和韩信肯定是人多欺负人少了。但是，把几十万大军组织起来，然后去欺负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

那么，有没有人少欺负人多，像马拉松之战一样，一万人包围一万五千人，然后取胜的？

当然也有。

比如新汉昆阳之战，42万豪华配置的新朝大军，硬是被刘秀不到两万绿林军干到残废。但这个案例太奇葩。不是汉军彪悍无前而是新军蠢得令人发指加空前绝后。42万莽军团，就是一半人集体自杀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所以，就不说这个战例了。前面有文章专门论述过这场能爽到爆点的奇葩战例，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

之前说了，马拉松战役和天炉战法都有败笔，那就是没有扎紧口袋，然后敌人只是败了，却没被全歼。同理，垓下之战的战场较量，也是把项羽打败了，却没有把楚军聚而歼之。项羽是因为四面楚歌声，而后弃军逃跑的。

那么，有没有把口子扎紧，然后聚而歼之的？

解放战争中，这种战例比比皆是。三大战役几乎全是这种操作，战胜是底线、全歼才是目标。

但，往前追溯，最早则要到长平之战。

薛岳那个不叫天炉，炉子是点火了，但只是把日军烧残，而没有把日军烧死。马拉松之战和垓下之战也是如此，只是把人打败，却不是把人打死。

真正的天炉是长平之战。

战场运行，与马拉松战役、长沙会战、垓下之战，如出一辙。

赵军进攻，秦军后撤。赵军一直干到秦军壁垒之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

然后，魔鬼都在细节之中：

“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

赵攻秦守、两军死磕。但这时候，秦军居然能拿出两万五千部队突袭赵军后方。而这还不算完，秦军又拿出五千骑兵插入赵军与后方营垒之间。这就等于用两支大军锁死了赵军退路，相当于上了两把锁把口子扎紧。

形成的局面是几十万秦军硬是把几十万赵军给包围了，接下来就是白起坑杀降卒了。

而把口袋扎进这个细节，就是战术上的封神之作。

所谓战术，一是把握形势变化，卡死有利位置或创造有利形势，但这还不够；二是在双方全力拼杀的时候，还能拿出多余的部队进行机动操作，而这才足以封神。

所以，古代谋略在抗战中完全能用，而且现代战争的谋略运用还未必有古人用得精湛凌厉。

那么，再现代一点儿呢？比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大尺度的战争准备和战争战略勉强具有相似性，但具体的战术就必须发生变化了。因为战术需要与技术相结合。孤立地谈战术，难免有点儿牵强。以后有机会，可以谈一下美国在20世纪末以来发动的几场大战。

为什么有些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不用上？

战争是铁和血的对抗，对于战争的指挥员而言，要用各种方法，尽量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方法就是谋略，在战略战役法战术上都有体现。在抗战中也各有实践，效果不一。1.战略层面

抗战的大战略从一开始就明确了"持久战"，只有苦撑待变一条出路。

（对峙）

对于国府而言，守土有责，故而在执行上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焦土抗战"。在日军达到攻击顶点后，坚守中国第二阶梯。在河南、湖南、鄂西与日军展开多次会战。

相对于日军指挥官而言，国军的指挥官素质路低。军队的组织性，装备也会差。所以在战役执行上往往会出现偏差。

诸如收复平津作战按照国防预案进行，迂回包抄攻击都很合理，但忽略了一点，国军与日军的战力比。

（平津作战与反击平津都以国军失败告终）

万家岭作战中，国军包围日军迂回的师团，这是很好的谋略运用。但在功力中，多日难以拿下，最终部分日军突围。

（未达成全歼）

同样的上高，宜昌反击战都是面临这个问题，谋略很好，执行很差。

相对于日军的步炮协同，步空协同，机械化协同，班排战术，士兵作战精神，单兵素养。

国军都是不如的，甚至有时候得用波次散兵线战术。

（昆仑关战役：国军的战术素养不足）

国军在昆仑关作战中，伤亡很大的原因除了攻坚与白崇禧的指挥问题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战术素养不过关。

战术上的不过关肯定会影响到战役执行，好的谋略也就变得不怎么样了。

抗战中没有谋略是瞎说，战争从来都是谋略的艺术区，但也不是唯谋略的地方。

为什么有些古代的谋略在抗战中不用上？

古代谋略再好也受战场条件限制，所以冷兵器时代的谋略，在现代战争中大多数矢去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