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整个明王朝，北京面临过三次外族兵临城下。

第一次在明景帝时期，也就是土木之变后，鞑靼的一部瓦剌在太师也先的带领下，兵分三路进攻北京城。

最先围攻北京的就是也先带领的主力大部队。不过在于谦的带领下，当时明朝在北京附近凑集了二十万大军，并号召各地勤王，也先围攻北京五天不下，又怕明朝援军切断后路，在北京周围劫掠一番后终于撤兵。

如果不是因为北京是都城，恐怕大明朝黄河之北的土地将要沦丧。当时有人建议迁都，被于谦严厉呵斥。就是因为北京是都城，这次北京保卫战才取得了胜利，否则明王朝也极有可能偏安东南。

第二次是明朝嘉靖帝时期，俺答也打到了北京，俺答先取蓟州，后攻古北口，接着包围了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在北京周围的总兵力已经降到五六万人，当时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亲自去各大营查验过，一看就这点兵力，赶紧让嘉靖帝下诏勤王，统共来的勤王兵马才七八万，加起来十二三万人马。

当时大同总兵仇鸾是第一个应诏勤王的，他驻扎在北京城外，但是不敢跟俺答开战，明朝这边的意思是议和。一方面，如果议和成功，无非是花钱免灾，不就是“入贡”吗？嘉靖帝不太当回事。另一方面，明朝朝廷想通过议和拖延时间，等待更多勤王兵马的到来。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的想法是不打，等俺答在北京周围劫掠够了，吃饱了自然就退兵了。但是嘉靖帝想打，就不断催促兵部尚书丁汝夔出兵，丁汝夔就去问内阁首辅严嵩的意见。严嵩的意思是，在边疆打仗，不管输了赢了，都可以骗皇帝，在北京周围打仗，可再也骗不了了，还是主张不能打。

就在打和议和的纠缠过程中，俺答在北京周围抢够了，还真的把抢来的辎重装车撤兵了。这次危机算是熬过去了。当然，嘉靖帝秋后算账，把丁汝夔给杀了。丁汝夔是被严嵩给骗了。

这次能守住北京城，完全是靠的运气，俺答是游牧民族，只喜欢抢完就走，可是如果不是北京城在这里挡着，俺答可能会长驱南下。如果他们发现南方的富庶超过北方，会每年都要南下劫掠几次吧。

第三次就是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和满清入关。

这次没守住，完全是明王朝内外交困，再加上朝廷腐败，官员贪污，养不起在两个战场打仗所需要的兵马。

相比明成祖时北京周围五十万大军和明景帝时的二十万大军，到嘉靖朝俺答来侵犯时，北京的兵只剩下五六万了。要不是北京是都城，或许五六万都没有，这点兵力，如何抵挡北边蒙古各部落的不断骚扰？如何面对内部农民起义和满清的两面夹攻？

本来明成祖的时候，明朝已经把北方的防线收缩了，丢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这三个前凸防线，西北主要是防守大同，宣化一线，还有陕西所谓的三边，东北防守蓟辽一线，然后正北方，北京城已经是第一线了。

但是明成祖的时候，北方至少有五十万到八十万大军，光京卫军就四十万。可以完全保证都城和整个北方的安全。

一旦北方稳固了，那么整个大明朝都是稳固的。内部问题也可以专心去解决。

为什么第三次明王朝没挡住清军入关，也没平息内乱呢？因为后期明朝腐败，养不起那么多兵，所以无法面对内外同时用兵的局面。北京沦陷了，那么满清真的是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最南边了。

明朝在西北和北方的外患，在隆庆朝和万历朝，通过高拱以及张居正正确的主持，已经基本解决。东北的外患就是满清，只要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蓟辽一线，那么内部的党争腐败，农民起义，都可以专心解决。可是明朝已经养不起那么多精锐的兵马了。

兵马拉到东北，就无法平息内部扰乱，兵马撤回平息内部，就无法应对满清的进攻。所以在外族第三次进攻北京时，终于还是没有守住。

总结起来看，明朝迁都北京是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既可以把重点防御力量集中在外患严重的北方，又可以保障富庶的南方安全地从事生产。只是后期明朝朝廷太过腐败，皇帝荒政，内阁权斗和党争严重，藩王和地方豪强拖累财政税收，官员腐败，阉党柄国，军事上也一蹶不振，才导致在内外夹击下亡国了。

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这里有个潜台词，就是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个错误。 这么说却是有其道理——从明朝的财政角度看，毫无疑问，大明朝的帝都北京是个疯狂开动的碎钞机，因为北京远离当时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所有的财富都必须从江南往北京运，从这个角度看，建都北京确实不是什么好主意。

但是，从明初的角度看，大明朝要是想活下去，就非建都北京不可。 原因就是江南的军事力量太薄弱，而北方的军事威胁又太大。

帝都紫禁城

明太祖洪武一朝的规划基本上就是想仿照周汉时期的制度， 也就是“天下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的五服制度：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

也就是说中央直辖之地都是一水儿的编户齐民，边塞上有着世袭的藩王(方伯)和指挥使(诸侯)们来守卫边疆。这种社会政策在建文朝给出了答案：京畿的编户齐民全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顺民；而边疆地区武将们隐然形成了一种封建制度。

位于北京大明朝很快就成了大元朝的“继承人”，以至于蒙古人都亲切的管明成祖叫“太宗汗”。

更糟糕的是那些指挥使家族和部曲们在大明朝开国打天下时基本都是投降、收编过来的蒙古色目骑士和各种邪教组织、黑社会团伙。这些人战斗力极强，忠诚度极差。随后就出现跟着明成祖南下的靖难之役。靖难军满打满算超不过四万，手中就三个府，最终竟然打垮了至少有三十万的中央军。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战斗力之差。

而当时北方的情况是——洪武朝，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处相继内附，做了大明的雇佣兵。于是明太祖便设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并令宁献王统领诸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AD），设置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指挥使司，后来，朵颜卫实力壮大，为三卫之首。因此三卫一般统称朵颜三卫。明成祖在发动“靖难之役”前，借助朵颜三卫的支持，降服了宁献王，之后征调了以兀良哈部落为主三千精兵，作为其“靖难军”的骨干。永乐元年，宁献王被改封到江西，将大宁地区的驻牧权给予朵颜三卫。但从此后，朵颜三卫处于明朝与鞑靼之间，时叛时服。

靠着蒙古色目鞑官的支持、利用蒙古雇佣兵篡位的明成祖甚至北方蒙古势力的强悍，迁都北京，不仅仅是重新建构忽必烈时代的尝试，也可以防止再有人和他一样，利用蒙古军事力量再次打进中原。北京不仅在蒙古高原的南北，也处在奴儿干都司和兀良哈三卫的腹地，建都于此可以时刻监视利用手下的鞑官着北境，远比南京安全的多。

大明朝和朝鲜王朝在实际上都接受了很多“内亚”的审美。比如男子挂耳坠。

明宣宗

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朱棣迁都当然是错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压垮明朝的重要因素。

朱棣迁都北京并不是为了什么“天子守国门”，当时北元已经式微，对明朝难以产生像样的威胁，比宋朝那些强敌契丹、党项差远了。朱棣迁都纯粹就是自己更适应北方的生活，不习惯南方的湿气，以及在南方作了太多恶，怕被人谋杀而已。当然，朱棣自己颇为善战，从北京领兵攻打蒙古更方便些，所以迁都北京后是方便了他打蒙古，但是当时的蒙古已经弱到根本就不用打了，明朝并没有什么国防压力。而等到北元复兴以后，明朝失败的军事制度又使得“天子守国门”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将皇帝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之下。

迁都北京的消极后果是很明显的。北京地区物资匮乏，皇室迁来后开销巨大，需要从南方漕运海量物资，对民力形成极大的浪费和透支，随着明朝宗室人口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人民生活持续恶化，最后民穷财尽，只能加入民变和投降清军了。

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时北元势力还很强，草原民族依旧是明朝大患，因此刨去北京为经营许久的龙兴之地不说，把重心放在北边，对边防还是很有益的。至于对后世的影响，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朱棣迁都，是对的。

第一点是，其得位不正，想着换个地方，以让大家对皇位的继承问题，让人民的视线有所转移。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当时朝廷，面对北方敌国的肆意侵扰，苦无良策，于是想到了“天子守边”，也就是用皇帝亲自驻守边疆的办法，来保证边境的和平。

北京的地理位置，从军事方面来说，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特点，进可攻退可守。这也是为什么选择北京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原因，清兵入关后，也选择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选择了北京，这正说明北京是一个军事要地。

自从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以来，中华大地南北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南方农作物经济作物，均能通过京杭大运河，比较迅速地到达北京，北京已经日益成为了一个军事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心，虽说上有苏杭下有天堂，但北京的繁荣地位，也已经到了数一数二的地步。

朱棣，纵观其一生，对大明王朝的稳固统治来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朱棣其人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手腕，都相当优秀。经过朱棣的统治，大明王朝进入了历史上的盛世“永乐盛世”。

评价一位皇帝的功绩，我们目前一般的观念，都是看他如何开疆拓土，如何占领土地。也就是说，谁打仗夺回的土地多，谁就被历史记住了。

相反，很少有人记住那些和平年代的皇帝，甚至那些让社会生活繁荣昌盛的皇帝，我们也很少记住他们，这是一种不好的历史观。

我认为，真正评价一个皇帝的功绩，应该看他给人民带来了多少幸福生活。

从长远来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否正确？

对于朱棣本人来说，当然是正确的，把京城搬到他的大本营，是再安全不过的选择了。但对于整个明朝来说，有利有弊，压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同时，导致南方的发展比较滞后，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最后被西方国家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