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伤仲永》是否暗喻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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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盖儒者之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符，而天下之理得矣。”《伤仲永》是暗喻司马光的论调，不知从何而起。但在现今的网络世界里，这也不足为奇。我们根据王安石“名实相符”的方法一对应，答案就很清楚了。

《伤仲永》是王安石的一篇短文，笔者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学过了。全文很短：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这篇文章共分三段，第一段写金溪人小时候很聪明，没上学就能做诗。家里人拉着他到处挣钱，不让他学习。

第二段写作者见到方仲永时，他已经天才尽失，泯然众人了。

第二段，是王安石的感慨，他说。人的天赋有好有坏，就算是天赋很好，也要后来的教育，才能成就大器。就算是天才，如果不学习，也不能成器，如果是一般人，更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

王安石的这篇文章，是劝人努力学习的。与当是初中课本上的另一篇古文彭端淑的《为学一篇示子侄》意思差不多。

这篇文章里的人物，与司马光毫无相关之处。在历史上，从来没看到谁说这是暗讽司马光的。因为它无论是主旨和文中细节，均与司马光沾不上边。现代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完全是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想象的唯一依据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政敌。但政敌不等于不共戴天的仇人。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君子之争。这与明代后期政治上所谓的忠奸之争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对比一下吧。

这篇文章里的方仲永，小时候很聪明能写诗，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泯然众人了。后来当然也没有什么出息。而司马光从小就很聪明，且学习刻苦。我生学语既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这一点，与方仲永绝不相似。另外，司马光十九岁的时候，就得中进士，进入仕途。这与方仲永也不相似。

王安石一开始就说明，方仲永是“金溪人”，金溪是江西的地方，王安石是江西人。方仲永是王安石舅舅家附近的人。而司马光老家是陕州（今山西）夏县人，出生在河南光州光山县。所以叫司马光。方仲永是“世隶耕，生五岁，未尝识书具。”而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司马光出生的时候，是光山县令。这一切，两者都相差很远。

王安石说，他听说方仲永的故事很长时间了。明道中，在自己的舅舅家见到过方仲永。令做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明道”是宋仁宗的年号，只有两年，王安石当时十一二岁。当时方仲永十二三岁。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方仲永年龄与二人仿佛。明道之后又过了七年，王安石十八九岁，方仲永二十一二岁。这时，他已经泯然众人了。按这个时间交代，王安石写这篇文章时，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如果时间再长的话，王安石应该会有所交代。这时间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王安石大约还没有认识。

司马光是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当时十九岁。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当时二十二岁。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知名与交往，最早也应该从进入仕途后算起。年轻的时候，虽然性格不同，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在文学上，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文都很厉害。而司马光也是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史学家之一。从政治上来说，两个人都干到宰相。相互之间，意见不同的争论是有的。但讽刺和看轻对方，恐怕是不会的。

就算在熙宁之后，王安石与司马光因政见不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但《伤仲永》这篇文章，从内容上看，可以肯定与司马光没有任何关系。

王安石的《伤仲永》是否暗喻司马光？

要知道王安石作《伤仲永》是不是讽刺司马光，那么首先要知道这个作品创作的背景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是先查看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从检索的结果看，“方仲永”在《年谱》中一共出现两次。

王安石在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见方仲永。

《年谱考略》卷一：“（明道）二年癸酉，（王安石）十三歲。有《傷仲永篇》曰：金谿民方仲永，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當是楚公自韶州丁衞尉府君憂也。”

根据《年谱考略》卷二，王安石是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下《伤仲永》。

根据《宋史·王安石传》：“举进士高第，签书淮南（节度）判官”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荆國王文公》：“慶暦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查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P542 第十编《地方官类之二——府州县官》“签书判官厅公事”指出“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是幕职官名，职掌是协理郡政，从八品。王安石到庆历六年才自临川（今江西东乡）赴京，不求官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可知，他在写下《伤仲永》的时候应当是高中的第二年，难道他会在这个时候就知道以后会实行变法，司马光是他的死对头，所以赶紧动笔写文讽刺司马光砸缸？

王安石心怀家国，舍弃自己，为宋朝之强大而变法，令人钦佩。而司马光，同样作为政治家，虽然在他的地位不及王安石，但也是忠君爱国的贤者，只是思想略有保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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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伤仲永》是否暗喻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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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伤仲永》暗讽司马光，那是后来人的猜测，把两个人的矛盾扩大化和情绪化了，这个情况就像我们现在谈论政治斗争，都说左派怎么样、右派怎么样，谁迫害谁、谁有给谁穿小鞋了，其实都是外行看热闹的心态，政治斗争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我们想的那样戏剧性。

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都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儒学大师，修养特别高，他们在人品、文学等各方面都特别尊重。王安石性格直爽，但特别有君子风度，他曾经救过和自己有激烈冲突的苏轼。司马光，为人厚道，但也特别执拗，他绝对认可王安石的人品。王安石去世之后，司马光特别惆怅，给了6个字的评价：不可毁之太过。半年之后，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也去世了。

王安石写《伤仲永》时，年仅22岁，此时，他刚考上进士一年多，并且当上了扬州市政府秘书长，衣锦还乡，想到了与自己同年的好友仲永。两个人是同乡，他们自幼便聪颖过人，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但后来的王安石通过勤奋努力成了国家栋梁之材，仲永确荒废了一生，成为废柴。因此，《伤仲永》是真实的感慨和遭遇，根本不可能讽刺司马光。

况且，此时此时的司马光才20岁，也是刚考上进士，两人在工作和生活上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两人来往密集大概在嘉佑年间了，彼时的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人都有名气，彼此尊重，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被称为嘉佑四友。

宋·徐度《却扫编》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当时人们称之为“嘉祐四友”。

王安石和司马光，不管怎么斗，其实都是悲剧性人物。

王安石的《伤仲永》是否暗喻司马光？

不是，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是，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只是在强调学习不能松懈，要与时俱进

王安石的《伤仲永》是否暗喻司马光？

要说王安石的伤仲永，是暗喻司马光。只是后人的过分解读。

伤仲永所表达的意思是，为仲永这样一个天才最终沦落而感到惋惜，像仲永的父亲这样，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重视后天教育，而感到可悲，同时提醒普通人，要不断学习，发愤图强，才能成为栋梁，像仲永这样的天才，不能继续学习，不能持续吸取知识，也会被荒废。主要是给予我们普通人以警示。

王安石和司马光有许多相同的优点。自幼聪颖，而又勤奋好学，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他们的人品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

虽然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政敌，也仅仅是政见不和，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真正的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都是竭诚为国，只是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保守派人士，他和激进变法的王安石是严重对立，他认为国家制度的改革应是循序渐进的，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在原有制度之内改革，要保持稳妥，要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王安石这是标新立异，破旧立新，看到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

他们都是相互之间彼此了解。也都非常敬重对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斗都是摆在明面上，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但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 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不过他是比较执拗而已。

王安石也是在受到司马光反对之余，虽然非常气愤，但也由衷的说道：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连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也绝对不是一个小人！

只是我们后人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王安石的《伤仲永》是否暗喻司马光？

对于“方仲永”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熟悉他是因为王安石的那支生花妙笔写出的文学名作《伤仲永》。在文中作者对仲永才华的描述令人难忘，作者对仲永才华消逝的叹息令人难，作者的感慨与观点也在微末的议论之中表露无遗：“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神童不学都会如此，那我们平常之辈如不学习。那岂不是连众人也当不成了？ “固众人，又不受之于人，得为众人而已耶？”短短几句，自然而有分量地道出相成才，必学习的深刻道理。仲永父亲的 “不使学”是这篇文章说理成功的坚实基点。王安石借天生聪颖过人的“奇 才” 没有学习而致平庸的例子告诉大家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文章在强烈的对比中水到渠成的提出了作者的观点，成为人们广为传诵的劝学佳篇。神童仲永的树立往往被用来劝导那些不思学习的少年。可这个例子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 再三品读，我私自认为：仲永之奇，成就了《伤仲永》，也败就了《伤仲永》。

司马光七岁时能背诵《左氏春秋》，用石头砸碎大缸救下落水同伴这件事更是轰动一时，他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后来司马光参加科举一直在朝廷为官，晚年时写成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含义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参考和借鉴。司马光因此书光耀千古。 一位想着证明自己神童的能力，立刻就赢得名声赚取钱财；一位踏实学习研究，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未来能做得更好。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人，所以，由此可看两人没有任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