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首先明确一下，在大明十二监中，以司礼监权势最大，几乎大家耳熟能详的妖孽，皆出于此。在司礼监中，又有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提督太监等等。在这些人里面，最有实权的是掌印太监，设一人；秉笔太监权力次之，设有若干名。

假如把司礼监看做一个公司，掌印太监就是总经理，秉笔太监就是副总。掌印说白了就是负责盖章，无论是御批还是圣旨不盖章就是废纸，盖了章就是天大的事情，这个权力在掌印太监手中，他是最后一道审查人员，过了他这一关，就正式生效了；秉笔太监是负责批红的，就是把皇帝的想法写出来，有点秘书的意思，他虽然批完了，但是也没法生效，得等着掌印太监把皇帝的印章盖上去才行。历史中的王振、刘锦和冯保等人都是掌印太监，而出名的秉笔太监貌似只有魏忠贤一个。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太监头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掌印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更大。

明朝与其他朝代不同，它完全废除了宰相制，把所有权力都归于皇帝一人身上。这里面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工作太繁忙了，大多数皇帝根本吃不消；第二是没了宰相，百官在处理政务上谁拿主意拍板。总不能各个衙门一窝蜂直接向皇帝汇报吧？

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明成祖朱棣成立了内阁，让他们辅助自己理政；后面的明宣宗朱瞻基给了司礼监充分的权柄，让他们制衡文官集团。从此以后，内阁首辅被称作“外相”，而掌印太监则被唤为“内相”。

从制度上去看，两者本来就是互相制约的，只是权力各有侧重。总体看，双方实力相当，几乎是一样大。因为无论哪方有不同意见，这件事也干不成。内阁有权利把盖了章的批红驳回，司礼监这群妖孽能假传圣旨制裁百官（前提是皇帝默许）。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双方能打个平手。皇帝也可以从中制衡，让宦官制约文官，同时宦官需要依附皇权，这样无论哪方都得听皇帝的话。假如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一方被另一方消灭殆尽，这也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虽然双方实力相当，从制度规定上，谁也奈何不了谁，但是双方总会有一方更强势一些。从与皇帝的亲近程度看，一定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更受信任，自然做事也更占上风。

通常能做到掌印太监的人，都是皇帝身边的老人，他们伴随皇帝从小到大，每天陪他玩、伺候他，朝夕相处中建立的感情，自然比外臣要深厚太多了。

从明朝的历史中也能看出，几乎所有的内阁首辅都会忌惮掌印太监几分。拿最有实权的一代名相张居正来说，他当首辅的时候，皇帝才10岁，可以说是权倾天下。他曾经向同僚骄傲的说“我哪里是辅政呢，我就是主政嘛！”，这话有点大逆不道，不过足以说明这位大明首辅的权势，那可是连皇帝手板都敢打的猛人。

尽管张居正如此飞扬跋扈了，但还是不得不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维持良好的关系。张居正对待政敌可以做到看谁不爽就直接打谁板子，但对冯保却是礼遇有加，丝毫不敢流露出文官对太监的鄙视，而且两人是平辈相交，张居正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能力而对冯保盛气凌人。

连张居正对待司礼监掌印太监都是礼让三分的，何况其他时期的首辅呢？大明国祚276年里，张居正已经是最牛的首辅大臣了。

大家一直有个误区：认为明朝皇帝宠信太监，而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任何朝代的皇帝都宠信太监，只不过明朝太监有合法参政权，所以更显眼一些。

比如清代，表面看对太监约束的很严，但他们依旧是皇帝最信任的群体。无论是勤政的雍正皇帝，还是菜市场大妈慈禧老佛爷，他们身边的太监总管地位都非常高，那些大学士、中堂们，都不得不巴结他们。

再举个例子，皇帝出行的时候，围在皇帝身边的从来不会是御前侍卫或者禁军这些个糙汉，而是一群翘着兰花指的太监。这说明皇帝是把身家性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交给了太监们。你说皇帝最信任谁呢？答案不言而喻了吧！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众所周知，明朝的宦官权力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很多人并不了解，可能以为他们只是依仗着皇帝的宠信才能胡作非为，其实不然，明朝的宦官在制度上还是要压文臣集团一头的。

什么是司礼监和内阁？

明朝管理内廷事务的衙门共有十二个，合称“十二监”，比如管马匹的就叫御马监，管皇帝衣服的就叫尚衣监，每个衙门的最高负责人称为“掌印太监”。除此之外，还设有四司、八局，与十二监合称“内官二十四衙门”。

十二监之中，有十一监是负责宫内具体事务的，权力不大，唯有司礼监是个特例，不仅总管内廷宦官事务，而且职涉外廷朝政，即所谓“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其实明朝之初，朱元璋明确要求宦官不能识字，且“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所以，司礼监那时候只不过是个普通衙门，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排名尚在内官监之后。

而所谓内阁，是明朝新创的一种行政制度，秦汉时期是三公九卿制，隋唐时改为三省六部制，明清时就是内阁制。内阁是明朝时的行政中枢，权力极大，全国所有的事务都由内阁做出决策，再交给六部具体去执行。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解决“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废除了执行了数千年的丞相制度，改为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一来就少了一个中间环节，皇帝直接发布命令，六部具体执行，皇权更加至高无上。

但是，全国事务何其繁多，皇帝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朱元璋是个勤政的皇帝，还可以坚持亲自批阅奏章，但他的后代子孙们可就撑不住了。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就组建了几个人做帮手，大臣们递上来的奏章，就有这几个帮手先看，然后将其中比较重要的再给朱棣，不重要的就写个内容大概，否则一篇奏章几千字，皇帝也看不完。这几个人，其实就是内阁的雏形。

到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继位时，内阁的权力渐渐变得很大，本来内阁这几个人充其量只是个秘书，只有帮皇帝提建议的份，而绝没有替皇帝做决策的权力。但是，国家所有的事务都必须经过内阁，而且实际上内阁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都会得到通过，这样内阁就变相地掌握了决策权，皇帝如果想偷懒，完全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只在后宫玩乐就可以，内阁就可以支撑起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

因此，朱元璋当年废除的丞相，就变成由内阁几个人代替了。朱瞻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削弱内阁的权力，于是进行了改革。一是将内阁固定下来，赋予内阁决策权，使内阁更加制度化、长期化。二是选择由宦官对内阁进行牵制，他选中的机构就是前面提到的司礼监。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汉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压制朝中大臣，就选拔身边的近臣组建了“内朝”，以对抗“外朝”，此后这一机构发展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尚书台”。

朱瞻基在大内设置内书堂，并让翰林院学士教授太监们读书习字，从此身边多了一群能以极高效率办事情又忠于皇帝的宦官。他将司礼监提到内廷之首，除掌印太监之外，另设秉笔太监，提督、随堂等职。别的职务我们暂且不提，只说权力最大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

顾名思义，秉笔太监就是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宦官，称为“批红”。掌印太监就是负责替皇帝盖章，盖章之后就具有效力了，可以发到六部进行具体执行。而如果没有这个章，那就是废纸一张。

如果以上所说大家还觉得有些绕，那么我简单说一下奏章的处理流程。大臣的奏章递上来之后，首先看到奏章的是内阁，内阁成员们先行批阅，将自己的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再贴在奏章上，送到皇帝那里进行最终裁决，这就叫做“票拟”。

奏章连同票拟被送到皇帝那里后，本来应该是由皇帝亲自进行批阅，如果同意内阁的意见就画个圈，写上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同意就写上自己的处理意见，拿不准的就留中不发。但是，如果皇帝犯懒，可能只批几本，其他的就交给司礼监去批。

司礼监拿到奏章和票拟之后，由秉笔太监代替皇帝进行批阅，方法和皇帝是一样的，称为“批红”。秉笔太监批完之后，按说还要拿给皇帝过目，但皇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看的，直接交给掌印太监盖章，然后就可以交给六部去执行了。表面上看，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之间还有个相互牵制的问题，但实际上两者经常沆瀣一气，共为一体。

所以，题目中所问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实际上是司礼监和内阁哪个权力大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内阁的“票拟”实际上还是相权的另一种形式，其决策权渐渐弱化，而建议的成分明显增加。无论是否代理，“皇权”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大于“相权”的。

所以，当时的人们称内阁首辅为“外相”，称司礼监秉笔太监为“内相”，一内一外，显然秉笔太监的地位更高一些。

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即所谓“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所导致的内阁与司礼监在地位上的政治差异，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更经常地表现为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从而使司礼监无论从组织制度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方面都能够对明代的中央决策进行最大程度的干预和影响。

比如说最重要的人事问题。明朝任何官员的任命，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但按照明代的规定，选拔官吏时以当权的宦官同朝臣一起参与， 会同挑选。随着宦官势力的越来越大，司礼监在官员任命中所起的干涉作用也越来越大，明英宗以后竟出现了朝臣入阁，都要倒向当时的权宦的局面，对于阉宦，即使是内阁首辅也要仰其鼻息。

再比如皇帝有什么事要办，或者有什么旨意要下，通常说给身边的秉笔太监，秉笔太监记录下来之后，封在箱子里让小太监送去内阁，然后由内阁票拟。这样，秉笔太监就可以随意在其中“夹带私货”，甚至直接假传圣旨，而内阁对此毫无办法。

明朝后期，司礼监不仅有决策权，甚至有了参与讨论的权力，因为地位高于内阁，所以只要宦官参与阁议，那就不仅仅是参与而是主持了。宦官在阁议时质问、申斥、逼迫内阁大臣甚至收复的情况，在明朝后期屡见不鲜。

而且，明朝的秉笔太监大多时候会兼管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构。东西厂不同于刑部，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实际上是直接归秉笔太监管，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随意对朝廷大臣进行逮捕、审讯。当然，在形式上还需要皇帝同意，可“批红”“盖章”的权力都在宦官手中，再加上宦官在皇帝身边添油加醋地陷害，所以秉笔太监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综上所述，明朝司礼监的权力要比内阁大得多，秉笔太监权力远在内阁首辅之上，而且是越到明朝后期，秉笔太监的权力越大，巅峰时期就是著名的大太监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当时的内阁首辅顾秉谦不仅完全仰其鼻息，更将大明内阁转变成了“魏氏内阁”，扮演着阉党急先锋的角色。继任者冯铨对魏忠贤更是感恩戴德并且死心塌地的追随。然而，冯铨入阁后不久与魏忠贤的义子崔呈秀闹矛盾，马上就被魏忠贤以贪腐为由弹劾罢职。

然而，宦官代行的是皇权，秉笔太监的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的授予，只要皇帝想要收回，那么太监们几乎是没有多少反抗之力的，比如明武宗杀刘瑾，崇祯帝杀魏忠贤，都只不过是翻手便可为之。而皇帝如果想要拿下内阁首辅，那就麻烦得多，著名的明朝首辅张居正，是在死后才被万历皇帝清算的。

最后添一句，秉笔太监虽然在明朝的特殊体制下，权力要比内阁首辅大，但其社会地位却远不如内阁首辅高，天下的文人也大多瞧不起宦官。然而，秉笔太监中，也有忠心为国、忠于皇帝的“好人”，内阁首辅中也有不少祸国殃民的“奸臣”，大家万不能一看到宦官就骂，一看到内阁就夸。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围绕在最高权力附近人物的权力大小是变动的，里面固然有制度因素，但更多是个人私交因素。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1、制度因素

一般而言，主要集中在票拟与批红权。也有许多解释，但解释的多数都比较绕。

举个例子：辽东巡抚甲给朝廷写了一封奏议，到了通政司，然后到了司礼监文书房，事情比较重要，司礼监不能直接给六部发文。就把文件给了内阁，内阁看完拟定了意见，这就是票拟。意见是“具体兵部拿来意见，关于意见的都要汇报”。兵部从六科抄出，兵部尚书赶紧让具体职能部门赶紧把这个写好报上去。毕竟都察院要考核。

（票拟与批红）

报上去后，内阁在此基础上确定，然后给了皇帝，皇帝阅览后。司礼监负责把内阁草拟的意见抄上去，并去盖公章。

请示到发文需要转化，大体就是如此。

从制度上看会发现，内阁和司礼监都是皇帝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一个负责收发文件、写好皇帝意见与盖大印；一个负责草拟意见与六部对接办法。

（玉玺）

在常态下，这个过程中，内阁占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两套文书体系中，巡抚甲除了写了公开的奏议，还会写一份书信给内阁，把自己的意见给附上去，求通过。

（内阁、司礼监其实很熟）

因为皇帝办公室的缘故，内阁、司礼监都是皇帝的老熟人，内阁是皇帝东宫的师傅，司礼监是东宫有文化的太监。在东宫他们就比较熟，业务上也不会太大矛盾。

毕竟在大明朝做官先做人，面上都很和气。

当然也会出现斗争，比如在刘谨时期，皇帝就是信任他，孝宗留下的内阁与司礼监成员都会被撸掉。比如魏忠贤时期，皇帝依然信任老师孙承宗，但对东林士大夫很难信任。

在张居正时期，内阁、司礼监配合的很好。

（张居正冯保是老铁）

许多人以为内阁与司礼监合起来就会架空皇帝，其实这就图样了。在明代将军们的工资，发的从来不是国库的钱，发的是皇帝自己的金花银，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任何人很难染指军权。

（五军都督府）

总而言之，在基本的流程中，内阁相对占据优势；在个人关系中，谁和皇帝近、获得皇帝信任，谁的实权就大。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起来，当然是内阁首辅大臣权力最大。

秉笔太监的实质，只是皇帝用来作为和内阁的缓冲。

明代的权力大体是内阁处理政务，在政务的奏折上写了自己的处理建议。

皇帝看到奏折后，可以否决内阁的处理建议，也可以完全按照建议执行。

无论如何，奏折必须有皇帝批准，才可以实行。

也就是说，皇帝有最终的决策权。

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政务是内阁在处理。

自然，如果皇帝是朱棣、朱元璋这种明军，有没有建议区别不大，皇帝可以自己处理。

不过，如果皇帝能力较差，这种制度就很好。

内阁是官吏的精英，尤其首辅大臣基本都是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大臣。

皇帝完全可以按照内阁的建议来决策，等于是这些大臣来处理国家政务。

这可以保持国家的稳定，不会出乱子。

所以明代有很多时期，皇帝比较昏庸，但国家政局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内阁的功劳。

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内阁大臣和皇帝直接接触，会出现政务上的争议。

由于皇帝具有最后决策权，可能存在否决内阁决定的情况。

而内阁这些大臣相对来水，政治能力是比较强的，尤其面对年轻皇帝更是要强出一截。

这样大臣和皇帝长期意见相反，会互相敌视，大臣认为皇帝能力不足，皇帝认为大臣有私心。

久而久之，就会出大乱子，大臣们甚至会和皇帝激烈争斗，搞得不可收拾。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秉笔太监。

秉笔太监其实就是专业背黑锅的，作为大臣和皇帝的缓冲，避免直接冲突。

秉笔太监的权力完全是皇帝赐予的，随时可能收回。他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太监可以拥有似乎很牛逼的权力，但都是虚的。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很多明粉特别喜欢明朝，说什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等等。不过我对明朝的评价一直不高，天子守国门是于谦的功劳；崇祯帝最后上吊是性格问题罢了。明朝作为华夏历史上最专制的朝代之一，给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其出身原因、性格原因以及太子早逝的问题等等。这哥们直接废除了丞相制度，大权一个人独揽了起来。这才导致后世出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批红、内阁首辅负责拟票这种制度。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是丞相负责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皇帝负责最后定夺的。

明朝的不靠谱是多方面的，我来简单地分析一下吧：

1、朱元璋全面地收紧了皇权，从此以后皇帝成了无所无能、无所不管、独断专行之人了。

以前的历朝历代中，皇权和相权是有不同分工的，相互基本不相干涉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分权模式，这也给国家治理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体系。

2、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对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例如：文字 狱、闭关锁国、黄册制度、程朱理学的发展等等。明朝是历史上禁锢思想、禁锢群众行为最严重的朝代。

例如：户籍新模式，农民儿子还是农民、铁匠的儿子还是铁匠。他们把阶层固化直接变成了法律条文了；明朝也是历史上监管最严的朝代，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关非常发达。

3、明朝的皇帝大部分都不靠谱，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例如：木匠皇帝、炼丹皇帝、胡搞皇帝等等。

4、明朝也是历史上制度最不合理的朝代之一，导致出现了无数权倾朝野的太监。例如：9999岁魏忠贤大哥、刘瑾、王振等等。

讲句良心话，明朝真的、真的不靠谱，无论是制度模式、还是皇帝们都不咋地。

这种太监批红、首辅拟票是在朱棣以后才发展出来的。朱元璋和朱棣两位皇帝，精力旺盛、工作能力强。一个人把红也批了（拍板）、票也拟了（出方案）这两个事情都干了。

这两位大哥走了以后，后面的皇帝是一个不如一个了，干活的热情也不断地下降了。于是乎，皇帝们把批红的权力给了太监、出方案的权力给了内阁大臣们。这样就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模式：皇权、监权、内阁权。

不过从整个明朝的历史来看的话，司礼监秉笔太监比内阁首辅要混得好多了。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朱祁镇时期的大太监王振就很厉害，他都能鼓动皇帝“御驾亲征”了。不过最后出了个土木堡之变的结局。

明朝正德年间的太监刘瑾也是非常强势的，几乎在朝里面说一不二了。

其实最厉害的还是朱由校时期的太监魏忠贤了，这哥们俨然就是“皇帝”了。魏公公在朝里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负责，居然很多人给他修祠堂、当时魏公公比皇帝厉害多了。

明朝比较厉害的首辅就比较少了，唯有一个张居正算是“大哥”级的人物了。可是当时的情况是：万历皇帝还很小、秉笔太监冯保又和张居正是合作关系、万历他妈李太后也是支持张居正的，这才导致张居正能够说了算的。

总体上来说，明朝整个时期中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都比内阁首辅要大的多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太监是半个男人没有家室，这样对皇帝来说威胁会小的很多。例如：虽然魏公公能够权倾朝野，可是一旦崇祯不喜欢他了之后，只用几个月时间就放倒了。这也说明太监对于皇帝来说更好掌控一点，也更加信任一点了。

2、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都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平时都是贴身服侍皇帝的。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也就会更加喜欢身边人了。例如：冯保就是陪着万历一起玩大的。

3、明朝皇帝有很多喜欢副业的，例如：喜欢做木匠的朱由校、喜欢“旅游”的朱厚照、喜欢炼丹的朱厚璁、喜欢闭关的万历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太监们作为皇帝的身边人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内阁首辅有很多事要干，也不可能天天陪着皇帝胡闹哦！

4、明朝有几个皇帝甚至是文盲级别的，例如：木匠皇帝朱由校。这就给贴身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创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了。大家想一下，皇帝连内阁的意见都看不懂，还不是太监忽悠着说了算哦！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明朝秉笔太监权力的扩大和内阁首辅的设置与明初废除丞相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明初，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抑制中央政府权臣对于皇帝的牵制作用，他清除了丞相胡惟庸的朝中势力，之后，在中央政府的体制中废了丞相职位，并将原来隶属于丞相的权力进行分解，划归于六部；同时，由皇帝直接掌控六部。如此一来，在最高管理结构中，实际上是由皇帝兼任了丞相的职务，六部堂官直接听命于皇帝，朱元璋废掉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

废除丞相制度对于明王朝最高统治者来所大大有利于巩固皇权专制，它以去除丞相官职来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使明王朝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明显强化，把皇帝专制统治推向新高峰，中央政府的管理权更集中了。

与此相配套，朱元璋在地方政权上也实行相应的改变，他废除行省，设“三司”，分别掌管地方行政、司法、军政。而这“三司”是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机构，三者之间互不统属，“三司”将地方权力一分为三，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当地方上遇到重大事项需要决策时，必须由三司合议，再上报朝廷的部院做决断。很明显，朱元璋这是为了加强朝廷对于地方政府的垂直管理权力，加强了由皇帝直接掌控的部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同时，为了培养了专制管理的官僚队伍，在人才政策上，实行八股取士制度，摆脱功臣对权力结构的影响，起用专业性官僚团队，强化朝廷对地方的专制统治和管理。

可是，丞相职位的空缺却也为皇帝带来一些麻烦。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皇权专制是得到了大大加强了，然而，没有丞相的辅佐，繁重的行政事务却使皇帝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六部事务繁杂，皇帝必须事无巨细地事事去管，在时间和精力上是不允许的，这便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繁杂的政务挤掉了皇帝从事最高决策的时间和精力。长期下去，皇帝必须由弥补性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麻烦，于是，为了避免皇帝政务太过沉重，皇帝便把朝中处理政事的权力分担出去，分化给予他能放心的机构来代替执行。如此一来，便有了外朝的内阁和内朝的宦官机构。

朝中不许出现“丞相”，皇帝便设置了“内阁”，分担部分的议政权，扮演秘书、顾问的角色，“内阁”设立之初，阁僚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只负责文字工作和提供咨询，起秘书、参谋的作用，所以，皇帝可以放心地让阁僚参议政事。

除了内阁之外，皇帝也把身边急需处理的一些内务和政务分摊给宦官机构，特别是分摊给司礼监去负责处理。在明王朝，从永乐皇帝开始，皇帝对宦官比较信任，于是，逐渐把部分决策权和大部分监察权交给司礼监的宦官去代行处理，因而，司礼监的权力就大大加强了，从明宣宗开始，司礼监太监便开始揽权，之后，司礼监太监越来越嚣张跋扈。

那么，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更大呢？

第一，明朝内阁的变化和它的权力。

明朝立朝之初，皇帝、大臣们都比较勤奋、努力，朱元璋在废除丞相职位之后，直接掌管六部，干得挺顺手的。可是，朱元璋之后，继任的皇帝对于繁重的政务就越来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显然，皇帝即便有三头六臂也很难自己去应付管理六部的繁杂事务。繁杂政务对皇帝来说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便设立了内阁。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便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进午门入直文渊阁，直接参预处理机要政务。文渊阁便被称为“内阁”，内阁制度也从此开始了。起初，内阁设置三个大学士，其中内阁首辅大学士是领头人。内阁刚建立时，阁僚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当时被没有赋予阁僚行政权力，所以，史书称：“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总之，阁僚只是负责秘书方面的工作，不属于有权力的官员，不准插手管理各行政机构。

显然，内阁初建时，与丞相府有本质不同。汉初，丞相（如胡惟庸等）在政务方面是不但拥有议政权、行政权，而且还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丞相在朝中的权力是比较大的，甚至有时还能否决皇帝的决策议案。而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只是让内阁的阁僚负责秘书、顾问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把行政权和决策权下放，决策权牢牢掌控在永乐皇帝手中，内阁最多只拥有部分的议政权。

此时，内阁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行政权划给了六部，而阁僚无权干预六部，六部由皇帝亲自掌控；而地方上设“三司”，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负责行政、司法、军事，直接对上面的院部负责，阁僚们根本就没有插手的机会。

但是，内阁拥有了部分的议政权，而这一项权力起初不显眼，但后来却得到了很大的发挥，使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

内阁的议政权不要体现在“票拟”制度上。内阁阁僚将自己议政的建议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就叫“票拟”。之后，“票拟”连同奏章一起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参考“票拟”的建议做决策。皇帝用红字做批示，这称为“批红”。显然，如果根据“票拟”的规定，阁僚们只是提供建议，只有议政权，既不能参与决策，也不能将建议付之于行政措施，只是起“参谋”的作用。不过，“票拟”制度运作时间长了，便出现了变化。

在强势的皇帝面前（比如明太祖朱棣），内阁只是秘书、顾问机构，可是，当皇帝对阁臣很信任，并且皇帝不是那么强势和有能力时，阁臣们在“票拟”的时候就会提出一些有坚持性的意见，这会影响皇帝的决策，“票拟”可以带有倾向性的，而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权力，朝中大臣们为了让阁臣在“票拟”时表达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意见，就巴结阁臣，求他们在“票拟”时表达他们的诉求，阁臣的权力自然就越来越大了。

朱棣画像

更有甚者，当皇帝治政能力比较弱，或者政务特别繁忙，或者怠政懒政时，就不重视对于阁臣“票拟”的考究和审核，经常会按照阁臣所“票拟”的建议而做决策。而当内阁规定由内阁首辅大臣把关阁臣们的“票拟”之后，内阁首辅就掌握了“票拟”的议政权，而“票拟”的建议若皇帝照准“批红”，依内阁的建议而做决策，内阁首辅显然就拥有了“准丞相”的影响力。所以，明朝在明宣宗朱瞻基之后，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在弱势皇帝的朝代里，内阁首辅的权力一点也不会不输给丞相，如明神宗时期的高拱、张居正等，其权力不会输给明初的胡惟庸。

第二，司礼监权力的扩大以及它对于内阁的牵制和制约

内阁权力扩大了，但是，明代皇帝一直在千方百计削弱外庭（丞相府、内阁）的权力，担心外庭的阁臣们架空皇帝。当内阁首辅拥有了丞相的某些职权，他在行使议政权时，就会利用“票拟”的权力侵占部分的决策权和干预行政权，干一些原本秘书、顾问不该干的事。此时，皇帝便提升了内廷司礼监的权力，使其对外庭的内阁进行牵制和制约。

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常常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们经常能代行皇帝的某些权力，比如，代替拟定决策意见，寻机左右皇帝决策；再如，利用所掌控的信息通道，或选择隔离信息，或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上传，甚至还假传信息等；又如，代皇帝行使监察权，派员对中央及地方官员进行侦查监督等。司礼监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随时可以向皇帝禀报各种信息，并有机会干预官员任免等。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便建立起宦官制度，虽然明初严格制止太监干政，但是，宦官机构的设置一直在增强，人员数量一直在增加。明太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得到过宦官的帮助，所以，在他即位之后，宦官机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宦官开始担任一定的职位，并充当皇帝的耳目。明代的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在永乐朝基本形成定制。

从成熟的宦官机构看，设有“二十四衙门”和“十二监”“四司”“八局”，以及其他的宫廷服务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司礼监是内廷中掌控着最高权力的机构，它既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脑机构，又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最集中的机构。

明朝司礼监掌控着权力运行中的三大关键职权：

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的职权。此为司礼监的核心职权，有了这职权，司礼监成了皇帝便有了代行决策和下发旨意的权力，作为皇帝身边的辅政机构，司礼监掌控御前信息的上传下达，内阁“票拟”的上呈，皇帝“批红”的下发等，都要经过司礼监，而外庭高官和封疆大吏要进军要觐见皇帝，也需要经过司礼监的导引，这一职权是很大的。

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的各种权力。司礼监不但是各种宦官机构的首脑机构，位列“二十四衙门”首位，而且，宫中整个宦官系统皆由它来掌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统领着大大小小的宦官，影响宫中各种政治权力的施行，特别是经常可以利用后宫的势力来影响皇帝的决策和朝中官员的任免等。当皇帝弱势时，司礼监经常通过宦官系统专权揽政。

三是兼管宦官系统中的特设机构。比如提督东厂提督，管辖南京守备等。明朝司礼监，常设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四到五人，随堂太监八九人。其中，掌印太监掌控着太监机构中的最大权力，宦官属于内廷，而司礼监相当于内廷中的“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被号称“内相”。比如，万历初年权倾朝野的冯保就是一位极有权力的掌印太监，是司礼监的最高掌权者。司礼监还兼领东厂提督和兼管派往地方负责监察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如此一来，司礼监的权力可以延伸到朝廷各处和地方官府衙门，有着外庭阁臣做不具有的特殊权力。不过，有时秉笔太监因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也有其权力超过掌印太监的时候，而秉笔太监有时兼任厂、卫等特务机构的提督，其特殊权力也是非常大的。

明代内廷势力的强大，明朝司礼监之所以有时权力压过外庭的内阁，这与明朝设立拥有特殊权力的特务机构有关。明代先后有过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四个机构。锦衣卫是由拱卫司演变而来，其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朱元璋曾下令废除锦衣卫，但明成祖恢复了锦衣卫，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包括皇亲国戚和朝中高官的任何人，并有权进行秘密审讯。朱棣还设置了“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其首领由朱棣所宠信宦官担任，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明宪宗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直接听命于皇帝，负责在京师和全国各地秘密监视官员。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在明武宗朱厚照的支持下，不仅掌管着东、西厂，而且，当东西两厂因权力之争而互相拆台时，刘瑾设立了“内行厂”，由他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两厂一样，而其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可以侦缉东西厂和锦衣卫。刘瑾成了明朝历史上最专横跋扈得太监。

刘瑾（剧照）

第三，内外庭互相牵制，司礼监和内阁互相制约，各有其特殊权力。

显然，在明王朝的政治机构的设置上，内廷、外廷在机构上形成一种对称的格局。外廷有内阁，内廷有司礼监。外廷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内廷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后来有总督、巡抚；而内廷有派往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明王朝政治机构的设置是很巧妙地形成内、外廷相互制约、互相监督，这对于专制皇权是非常有利的，能够确保朝中的最高权力牢牢地掌控在皇帝手中，便于利用牵制机制，控制内、外庭，顺利行驶最终决策权。明朝有好几位皇帝怠政、懒政，但却依然能保证朝局相对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内、外庭互相牵制的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上述说介绍的司礼监有三项关键职能，是利用其代行“批红”和传宣谕旨的权力，和对信息通道的掌控等，代行部分皇帝的权力，并利用特务机构的特殊权力，实行对于内阁的制约。而内阁主要拥有“票拟”权，实际上是替皇帝拟定处理政务的建议，因而有了干预决策权和行政权的潜力。比如，在宣德朝，内阁运行机制相对比较完善，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等的“奏章”交由内阁阁臣审议，阁臣们作出“票拟”，由内阁首辅审阅之后，上呈皇帝“批红”。而“票拟”和奏章经皇帝“批红”之后，下发给六部实施。而在这过程中，司礼监掌握着“票拟”和奏章上呈和协助皇帝“批红”的权力，并对负责将“批红”后的奏章下发，可见，在政策建议、政策审核、政策批准和政策实施方面，内阁和司礼监各有其权力干预的环节，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机制。

在明朝的管理机制上，内阁拥有议政权，但却没有决策权；而司礼监没有议政权，但却拥有代行决策权的可能性，同时，又能利用其常在皇帝身边的便利，对行政权进行干预。在地方政府那里，“三司”或巡抚、太守是地方长官，有治理地方的某一方面权力，但他们遇重大事件时，向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院报告，可是，内廷的宦官在地方也派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对地方官来说他们是独立的，而且，他们对地方官有监察的权力，这也让他们有索取地方利益的便利。巡抚等虽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对于所辖地区事务的决策权，但却不得不接受守备太监等的监督。而守备太监也只能监督，不能决策，也不能推行行政政策。守备太监等内廷在地方的延伸机构，巡抚等作为外庭在地方上的延伸机构，两种力量也是相互牵制、制约的，这也是明王朝皇权专制集权中央政府所需要的制衡机制。

结语：在特殊条件下，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比内阁首辅更厉害。

一般来说，是将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大臣相比，掌印太监才是掌控内廷的最高权力者，他是整个太监系统的首领，包括秉笔太监在内的所有太监都归属于他掌管。而“票拟”的上呈，“批红”的下发，皆是最后由他掌控的；朝中官员，地方大员等要见皇帝，也是由掌印太监安排的，信息的上呈下传都由他掌控。所以，在明王朝，除了议政权之外，其他方面，司礼监掌印太监比外庭的内阁首辅，一般来说，权力要大一些。

张居正与冯保（剧照）

比如，在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深知掌印太监的厉害，所以，他从当内阁次辅时便开始奉承和拉拢司礼监的主事冯保，在他升任内阁首辅之后，非常注意与冯保联手，才可能掌控朝政，顺利推行他的改革措施。朝中大臣的“奏章”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的“票拟”由张居正说了算，而上呈之后，“票拟”和奏章基本上能得到司礼监的冯保代替皇帝所作的“批红”，于是，“票拟”与“批红”经常能统一起来，内阁的政策措施就能顺利推行。正是由于冯宝的支持，张居正当内阁首辅时，才拥有了类似于丞相的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就决策权来看，冯宝的权力是比张居正还大一些。当然，在议政和行政措施的推行方面，张居正的权力更大，但这仍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的议政方案必须得到冯宝的赞同。

至于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如果其权力要比内阁大，必须有两个前提，掌印太监才能拥有大权。这两个条件是：其一，秉笔太监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和重用，皇帝能把他视为是比掌印太监更受宠，更能办事的近臣，才有可能代行掌印太监的部分权力；二是内阁首辅是比较弱势的大臣，外庭被内廷有所压制，司礼监的权力制约了内阁的权力，掌印太监才有可能比内阁首辅掌控更大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