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什么这么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出自《韩非子.五蠹》，其主要思想是主张君王要“以法治国”，这里的依法治国，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今天的依法治思想，是整个国家治理思想中的一个方面。而韩非子的依法治国是把法做为治国的总方针，以这个方针统领一切。

韩非子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韩非子之前的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申不害。法家思想有三个重点概念，一个是“法”，也就严峻法治国，代表人物是商鞅；一个是“术”，既君主要用权术控制臣下，代表人物是申不害；一个是“势”，也就是权势，占高位以控下。代表人物是韩非，我们今天下围棋中所说的做势，与其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占先手，占高位，以取得有利的形势。韩非把商鞅与申不害的理论整合在一起，再加上自己的独创，就形成了完整和法家思想体系。

在《五蠹》这篇文章中，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以耕战立国的思想。商鞅在变秦法之时，一个关键点就是，在秦国之内，耕战是人们获得荣誉、权力和财富的唯一手段。除了种田模范和杀敌英雄之外，其它的一切方面都没有用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用严刑峻法实现。国家告诉老百姓怎么做，老百姓做到了，就给予奖赏，做不到的，不按要求做的，就用法来治他。商鞅割掉公子虔的鼻子，就是严刑峻法的标志。

“蠹”是蛀虫。五蠹就是五种蛀虫。这五种蛀虫分别指的是那些人呢？文章的结尾处进行了总结：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所以，这五种人是：学者（读书人），当时主要指儒家；言谈者，指的是当时的纵横家；带剑者，也就是侠客，当时是墨家；患御者，指托身于豪门混饭吃的人；商工之人。就是工匠和商人。现在应该是两类，韩非子归为一类。

《五蠹》的全文是论述如果国君让上述五种人或得富贵荣誉，对国家是有害的。只有让战斗杀敌的和种田有功，为国家贡献粮食的人是有益于国家的。君主应该给予这两类人高官厚禄，而前五类人就是浪费国家粮食的蚀虫。国君必须把他们除掉。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用来批评儒家和墨家的。这句话中的“法”和“禁”是同义词，意思是一样的。是说儒家认为自己有文化，用语言来批评法的好坏。而墨家的侠客以武力犯法。这两种情况一文一武，都对“法”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法的实施，最终对国家是不利的。下面我们看看韩非子的原文：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是，君主们还礼待他们。认为他们对国家有用。正确的做法是，只要不遵守法，就一定要治罪。犯罪的，要杀掉他们以正法。现在，犯法的不治罪，违法的不处理。法律的规定与人们的爱好不一致，国君与人民想的也不一样。如此，就算是黄帝复活，国家也治理不好。

这句话体现的是法家思想。它到底对不对呢？答案是，既有对的一面，也有错的一面。

一个社会中，如果法律制定了。必须得到严格的落实。如果是人人都可议论，都来评论法律不对。那么，法律必然无法实施。这就是秦始皇坑儒的原因。但是，法有善法，也有恶法，善法是利民的，恶法是害民的。当法是恶法的时候，必须有人出来说话，使法得以改变，使之最终利民。这在今天也是一样的。举例：未成年人杀人，可以不犯死罪。如果未成年人知道这种规定，而故意杀人。这种犯罪，是死不足惜，不杀不足于平民愤的。所以，这是法律的漏洞。说明，法不是完全不可以讨论的。这是所谓的“以文乱法”。

以武犯禁。如果盛世法律健全之时，人们的合理诉求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得到保证。侠的出现，必是以武犯禁。必被惩治。如果在乱世之时，强盗横行之时，侠就有救苦救难的功效。人们就盼望侠的出现。一句话，乱世之侠再公平，也没有治理的法律公平。这一点，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因此，现实中的所谓侠，常常是会谋私利的。而文学中的侠，大多寄予的是一种美好理想。

这些年来，网上不断有以法家来压儒家的论述。如果法家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以儒家做为政治思想，而不取法家。是不是我们的祖先都是傻瓜，没有今天的我们聪明，答案是否定的。

法家是乱世之术，儒家是治世之道。秦国以商鞅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秦国之兴得之于法，而其败亡，又何尝不因为法。这篇文章里，韩非子很明确的说，富国强兵不靠仁义，而靠法。后世贾生论秦朝之亡不也说过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当秦并六国之时，仁义确实没有用。有用的是实力。而当秦统一六国之后。行仁义是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须的。所以，后世儒家，逢乱世则隐，遇治世而出。

这句话是法家批判儒墨的话。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相互对骂的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儒家的孟子还骂过墨家“无父无君，是禽兽”的话。这些相骂的话，都要分析批判着读的。

这里谈的既然是儒法之争。顺便说一下一个常见的观点，儒家是愚民的。儒家怎样愚民的？请举例说明。但历史上法家愚民的例子可以随便举的。

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一开始，老百姓都觉得不便。不愿意实行。三年之后，老百姓都觉得新法很方便。于是，就有很多人跑到商鞅跟前说新法多么好。商鞅便把说新法方便的人全部发配到边境上去。史书上说，从此以后，老百姓再不敢议论新法。商鞅的做法，体现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话孔子说过，但在孔子这里，老百姓能知之更好，不能知，也要行。在商鞅这里，老百姓可由之，不能知之。知之不能言之。若言之，法必治之。这就是商鞅被史家称为“刻薄寡恩”的原因。这也是这何商鞅对秦国立下大功，最后被五马分尸的原因。

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什么这么说？

我个人见解，不能过分用文，也不能过久从武。有度！作参答！

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什么这么说？

放在当时的文化语境，儒并不是平时所说的儒生，而是指两种人，儒者和游说者，游说者就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侠指的是游侠，包括四处游荡的剑客，更指的是豢养剑客、拥有武力的地方豪强。这句话源自于《五蠹》，讲了社会的五种蛀虫，分别是学者（儒生）、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官员的亲朋好友）、商工之民（从事工商业的人）。

儒在先秦时期并不是儒生的专有名词，就像焚书坑儒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460名方术士（就是炼丹师，数长生不老药的）。术士也是被称为儒，游说的纵横家也是儒。

在韩非子看来，儒生和纵横家的存在就是扰乱国家稳定，也让天下不得安宁。儒生靠几篇文章，轻飘飘地就得到了高官厚禄，这叫赏罚不公；而且他们不听号令，批评时政，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整天跟国家对着干，破坏国家安定。

而纵横家“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纵横家拥有着赫赫的声名，有着无比的荣华富贵，让天下人艳羡不已，像苏秦，佩戴六国相印，何等的威风。可是，他们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劳，于国无益，于己有利。

游侠儿就更加不用说了，有了武力，就经常干一些“行侠仗义”的事，以正义的名义，侵犯国家的权力。毕竟，审判权、逮捕权不在国家手里，那这个国家还能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吗？

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什么这么说？

韩非子，是韩国王室的公子。他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集大成者。韩非学说，为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提供了最实用的理论依据。

与儒家相比，儒家重在立德崇礼，立德固然好，但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往往靠不住，没实效，周礼虽好，也与现实遥远。法家思想是强调执法的，君主掌握“赏”和“罚”两项大权，合于人性的趋利避害，能做到令行禁止，应该说，韩非的一套学说，在战国时代，更有治国的效果。

儒家思想，无论孔子，还是孟子，总是理想主义色彩太强烈，君主们很难用之在列强的争霸中，也不能富国强兵。而法家从商鞅变法到韩非学说，非常实用，严刑峻法使人们唯命是从，当然使秦国快速发展，最终实力超强，其余六国都不是秦的对手。

法家看不起儒家，以为他们书生气，不切实际。韩非这个人说话结巴，但思想非常厉害，刻薄无情，他认为儒者，游侠，商工之民等为五蠹，即五类蛀虫。

儒家以文乱法，“文”就是儒家念念不忘古代的典籍，如周礼之类，儒家以“文”破坏国家的法制，实际是说儒家以周礼治国行不通；同时，韩非也反对游侠纵横家，认为这类人（如后来刺杀秦王的荆轲之流），用武力来违法，是国家的危害。

韩非说，“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大概意思就是，国家太平，养活了一群儒者和侠士，可是国家有难，依靠的却是甲士，国家给了儒者侠士利益但用不上，国家依靠的甲士却没有什么利益。这种情况是韩非坚决反对的。

所以，战国时代所谓百家争鸣，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儒墨之争，道法之争等等，最后，还是法家胜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依旧严刑峻法，二世灭亡。刘邦西汉之初，休养生息，用黄老之术，到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治国是外儒内法而已。

韩非子

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什么这么说？

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文武都不能过份依赖，任何一方如果过度都会产生危害。

这就要讲究一种平衡，一方独大对统治者是不利的，这就是政治。

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什么这么说？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出自两汉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序》：“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序》记载的这句话意思是：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

韩非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他是法家，是站在自己思想学说和统治者立场来说话，所以，也就不奇怪了。他这句话是在说文人们总是靠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总是用暴力触犯法律。韩非子又是法家，强调“依法治国”，怎么可能不反对呢？他认为，那些文人闲着没事找事说这说那，侠士闲着没事找事扰乱社会秩序，都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破坏了国家的安宁团结。很明显这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来说的这番话。他之所以要这样说，就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法家思想与学说。

说实在的，在当时那个奴隶社会出现乱像很正常，文人和侠客出面为民抱打不平，是很正义的。但是，文人和侠客行为已经严重地干扰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与学说的传播，影响到他的利益，因此，他诽谤“儒”（读书人）是蛀蚀，利用文章来侵蚀社会，扰乱法纪，狡辩真假，颠倒黑白，而侠客却使用武力，杀富济贫，违犯禁令，这就是社会与国家混乱的根源。本来应该维护君主以礼相待，对那些犯法的文人和侠客判罪，但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了任用；而那些侠客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

总之，韩非子没有站在普通大众立场上说话，而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的话。韩非子说的这些话，就是为了推广自己的思想与学说，献媚了统治阶级，无视和诽谤了正义的文人侠客。这才是韩非子为什么要这样说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