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这个问题，说起来并不复杂。最关键的原因有现在的话说，叫一把手的腐败。因为一把手腐败了，政治生态也就搞坏了。官员们各称私利的时候 。内斗也就免不了。如果用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说，叫“圣人在位而天下治”，如果昏君在位，天下混乱，政治恶斗，也就很自然了。而圣人的核心标准之一，就是“亲贤臣，远小人”，这样，就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而正确的决策，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保证了皇家的长远利益。因此，明君能克制个人私欲，服从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昏君常常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损害长远利益。围绕着一把手身边的大臣们，在服侍明君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就行了。当服侍昏君的时候，当昏君们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时候。大臣们的建议就会分成两派，一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一是从皇帝的个人私欲出发。于是，斗争就开始了。贤人君子和小人的差别是，君子是有个人操守和原则的，而小人只是为了利益。所以，明君在世的时候，小人不敢轻启纷争。他们做的事情和贤臣君子是一样的，而当昏君在位的时候，（本文中所指的昏君不是指智商低下的庸人，而是指具有个人私利的人。）小人们就会放弃公认的道德或政治原则，为皇帝君主的私利代言。而君子们不会放弃原则，于是就会出现残酷的争斗。而大多数时候会形成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君子沉沦，小人得意的局面。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王朝就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吧。唐朝有个大臣叫许敬宗，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做到中书令。唐代中书省是三省之一，中书令就是宰相之一。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的首长。许敬宗的前任是岑文本。在跟随唐太宗出兵伐高丽的时候，岑文本因病去世，许敬宗被提拔为中书令。在处理战争时各种繁杂事务中，许敬宗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李世民去世后，长孙无忌、禇遂良成为顾命大臣。我们按照历史常规来推测，当时长孙无忌才五十多一点，如果让他继续执政的话，大唐王朝很可能像汉代文景之世一样，走在一条萧规曹随的路上。但是唐高宗不想受制于人，因为夫妻的关系总是亲过舅舅。如果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在位，阿武就不可能上位。这时，许敬宗出来了。全心全意地协助李治夫妻把长孙无忌和禇遂良搞倒，甚至搞死。这样，阿武上位的道路就打通了。这是大唐盛世时的斗争，看似是许敬宗李义府和长孙无忌、禇遂良的斗争，其实本质是李治夫妻与顾命大臣的斗争，许敬宗只是打手。当然，武后革命的历史评价又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把话题拉到明代，明代的官员内斗，也就是所谓的党争，也是因为皇帝的腐败。党争其实是贯穿有明一代的，只不过是越到后期越严重而已。明代是有宦官专权的，有宦官专权，就有正直的大臣与之斗争。前期的斗争也有，但远不如中后期，也就是从嘉靖朝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直到把明朝斗到灭亡。甚至到了半死的南明王朝，党争依然是政治的主要内容。

嘉靖朝开始，斗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嘉靖皇帝的自私，他为了达成自己的私利，破坏了人们长期坚守的社会原则。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看过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人，许多都觉得嘉靖是一个权谋的高手，绝顶聪明之人。但我觉得，个人的小聪明和政治家的大智慧，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正一流的大政治家，不可能完全靠权术，耍阴谋。还是要阳谋。阳谋是，大家的谋划都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谁是真正好的，才会是民心所向。

嘉靖朝最大的一个事，就是所谓的“议大礼”。嘉靖和明武宗是堂兄弟，因为明武宗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张太后和内阁大臣杨廷和等商议，便以嘉靖做皇位继承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默认的方式是，把嘉靖过继给明孝宗当儿子。然后，继承皇位。嘉靖接到圣旨的时候，他心里当然明白其意思。因为他当时已经十六岁了，许多事情也知道了。于是，他先接了皇位，之后，他就一门心思想把他的父亲朱佑杬拉到明朝的皇帝谱系中，名曰睿宗。自己也不当孝宗的儿子。而把自己做为睿宗之后。这样的操作，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把朱佑杬升为睿宗。明代历史上孝宗和武宗两代皇帝就被边缘化了。这种操作在今天看来，似乎也没什么。谁不愿意做自己父亲的儿子，去做别人的儿子呢？但是，在当时政治中，他的恶劣影响是很大。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香火的传承是个很重要的事。明孝宗有不少儿孙。他们都有资格传承大明皇嗣，为什么要嘉靖，就是要传孝宗的香火。过继给孝宗，在正统的继承原则来说，就是兄终弟及。但是，嘉靖的做法是，家产我要继承，但责任我不履行。他继位之后，明武宗的皇后被边缘化。孝宗的皇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也被打入冷宫。这事与杀人霸产其实是没有太大分别的。明代后期，民间大家势族中就有利用族权力量谋夺寡妇财产的。这就是跟皇帝学的。明末大思想家李贽是福建人，从知府任上退休后为什么不愿意回老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没有儿子。回家后，族里就会过继个儿子给他。这个儿子不是来服侍他的，而是来霸占他财产和社会影响力的。

按杨廷和的想法，嘉靖继位孝敬自己的生母，当然没事。但是，张太后应该算是养母，更应该孝敬。但是嘉靖不想这样。于是，杨廷和们必须除去。皇帝有了想法，不愁找不到人帮忙实现。于是，张璁就出现了。张璁四十七岁才考中进士，心中很想出人头地。嘉靖朝议礼之事出来后，他便搜肠刮肚，从儒家经典中，帮助嘉靖找理论根据。最终他以一个“承先非继后”的理论，帮了嘉靖的大忙。于是，嘉靖便提拔他进内阁，最终当上了首辅。张居正花二十多年才达到的地位，他入仕三年就做到了。说穿了没什么技巧，就是为皇帝做打手。因为皇帝为了私人的利益，不惜破坏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规则。杨廷和几朝元老斗不过一个入仕三年小小的张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杨廷和是为国家谋划，张璁是为皇帝个人谋划。

我们再来看看，明神宗朝的事。神宗朝最大的事，就是立储问题。为了立储争了几十年。搞得皇帝都不上朝了。立储之争，因为站得立场不同，形成不同党派。直到后来的庵党和东林党之争，都是这两派争斗的延续。这种争其本质上是因为皇帝懦弱，能力不够造成的。

嘉靖朝的争斗，皇帝自己还是能把握局势的。他能使局面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到神宗朝，皇帝控局的能力就非常差了。立储之争，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神宗朱翊钧年轻的时候，偶然间宠幸了他母亲李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宫女意外怀孕，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是神宗既不喜欢这个宫女，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是想让他最喜欢的郑贵妃生的皇三子朱常洵当接班人。于是，朝廷中因为这个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政治中讨论了几千年的“立长”和“立爱”的问题。在传统的政治经验中，当然是应该立长的。三国时，以曹操之明达，还是选择了立长不立爱。就是对历史经验的尊重。

但是，明神宗的问题却和曹操有很大不同。曹操当时，自己可以控制局面，而明神宗，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局面，说白了，就是懦弱无能。因为他的懦弱，使得这一局中的所有人都很不舒服，而且对国家政治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神宗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并非无法操作。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王皇后没有儿子。朱翊钧只要把王皇后废掉，立郑贵妃为皇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郑贵妃当了皇后，朱常洵就成了嫡子。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朱常洵就成了合法的继承人，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却再也对她构不成威胁了。但是，这一点朱翊钧也做不到。她废不了王皇后，因为王皇后一没过错，二来和李太后的关系也挺好。所以，朱翊钧下不了手。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他的懦弱了。其实，古代七出之条中，无后是最重要的那个了。仅凭这一条，废掉王皇后，都可以。但神宗就是做不到，说明王皇后为人处世确实很有一套。所以无后这事，大约不怪她，怪神宗不给她机会。这样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人，神宗不给她生孩子的机会，说明神宗是性情之人。做事只凭喜好，不顾大局。而神宗喜欢的郑贵妃，在立储之争中表现来看，无论是政治手腕和智商能力，都是很一般的。只不过是和神宗对了脾气而已。如果她的政治能力和智商水平有武则天的十分之一。王皇后早就被她灭了。郑贵妃搞不定王皇后，从侧面也说明，他搞不过李太后。这里边的原因，与有明一代，从朱元璋开始，限制后宫干政有关。《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时期，有一次，天下有水旱之情。马皇后问朱元璋：“天下老百姓都过得好吗？”朱元璋答：“这是你该问的吗？”。马皇后说：“我与陛下是夫妻，做为百姓父母，我怎么就不可以问一问了？”朱元璋虽然认为马皇后说的不错，但是禁止后宫干政，朱元璋一直在努力着。所以，看明史《后妃传》就会发现，明代后妃，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体现出什么作用来。而且，经常会干出低智商的事情来。比如武宗的母亲张太后，以及神宗的郑贵妃等。到明代最后两个皇帝天启和崇祯，这哥俩都是从小丧母的孤儿，其性不很健全，也是有原因的。

说到这儿，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明神宗朝的党争，是因为神宗自己立不起来的原因。他从当了皇帝之后，开始的十年，张居正为他当家。张居正死后，他也曾想自己发愤图强。后来发现，自己干不干，事情都能解决，因为有内阁和司礼监在处理。所以，他就乐得当甩手掌柜的，并创下二十多年不上朝的纪录。皇帝甩手了，其它在权力边上的人物，只能放手出来争了，谁争到，就是谁的。这就是党争的根本原因。

天启朝庵党和东林党之争，为什么庵党会占有压倒的优势。原因是明代由于种种制度的设计，使各部门之间互相牵制，增强皇帝地位的稳固。内斗越厉害，皇权越稳固。天启时，魏忠贤离皇帝近，可以通过各种花招谎言等，骗取皇帝的话。然后以皇帝的名义下发旨意。所以，东林党自然就不是对手了。当崇祯上台后，因为他上台前就已经对魏忠贤们非常痛恨了。所以，只要把反对庵党的人利用起来。就可以铲除了。

问题讨论到这里，可以看出，臣子的内斗，对皇帝来说，不是坏事。它可以增加皇权的稳固。每个部门的权力都很大，就相当于每个部门都没权力。大家互相掣肘。就不会出现篡位的事了。但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中提到了严嵩整夏言，徐阶整严嵩，高拱整徐阶等等，是内阁中的恶斗。明代的互相牵制的政治制度，不但表现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牵制。比如内阁与司礼监与六科之间是这样。内阁内部互斗的现象，也是很激烈的。内阁的互斗也是制度设计造成的。

明代的内阁，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是朱元璋取消宰相制之后设立的部门。因为宰相的权力太大了，有时会威胁到皇权。朱元璋才这样干的。刚开始，阁臣的级别都不高。第一批入阁的人中，解缙级别最高，也就是四品。随着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最后内阁首辅变成一二品大员了。

内阁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没有谁大谁小的分别。后来，慢慢形成一套打不破的规矩。内阁中形成排名。排在第一的称首辅，第二的称次辅。依次类推。首辅相当于内阁的班长，但这个班长不是凭能力选出来的，而是严格按照入阁的时间前后顺序排列。入阁晚的排位在后。首辅权力最大，有决定权。其它几乎全成参谋。

古代有丁忧的规矩，就是父母去世。官员要去职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为父母守孝。假如首辅丁忧，次辅就升为首辅，称为“当国”（主持国事之意）。当前首辅丁忧期满，再回内阁的时候，现任首辅要退回次辅的位置，由前首辅重新“当国”。因为首辅和次辅的权力差异巨大，所以，当了首辅的人，决不愿意前首辅再回来夺自己的权。最安全的办法，自然是把对方搞死。因为不死就有隐患。严嵩搞夏言，是因为这个，徐阶搞严嵩也与此相关，高拱搞徐阶也是一样，张居正上台之后，搞高拱也是一样的。高拱虽然罢官了，但是，只要他回来，张居正就要退居二把手。所以，最好把对方搞死。像高拱这样，本来罢官之后再回朝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是和隆庆皇帝感情好，因为他是隆庆的老师。神宗小皇帝，对他根本没有太多感情。但隐患总是有的。所以，张居正为了自保，就必须让高拱死。高拱为了自保，就必须找张居正的隐私和不法之事，以求搞倒张居正。这也是张居正死后遭清算的一个原因。

明代后期的庵党和东林党之争，庵党基本上是神宗朝支持皇三子朱常洵的，东林党则是支持皇长子的。其中的是非曲直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白的，支持皇长子的人，是以儒家的道德原则为支撑，而支持皇三子的人，是以利益为支撑的。谁是谁非，大家自己判断。

崇祯上台之后，庵党被一网打尽。所以，崇祯朝还是不可避免的亡了国。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到明末时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争，就是寻找新方向新突破的过程。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对加强皇权做了种种努力。取消宰相制度，实行内阁拟票，司礼监批朱，六部之外又设六科的做法，都是为了加强各部门间的牵制。互相牵制发展到底，就是内斗。这是朱元璋设立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虽然加强了皇权，使皇帝可以躺赢，但国家行政体制效率低下，最终必被所噬。明朝的灭亡，就是证明。

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内斗是历史上任何朝代的通病，是一直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其实质是资源稀缺性造成的。造成资源的稀缺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然事实上的资源稀缺性，另一个是人的眼界格局和能力的局限，造成了对资源稀缺的错误认知，对这个问题我就做一些浅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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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自然事实上的资源稀缺性。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主动获取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的资源，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之间迟早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必然伴随着有限资源资源的争夺，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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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就是政权组织的资源，就拿明王朝举例说明，朱元璋初期的团队人员少，军事扩张占领了大片的领地，这就造成了中央到地方各级职位的的空缺，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去填补，也就是说朱元璋能够不断的为属下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岗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样的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供过于求的，外面有广阔的地盘可以供大家争夺，内部又有大量的空缺岗位形成刚需，朱元璋自然能够做到凝聚人心，一致对外，大家也没有必要内斗，因为都知道岗位和机会多的是，自然而然的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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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最终朱元璋统一了中国，向外没有了拓展空间，内部编制逐渐满员，一个萝卜一个坑，新岗位的数量不再剧增，但是政权内部的岗位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么这些岗位就会开始变得稀缺，而且越往上，呈金字塔形状，职位越高，资源越是稀缺，内斗就必然产生，虽然向外没有了开拓空间，但在王朝初期的发展上升阶段，由于事务的不断增多，岗位也会随之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缓解这种权利岗位的稀缺性，所以王朝初期一般来说，政治都是比较清明的，担当王朝发展到极盛阶段，内部岗位人员需求已经饱和，岗位机会不在增加，甚至为了节省开支岗位还会减少，但是人们对岗位的需求却越来越多，资源就越来越稀缺，那么内斗就会越来越严重，为了争夺资源，什么手段都能用得上，完全不顾政权大局的发展，人人谋私，毫无底线的可言，腐败越来越严重，越到王朝后期，内斗越严重，反观刚刚掀起的农民起义和关外刚刚建立的满清王朝，就像朱元璋时期的团队那样，生机蓬勃，积极性非常高，战斗力极强，这样的竞争格局下，一个毫无大局观，充满自私内斗的腐败明王朝，根本就不是前两者的对手，灭亡就是注定的结局。这就是资源自然事实上的稀缺性造成的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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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人的能力局限和认知偏差造成的虚假资源稀缺性。就举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例子来说明。太平天国起义初期，跟朱元璋起兵初期一样，大家团结一致，奋力向前，不存在什么内斗问题，面对资源自然稀缺的腐败晚清王朝，从广西金田到南京，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但到了南京之后，高层开始固步自封，建都称王，洪秀全自称天王不说，还封了好多藩王，大清王朝还没有推翻，北方大片的领土还没有夺到手，高层到底层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内斗，放弃了进一步向外拓展提供新岗位新机会的战略眼光，毫不顾忌清王朝随时都有可能反扑，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最终酿成天京事变，团队骨干们因为眼光的短浅，格局不高，忽视外部资源这个“大蛋糕”，看不到向外空间拓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了争夺内部仅有的稀缺资源，自相残杀，给了清王朝反扑的可乘之机，导致了灭亡。这种资源稀缺性内斗，完全是太平天国团队无格局眼光短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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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是资源稀缺性的必然结果，谁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资源的稀缺性，只能不断的缓解资源的稀缺性，来推延减缓内斗。团队格局高眼光长远，就会最大化的向外开拓获取资源，让这个“总蛋糕”不断变大，直到实在无能为力为止，格局低眼光短浅就会把眼光转向内部有限资源的争夺，“总蛋糕”越来越小，争夺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没底线，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剧烈的内斗来的越早越快，距离灭亡就回越来越近。大到人类、物种、国家、民族，小到行业、企业、家族、家庭，基本都遵循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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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主要是统治者喜欢杀功臣。上梁不正下梁歪。引起官员内部争斗。都是朱姓的私欲膨胀。不满他姓官员当官，所以要打击下去。其内斗就不断发生。明朝一个酷刑泛滥的朝玳。

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自从“国家”这一组织或单位成立之后，内斗似乎就是无可避免的漏洞，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延伸。若说明朝官员喜欢内斗，也只能说因为具有更多的内斗条件和空间！也只能是反应出当时统治者所欠缺的东西实在太多。

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朝廷中的大臣内斗，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这种内斗，有时候会被及时发现、及时消灭，有些则会不断地强化，直至发展成为“党争”。

按类型来说，这种内斗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皇帝昏庸，大臣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成派系，互相倾轧、消耗；还有一类，则是皇帝深通帝王术，在大臣中间搞平衡，故意让大臣内斗，他坐收渔翁之利。这时候的大臣内斗，实际上是看皇帝的眼色行事。

明朝的大部分党争，都是因为皇帝昏庸而导致的内斗失控，比如著名的东林党与阉党的内斗。

但题中所提到的嘉靖朝的大臣内斗，却是另一种类型：一切都在嘉靖皇帝的掌控之内。

嘉靖皇帝，虽然痴迷黄老之术，不爱上朝，但就皇帝的能力来说，确实是个高手。他就像一个学霸，只需使出五分功力，就可以名列前茅。而他毕生都从未在做皇帝这件事上使尽全力。然而，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嘉靖皇帝，是不可多得的权谋高手。他最擅长的，就是平衡术以及新陈代谢的用人法则。

当初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承大统时，嘉靖皇帝就展现出了精明的一面。他为了把自己的亲爹追封为皇帝，把他的牌位抬入太庙，他与众大臣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掀起了大礼议事件，最终，嘉靖赢了。

等到天下尽在掌握的时候，嘉靖皇帝开始展现自己的权谋手腕。从此，大臣再未对他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至于后来的海瑞骂嘉靖，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嘉靖权谋的核心是平衡术，而他的平衡术可谓术中有术，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首先，为了牵制前朝的内阁大臣们，他赋予了內宫司礼监极大的权力。内阁大臣只有票拟权，司礼监却拥有批红权。两者互相制约，任何一方都无法对嘉靖形成威胁。

这是第一层。

还有第二层：分别在内阁辅臣中，或者司礼监的太监中，嘉靖都会扶植两方的力量。内阁首辅如日中天时，嘉靖早就把他的反对者提拔成了内阁次辅；司礼监掌印大太监正被重用时，排在第二位的秉笔太监早已虎视眈眈。

也就是说，嘉靖永远有两套方案。如果内阁首辅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听话，他就继续使用；一旦有人膨胀了，不再听话，他立刻就会让人顶替他。

所谓的，严嵩整夏言，徐阶整严嵩，高拱整徐阶，张居正整高拱，无非是嘉靖想要更换内阁首辅而已。

而新陈代谢的用人法则，也是嘉靖的一大发明。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充满变化的，人也是充满变化的。所谓从一而终，矢志不渝，概率很小。

嘉靖的应对办法是，没等果子烂透，他就把这个果子淘汰掉，换上一个新果子。这就是新陈代谢的用人法则。

嘉靖之所以不断地更换内阁首辅，就是为了促进内阁的新陈代谢，使内阁保持活力，为他卖命，同时又能听命于他。

不得不说，嘉靖虽然是个神经病，但确实是个权术高手。

明朝的官员为什么喜欢内斗？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面说过一句话：君主如果把他的国家事务交给几个人去办的话，这些人就会发生纠纷，想方设法成为他身边第一个奴才。

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官员争斗，似乎都说得通。

拿中国人更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封建王朝治下，从来少不了党争。

如提问者所言，明朝的党争，似乎更加的典型，更加的激烈，更加的残酷。

铁锤文史准备用三个段落来阐述明朝官员的党争内斗。

第一个问题，明朝党争因何而起？

第二个问题，大规模党争从嘉靖时代开始。

第三个问题，明末党争，有阶层利益作为推进剂，也成为明朝亡国的加速剂。

千百年来，君权与相权之争，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之中的命题。朱元璋是个乾纲独断的独裁者，利用胡惟庸案废除了丞相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是实际上这个是老朱自找苦吃。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要皇帝经手办理，就是三头六臂也干不下这个差事。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平均一天要处理208件公文，处理424件事情。

朱元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值得佩服的事情。因为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锤炼出来的能力。所以说朱元璋的个人执政能力绝对是超然出众的。

永乐皇帝也不错，因为政治历练足够，个人能力也是相当过硬。但是到他那时候已经需要大量借助外脑了。所以内阁制度在永乐时代已经建立，一开始内阁只是一个顾问机构，但是随着事件的推移，内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明朝初年几位能力卓越的皇帝可以以我为主，兼听内阁顾问意见来执政。到了后来内阁的作用越来越大，因为后来的皇帝多数长在深宫之内，养于妇人之手，哪里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来解决天下大事呢。到了明英宗时期，内阁就开始掌握了票拟权。票拟之后还是需要皇帝最终拍板定夺画圈圈，后来那些皇帝哪里有本事裁决画圈圈呢，于是就开始利用他们最信任的太监。明朝开国皇帝吸取前朝那些历史经验，曾经定下规矩，不允许太监读书识字的，就是担心他们干预朝政。可是后来的皇帝打破了这个规矩，明宣宗时代就开始让大学士给选拔出来的小太监上文化课，就是为了代替皇帝画圈圈，到了明武宗时期，就形成了制度，内阁出票拟，司礼监太监代表皇帝在阁票上面批红。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对这个制度会有深刻印象，电视剧第一集就充分展示了在这种制度严党、清流和司礼监之间微妙的博弈。内阁的辅臣不但代表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利益，也代表着相权的另类存在；司礼监则代表着皇权的威严。

在内阁和司礼监保持微妙平衡的同时，内阁内部的权力格局也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最初的内阁是阁员共同负责，后来权力越来越集中在首辅身上，在内阁里面，阁老说话才管用。

所以，对于首辅职位的争夺，是明朝党争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这个推动力的驱使下，首先是对于监察官员的争夺战。明朝的言官那是赫赫有名，管你是谁，只要有把柄落在言官手里，老子就敢在万岁爷跟前参你一本！有明一朝，被言官干下去的官员名单估计能排二里路。以此，明朝内阁首辅上台之后，就会选派自己的亲信去当御史，当给事中。根据《西园见闻录》记载，首辅上台之后，“选授御史，给事中，多切近乡人，亲友、死党。有所欲为，则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则托之论罢”。言官成了官位争夺战中的先锋打手！

第二个党争的成因，是拉帮结派的山头主义。

大臣们在朝廷里面个个声称自己是天子门生。实际上这些人在朝堂之外，各自都有数不尽的自家门生。

唐宋之后因为科举的兴起，就产生了门生座主的流派风气。尤其是明朝中期之后，监察官员全部要通过科举选拔，而内阁掌握了科举考试。内阁的阁员甚至直接参与了会试和殿试的考试工作，根据《明史》记载，内阁大学士会试充当考试官，殿试充当读卷官，等到进士提名的时候，由内阁大学士亲笔撰文立石于太学。所以这个时候出来的御史、言官已经和内阁阁员形成了密切的师生关系。

清朝学者就曾经说过，明朝的时候，这种师生弟子之间的关系，比父子关系还要密切。“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座主者未之有也”（《日知录集释》）。发展到最后，甚至是“宁负朝廷，不负举主”（《春明梦余录》）。所以你看到了明朝中晚期，今天你弹劾我，明天我参劾你，背后的动机绝不仅仅是为国监督这么简单。

提问题的人说：严嵩整夏言，徐阶整严嵩，高拱整徐阶，张居正整高拱。没错，明朝大规模的党争，就是从嘉靖时代开始的。

为什么嘉靖时代党争变得更加激烈呢？这是因为此时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加大。

排在嘉靖前面皇帝，就是那个著名的木匠皇帝正德，正德皇帝瞎胡闹了一辈子，终于在临死之前对宦官乱政开始反思，所以留下了遗诏，说“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

因为这个原因，从嘉靖到万历，“归政内阁”，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放大，对于内阁首辅的争夺战自然日趋白热化。无论夏言、严嵩还是张居正，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权相”。而他们的上位和倒台，没有一家不是伴随着惨烈的政治斗争。

夏言用言官扳倒张聪，后来发现严嵩逐渐比自己更受宠，于是又指挥言官弹劾严嵩，结果自己斗输了，被皇帝斩首弃市，这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之后严嵩一手收拾夏言一派的言官，一手培植自己手下的言官，纵横嘉靖官场四十年不倒。而徐阶扳倒严嵩，也是利用了御史邹应龙的一枝刀笔；徐阶上位之后，高拱和徐阶不是一路人，于是又指使御史齐康弹劾徐阶，徐阶倒台之后，高拱最后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一路追杀过去，让徐阶的儿子们“多得罪”。到了张居正上台之后，张神童利用自己和司礼监冯保联盟的优势大力推动改革，活着的时候虽然有御史跟张居正叫板，最后都被张居正利用铁腕打压下去。但是张居正这边一死，御史言官马上群起攻之，最后张居正家族被籍没家产，亲属被牵连甚多，等同鞭尸。

到了万历末期，明朝的党争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的趋势，这和明朝末年江南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形成，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有关系。

皇室，宗亲，宦官、勋戚这些大地主阶层和把持朝政的以地域身份抱团的浙党、楚党等集团，和代表江南中小地主和中下层官员利益的东林党，在利益上面呈现对立形势。

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希望敞开言路，打破贵族和大地主集团在官员任命上面的垄断。在经济上反对贵族和大地主集团的土地兼并。东林党人代表了中下层社会的利益诉求，在民间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万历皇帝死后，光宗上台，这个短命的一月皇帝上台之后干的最多的事情似乎就是在床上驰骋，结果不到一个月就玩的精尽人亡。但是光宗临死之前，嘱托东林党人拥熹宗上位，东林党随之上台。

上台之后，东林党人也没有干什么正经事儿，跟别家一样，大肆铲除异己，对于治国方略没有什么积极贡献。北方金兵攻陷辽阳，这伙东林党官员“每朝会，束手相叹而已”。

这个时候魏忠贤利用和皇帝乳母的特殊关系，逐渐获得皇帝信任，权力日趋壮大，被东林党打压的其他党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麾下，最后东林党人被阉党反戈一击，一时间树倒猢狲散，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等到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又是一番推倒重来，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是一轮清算。明朝末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岌岌可危，内忧外患集于一身，这个时候满朝官员不去想着如何富国强兵，还陷于党争和倾轧之中，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诛杀袁崇焕，既有崇祯皇帝猜忌的因素，也可以说是党争倾轧治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