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丁忧”与“夺情”，对权力斗争有何影响？有何史料记载？

“丁忧”，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休丧假”。在外工作的人，如果父母亲去世，就要请假回家奔丧。这个假，在古代称为“丁忧”。“丁”是成年男人，男人长大成人也叫成丁。“忧”是忧惧，《论语》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为父母得享高寿而喜，忧自然是惧怕死亡。所以，奔父母之丧，在古代叫丁忧。

现在的丧假一般都很短，几天后就要回单位上班了。而在古代的“丁忧”，时间是很长的。从知道父母之丧那一天算起，不计闰，在家休息二十七个月，称为守制。因为时间太长了，有些身居要职的人，工作上确实离不开，要出来为国家做事，皇帝便下达旨意命其停止守孝，出来工作，这种做法，称为“夺情”，出来重新做官，称为复。“夺情”之意就是剥夺人伦亲情，移孝作忠，为国家和朝廷办事。

“夺情”听起来似乎不像好事。你看，人伦之情都被剥夺了。但是，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古代的“丁忧”制度，只对官员适应，普通农民在家种田，不可能休息三家，家里的活总是要干的。可是，官员必须这样。一旦进入“丁忧”状态，官员的奉禄没了，权力也没有。相当于失去工作了。虽说三年后可以起复，但谁知有没有位置了？正因此，有些当官的会有隐丧不报的情况。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官员必须做百姓的表率，所以，宋明之后各个朝代对官员隐丧不报处理是很严格的。官员们一但被发现隐丧不报，人格上就会被瞧不起。

“夺情”开始时不适用于文官，只适用于武将。因为国家战争时期，将军们领兵打仗，不能因为家庭之事影响国家安全。直到今天，部队将士们因为作战训练的原因，没有给父母送终的有很多。这一点，古今相同。文官的夺情，相对就很少了。明朝时期，在张居正之前，夺情的官员也有几个，基本上都是朝廷大员。皇帝确实离不开，有所依重，便行“夺情”，但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很少。

张居正的“夺情”之所以引来铺天盖地的反对，弄出天大的风波，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客观上说，当时的朝廷确实离不开张居正。原因很简单，张居正的父亲是在万历五年九月份去世的。当时，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开始了改革，推行新政，到这时，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半了。各项工作都是张居正亲自主正在顺利推进中。张居正确实离不开。有人或许会说，政府的工作，谁干都一样，不过按部就班而已。但万历初年的情况是国家处在改革之中，离开了张居正，其它还真未必能主持的了。

举个例子，当时的漕运和河道治理是个难题。张居正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几百年的老大难问题，张居正解决的办法很像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什么解决什么问题。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把河道衙门和漕运衙门合并，派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河道，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此工作都是要临机决策，不是按章办事就可胜任的。除此之外，还有丈量土地等等一系统工作，需要张居正的主持。为了工作能够持续，张居正确实不能离开。

从万历皇帝这儿，通过五年多的相处，万历皇帝已经对张居正产生了依赖，而且当时，正在给万历准备大婚，除了张居正亲自主持，其它人，万历也信不过。

但我个人觉得，张居正最后因为夺情闹出泫然大波，与这些客观因素虽然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这儿。而在于张居正个人的态度上。

张居正之前，明朝也有夺情的文官。他们的做法是，听到消息立马收拾东西回家奔丧，一刻也不停留。到家处理完丧事，或两二个月，甚至一两个月，皇帝觉得朝廷中确实需要，下旨“夺情”，再回来做事。如果张居正采取这种办法，或许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风波。可是，张居正的事业心太强了。接到父亲的死讯，他虽然也想回去处理，但他更放不下手里的事情。迟迟不做回家的打算，当然，万历也不放他。这样，张居正的以国为先，在别人的眼里就成了恋栈权力。于是，爱他的，恨他的，都站到他的对立面去了。

我们先看看张居正迟迟不回去奔丧在朝廷中引起的反映。

先看内阁：明朝的内阁制，开始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因为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便组建这样一个秘书班子帮皇帝处理政务。内阁成员称为辅臣，以入阁时间排序，入阁最早的称为首辅，首辅称“当国”，与当家类似。当首辅去职三日后，按惯例，次辅的座位移到左边，同僚们穿红袍为其升为首辅道贺。万历五年时，为次辅的是吕调阳，因为张居正没有入阁办事。吕调阳的座位虽没称到左边，但同僚已为其道贺了。吕调阳居然也接受了。这让张居正很上火。

六部：万历不想张居正走，于是下旨吏部，让吏部慰留张居正。吏部尚书张翰觉得这样干不符合规定，不想办，就去找吏部左侍郎何维柏商量。何维柏说：“父亲去世，理应回去奔丧，慰留什么？”于是，二人楞是违旨不办，万历一气之下，将二人都罢了官。

言官：言官就是弹劾人的。最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为此事，毅然弹劾张居正。接着刑部的两个官员也上了折子。

万历皇帝为了压制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声音，下旨对弹劾张居正的吴中行的四人进行梃杖。

为了搭救吴中行等人，礼部尚书马自强率百官去求张居正。如果说话，大概吴中行等人的杖责或许会免除。但张居正的心胸还是不够宽阔，他自己也容不下这些不体谅自己的人。于是，吴中行等人几乎被打死。但这也没有压服反对的人。眼看吴中行等人被打之后，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邹元标连夜上书弹劾张居正。三天后，他也被杖八十大板，留下终身残疾。

张居正去世之后，新法很快被废除，家族受到清算，造成他儿子张敬修的自杀，张居正自己也差点被开棺戮尸。恐怕与夺情时的心胸不够开阔有关系。

到天启朝，张居正被平反，恢复名誉。促成这一事件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已经当上左都御史，当年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受过杖刑的邹元标。过了四十多年后，邹元标看到了大明朝在没有了“贪恋权位”的张居正之后，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沉沦的。对于少年时的行为，就算不后悔，他也一定理解了当初的张居正。

张居正的夺情事件，在当时，是有权力斗争的意味，但反对张居正的人，未必就是坏人，比如吴中行、邹元标等人，他们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他们维护的是一种社会伦理秩序。可是在明后期，这个秩序背后的文化已经开始腐朽和没落了。

古代“丁忧”与“夺情”，对权力斗争有何影响？有何史料记载？

丁忧就是从西汉到清朝，服父母丧事的三年服丧期内，官员要去职回家守孝。其核心就是“孝”。

（1）丁忧夺情存在时间非常长

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兄弟姐妹都能丁忧。唐代丁忧观念有所弱化。宋朝又开始兴盛，元朝有所弱化，明清两朝继续发展。

因为有的官员地位比较重要，出于工作需要可以不必丁忧，或者提前结束丁忧。这就是“夺情”。

“丁忧”“夺情”从西汉就有所以相关势力比较多，我们说说宋朝和元朝的情况，用以扩展非明朝之外的其他知识。。

（2）元朝的“丁忧”政策

忽必烈时期最著名的文臣当属刘秉忠，刘秉忠命名“大元”又建造了大都，同时构建了整体的儒家统治系统。起初，丁忧问题只适用于汉人，忽必烈时期大多属于草创期。

可以说，元朝统治的“儒家化”的失败，主要是忽必烈之后的皇帝们都仅仅是“忽必烈政策”的实践化。总体并无发展。

例如1298年就规定：凡值丧，除蒙古、色目人员各从本俗外，管军官并朝廷职不可旷者，不拘此例（即丁忧三年实际27个月）。

1304年又规定：禁卫军、边防军等可以不丁忧。

1305年又规定：吏员、阴阳人、医生不能丁忧。

自元文宗（1328年10月—1332年9月）开始，蒙古人、色目人开始可以丁忧。自此，不断地反复中。

（3）夺情对政治的影响

除了明朝比较有名外，宋朝关于“夺情”的政治斗争也挺明显。

宋朝神宗的李定匿丧：宋神宗、王安石对李定匿进行“夺情”，守旧派为此发动言论攻击。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战，李定匿以退职转任为结果。

南宋政权理宗的史嵩之起复：史嵩之被政治对手利用，受到七百多名儒生地反对，宋理宗最终放弃了“夺情”。

“夺情”对政治的影响很明显，简单一句话就是：因为“丁忧”占据了绝对的道德优势，在封建社会下，儒家文明占统治地位下，“夺情”者往往“赢了也掉层皮”。

在长达“三年”的不居政时期里，“大权旁落”是最明显的。皇帝、其他人都可能借此机会“削权”；“丁忧”完成后造成“萝卜坑里已经有萝卜了”的难题；“丁忧”期间可能被政治对手查出各种问题等。

古代“丁忧”与“夺情”，对权力斗争有何影响？有何史料记载？

谢邀，笔记里的大宋为您回答。

丁忧与夺情，是具有鲜明儒家特色的制度，从汉朝开始出现，至清朝结束，延续了两千年，对官场生态有着较大的影响。

严格来说，丁忧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但夺情则是作为丁忧的针对性补充出现。更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一种权术手段。

至于对权力斗争的影响，丁忧的出现是基于儒家的理念，但之后不久就成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夺情也演变成揽权或打击对手的工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丁忧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差异。

“丁忧”就是在职官员的父母过世后，必须停止一切工作，回到家乡为过世亲人守孝二十七个月(也有三年、二十个月等制度，各朝代和时期不一)。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倡导的行为被写入法典，使之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丁忧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认为“忠孝”不分离，一个人必须首先是个孝子，才有可能忠君爱国;一个人居家恪守孝道，步入社会才能遵守诚信，为臣为官才能忠贞不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丁忧制度就成了各朝代一致奉行的铁律。

在唐代之前，官员的选拔只要以察举制为主，也就是地方推举。察举制十分注重平时表现，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很重要，“孝”是被荐举者必备的重要品质和首要条件，而丁忧守制又是孝的应有之义。也正是因此，一旦在入仕之前有父母亡故，丁忧是必然的选择，否则无疑断送了未来的仕途。而朝廷也愿意提拔一些遵守丁忧规制较好的人，以作为榜样。至于才能如何，反而不是优先的考量了。

据《后汉书》记载，陕西扶风人韦彪在居丧的三年中“不出庐寝”，三年后“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汉代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故韦彪于东汉光武帝建武末年（56年）当上了郎中，接着又受到汉明帝亲自召见，汉章帝时期，更官至大鸿胪。

当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比如东晋名臣温峤。

东晋元帝司马睿拜温峤为散骑侍郎，温峤因丁母忧推辞。司马睿以诏书的方式对他一顿严厉数落。最后，温峤迫于皇权的巨大压力，“不得已乃拜”。

反面典型自然也有。最典型的案例是赵宣，他在丁忧期间居然直接住进墓道中，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真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丁忧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可惜的是，这位赵宣被发现在二十年的丁忧期间育有五子，而丁忧期间是严禁同房的。结果就是这位赵宣二十年的做戏最终换来牢狱之灾，也算是伪君子的现世报了。

夺情（又称“夺情起复”），即夺其哀情，令其复职。是指朝廷于大臣丧制款终，召出任职，或命其不必弃官去职，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预庆贺，祭祀、宴会等由佐贰代理。

当然，就如汉献帝禅让曹丕时，曹丕三次三让一样，被夺情起复的官员，不能马上答应，而要婉拒，如是者几次三番，最后才在无奈之下夺情。

唐肃宗时的宗室李涵，他辞让竟达七次，也是创了记录。

对朝廷来说，丁忧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有麻烦。有些人一旦丁忧，对朝廷来说会是极大的麻烦。比如守卫边关的武将，敌人可不会管边将是否去丁忧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朝廷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做了相应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夺情了。

毫无疑问，这对某些官员来说，是个极好的消息。

毕竟多年苦熬才做到了现在的位置，这一丁忧，至少27个月，朝廷不可能一直空着那位置，等自己回来，那位置上早已另有他人了。

夺情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影响差异很大。

对于某些大佬来说，一方面他们或许更自律，所以会自愿丁忧，但朝廷又离不开他们，最终夺情，侯君集、长孙无忌、于志宁、李勣 、房玄龄、褚遂良、李义府、姚崇、陆象先、张九龄等。也有拒绝夺情的，比如张说和陈叔达。

需要说明的是，朝廷的夺情是有明确的对象。一般针对高级官员，中下层官员是没有多少机会的。但有个群体特殊，那就是武将。唐宋时都有规定，武将不得丁忧，但可以请假，一般一百天左右。

大佬们一般不在意丁忧，毕竟有底气。武将不用丁忧。那受丁忧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是中下级官员。影响是多个方面。

一个是上面说的官位问题，十年寒窗苦，三年丁忧悲。

另一个则是资历。丁忧就少了三年的资历，而升迁除了部分功绩卓越的，多数都是要靠资历来熬，人生又有几个三年呢？所以影响很大。

最后一个方面则是收入。丁忧期间官俸减半，宋朝俸禄优厚还好，像老朱手下那些人，工资本就可怜，这再一减半，真要喝风了。

所以官员们就动起了其他心思。比如中级官员营求夺情。也就是走门子，请大佬们出面为自己争取夺情。

此风开于宋初，在宋太宗时期就有了。御史张廓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指出：“京朝官定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

宋仁宗时期，知制诰夏竦犯了事被贬到贵州，后又被重用，“不幸”恰逢其母过世。为了仕途发展，夏竦悄悄来到京城，找到宰相王钦若代奏请求夺情。

营求夺情到了后世，愈发泛滥，甚至令皇帝们不胜其烦，多次下令丁忧官员一律去职回籍。

如明英宗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就强调：“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清代更甚，找人代奏夺情已经到了“习为故常”的地步。

至于低级官吏，连营求夺情的资格都没有，无权无势，但他们也舍不得自己的乌纱帽，就想出了“匿丧不报”的办法。

与营求夺情相比，匿丧不报的成本和风险就大了：营求夺情即使未得批准，也不致受到处罚，而匿丧不报就是非法的，丢官不说，还要遭到杖责之类的体罚，甚至充军。尽管如此，冒险者仍如过江之鲫。

礼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夺情也不外如是。

因夺情而引发政治斗争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夺情。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依礼，张居正应即刻辞职，回乡丁忧。

但此时张居正权势正如日中天，生怕一旦离去，他人谋其位，况且他的改革也正在关键时期，一旦丁忧，改革可能夭折。毕竟张居正的改革动了太多的人蛋糕，在朝野中反对他的人很多。

但他自己显然没法说不想去丁忧。因此暗中指使大宦官冯保出面挽留。冯保传中旨，命吏部尚书张瀚奉诏留张居正。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张瀚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出面留他。

然而，张瀚却始终不为张居正所动。张瀚的下级户部侍郎李幼滋想要讨好张居正，“首倡夺情”之议。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首先附和张居正，并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亦上疏请留，自此，“和者相继”。　　

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书疏劾，说张居正夺情是违背“万古纲常”。之后，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夺情是“贪位忘亲”。

张居正大怒，十月二十二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艾穆、沈思孝各八十。这四人都被打得气息奄奄，不成人形，旁人都不敢多看一眼。　　

观政进士邹元标，见此情势，立即厚贿太监，并马上上一疏反对夺情，言辞十分尖锐，批评张居正素来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他“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说明他实际上与禽兽无异。张居正大怒，下令廷杖邹元标一百六十。邹元标因为之前贿赂过太监，虽然挨的板子比别人多，反倒挺过来了。他因此成为大名人，极为沾沾自喜。邹元标如此，不过是“沽名讪上”，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　　

吴中行、赵用贤革职除名，艾穆、沈思孝、邹元标被发配充军。

此事最终惊动万历，下诏说张居正“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命张居正在官守制，“夺情”风波才算平息了下来。　　

直到次年三月，张居正才归家葬父。朝廷内外对“夺情”一事议论纷纷，反对张居正者抨击他是“贪位忘亲”，置“万古纲常”于不顾。

而此事，也让张居正深受刺激，自此事件后，更加偏恣，《明史》载“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

而夺情事件，也最终成为他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

以上便是丁忧夺情的由来，已经对于权力斗争的影响

历史里的大宋为您解答，欢迎同好讨论。

再次谢邀！

古代“丁忧”与“夺情”，对权力斗争有何影响？有何史料记载？

丁忧，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仪制度，往往适用于有官吏身份的人。其道德逻辑为：只有爱父母，懂得父母恩情，才能爱君主，爱国家。因此，朝廷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无论是什么职位，从得知丧事那天起，必须辞职回到祖籍，为逝去父母守制尽孝。待丁忧期满再向吏部报道，根据情况任职。

丁忧制源于汉代，盛于汉代，在唐朝时此风稍息。到宋朝时又盛行，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盛行，将丁忧制推上高潮。

与丁忧制相对照的就是“夺情”。丁忧是一种常制，夺情则是一种从权。守制期未满因紧急事态征召上任叫起复或夺情。

明朝张居正的夺情事件在历史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与争论。张居正是万历皇帝老师，对万历的教育可谓兢兢业业极为上心，这也让万历皇帝与其母亲李太后非常信任张居正，让张居正以首辅的身份成为明朝的异姓摄政王，也使得张居正有极大权推行实施万历新政。在张居正稳定朝局准备深化改革的时候，张居正老爹去世，按明朝制度，张居正必须卸任回家守制三年，如此一来，一者张居正的新政将中断难以为继，二来万历皇帝年幼，政事全压在张居正身上，因此，极有抱负的张居正不愿丁忧，小皇帝也不愿意让张居正丁忧。尽管一帮大臣士子强烈要求张居正丁忧，张居正的学生也跳出来要求张居正回家，张居正也三次上折乞求回家守制，均被小皇帝驳回，为此，皇帝还打了好几个人的屁股流放了好几个人，最终小皇帝以一句“有再谏张先生夺情者杀无赦”结束了这一场巨大的夺情风暴。张居正夺情后厉行改革，用了几年时间，让奄奄一息的明王朝回光反照，造就了明朝最富庶的万历王朝，因此也被评为“宰相之杰”。万历亲政后，全面否定张居正，夺情事件又成了猛烈批判张居正的罪状。但张居正死后多年，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打屁股的邹元标在看到明朝政治衰败的现状时，也不由得感慨：要是张居正在，时局不会坏到这地步啊。

综而论之，在封建社会，丁忧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道德礼仪。夺情则是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恩典行为。

古代“丁忧”与“夺情”，对权力斗争有何影响？有何史料记载？

丁忧，是父亲母亲去世了，儿子要回家乡处理丧事并守孝，接宋到明清时期官场规矩，守孝前后加起来约三年，实际上大多数官员守孝一年不到二周年，以示自己对父母的敬意和哀思。夺情者，当皇帝或执政大臣觉得这位守孝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处理丧事已经差不多了，一年左右提前复出，不需要能长时间守孝，这叫夺情。

明朝的大多数官员夺情一般的是回乡处理丧事后，由皇帝和执政辅政者下指令提前复出。父母死不奔丧的官员很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家、亲、天下，立身孝为先，治家有方然后才能平天下。父母死后不奔丧、不守孝的枉为人，更不配为官。因此，明朝的官员即使是再如何担忧，人走茶凉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会奔丧处理丧事。

主要争议是张居正，这位明神宗万历年间初期的首辅，从一开始就夺情不奔丧处理父亲丧事，而让子代劳。丁忧三年是否合理暂不谈，张居正贪权恋位的嘴脸虽然暂时被皇帝和张居正二人压住，但是不赞成的官员还是很多的，只是不好公开表示反对。

张居正夺情，说明权力斗争还很激烈，并非代表大明朝万历年间，离开张居正，朝庭就倒闭了。张居正为相，实际上就是夺权，并且权力集中到他一人手中，张一人说了算。因此如果丁忧，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就旁落到次辅和其他辅相和皇帝手中，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其他大小臣工，没有张居正独裁的权力。因此父母去世，要居丧丁忧一年左右。然后由朝廷决定是否夺情提前复职。

这里说说自己对丁忧的看法。我以为古代信息闭塞，处理父母丧事丁忧基本是正面的，特别是久居朝庭六部主事以上六品以上官员，丁忧去各省农村乡下，可以广见识多搜集社会三教九流的信息，还可以适当休息，同时也有时间思考官民之道，对以后更好处理与百姓有关事务有利。但是时间不应太长，六月到一年足够的。

丁忧期间，不做官时，才能更好观察思考为官之道。同时可能减轻官场上激烈的斗争，让官场争斗暂时停下。因此才能形成明代父母去世，官员丁忧的制度。

古代“丁忧”与“夺情”，对权力斗争有何影响？有何史料记载？

丁忧是指某些官员家中父亲或母亲去世后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当然这期间就不能当值，必须辞官。而夺情就是皇帝认为某个需丁忧的官员位置重要，离不开，离开后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也找不到合适替补者。言下之意就是夺某个官员尽孝之情，不让其丁忧。丁忧与夺情一般是不伴随什么权利之争的。

明万历时期，万历皇帝夺情，主要因为新政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的作用很大。而当时那么多人反对，主要是因为张居正损坏了这些官员的利益，本就想张居正离开中断新政。再者，古代对孝顺十分重视，某些人会认为张居正也有不想丁忧的内心想法，这就会让人反感而遭致反对。反对的人大多数还是因为自己利益，也有人也是看重孝道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