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有什么疫情?瘟疫与战争有什么关系？

战争从来都是催动瘟疫的苗床，传染病这只凶残的魔鬼无时无刻都寄生在战火之中，但二战期间各国并没有传出大规模疫情的信息，总体以各地的小范围疫情为主，很显然当时的人忙于战争，早已管不上瘟疫了。

先说点铺垫，人类二战前后，连续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流感侵袭，第一次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班牙流感”，另一次则是1957年的“亚洲流感”。

西班牙流感主要存在于1918年-1919年，这场瘟疫6个月造成了2500万-4000万人死亡，（另一说全世界有5亿人被感染，而近5000万至1亿人丧生）当时地球的人口也才17亿。虽然挂着“西班牙”的名字，但根据后世的调查，其发源地是美国。

“亚洲流感”与紧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班牙流感不同，它在二战结束后多年的1957年2月被发现，到1958年大致结束，杀伤性也远不及西班牙流感，约造成了100万人死亡。“亚流”的发源地被认为源于1956年的中国贵州，一共肆虐了3年时间。

顺便再说说1968年“香港流感”，这种流感肆虐于1968-1969年间，短时间内造成了100万人死亡。它由甲型流感病毒H3N2株引起，于1968年7月13日被报告了第一例疫情，然后它被传播到了新加坡和越南，继而流传到印度、大洋洲、欧洲，然后又被在越南作战的美军带回了国，当年香港有15%的人扣被H3N2感染。

但有另一种说法认为，H3N2是美军为打击北越政权游击队而投放的生物武器，结果失去控制，被越南难民带到了香港，同时又让美军自己的部队带回了国内。

显而易见，连一定和平的时期都能出现传染病的大流行，战争时期怎么可能没有呢？只不过是人们根本不重视，也没有条件重视传染病罢了。同时，战争者也有故意投放疾病的可能性。

实际上，根据记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的美军士兵带回了无数的传染病，流感、脊髓灰质炎、疟疾、斑疹伤寒、登革热和黄热病这些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对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二战的战场上怎么可能干净？

比如斯里兰卡，因为盟军士兵在该处受到的疟疾杀伤极为严重，因此斯里兰卡在1945年进行了疟疾调查和相关卫生防疫工作，在当年，疟疾的死亡率是百万分之1300，可以说遍地都是该病。但如果无人关心，谁会认为那里正爆发着长期的传染病呢？

斯里兰卡都如此，那些成为战场的缅甸、越南、菲律宾会怎样呢？要知道，菲律宾在今天都是疟疾高发国，仅2018年就报告了疟疾4162例。

早在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盟军就在菲律宾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疟疾，那个年代没有青蒿素，只能依靠昂贵的金鸡纳霜治疗，副作用大，药物昂贵稀缺，疾病相当难以控制。所以巴丹半岛麦克阿瑟逃跑时留下了：“我的部队三分之一得了疟疾，三分之一正在从疟疾中康复，只有三分之一才能战斗”的愤怒吐槽。

日本控制爪哇，也是为了大量获得产地的奎宁原料，以对抗南方丛林作战中大量的疟疾感染。没有金鸡纳霜的盟军只能靠新药阿的平来对抗，但阿的平却因为疟疾耐药性疗效很差，哪怕逼着士兵排队吞咽也作用有限，更恶心的是，这种药会把人的皮肤变黄，引起士兵的强烈抵触，后来氯喹的加入才帮助人们一定程度减轻了疟疾的伤害。

当时疟疾对太平洋战场的盟军已经起到了绝对的大规模杀伤作用，战后统计，南太平洋的美军疟疾发病率数据综合起来居然有千分之四千之多，这相当于每人平均4次被感染疟疾，整个热带地区被疟疾搞死的美军达60000人。

另一种说法认为热带地区有60%的士兵被疟疾感染（非单次），澳新兵团里感染率甚至高达70%，瓜达康纳尔岛作战期间，美军8000多人染病（另一说100%染病），很多种战场上，美军的疟疾死亡率居然高于阵亡率，还不提它对部队作战能力的影响。

日军就完全没法说了，因为金鸡纳霜加工工艺的缺乏，他们同样饱受疟疾之苦，死在疟疾中的日军数不胜数，连日本人自己的文书都不忍过多描述，总之到处都是打摆子的士兵。

中国的抗日战场同样疟疾肆虐，1938年武汉会战，李品仙在广济（今黄冈市武穴地区）布防，因防御压力过大，他对蒋介石发报求援：“据刘军团长报告，现每团仅剩二三百名，合共不过千余人。查该部原来人员不足额，兼之疟疾流行，病兵已占三分之一。”

白崇禧作为代司令长官，也对武汉会战时疟疾疯狂肆虐做出过回忆：“尤以鄂东地区之恶性疟疾为厉。凡被疟虫咬者，体温忽寒忽热，有高达摄氏四十余度者，盖疟虫于体内破坏红血球，致小便便血，轻者不能行动，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虽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为严重，患者几超过全军之三分之一，此类患者即失却作战能力，其损耗之大，较与敌激战伤亡为尤甚。”

对当时的中国军队而言，疟疾是一重翻不过的大山，部队三分之一患病，这与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场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战场传染病还不仅仅止于疟疾，通过蚊子传播的传染病很多，比如伤寒、登革热。历史上拿破仑征伐俄罗斯的战争，就因为突发性的大规模斑疹伤寒而崩溃。而当年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困扰他们的主要疾病也是伤寒。

更恐怖的是，德军曾经故意利用伤寒来大批杀死苏军战俘，以此来达到“减负”的作用，被俘虏的570万苏军战俘死亡了328万，其中因伤寒而死者高达273万，德军利用频繁的大体力劳动、受冻、折磨、恶劣的卫生条件降低俘虏的免疫力并促使他们传播疾病。

在中国伤寒也是个极为危险的病疫，而且是20-40年代中国普遍的城市大疫，比如记载比较清晰的上海地区，生活条件当时在全国都算顶好的了，却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伤寒大流星，1930-1942年几乎2年爆发一次，死亡率高达59.5%，死亡达万人。

登革热对二战时期的人来说是个新病毒，对其具体的认识还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尤其是1928年的希腊登革热，它的大流行造成了1000人死亡的惨剧。

二战爆发以后，登革热给热带地区作战的士兵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困扰，当时的日本科学家首次发现了登革热，使之成为日军主要研究的病毒之一，但直到1952年登革热病毒才被美国人首次分离出来。

二战时登革热是日本“细菌战”除霍乱、鼠疫、伤寒、疟疾、天花、炭疽等主要研究的武器，根据当年留下的研究报告，他们主要的做法是利用活人研究登革热的各种感染，积累了大量相关医学经验，然后谋求将其做成生化武器。

我国二战的40年代期间，一直都有大规模的登革热疫情，跨度从两广到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到香港都有出现，后来被判断就是日本人带进来的。但当时的中国对这种疾病根本没有任何防范能力，最多通过登革热剧烈的人体发病表现来判定感染。

实际上，二战期间许多烈性传染病都是因为其强烈的症状表现来判断的，比如疟疾，人会不断周期性发热，打摆子。又比如斑疹伤寒，经由跳蚤咬过后会发生持续高热，身上出现斑疹。而登革热则呈现呕吐、出血、出疹症状，因此在民间也有“红痧”之名。

如果先期症状没那么明显的呢？那当然就没办法也没人理会了。比如鼠疫，这种疾病再二战时期简直是满世界纵横，根本无法统计死了多少人，直到二战结束后多年仍然在各地时不时的来个爆发，皆因鼠疫的症状很容易在战时被误判，常被误认为肺炎、发热、风寒感冒等等。

国民政府卫生部曾经在1948年做过国内鼠疫的情况统计报告，自1939年开始，到1948年间，有17省出现过鼠疫爆发的报告，死者不计其数。

许多瘟疫还是人为制造的，比如1939年诺门罕战役时，日军为了降低苏军战斗力，派遣731部队于7月13在水源中施放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痢疾等病原，他们为了不坑死自己人，还派出了22名“挺身队员”。

结果因为苏军的防备和操作问题，731的细菌战没有起到作用，反倒因为对己方部队保密，让大批饮用河水的士兵被感染，“不明病因死亡”的军人达到1300余人。被感染的士兵则在后来将这些疾病带回了驻地，引发东北多地多年的鼠疫流行。

后来日军的细菌战主要集中在中国人头上，比如日军“波字8604部队”对华南地区的细菌战，四处散播鼠疫等病原，日本人认为这是一种“经验”，中国地区受限于恶劣的卫生环境和普遍封建迷信的民间防疫知识，对鼠疫的抵抗是最弱的，也习惯了鼠疫的肆虐，很容易造成巨大杀伤而不引起舆论警觉。

因此，日军在华南地区大肆进行了病菌传播，四处释放鼠疫，不仅用飞机轰炸，还会让特务、汉奸将带病的老鼠、跳蚤到处投放，造成了“城城有鼠疫，村村见鼠瘟”的惨景，令人悲愤的是，日军居然还画出了“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

这还没完，日军占据福建后，在福建四处以“鼠疫防治”的名义到处给人打针，而打过针的人多半是浑身溃烂生疮，然后痛苦的死去。这让福建成为中国鼠疫最恐怖的地区，各地县志皆有大量人员死于鼠疫的记载，以至于二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在福建差点驻扎不住，不得已让盟军医疗队帮助进行部队防疫，继而以防疫部队的形式对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化驻点抗疫工作，以大规模灭鼠、灭蚤、清洁卫生工作重新清理福建省。

华北地区同样逃不过细菌战，日军1941年在包头收购老鼠，强要民众每户上缴老鼠，1942年鼠疫就开始大流行了，据说有的地区户户都是死者，场面相当凄惨，最后逼得傅作义没办法，只能派军队严厉镇压人员流动流窜，以军法处置疫情和划立隔离点，却也收效甚微。

这些鼠疫对中国的破坏之大，在历史上都殊为罕见，它们除了让人丧命，还会污染房屋、水源、农作物，造成劳动力和新生儿的锐减，继而产生消极情绪或逃难潮。

消极者心灰意冷，往往整村的人坐家等死，或者被他村围困起来活活等死，工农商活动完全停滞，对社会民心打击极大。而逃难潮则更恐怖，因为躲避瘟疫而出逃的贫民，很轻易就可以把疾病大规模的扩散出去，然后造成另一个地区的毁灭，这都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随着疾病的愈演愈烈，盟军方面对疟疾、登革热、斑疹伤寒、鼠疫、痢疾等病忍无可忍，这些疫病在当年堪称人类最大的杀手，杀死了无数的人民，也让无数士兵因枪炮以外的原因倒在了战场上，当明白它们主要是由各种虫类病原宿主传播后，盟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消毒”。

怎么消毒呢？除了大量使用医药进行对抗外，还使用了各种杀虫剂去消灭树林、水源、城市里的疫病之源，最主要使用的就是DDT，这种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发明的农药堪称救世主，它迅速消灭了苍蝇、蚊子、跳蚤等病原，在加上战后的打鼠行动，流行于二战的瘟疫们这才被镇压了。

毫不留情的说，二战时的瘟疫就是人祸，战争不仅给了它们滋养的土壤，某些精神扭曲的国家还将其放大了，让它们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正是因为世界重归秩序，人们才能再将目光转回自己的生活并开始对这些肆虐的瘟魔下手，再还一片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