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苏轼生于公元1037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

从年龄上来看最大的是欧阳修，最小的是苏东坡。

聊这四个人的关系就必须要从年龄最大的欧阳修聊起。

欧阳修曾经去考试有过落榜的经历，不过23岁时就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这样的年龄就能中举已经十分优秀了。当时的主考官是晏殊。

欧阳修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此时第二个人出现了——苏东坡。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时候，苏东坡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太妙了，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避嫌，就定为第二。

后来公布出来才知道是苏东坡。他与苏东坡交流时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经过欧阳修的点评，苏轼名动天下。这样算下来欧阳修算是苏东坡的知遇之人，伯乐。

当时欧阳修误将苏东坡当作曾巩，曾巩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安石。曾巩也曾经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美，对王安石的名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后来欧阳修又一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所以欧阳修也算得上是王安石的伯乐。

通过欧阳修，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肯定有交集了。

轮到最后一个人，司马光了。

司马光的起点比较高，年少之时就扬名天下了，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教育。

司马光和王安石年龄相仿，他们后来相遇之后成了好朋友，这里面还包括包拯，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个包青天。

这四个人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关系还是不错的。

一切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变了。

宋神宗对王安石很欣赏，他继位之后王安石也得到了重用。

一场变法让这些人因为对变法的理解不同，成了敌对。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对青苗法有所批评，改知蔡州，这一年欧阳修将自己称为“六一居士”。一书、一棋、一琴、一金石、一酒、一老人。你就知道欧阳修到底在想什么了。

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主动离京来到杭州，在杭州留下了很多事迹。

司马光一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并不反对，直到青苗法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反对。后来好友范镇反对新法被免官，司马光愤然上疏，然后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不过问时事。

这些争斗只是政见不同的争斗。

当年苏东坡深陷“乌台诗案”，已经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为这句话，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就是四个人的关系，从好(师）友到相互争斗，但是底线还是有的。

录一下各自对对方的评价：

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苏东坡对司马光的评价：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对欧阳修的评点：

王安石说：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

苏东坡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作为前辈，还是受到这些晚辈的尊重，至于苏轼、司马光、王安石差不多平辈，就不怎么客气了。但他们之间的相争只是君子相争，是为天下而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争。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准确来说，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

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最小，出生于1037年。

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

其实范仲淹的一生，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

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向贵族集团妥协，范仲淹心知不妙，立刻自请出去做官，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

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只是一名谏官，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相当于是他的马仔。新政失败以后，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也就是滁州。

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在宴会上，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这种胆略气度，深深吸引了司马光。

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宋史》

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政见不同。

司马光天天读史书，所以因循守旧，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要变法。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打算变法。

可惜宋仁宗胆子小，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就成了宠儿一枚，不仅担任了宰相，而且主持变法。

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再也没有机会复出。

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可惜能力有限，就算累死了，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

等到宋神宗死后，宋哲宗上台，老太后高滔滔主政，她也是一个守旧派，于是启用了司马光。司马光很高兴啊，上来就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除了，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当然没多久他也挂了。两个人可谓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

这四个人里，苏轼唯独跟范仲淹没有交集，毕竟欧阳修已经是苏轼的老师了，而欧阳修只是范仲淹的小弟，辈分差太多了。

等到苏轼在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的时候，范仲淹已经凉了5年之久了。不过苏轼跟其他三位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欧阳修亲自录取了苏轼，因此成为了苏轼的老师，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而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跟苏轼都是好朋友，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文采和人品。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几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王安石本打算重用苏轼，结果苏轼却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不应该这么着急发出，最好是慢慢来。

这可把王安石气坏了，结果王安石一怒之下就把苏轼给调出去做官了。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司马光又打算重用苏轼，于是将他弄了回来，还让他做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巅峰了。

结果苏轼又跑过来喷司马光，认为变法中的某些策略还是不错的，不该全部废除。结果司马光认为他是异类，又把他弄出去做官了。

此后苏轼被各种打压，总是是变法派和守旧派都不喜欢他。因此他也只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宋仁宗虽然软弱了一些，但是他堪称是最仁慈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文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

因此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大帮优秀的文人，前期的范仲淹、韩琦、富弼，中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后期的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些人才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创造了若干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瑰宝，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无价的。

参考资料：《宋史》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想必大家一定熟悉的很，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语文和历史课本上面，欧阳修，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王安石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则有那句名闻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句。对于他们，大家熟悉归熟悉，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多少？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出生时，北宋刚建立还没满30年，他为官是在宋真宗（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和宋仁宗（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时期，在仁宗朝曾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公元1041年－1048年），而欧阳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为官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公元1063年－1067在位），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不过他主要的政绩还是在仁宗朝，后来神宗朝的宰相王安石，哲宗朝的宰相司马光，都是由他推荐从而仕途高升的，而这两人在当时是他的政敌。在神宗朝时，他年事已高，主要任务就是养老。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公元1085年—1100年在位）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神宗死后，司马光被哲宗启用为宰相，上台后他和保守派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论好坏，统统废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不论利弊，又通通恢复，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朝可以说是打酱油，没什么话语权。到了哲宗朝时，他挂了个闲职养老，打了一会酱油就和司马光一起归天了，不过他还死在司马光前面。在神宗朝时，受神宗重用，拜相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这小子跟前辈相比，他就是个打酱油的，而且打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还在宋徽宗朝（公元1100一1125年）呆了一年多。他要是能活到90多岁，都能亲眼见到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一隅开朝建国。

综上所述，这五人的辈分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苏轼是前面四个人的后辈。你以为这就完了？他们就这点关系？错，大错特错！

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之间关系极好，是好哥们，范仲淹作为大哥，对欧阳修多有照顾。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仗义为兄，连续上书为其力争，最后也因“朋党”一事屡屡遭人口诛笔伐。最后还被设计，以“侵占外甥女财产”之罪出贬滁州。

仁宗朝时，欧阳修与王安石最开始二人关系还不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政坛前辈还和王安石互赠诗文（《赠王介甫》与《奉酬永叔见赠》），并向韩琦举荐王安石。后期到了神宗朝，他却因为政见不合，对新法多有抵触，在地方执政期间曾拒不执行新法有关工作，致使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恶，后来干脆颐养天年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入朝为官前，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宋神宗即位三个月就重用两人，头天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司马光就任命为翰林学士。他俩是朋友，私交上倒也过得去，但在政治上的死对头，两人联手做出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争”。

二人为政时斗的不可开交，你来我往之下十余年苦斗，虽然司马光文采斐然，兢兢业业，但其工作能力实在及不上王安石，在争斗中明显处于下风，以至于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几乎是黯淡无光，碌碌无为，期间还被贬去西京洛阳，安心编撰《资治通鉴》去了。

至于苏轼，真的是朵奇葩，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朝为官，但在变法派得势时反变法派，结果被贬，在守旧派得势时反守旧派，结果还是被贬，两边不讨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说他：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连宋神宗都说：苏轼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还能做什么呢。

司马光掌权后，对他全面废除新法持反对意见，苏东坡说：新法有利有弊，应予以甄别，把好的留下，坏的剔除就行。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对他发起脾气来。于是苏轼对司马光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东坡知无不言了吗？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而苏轼参加科举的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的第二名是欧阳修亲点的，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欧阳修在放榜后给梅圣俞写信，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死后，苏轼还写了诗词纪念他。他俩还是亲家，因为欧阳修的孙女后来嫁给了苏东坡的第二个儿子。

至于苏轼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不过私下里交情还是不错的，他俩常一起游玩，谈论诗文，或是畅谈国事！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都是粉丝好友关系，不忘初心，古代人大部分非常讲义气。正义，一言九鼎，驷马难追 ，友谊长存，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在唐宋两代的文学成就上，这八位人物最高，所以被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柳欧王曾三苏）。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三苏父子与欧阳修又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司马光虽不在其中，但一本《资治通鉴》就已经证明了他的本事。他们四人均是文人，而文人才最懂文人，要不是因为政见不同，想必他们完全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吧。

欧阳修早王安石与苏轼两人入朝为官，若说三人之间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倒还算不上，但是却也出了许多趣事儿的。

王安石初入仕途的时候，欧阳修对其很是欣赏，甚至曾经作诗以赠。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王安石收到官场前辈的诗之后，也写了首诗回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古代诗人并称及合称

“屈宋”：屈原、宋玉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山涛

“建安七子”：王粲、孔融、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王孟”：王维、孟浩然

“李杜”：李白、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韩柳”：韩愈、柳宗元

“苏辛”：苏轼、辛弃疾

“孔孟”：孔子、孟子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扬雄、张衡、班固

“三苏”：苏洵、苏轼、苏辙

“苏黄”：苏轼、黄庭坚

“中兴四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

“一祖三宗”：杜甫（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轼、苏洵、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不曾被离弃，不曾受伤害，怎懂得爱人？ 爱，原来是一种经历，但愿人长久。

爱火，还是不应该重燃的。重燃了，从前那些美丽的回忆也会化为乌有。如果我们没有重聚，也许我会带着他深深的思念活着，直到肉体衰朽；可是，这一刻，我却恨他。所有的美好日子，已经远远一去不回了。

爱情，是自身的，我不再缺少些甚么了。

爱情不是避难所，想进去避难的话，是会被赶出来的。

爱情从希望开始，也由绝望结束。死心了，便是不再存在着任何我曾经对你有过的希望。

爱情是风花雪月的事，失意的人是玩不起的。

爱情也是一种发明，需要不断改良。只是，这种发明跟其他发明不一样，它没有专利权，随时会给人抢走。

爱上了你，我才领略思念的滋味、分离的愁苦和妒忌的煎熬，还有那无休止的占有欲.为什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心潮起伏？为什么我总害怕时光飞逝而无法与你终生厮守？

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

承诺本来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一场角力，有时皆大欢喜，大部份的情况却两败俱伤。

春天我用眼泪为你浇溉，只盼你发芽；夏天我深情的双眼凝视你，期待你开花；秋天我把月亮画得那么圆，只盼你结果；冬天一床红绸被，所有相思梦里随。

孤单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你爱上个人的那一刻开始。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这四个人，属于三代人。

欧阳修年纪最大，生于1007年。司马光生于1019年，年长王安石两岁，二人是同辈。苏轼年纪最小，生于1037年。

一个零五后（欧阳修），两个二零后（司马光19年出生，四舍五入的二零后），一个三五后（苏轼）。

在文学成就上，显然苏轼名气最大，也属于后来居上。在为官上，前三人则都曾身居要职，主持过朝政，都比常年外放、被贬官的苏轼，官位高多了。

论出身，苏轼也属于平民阶层——其十一世祖苏味道是唐朝武则天身边的红人，却在武则天死后，遭到清算，被贬到了四川眉州。苏家也就此远离中原的权力中心三百年。

直到宋朝的仁宗时期，苏味道的九世孙苏洵才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四川，进京赶考。这一年是1057年。

提倡古文运动的欧阳修是苏轼那一届的主考官。在欧阳修之前，考生们都以追求写作晦涩难懂的骈文为能事。而欧阳修主张写文章要言之有物，并且以写策论来开考题。而欧阳修的学生曾巩，就是因为以前擅长写策略，不擅长写骈文，屡屡落榜。

所以，当欧阳修看到一篇写的很好试卷时，就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这篇文章的排名定在了靠后的名次。不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曾巩作的，其真正的作者正是苏轼。

苏轼也因此没能得中状元。之后，欧阳修与苏轼经常交流文章，遂成为师生。

而那个与苏轼同一年考中的曾巩，比他年长18岁。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两人算是师兄弟关系。曾巩的另一层关系是与王安石。

那一年，王安石十六岁，曾巩十八岁。两个官二代，都是江西抚州人，年纪也相仿，又都写得一手好文章，关系自然是最亲近的。

而曾巩显然更擅于交游，是他先拜会并结识了欧阳修，并把好友王安石也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结识这两个年轻小伙时，他们还是布衣。王安石也算是欧阳修的学生。

这么算来，王安石与苏轼，也是师兄弟。但按年龄算，他们属于两代人。

相比曾巩不擅长写骈文，屡屡不能考中。王安石到开封的第五年，就考中了进士。本来，他也有可能做状元的。但因为文章里出现了不敬之语，被降到第四名。

至此，唐宋八大家中，除了两位是唐朝人，其余六位都是宋朝人，分别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苏轼、曾巩、王安石，都属于欧阳修的学生。曾巩和王安石是好友，曾巩和苏轼是同年进士。而王安石21岁中进士那年，苏轼才五岁。怎么算，苏轼都是个小老弟。

考中进士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淮南节度判官，做了四五年，任满。本应入京，进入馆阁——也就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但王安石却放弃这个机会，主动申请调到鄞县去做知县。

在鄞县做完四年知县后，又升为舒州通判（主管一个地区的政法工作）。前后九年时间，一直是在地方上任职，这也为他之后的变法提供了实际依据。

后来，因为工作表现太突出，王安石先后两次被朝中大佬点名推荐。第一次是宰相文彦博，第二次是他的老师欧阳修。却都被王安石拒绝了。

第一次拒绝的理由，是认为这属于越级推荐，不合规矩，会造成不良影响。第二次拒绝的理由，是要侍奉年事已高的祖母。

不过，老师欧阳修不死心，再次以俸禄养家为由，提拔他在群牧司做判官。可能是在群牧司时，王安石认识了当时的司马光。可没多久，王安石又外放到了常州。

上述几位，除了苏轼是四川人外，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更高官位的晏殊，都是江西人。他们相互结交，除了文采之外，可能也有同乡之谊。而司马光是北方人，他的老上级庞籍，也是北方人。

庞籍有两个得力的下属，武将是狄青，文官是司马光。庞籍常年在边境对付西夏。他主政河东时，司马光是他的副手，并为其提出修筑边墙、断绝与西夏贸易等策略。也正是在这些策略付诸实施期间，庞籍的下属私自出战，兵败自杀。

因为下属犯错受牵连，庞籍被贬官。而这些策略都是司马光提出来的，所以司马光也极力维护庞籍，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庞籍得知后，更袒护司马光。上下级之间患难与共，也实属难得。

然而，老上级失势，司马光也只能被调回京师，担任起居舍人兼谏院。巧的是，他当时的好朋友，后来的死对头王安石，也在同年被调回，担任度支判官。

这一年是宋仁宗嘉佑三年。当时同在京师的韩维、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因为都有文名，且时常诗文唱和，被称作“嘉佑四友”，属于京师顶级文学朋友圈。

注意，嘉佑二年苏轼考中进士，也在京师，也以文名突显，却并没有并列入这个顶级朋友圈。一来当时的苏轼论辈分属于初出茅庐，二来其母病亡，苏轼急匆匆的回家守孝，离开了京师。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

而那时候，除了以文会友，王安石就已经提出要变法。但当时的宋仁宗并未采纳。你不采纳，我就不伺候了。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辞官回乡守孝。

这一次，王安石在京师又只待了五年时间。

没多久，宋英宗继位，多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都被他推脱了。在王安石的前期，贯穿始终的就是拒绝，拒绝入朝、拒绝馆阁之职。这和他的性格也有关系，所以被人称为“拗相公”。

王安石是没等开始，就拒绝；司马光是做了之后，再拒绝。司马光在京师，一直做谏官。所谓谏官，在明朝之后与御史的工作合二为一。但在当时，谏官、御史，属于两个系统。御史是监察百官，谏官是监督皇帝。

1065年，司马光连着三次上书，向朝廷请辞谏官之职。

原因嘛，司马光说的也直白，“皇上，我都干了五年的谏官了，从没见过有人做这个工作这么久的。这个工作容易得罪人，要是再让我干这个，恐怕连我和我的子孙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当时，司马光四十六岁，做谏官五年，上了17封奏章。不仅劝解皇帝和太后和睦相处（英宗继位后，与太后关系紧张），也当廷怼宰相韩琦，还为贫苦农民请愿。

最终，英宗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司马光专心做龙图阁直学士，修《通志》之类的史书——这类工作是王安石不愿意做的。

英宗做皇帝没几年就驾崩了，神宗继位。欧阳修向神宗推荐司马光担任御史中丞——还是得罪人的工作。

而刚刚继位的宋神宗，将仰慕已久的王安石再次调入京师。时隔四年，王安石又回到了京师。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正式开始变法。

也就是在变法这一年，昔日的好友司马光和王安石，为了变法的利弊争论起来，以至于决裂。司马光上书弹劾王安石，恳请神宗“诛逐乱臣，延纳正士”。

王安石回到京师的第三年，司马光负气辞职，离开了京师。

之后，司马光用了十余年时间，编著《资治通鉴》，两耳不闻窗外事。王安石在京师变法，很多他昔日的朋友，也被排挤出京，包括欧阳修、曾巩、苏东坡等人。在变法的第三年，欧阳修病逝。

最终，王安石变法也没成功，自己也离开了京师。

等到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即位，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相，全面废除了新法。

废除新法的第二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同年九月，司马光去世。

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而当初那个小老弟苏轼，嘉佑四友诗文唱和时，没在京师。变法刚刚兴起时，被排挤出京。废除新法之后，又因为说错话，再次被排挤出局。一生漂泊，却留下了大量诗文。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要想知道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 。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

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

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

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

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闲居时，苏轼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那是元丰三年的事。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调往汝州途中，路经江宁，想起王安石对自己的搭救之恩，专程去拜访王安石。赋闲在家的王安石郁郁寡欢。见到苏轼，十分高兴，和苏轼煮酒吟诗，通宵畅谈。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

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

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

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

谈到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欧阳修应该是苏轼小时候的偶像和榜样。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审阅苏轼的考卷时，立刻被苏轼华丽奇绝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苏轼的考卷，以为考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本来想判定为第一，但为了避嫌，便把苏轼的考卷评定为第二名。后来，当他知道是苏轼的考卷时，又后悔没有让苏轼当成状元。不过，据说苏轼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阳修的弟子。

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那么，苏轼就是北宋文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

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

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

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