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非常先进吗？为什么？

如果要说从强化皇权的角度来说，明朝的内阁制度的确很先进，万历帝不上朝那么多年，但是皇权在他手里仍旧把持得很牢固，根本没有被内阁拿捏。

很多人对于明朝内阁制度的吹捧，其实只是来自于对明朝的好感而已。

明朝的内阁是用来强化皇权的，要将其与西方的议会内阁制相比，那根本就是在开玩笑。

朱元璋在位期间，彻底废除宰相制度，权分六部，自己亲自管一切，而且规定后世子孙也都不允许再立宰相，但这么一来，皇帝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实在忙不过来，朱元璋选择了一些品阶很低的人，建立了个类似秘书处的机构，即内阁。

这时候的内阁，就是奉旨办事，他们是皇帝的顾问，只允许提供建议，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发展，后来的内阁逐渐有了票拟权，在一定范围内，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了。

但不要以为这样内阁就成为了能够制衡皇权的实权机构，明朝的皇权，永远都压制着内阁，因为内阁的组建，是靠着皇权完成的，内阁的权力，也来自于皇权。

明朝内阁的成员，也就是内阁大学士，他们本身的品阶非常低，单“内阁大学士”而言，品阶基本上都是五品、六品，不过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

通常，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都还有其他的身份，担任着其他的职务。

就好像一个学校里，副校长兼任着食堂保洁处的管理员，两重身份，同一个人。

从明宣宗时期开始，内阁的地位就不断上升，明朝中期的时候，内阁的地位与实权已经非比寻常了，内阁首辅俨然就好像实际上的宰相一样。

但“好像”宰相，明朝的内阁首辅也并非真正的宰相，因为以前的宰相可以压制群臣，权柄也仅次于皇帝，但明朝的内阁首辅，做不到这一点。

最典型的就是，明朝始终存在着“部阁之争”，也就是内阁与六部之间，互相倾轧互相不服。

内阁首辅俨然像个宰相，但实际上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根本不理睬内阁首辅，这两帮人互相争斗，在明朝从来不少见，而内阁也很难真正弹压六部。

整个明朝，也就张居正时期，通过考成法短暂地侵夺了六部职权，但也就昙花一现。

大体上，明朝的六部大多数时候，根本不理内阁，甚至经常跟内阁对着干，就这方面来说内阁首辅的权力地位，与从前的宰相，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朝臣们互相不服，互相倾轧，自然不能拧成一股绳，也就无法威胁皇权，从这方面来说明朝的内阁制度，的确极大地强化了皇权，不过这也导致明朝的朝堂上经常出现党争。

说起明朝的内阁制度，也可以对比一下从前的三省六部制，唐朝时期，宰相之权被分给了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三省分别掌握起草、驳议、执行。

如果从职能方面来说，明朝的内阁制度，反而还不如三省六部制。

三省虽然互相制衡互相牵制，但是三省能够独立决策、执行，不需要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意见，可是明朝的内阁，即便是有了票拟权，仍旧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还无法完全掌控六部。

三省六部控制着整个朝堂，什么都能管，但明朝的内阁就做不到。

也是因为从前的三省六部虽然分权，但仍旧强势，威胁到了皇权，所以后来三省六部不断被裁撤合并，最终走向了消失，可明朝的内阁，压根儿制衡不了皇权。

最好笑的是总有人将明朝的内阁与西方的内阁制度相提并论，西方的内阁是通过议会选举然后组建的，只对议会负责，而议会的成员是通过大选产生的，与王权完全无关。

西方的内阁对议会负责，可明朝的内阁，只对皇帝负责，皇帝看你不顺眼，就废了你。

不要说明朝的内阁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依旧能让大明江山正常运转，但明朝的内阁，终究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机构。

嘉靖年间的“左顺门案”，大臣们忤逆皇帝的意思，直接打死、流放，贬斥，内阁能怎样。

整体来说，明朝的内阁制度，如果从强化皇权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很先进的，但要是将其与西方的议会内阁制相比，谈明朝内阁的时代进步意义，那真是在开玩笑。

明朝的内阁制度非常先进吗？为什么？

明朝内阁制度是否先进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判定。

后来又因为治政理政压力过大，皇帝又设立了几个“秘书机构”，诸如文渊阁、华盖殿等。直到建文四年，建文帝一纸召令系数罢免大学士，召解缙、胡广等入午门当值，最终成立了助手机构“内阁”。

内阁并没有实际权力，但是却帮助皇帝控制了大量的权力，直接加强了皇权。

内阁制度建立在相权被破坏的基础上，意味着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相权的绝对失败，同时代表着国家真正走向了君主独裁。

失去了相权的制约，国家政治是否清明 、社会是否能够得到发展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勤政善政。

看明朝数百年的历史，大部分的皇帝不作为，民生凋敝，特务机构高压统治，非常不利于国家的正常发展。主要的原因便在于相权的缺失，皇权的扩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内阁制又算不得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

明朝的内阁制度非常先进吗？为什么？

不先进，相反十分落后。

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对“相权”的一个替代。在宋朝（包括宋朝）之前的朝代，皇权都是被相权制约的，皇权与相权相制约，皇帝才不能乱来，整个国家才不会出现大的乱子。

比如汉文帝时的宰相申屠嘉，对于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就非常不满，汉文帝给了邓通非常多的赏赐，且违反朝廷规制的。申屠嘉就说：“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申屠嘉的意思是钱可以给，但朝廷的规矩不能乱。

汉文帝想私下里放过邓通，就说；“君勿言，吾私之。”

申屠嘉知道汉文帝想干什么，就待在家里，下一道手令，召邓通，不来，就名正言顺杀邓通——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

邓通相当害怕，就求汉文帝救他。汉朝皇权与相权是有明确分工的，宰相事务之内的事，皇权是干涉不了。于是，汉文帝说；“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你先去，我找人捞你。

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这就是相权的威慑力，这要是在明清二朝，情况应该是倒过来，宰相向皇帝的宠臣求饶。

北宋宰相文彦博就明确向皇帝表示；“陛下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能有这样的底气，也是北宋的相权还存在，还能与皇权相抗衡。

这种情况要是在明朝或者清朝，早就被皇帝给杀了。而且文字狱这种东西属明清二朝最严重，要是唐宋二朝也像明清那样搞，我们历史上什么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宋等等全都是灭族的结果。

明朝的内阁制度非常先进吗？为什么？

明朝的内阁是明朝政治的一大发明，它既先进又弱后，但总体上是先进的。

明太祖朱元璋之前，朝廷管理国家主要是靠宰相，由宰相负责各项政务，统揽六部，对皇帝负责。但是，这样的话，宰相的权力很大，容易威胁皇权，架空皇帝。于是朱元璋就废除了宰相，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但是事情太多，根本管不过来，没有助手则无法开展日常工作，于是他就招聘了一些秘书，帮助它查阅资料、提提意见等。这就是内阁制度的雏形。

后来，到明宣宗时期，内阁制度就基本定型，内阁就相当于是大明皇帝办公室，所有办文事项皆有内阁先提出意见，供皇帝决策。但是，由于内阁提的意见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所以皇帝一般不能反驳，如果反驳，除非有更充分的理由，事实上皇帝基本都是同意内阁的意见。这样，内阁事实上又有了宰相的权力，只是没有宰相之名。内阁制度总体能保证政务能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又不会威胁皇帝。

明朝内阁制度就是后世各级办公厅（室）的原型，有了办公厅（室），工作自然就好做了。

明朝的内阁制度非常先进吗？为什么？

我认为明朝内阁制度相较于之前的各个朝代的制度，内阁制度的确是要先进一些的。

首先，处理政务上。

以往的朝代，臣子有事上奏，都是在朝堂上提出来的，除非是非常荒谬的提议会有其他大臣反驳，或者皇帝特别问道某个人的建议，才会出现讨论，皇帝最后下决定。

由于，都是面对面，臣子间顾及脸皮，容易导致一些疏漏，即使有人看到，他也要再三思索是否会交恶上书之人。即使是反对，其言辞一般也比较婉转，不会过激，所以难免的会出现许多漏洞。

但是内阁不同，内阁有‘‘拟票’’的权利，最终决定的是皇帝的朱批。

也就是说，类似于帮皇帝找了一帮提意见的，以前皇帝接触的都是事件本身，而皇帝又远离民间官场，容易误判。而现在皇帝除了能看到事件的描述，还有数位柱国大臣的分析、建议，处理政务的效率提升了一个台阶。

其次，增强中央集权。

内阁帮助皇帝将外放给臣子的权利集中在内阁，皇帝又通过锦衣卫、东西厂掌控内阁大臣的举动，皇帝一下子将全天下的权力全都抓在了手上。

而且内阁政务繁重，这些大臣实在没精力想多的。

最后一个，内阁制度的产生其实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果，是君主立宪的前身，这是历史的大进步。

只可惜，明朝灭亡太快，还没有到这一步。

明朝的内阁制度非常先进吗？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明代内阁制主要行使的是票拟权。即阁臣将处理政事的初步意见拟具成文，奏呈皇帝的工作。

这等于是掌握了代替皇帝起草批文意见的职权，等于直接参与了国家政事的处理。后人将明代内阁之只能比作古之丞相，主要原因就是阁臣主持票拟的缘故。在皇帝对内阁比较信任时，内阁的意见容易被皇帝接受而得到执行，这样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明的国家机器效能。比如宣宗时的“三杨”。

内阁首辅品位尊崇，与皇帝是近水楼台，权大势重，恍若汉唐时的宰辅，所以内阁首辅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可是明代的内阁制度与先前的丞相制度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丞相具有裁决机宜的执行权，遇事可以上奏执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而内阁辅臣没有汉唐宰相的实权，事无巨细都要禀承皇帝的旨意，请旨定夺，一切都断自宸衷，遵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之后，才能得以拟旨颁行。就是说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从未改变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的身份。丞相拥有法定的权利，而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只备皇帝“顾问”，其权利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而明代阁权大小一直处于飘忽不定中。

其次，在历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统理政务、统率百官”的丞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诸多属官。在明初，丞相府称中书省，省中有左、右丞和参知政事等属官，六部为其直接下属机构。而阁臣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首辅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更不是其法定下属，阁臣品秩有的甚至比各部尚书还要低。

再次，先前的宰相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跻身相位者总位极人臣；但阁臣却不一定，起初各类学士的品秩才区区五品，甚至更低。后来内阁体制虽渐趋尊崇，入阁者往往先是任命为某部尚书或侍郎，再以兼任某大学士而入阁。但入阁者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与明代相始终。

此外，内阁人数不一定，内阁始终不是中央一级的正式行政机构，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握六部事务，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之权限。

从上述丞相制度与内阁制度比较上看来，内阁显然只是皇帝加强独裁的工具。它是明代试图解决皇权和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代以内阁取代前朝的丞相制，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的高度强化。

废除丞相制，君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得以解决。君权空前膨胀，这对朱明江山的稳固，是极为有利的。有明一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中，前后在位的皇帝共十六名。其中有好几位是少年登临大位的，也有好几位则多年避居深宫，倦于理事。但尽管如此，君权还是极为牢固，并不曾出现过权倾一朝、觊觎皇位的人物。各种原因，自然与丞相的废除有关。

“票拟”是内阁的最大权力，而票拟能否被批准，则取决与皇帝的“批朱”。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实际上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如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也能“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万历年间范守已就说，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全经嘉靖帝的省览改定。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则驳回再拟。再有不符，则必加申斥，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以后，无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已得出结论说：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几乎是执擅国柄，其实远非如此。

实际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利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柄笔太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见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他们参考的建议权。明中叶以后，皇帝往往深居内宫，不大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如汪直、刘谨、魏忠贤这样的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官之手。

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借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前朝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内阁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结交太监。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比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逼迫辞职；高拱企图赶走司礼监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流放；而张居正因为秘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的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而保住自己的地位。至于后来魏忠贤专权时期，有的辅针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内阁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

同时，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越来越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击，形成朋党，势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帝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间的争斗，似的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止的争斗，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致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致亡国。晚明接触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

故此我们得出结论，明代的内阁制并无多少先进之处。内阁的权力是依附于皇权的。内阁无法向脱离皇权而独立运作的方向发展。也不会出现皇帝“垂手而天下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