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许许多多的革命人物都会被屡屡提及。其中，有一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遗忘的，他本不是中国人，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还曾经担任过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此人就是李德。

今天，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和公正的态度，竭力为您讲述和还原李德所经历的那段历史。

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1974年8月），笔名“华夫”，化名“李德”，奥地利人。他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洋顾问”，至今都充满着话题和争议。

奥托·布劳恩虽是奥地利人，但却生于德国，长于德国。青年时期，他就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外局势，毅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他积极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在德国的传播。不过，面对强大的反动政权，革命还是遭到了失败，奥托·布劳恩被关入了柏林莫比特监狱服刑。

1928年春，布劳恩被营救出狱，辗转从德国逃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因为思想进步，因为成绩优异，他在毕业后被苏共推荐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军事。在此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国际并被不断委以重任。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据了中国东北并且成立了伪满洲国。苏联对于日军的下一步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显得极为关注。

1932年初，布劳恩被共产国际秘密派往中国，携带着一本奥地利的护照成功抵达了哈尔滨，后来辗转来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给潜伏在上海的苏联“佐尔格小组”运送经费，以刺探日军的情报。

完成秘密任务后，共产国际希望布劳恩能利用自己奥地利的身份进行掩饰，留驻远东局驻上海的机构工作。期间，他与博古、洛甫等青年同志有了频繁的接触，因为共同的留苏经历而迅速走近，建立起了惺惺相惜的关系。

在共产国际的盲目扶持下，王明、博古等人逐渐在中国共产党内掌权，开始推行起了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路线。很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国民党接连不断的破坏，甚至就连党中央都有随时暴露的危险。

为了长期革命，中央总部决定搬离上海，转移到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里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经营下已经非常稳固。动身前，博古担心自己缺乏军事指挥经验，难以在苏区立足和服众，特意请求共产国际将奥托·布劳恩作为军事顾问也派往苏区工作。

经由共产国际批准，奥托·布劳恩从上海秘密出发，终于抵达了中央苏区。自此开始，他正式使用了中文名字“李德”，正式参与了中国革命。

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很快就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走马上任，掌握了根据地的军事指挥权。事实上，他比博古也强不了多少，既没有军事指挥的实践经验，又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只是在苏联读过几年军校而已。

除了军事领域的冒进，李德还在政治上积极向博古的“左”倾路线看齐，大肆排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正确主张。甚至于，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始人，毛泽东被剥夺了政治权和军事权，只剩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一个职务。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虽然历经苦战，但苏区的面积还是越来越小，已经失去了可以“诱敌深入”和“聚而歼之”的可能。就这样，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了，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万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李德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继续掌权，全权进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之前，他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豪横，寸土必守，寸土必争，导致了大量的无畏牺牲；此时，他又变成了纯粹的“逃跑主义者”，完全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毫无章法可言。

到了1935年1月，红军在攻占贵州遵义后进行休整，期间深刻分析和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史称“遵义会议”。会后，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为成员的军事指挥小组，正式终结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面对全党、全军的一致反对，博古、李德只能黯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此后，博古不再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而李德也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得益于毛主席的正确指挥，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当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在四川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反对联合北上，公然提出了分裂红军的言论。

对此，中央再次重申了自己“北上抗日”的主张。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也真正认清了形势，明确支持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主张，驳斥了张国焘南下的逃跑路线和分裂倾向。

在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后，李德虽然没有恢复军事指挥权，但还是担任了军事研究编委会的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的研究、编写和翻译工作。 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高级人才，他又担任了抗大的教授。

在抗大期间，学校的教育长李特私下串联，拉拢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继续追随张国焘。对此，李德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激动之下两人甚至还用俄语对骂。

不过，李德还是对自己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一事耿耿于怀，多次提交申请希望离开中国。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也被批准同机返苏。就这样，他结束了在中国的生涯，从此再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返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并没有再次重用他，只安排了一些军事著作的翻译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亲历者，李德是唯一一位完成长征的外国人，对于长征也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长征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是一次胜利。红军突破了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的打击和成百次的袭扰，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是中国红军伟大、勇敢和坚毅的明证。

1954年，李德终于被批准回到了民主德国。此后，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甚至还在60年代担任了作协的第一书记。在中苏关系紧张后，身处民主德国的李德开始转变自己原先的立场，不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进行负面的评论。

1964年，李德在德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毛泽东以谁的名义在讲话？”，公然批评毛主席的言论。

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线周刊》发表了长篇连载“从上海到延安”，之后又通过补充和修订，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书中，他竟然歪曲了事实，有意诽谤和诋毁中国革命。

为了澄清历史真相，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我国的《红旗》杂志以伍修权的署名发表了一篇“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伍修权在文章中提到:

我作为李德当时的翻译和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李德的种种诽谤，以正视听。

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李德对中国革命前后不一的评价，或许并非完全出自他的本意，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如此不负责任地歪曲历史，如此不负责任地抹黑中国，实在是令人气愤不已。

1974年8月，李德病逝于德国柏林，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文史不假

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最早提出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正是所谓的“洋顾问”李德，此人虽然战术指挥比较拙劣，基本的战略形势判断还是有的。在1934年的春天，面对敌人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李德已经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跟博古谈到红一方面军要撤出苏区进行一次战略大转移，只是当时还没想到会跋涉25000里，目的地为红二、六军团活动的湘鄂西苏区，这一点，在伍修权的回忆录中有过专门的记录。

（红军时期的博古）

之前撰文介绍过，李德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其实是个冒牌货，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加入德国共产党，被捕后越狱逃到苏联，后来成为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情工。1932年春奉命到上海送一笔特别经费的，这笔钱是为了营救被逮捕的远东情报局上海工作站负责人牛兰夫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苏方派出了两个交通员分头行动，每人携带20000美元，两个人也都辗转欧洲顺利抵沪。

其中一个完成任务后就回去了，而另外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裔交通员，在上海却意外碰到了老熟人。这个熟人就是博古，刚刚出任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年轻人，他跟奥托·布劳恩曾经都在莫斯科求学，一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而相识。博古时年24岁，既没抗过枪更没打过仗，出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以后，经常要面对苏区的反围剿情况汇报，而他对此却一窍不通，很是着急。

（延安时期的博古）

现在刚好来了一个“很懂”军事的老熟人，又是从莫斯科来的，可谓是雪中送炭，所以博古就邀请奥托·布劳恩留了下来，两个人在上海一起工作生活了一年多，互相建立了较深的信任。1933年10月，在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情况下，临时中央决定迁往苏区，于是奥托·布劳恩就跟随博古一行人来到了红都瑞金。要理解一点，我们党当时的上级是共产国际，而奥托·布劳恩并不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他也没有接到共产国际任何关于“军事顾问”的任命。

共产国际派来的真正的军事顾问名字叫弗雷德·施特恩，在博古和布劳恩等人动身前往江西后，弗雷德到达上海。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已经改变了对中共的指导形式，其派来的代表或者顾问只列席政治局会议，提供建议和作为联络人，不再享有决定权，所以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也没有去苏区工作，而是呆在上海，实际充当共产国际和江西苏区的军事联络员，他甚至只把李德作为了解苏区情况的一个观察员和工作助手。

（延安时期的李德）

事情还是坏在博古的身上，在苏区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单方面给布劳恩冠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一身份（共产国际没有批准这个身份），同时称其为“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斗争经验丰富的国际主义战士”，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李德。由于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们不十分清楚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的关系，也没有机会了解李德的来龙去脉，遂在博古的大力推介下，只能承认了他的身份。

事实上，现在的党史资料已经仅称其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员”。博古是临时中央总负责，自然成为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而他又将军事领导权拱手相让，于是李德莫名其妙地掌握了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一开始他也是心里惴惴，毕竟没有共产国际的正式任命，并且在上海还有真正的军事顾问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德发现自己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了，也就习惯了新的身份，他的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的威望”。而博古和李德的到来，也就剥夺了朱毛的作战指挥权，后来成立了一个由博古、周公和李德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全面负责军政大事。

当时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前线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的地点和方位后，完成翻译绘成简图由李德负责批阅，他的意见再被译成中文转交周公（伍修权是翻译），然后发布命令或者提交中革军委讨论。两个特点，其一是博古根本不懂也不过问军事，其二是李德首先给出的意见，基本也就决定了作战命令的基调。

李德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没多久，根本没有实战经验，他把苏联军校里面学习来的“正规化”作战方式完全照搬到苏区来，提出了“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论调，指挥红军跟优势的敌人死打硬拼，号称要用鲜血保卫苏维埃。而这样的打法，是老蒋和他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喜闻乐见的，敌人兵力和装备皆占绝对优势，消耗下去的结果，就是红军的牺牲越来越惨重，而苏区的面积却越来越小，到广昌保卫战失利后，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已成定局。

长征初期，李德搬家式的行军方式，继续给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湘江战役后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到了顶点，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拿掉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新成立的最高三人团由主席、周公和稼祥同志组成，意味着红军从此恢复了机动灵活的战法。

（彭总发怒）

主席后来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所以在长征后期，李德已经失去权力而成为了红军大学的教员，如此也就失去了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在延安期间，李德对长征后期的军事行动表达了肯定，对自己曾经的错误也有反省和公开的承认。抗日战争初期，任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和延安抗大的教授，主要从事编写和教学工作。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突然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署名是张闻天，李德只好上马直奔机场而去。原来，这天有一架飞机送胳膊意外负伤的周公去苏联治疗，而莫斯科也曾要求李德回去述职，便借这个机会同行了，李德想带上着自己的中国妻子，但没有得到批准，只好一个人匆匆离去。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正式加入了苏联红军，但是并没有上战场，而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军事学校里面任教，二战结束以后的1949年转赴东德定居，在中苏交恶的年代，也曾经写过一些歪曲历史的文章配合宣传，是不是违心的只有天知道了，1974年8月因病离世。

（李德的影视形象版本不少）

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李德（1900年～1974年），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力。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1974年，病逝于德国柏林。

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李德，就是典型的“书生误国”，因为他的错误，让红军损失惨重。

李德，也是典型的“自私型人格”，因为他的自私，“伤害了”两位中国女子。

那么，如此一个人，最后的结局如何？

我们从头聊聊李德。

有些事，是挑人的，一个好厨师，不见得就是一个好司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个老革命，早期是在德国入的党，1918年参与创建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这算是了不得的成就，因为，当时的他仅仅18岁。

很遗憾，“德国的土壤”并不适合李德发展，甚至他一度被抓进监狱。

在监狱呆了两年后，李德成功越狱了。那时，他也才28岁。

去哪里？对共产主义非常热衷的李德，选择了苏联，那里的红色吸引了他。

去了苏联，李德就进入了著名的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

伏龙芝军事学院，那里可是军官的摇篮，苏联的朱可夫，中国的刘伯承，都是从伏龙芝毕业的。

不过，伏龙芝毕业的军事低能儿，也是比比皆是，二战期间的巴甫洛夫将军，以及后来的李德，都是杰出代表。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李德开始在共产国际从事革命工作。

毕业仅仅两周，组织上的任务来了，到中国去，帮助“佐尔格小组”：送钱救人。

“佐尔格小组”就是一个共产国际的德国人佐尔格建立的情报机关，目的是在远东搜集各种情报，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方便他们做决策。

李德此时的身份就是一个特工，化名斯托洛夫，手持奥地利护照作为掩护，从莫斯科出发，穿越西伯利亚，经过满洲里到哈尔滨，然后和几个同志一起到大连，终点就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可谓是远东明珠，是欧洲人来中国必去的地方，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就在上海。

1932年的秋天，李德到了上海，并且喜欢上了这里，他准备在中国大展拳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恰逢，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李德开始仗着自己的所学，进入角色了，开始对中国的现状发表自己的言论。

博古等人，一看这李德还不错，头脑很清晰，于是就把李德留在了中国，让其承担了军事总顾问。

1932年年底，上海的中共中央，因为形势吃紧，在博古、洛甫的领导下，向江西转移。

而李德，就此成为了转移到江西的军事总顾问。

博古秦邦宪，其实是个军事的门外汉，而且又对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比较迷信”，因此，开始重用李德，在军事上，把李德放到了最高处，俨然中共的军事总负责。

想想，一个只是上了三年军校的人，只是见过街头巷战的人，竟然成为了红军的军事掌控者，这太具有讽刺效果了。

我们欣赏李德不远万里来帮助中国的精神，但同时，我们要负责任地说：老李，有多大头就带多大帽子，你把自己看高了！

2、李德的重大失误

（李德和博古）

什么是高明的军事策略？

应该是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出来的最有针对性的策略。

李德哪里有什么丰富的经验，他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欧洲战场的一些案例和策略，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的东西。

毛泽东等人的主张是，多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甚至，有可能的话，突围出敌人的堡垒圈，在敌后开展战争，这可以避免敌人大包围的圈子越来越小。

而李德主张阵地战，因为，在他看来，大战役都是如此，要么进攻，要么守城。

毛泽东希望打人民战争，李德希望进行所谓的“正规”战争。

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的打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一是做好引诱，二是准备好埋伏圈，进行痛击别人。但这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战，埋伏能不能成功，决定于装备和实力。

在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损失惨重。

按照李德的安排，彭德怀带人在广昌，和敌人打起了消耗战，结果，国民党军队伤亡两千多，红军伤亡五千多。在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彭德怀大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

逼着一个未长大的小孩，和练过拳击的大人直接开战，这不是有病吗？

李德就是现代的赵括。

还没完。

红军长征开始后，在湘江战役前，白崇禧的桂军放开了一个口子，结果，李德等人贻误战机，耽误了三天，并拿着一大堆所谓的盆盆罐罐，扛着所谓的各种设施，晃晃悠悠地过湘江，但这过关能成功，靠的是很多人的牺牲。

难道，军校里不讲“兵贵神速”？

显然，李德的军事水平太糙了，这导致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过半。长征前，红军还有8万人，过了前三道关，少了一万多，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直接锐减到3万人左右。

如果让李德一直指挥，长征走不完，红军就该消失了。

1935年初，召开了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被推了出来，开始掌控大局。

从遵义会议开始，红军活下来了，而李德从遵义会议后起，不再进行重要的军事指挥了。

3、李德先后负了两个女子

（萧月华）

一个重要的岗位，必须有非常之人担任，才可以力挽狂澜，带大家走出困境。

无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其后的时间里，在毛泽东等三人的主持下，红军四渡赤水，巧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环一环，都是在风险中砥砺前行，保存了实力，赢得了未来。

而李德，虽然可以参加重要的会议，但已经被边缘化了。

到了陕北后，李德成了抗战大学的教授了，讲讲课，李德还是能讲出来的，毕竟，理论基础还在。

但是，在某一天，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来找毛泽东，坚决要求和李德离婚。

对于这样的诉求，毛泽东还是采取劝和的方式，但是，因为李德是婚内找了第三者了，因此，在萧月华的坚持下，毛泽东还是同意了两人离婚。

说起萧月华，不得不说李德的婚姻了。李德来中国后，是个单身，出于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需要，李德想找一老婆。

但是，没人嫁老外。

最后，李德的婚事成了组织要解决的一项任务，不久后，农村出身的萧月华，在相关人员的来回工作下，嫁给了李德。

嫁了人了，李德该安心了吧！

不，李德并没有。后期，虽然和萧月华有了孩子，李德依然放飞自己的情绪，对于姿色出众者，多有爱慕。

歌唱演员李丽莲，就这样走进了李德的生活。有人说两人是情投意合，也有人说两人的感情不道德。

两种说法都对，这两人情投意合是真，开展了婚外情也是真的。

萧月华坚决离婚后，要了孩子抚养权，而李德给了600元的抚养费。

一个已经放手了，另一个就不要错过了，李德和李丽莲就此结了婚，此后两人大秀恩爱，感情的温度相当炙热。

1939年的8月的某一天，有一辆飞机要去苏联，要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

知道周恩来去苏的消息后，组织上让李德回去述职。

李德没有犹豫，准备回苏联。

当时送行有一百多人，而李丽莲是最痛苦的那一个，想去苏联，但她没护照；想留住李德，却又留不住。

李德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先后负了两个女人。

萧月华在后来的日子里，积极调整状态，为了革命事业努力奋斗，在1960年光荣退休，退休时的军衔是大校，1982年，调整为副军级待遇。1983年，萧月华离世，享年73岁。

而李丽莲，在经过了痛苦的一段回忆后，也开始了新生，有了新的丈夫，有了新的奋斗的事业，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儿童事业，1965年，李丽莲去世，年51岁。

那么，回去的李德怎么样了呢？

4、李德的晚年

（李丽莲）

李德回了苏联后，怎么样了呢？

1939年8月，李德到了苏联。虽然之前有决策失误，但是，组织上还是原谅了他。

很快，二战爆发了，李德作为布尔什维克，责无旁贷地加入了苏军，和自己的祖国德国开战。

这种选择一定是痛苦的，一边是祖国，一边是自己事业所在的国家。

不过，李德年龄大了，没怎么上一线，在1941--1948年间，做了苏联的俄罗斯 莫斯科州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的一位教师。

在中国也仅仅7年，而在这里当老师也7年，看来，李德是喜欢教书的，他也适合教书。

1949年，李德回了故国，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所谓的东德。

在这里，李德不是高官，也不是军人，只是一个翻译工作者。

1964年，李德担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

另外，李德也写过书，也提到过中国革命史，不过不太客观，主观意识很浓，有一定程度的歪曲。说明，即使老了，李德也没有很好的检讨自己，总是把错误归结为外界因素。

1974年，李德逝世，年74岁。

纵观李德的一生，最辉煌的时间，自然是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只有在中国，他才是无数人瞩目的“军事顾问”，在苏联，在德国，他就是个普通的同志。

但在中国，他看似辉煌，可决策失误，导致了大量红军丧生；因为自私做崇，让前后两个女子，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还好，像李德这样的顾问，当年来中国的并不多，如果太多，新中国的产生，还需要更多曲折的道路要走。

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李德的结局也不错。

其实，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顾问，而且是顾问的副手。

李德有一定军事能力，是伏龙芝军事学校的高材生，担任过苏联红军骑兵旅旅长。

但李德之所以被派到中国的上海，主要他常年从事谍报工作，经验丰富，还会说好几种语言。

在上海期间，李德由于工作关系同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博古认识，两人私交不错。

而当时博古他们虽有政治能力、地下工作经验，但没几个懂军事。

1933年博古他们进入中央苏区时，就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作为军事顾问。

苏联表示同意，但强调李德不应该掌握指挥权，只能作为顾问有建议权。

当时计划由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总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进入苏区做总顾问，李德只是他的副手。

但因为各种原因，曼弗雷德无法进去苏区，倒是李德得以进入，成为唯一的外籍顾问。

但博古进入苏区以后，由于军事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开始碉堡战术围堵苏区。

当时大家都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李德却提出了短促突击的理论，有信心打破碉堡战术。

于是，博古等于将指挥权主动交给了李德。

但李德此人顽固强横，又不能很好的了解中国国情，他的短促突击战略是无用的，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湘江战役惨败，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可以明显看出李德军事指挥的死板和笨拙。

当时中央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不能任由李德胡乱指挥，最终在遵义会议解除了李德和博古的指挥权。

李德随后只是帮助红军训练训练骑兵，做做军事教学工作。

不过，他还是有一定军事素养的职业军人，认为张国焘南下攻击成都战略是荒谬的。

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李德站在毛泽东一方，并且跟随部队到了延安。

因为这个加分，加上毕竟是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也没有遭到批判。

李德到了延安就靠边站了，从事一些边缘工作，他很想回到苏联去。

不过，他的朋友王明警告他不要此刻回去，因为斯大林正在大清洗。

于是，熬到1939年，李德才坐飞机回到苏联。

到苏联以后，李德被暂时软禁，让他交代在中国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指挥错误。

李德如实交代了一切，被认为没有大的错误，涉险过关。

期间，他可能被软禁了2年时间。从1941年开始，李德在苏联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生活平淡。

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被批准回到祖国东德居住，主要从事编辑和翻译。

到1974年，73岁的李德才去世。有意思的是，他去世的时候正在保加利亚度假，也算是幸福的死去了。

李德在中国期间，有过两个妻子。

第一个妻子叫做萧月华，主要是组织上安排的婚姻，让萧照顾李德。

萧月华是一个卫生兵，不会说德语或者俄语，李德不会说中文。

两人虽然生了孩子，但夫妻感情恶劣，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大概在1937年前后离婚。

第二妻子则是自由恋爱，叫做李丽莲，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演员，会说流利的英语，同李德可以沟通。

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但李德在1939年接到的命令是独自回到苏联，无法带上妻子李丽莲。李丽莲听说自己无法同行，认为李德很可能是被押回苏联枪毙，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而随后李德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其实也是处于戴罪立功状态，不能将李丽莲接到苏联。

夫妻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李德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很多对妻子李丽莲的思恋之情。

李丽莲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儿童事业，1965年病逝于北京，还没有丈夫李德长寿。

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结局咋样？咋说呢？李德这人，是唯一一个跟着咱完成长征的外国人。咱也别说他的结局咋样了，咱就从他怎么来到中国，又怎么离开中国，之后又干了什么，嚼咕嚼咕吧！

这事要说起来，就得拉得长一点了。因为他的到来，看起来就像是一连串的巧合。

话说在1931年六月一号的时候，英国的警察蹲在新加坡这块，将一个叫约瑟夫的人给抓了起来。

原因是他是一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信使，而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向马来西亚的共产党人转交经费的。

而这笔经费是来自于咱大上海。

好吧，一件外国人的事，和咱家算是扯上了联系。

那么这个联系，被英国人直接捅到了上海。为什么是直接呢？很简单，那个时候，咱家的各种租界不算多，他也不算少，在上海恰好有一个英租界。

所以这事英国人自己就能办了，这帮子英国人很快就找到了两个外国人。

一个叫诺伦斯.鲁格，另一个叫格特鲁德.鲁格，他们是一对夫妻。

由于这次的抓捕实在是太过突然了，很多东西没法隐藏，什么密码，什么账簿的就全部被英国租界给捞了过去。

说道这里估计有很多小伙伴会好奇：“这对夫妇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替咱接受来自于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各种文件，邮包，或者是将他们转到别地方去。

第二个就是为那些个要去苏联的人，办理手续。而第三个就是接收来自共产国际发到咱这里的经费，或者转发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个经费。

说白了，牛兰夫妇这里是一个对接国际事务的中转站。

那么这对夫妇被捕，显然对咱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说实话，牛兰夫妇的被捕，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有着多国的护照，化名都有好几个。

为了隐蔽，他们不仅有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还有十多处住宅。当然这是背后的，明面上他们还有三家贸易公司，而且是在上海口碑相当不错的贸易公司。

本来约瑟夫被抓，英国人撑死了就知道上海有这么个中转站，他们想要抓到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约瑟夫估计是为了自己方便，害怕脑子记的不够清晰，或者记错了什么的，他居然把牛兰夫妇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贴心的记在了他的文件当中。

这是一次违规操作，操作的结果就是，牛兰夫妇被捕，而上海的中转站被破坏。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是有挽回的余地，毕竟牛兰夫妇被捕之后，租界里头的人，拿到的什么账簿，什么密码的，这压根就构不成什么证明。

毕竟那会的大上海，啥人没有，明面的，暗面的，合法的，不合法的人到处都是。干这些事的人，谁还没有一堆的账号和密码。

但要命的是，咱家出了一个大叛徒——顾顺章。

咱家中央特委，是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的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拢共就三个人，这顾顺章就其中的一个。

您就知道这人知道的东西，何止是多啊！

但顾顺章在牛兰夫妇这里，他只知道有一个叫牛轧糖的，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个负责人。

其实牛轧糖和牛兰是在发音上出现了理解失误造成的，但国民党当时拿到牛轧糖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快就和牛兰夫妇联系了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国民党要求从英租界引渡牛兰夫妇，至此牛兰夫妇就被押去了南京。

国民党是如获至宝，咱可就要积极营救了。

而这次营救工作就落在了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身上了。

那么营救工作，比较复杂咱这里就不过多的解释了，总之在营救的过程中，是需要钱来运作的。

其实那个时候，咱的人被国民党抓了的话，有时候通过钱来，就是可以解决的。

那么既然用到了钱，这就需要有人把钱，从共产国际带到上海来。

于是莫斯科这里筹钱，派人给佐尔格送去两万美元。

而这两万美元是由两个彼此不知道对方存在的人，分两条路穿过东北给拿过去的。所以这次送过去的其实是四万美元，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做的一个备选。

当时考虑到了东北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而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关系还不错，所以这次运输这四万美元的两个人就是德国人。

估计小伙伴们就已经猜到了，这两个送钱的德国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德。

而当时的李德，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他的本名，奥托.布劳恩。

当然，这次秘密押送钱款，两个人都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对于这段历史，李德一个字都不愿意说，要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靠另一个德国人赫尔曼.西伯勒尔来观看了。

这位老先生，老态龙钟的时候，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是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

反观李德对于这件事的说法，就有点尴尬了，不仅日期都说错了，对他自己和这件事有什么联系都不愿意多说一个字。

本来这件事到这里，就算是圆满，李德就要和另一个押送钱款的人，一起回去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李德这来，就没有回去了，后来更是做起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一个送钱的，这就转眼做起了军事顾问。

说道这里，咱说一下牛兰夫妇，这两个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1937年的时候，咱开始抗日，局势混乱，牛兰夫妇就从监狱里跑了出来。

直到1939年的时候，他们才通过新疆回到了苏联。

他这身份的转换，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老熟人，也就是咱们历史上，和李德一块被经常提及的博古。

而李德之所以能够被留下来，也是因为博古的原因。

这些个史料，是小编在看金一南《苦难辉煌》中了解到的，咱不防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话说，当时中央特委一共三个人，其中的顾顺章被捕叛变，而向忠发也被捕。

那么中央特委三个人就剩下周恩来一个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是不能再留下了。周恩来只能选择转移，事实上周恩来在转移的过程中，哪怕再多耽搁五分钟，就会被陈立夫给抓到了。

后来陈立夫对于这件事有点放不下，当时就说，只差五分钟啊！

是啊！五分钟的距离。

而能够得知顾顺章的叛变，能让周恩来将中央机关和人员提前完成转移，在转移完成之后，还能让周恩来提前五分钟离开的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壮飞。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的中共中央，这就成为了临时中央，而这个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就是博古。

那么博古和李德为什么是老熟人呢？

因为博古曾经在中山大学学习，而李德是在伏龙芝军事学员学习，而这俩学校都在莫斯科。

博古不懂军事，而李德学习过军事，至少在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学院学习过。

所以两层原因，李德被博古留了下来。

说道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问了：“照你这么说李德和博古是在上海办公了，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去的根据地？”

咋说呢？因为临时中央，博古算是负责人。当时不仅是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全国的白色恐怖也是相当严重的。

他们也就坚持了一年的功夫，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待不住了，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博古就打算去中央苏区，也就是根据地了。

而李德的这个李德名字，也是博古给起的。

至此李德博古这两个名字，在那段岁月里头，就被经常的提及起来了。

说道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问了：“李德这个军事顾问的身份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博古要离开上海，他向共产国际给李德进行了争取，争取来的。

而共产国际虽然给了李德军事顾问的头衔，但并没有赋予他指示权利，仅仅是建议权。

但在以后的行事过程中，博古将这一点掩盖了。

所以在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了前方送过来的电报，先送到李德这里，李德看完翻译过的电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送到周恩来这里。

经过周恩来的看法，做处理，一般问题周恩来做决定，但有了重大问题就要上军委讨论了。

说实话，虽然李德打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学校是名牌学校，但他这个学生真不咋的。

毕竟他这理论压根就没有经历过实际检验，再说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跟学校里头学出来的东西能一样吗？

而李德是紧靠着博古的，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他俩一块向着左倾路线看齐。

军事冒进开始出现。

李德的原则是，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不能被敌人吓到，要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军人不能拒绝战斗，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于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被取消了，红军开始了实施李德这套理论。

一场硬碰硬的战斗开始了，而高兴的估计只有国民党了。

面对一次次硬碰硬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别的不说1933年十二月丁毛山战斗，九个连队就阵亡了十三个连级干部。

最终在这种硬碰硬的战斗中，我们迎来了第五次反围剿。

而这次反围剿，李德他亲自出马要来指挥了，也就是这一次反围剿，红军几乎就拼光了所有的主力，接着我们就不得不走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李德博古两人排挤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而毛泽东更是被剥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利。

于是在五次反围剿之后，咱红军被迫转入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对李德博古两人的错误路线提出了批评。

从而终结了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利。

后来的事情，大家伙都知道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咱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

在一次次的危难中，将红军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中，冲了出来。

后来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而这一次的会师，却因为张国焘的原因，造成了一次分裂。

当然真理就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大家伙都认识到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

这一次李德也站出来驳斥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和对红军的分裂倾向。

长征结束之后，李德主要工作做一些个文职工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

后来咱建立军政大学的时候，李德担任了抗大的教授。

其实在长征结束之后，李德也多次提出想要离开中国，但因为一些个事情，没有实现。

直到周恩来要去苏联治病，李德这才和周恩来一块搭机回到了苏联。

那么在回到苏联之后，李德从事的依然是一些文字工作。

再往后，他就回到了民主德国。

接着李德的言论就发生了改变，开始攻击咱的改革，甚至是政治。

这种抹黑的言论，通过歪曲事实，诋毁咱中国。

李德的言行如此的前后不一，就知道这个人就不行，他的一生和咱纠葛，但却是通过这种抹黑和歪曲事实做了结束语。

真的很让人无语。

最后李德病逝在了德国，那已经是1974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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