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是不是说明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这个问题的逻辑是，《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调和主义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和事佬哲学。因为《论语》和《中庸》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他们表达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因此，如果这里的论据“礼之用，和为贵”是和事佬哲学，就可以证明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一种和事佬哲学。

我可以先肯定的给出答案，这个论证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论据不成立。因此，它也就不能证明这个论点。如果大家跟我一起研究一下这个论据。就会发展，结论恰恰是相反的。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句话是对《论语》的断章取义，和有意曲解。“礼之用，和为贵”在《论语》中，表达的决不是折中调和之意。

“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原文是这样：

有子曰：“礼之用，合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句话，应该没有太难懂的地方。“礼”是儒家最核心的内容。用现在的话说，礼就是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我们今天所说的“有礼貌”的“礼”,还是这个意思。无论从古到今，人的社会行为，都必须有规范。“礼之用，和为贵”的意思是说，我们有遵守社会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时，最终要达到一个“和”的标准。

“先王之道，斯为美”，孔子所推的先王之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其具体内容就是周礼，人们遵从周礼，社会达到合谐的状态。所以是“斯为美”，因此‘小大由之’，大事小事，都由都要“由之”。这里的“由之”，当然是由“礼”，因为礼是手段，而“和”是结果。

这句话的后半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句话，就是很明确的说明，和为贵并不是调和折中。追求和的目的时，必须“以礼节之”。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关于这段话，程颐是这样解释的：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

程子的意思是说，礼是约束人的。太拘于礼了，人与人之间就显得疏离了，不亲近了。所以，只有好的礼才能达到“和”的状态。乐胜则流，是说，如果不讲礼节，就会显得没大没小，就是“流”，也就是随便。太随便了，就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说白了，儒家追求和的效果，但这种效果的达成，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约束之下，这就是“礼”。因此，“礼之用，和为贵”不是折中调和的和事佬哲学。

既然论据不成立，我们也就不去讨论中庸的问题了。但我还是要罗索一句，中庸决不是和事佬哲学。否则的话，孔子就不用诛少正卯了。

“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是不是说明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

原文是: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求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也就是说:

有人说:礼的施行，以和谐为贵。以前圣王的治理之道，好就好在这里，不管大事小事都遵循这一原则。但是，如果有行不通的地方，只知一味地为求和谐而求和谐，不用礼仪来加以节制，那也是不行的。

从以上文字大家就可看出，孔子肯定和谐为贵，但却不能为和谐而求和谐，必须用礼仪来节制和谐，这怎么能说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是不是说明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段话最后的判语，实际上已经回答了题主的问题。

礼的施行，贵在上下和谐……如果为了和谐而和谐，不去讲究礼，这样也是行不通的。

"和事佬"是左右都不得罪，看起来公允，实则是在掩盖问题，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为了和谐而和谐，这在儒家思想中是反对的。

中庸的思想，不是嘴巴上说的那么容易。中庸本身就是不偏不倚，站在"理"的立场上义正辞严的判断，就事论事，错在谁就是谁，充满的是正气，而不是"一团和气"，不是为了和谐而两边都不得罪。

官场的习气、生活的和气，都不是中庸。

“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是不是说明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先知道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才能理解中庸。

“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是不是说明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也有点！和事姥平事不挑事，息事宜人，很和谒社会大家小家自个的！值得提倡！拥护！

“礼之用，和为贵”语出《论语》，是不是说明儒家中庸思想就是和事佬哲学？

“礼”的本质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狭义的礼指周礼，周礼盛于西周，为周公整理并系统性地加以完善，最终成为流传于世的经典著作，对後世产生深远问影响。孔子称赞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不守规矩，不成方圆，礼就是规矩，道德就是方圆，不守礼的规矩，就难成道德的方圆。所以礼和道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礼”的作用是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互相关系，包括尊卑、贵贱、上下、嫡庶、长幼、亲疏等关系，让人们各守本分、各行其道，以和谐社会关系，故曰“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其最高境界就是使社会关系高度和谐。那么，为了使社会关系达到和谐，礼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更灵活一些呢？这就要看礼的宗旨是什么。

“礼”的宗旨，在西周时主要是为了严格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这是礼的底线。如果礼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破坏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那是坚决不允许的。比如“八佾”是天子礼仪的标准，诸侯公卿是不能使用的，否则就是僭越违礼，是对王道的极大破坏，故孔子见鲁国卿大夫使用“八佾”时，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儒家的中庸思想反映在礼制上，就是要求各级贵族各安本分，各守其礼，不必苦节，更不可僭越，允执厥中，无过无不及而已。

“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就礼的作用而言的，而不是就礼的宗旨而言。礼的宗旨就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严格其固化的等级制度的，而不是为了使社会关系更加和谐。当然在维护其等级制度的同时，又促使了社会关系的更加和谐，那是统治阶级所求之不得的，也是礼的应用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为了保证礼的实施，依靠政令刑罚等强制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较好地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以求得社会的政治稳定。

儒家说“礼之用，和为贵”，也并不是主张礼的宗旨就是为了社会和谐，大家互相妥协忍让。因为和不是礼的目的，而是正面的作用罢了。而且“礼之用，和为贵”并不是一句完整的话，所以常被用来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成为一些人歪曲儒家及儒家思想的口实。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完整的原文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礼之用，能达到和的状态最好，不能，必以政刑为手段保证其实施，总之“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和为贵”的状态不是“和事佬”能够实现的，越当和事佬，礼就越遭到破坏，社会就会越乱。儒家是主张严格礼制的。

（文章为子夏故坛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