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1948年7月17日，中野名将王近山统一指挥的我军各部刚刚解放襄樊，就接到了野司转来的西柏坡急电：“速将康泽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在解放战争中后期，俘虏一个中将绥靖区司令官，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军委对抓获康泽如此重视呢？因为康泽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这厮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委”。

（康泽剧照）

换句话说，康泽的军队级别在俘虏中并不出众，当时的蒋军已经是“中将多如狗，少将满地走”的状态，但是作为老蒋早期的嫡系、复兴社创办人之一（总社书记）、三青团的实际把控者，黄埔三期的康泽在蒋军将领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1947年3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举个例子，即便是老蒋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康泽的黄埔三期同学，也不过是个中央委员而已。

所以康泽必然进入“高级战犯”名单，既是军队高级将领、又是党团骨干、还是曾经的特务头子，这样的高级战犯轻易是不会枪毙的，因为在宣传上、政治上、历史问题调查中均有较大作用，所以我党的政策都是以关押、改造、学习和交代为主。如果你不能理解康泽的政治级别有多高，不妨看一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数据统计：

在功德林关押的200多名高级俘虏中，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四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人，而其中的“中常委委员”仅有康泽一人！在被关押初期，康泽也因此牛叉得不行，一副瞧不起其他战犯的模样，就因为他有这个政治资本。而实际上，其他带兵的战犯也根本瞧不上他，认为他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个紧紧依附老蒋的党棍、特务头子。

那么康泽既然是黄埔毕业生，为什么没有像王耀武、方先觉一样始终领兵作战呢？无它，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履历，即在黄埔三期毕业后的192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仅与我党不少高级干部曾经同学，而且在校期间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和组织工作。所以1927年7月回国后，立即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工作，从此成为“党棍”和特务分子。

（王耀武剧照）

这个中央党务学校是陈立夫、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所以康泽是黄埔生中的另类，他这个特务头子跟军统一直关系不大，反而跟中统的关系更近一些。正基于此，康泽在早期是深得老蒋信任的，因为黄埔生大多是武夫，会舞文弄墨并且善长政工组织的人不多，1928年成为老蒋的少校侍从参谋，1929年3月被老蒋指定为国民党“党代会”候补代表，年仅26岁。

康泽为老蒋可谓是鞍前马后，1931年老蒋第二次下野之前筹组“复兴社”，康泽与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便是筹建骨干，他把在苏联学来的东西都用上了，复兴社的框架结构和纪律条例，均由康泽亲自执笔完成。复兴社首批40多人当中，康泽的排名非常靠前，这个老蒋的亲信组织设有“干事会”和七个直属处，包括什么组织处、宣传处和特务处等等。

众所周知，复兴社特务处正是“军统”的前身，而康泽差一点就成为这个处的处长，老蒋最初的属意人选就是他，并且亲自面谈。但是康泽认为自己善长的是宣传和组织工作，对特务专业不够门清，选择了组织处处长一职，而特务处处长，老蒋最终选择了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但是从这一段历史，很清楚地看出康泽在老蒋心目中的分量，早期肯定是在戴笠之上的。

康泽在宣传上非常卖力，所以到了1937年被任命为总社书记，直到1938年4月复兴社正式解散。在此期间，康泽的罪恶行径达到高峰，那就是为了配合蒋军对苏区的围剿，提议组建了“南昌行营别动总队”，这个别动总队是蒋系第一个正规特务武装，主要由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的学员组成，以研究班主任康泽为总队长。

别动总队是略高于团级的建制，总共下设三个大队（营级），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的额定编制为17人，总计2000余人。这个别动总队不仅人员都是军官或者特务，装备也非常精良，队员都是长短枪各一支，每个分队装备一挺轻机枪，队员装束为灰布军装灰色绑腿，黑鞋黑袜黑皮带，很有模仿纳粹“冲锋队”的意思。

这个别动总队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配合蒋系正规军“清剿苏区”和恢复反动统治，在蒋军占领苏区某地后，康泽率领别动队采取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等形式，疯狂迫害红军家属、农村干部和游击队员，用白色恐怖来血洗苏区。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大批苏区群众被别动队杀害或者判处徒刑，期间别动总队还与红军游击队作战300余次，因此罪行堪称罄竹难书。

（影视中的别动总队）

1937年老蒋又筹组“三青团”，以争取青年加入到反动阵营，康泽是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24名干事之一，跟陈立夫、陈诚等共同在名单上，并且兼任组织处处长。其后康泽逐渐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在中央常务干事兼组织处处长的位置上稳坐七年之久，然而当老蒋有意让小蒋来接手三青团时，不识时务的康泽不肯交权，终于被一脚踢出重庆派去国外“考察”。

1947年2月康泽回国，老蒋曾面许东北行营新闻处长、北平行营新闻处长的职务，康泽皆不受，因为这些单位都归“国防部新闻局”管理，他看不上新闻局长邓文仪。直到1947年11月，才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这是隶属于武汉行营的机构，当时还是“后方”，下辖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的一大片地区，管理三个专区和十几个县，绥区司令完全就是个土皇帝，所以康泽痛痛快快地就去了。

万没想到，这一去“土皇帝”没做几天，就成为了中原野战军的俘虏，其实康泽也不会打仗，让他带兵就是个笑话，他只是没想到，我军会这么快就攻击襄樊地区罢了。搞笑的是，康泽兵败被俘后，南京中央社还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人民解放军没杀他，南京当局先宣判他挂了。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连被俘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起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这段话，也就提出了对康泽等人的基本政策，进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由于学习和改造的情况良好，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被特赦，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回忆撰写了《复兴社缘起》、《三青团成立的经过》等文章，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他在功德林里面写得交代材料之多，可谓首屈一指，各类材料总计3000余件，稿子摞起来有5尺多高，所以康泽又被戏称为“功德林的材料库”，不杀确有不杀的道理。

1967年12月，康泽因旧病复发去世，年63岁。

（黄维剧照）

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这个康泽可不是一般人，要知道在国民党里面，老蒋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必须要先到侍从室打报告，老蒋想见你了，你才能见到老蒋。

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康泽，二人在当时也被称为“康戴二公”，可见康泽在老蒋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康泽的民怨其实挺大的

而且在早些时期，康泽在老蒋那的份量甚至要超过戴笠，就“军统”前身的“复兴社”就是康泽主持建立的。

而且老蒋心目中“军统”的一把手一开始也不是戴笠，而是康泽，这也能说明康泽这家伙绝对是老蒋心腹中的心腹。

戴笠

康泽既然作为老蒋身边最红的人之一，自然是没少干迫害中共的事情，不然老蒋也不可能如此信任他。

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因为康泽在迫害中共方面非常的卖力，且做出了不少“成绩”，所以才被老蒋信任的。

这就要把时间线回到1931年那会了。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九一八事变”。

这么大一件事自然也对老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因为老蒋一直嚷嚷着“攘外必先安内”。

老蒋

但这明显不符合当时国民的意愿，为了牢牢抓住政权，老蒋让康泽、贺衷寒、桂永清等人组建了“复兴社”。

目的自然是要尽一切办法抹黑中共，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是舆论的主导。

但很快老蒋就不满足于只是打打嘴炮了，在1933年，老蒋又让康泽以他在“复兴社”内主要负责的“别动队”为基础，组建了“特训班”，主要就是负责培养下级反动军官”。

同年10月，康泽又兼任了“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

康泽

看到南昌这个地名，再结合一下时间线想必朋友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别动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特赦1959》这部电视剧中康泽曾在和同学争执过程中替自己狡辩过，称“别动队”的职能类似警察，主要负责又被国军重新占领地区的治安等工作。

康泽这么说其实也没啥问题，“别动队”确实有这个职责，但却不止这个职责，康泽明显是避实就虚了。

《特赦1959》中康泽形象

“别动队”更多的其实是勾结当地反动势力镇压革命活动，抓捕、迫害，甚至是残忍杀害进步人士。

由于“别动队”的军官都接受过严格的反动培训，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破坏力极强，所以康泽对革命所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别动队”差不多就这样子

康泽其实被俘后也一直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毕竟自己干的事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而且纵观整个功德林的高级战犯，罪行比他多的还真没有几个，所以康泽在功德林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

至于为什么不杀他？我们看好多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地位不一般，有一定的宣传作用等等。

我觉得吧，还真没这个必要，反而杀几个“官”大的，又不听话的，没准改造工作还能顺利一些，到时候宣传效果岂不是更好。

当然，这事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人民政府身上，所以因为康泽是“中常委”就不杀他说不通。以下几点原因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些。

第一点自然是因为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个没啥好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不杀就不杀。

优待战俘一直以来都是解放军的传统

第二点，我认为《特赦1959》里面给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在理的。

我们虽然在肉体上征服了这群关在管理所里边的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很服气，而且一直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只不过是立场不同罢了，成王败寇，没啥好说的，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样子。

如果这样把他们给杀了，倒是一了百了了，还省粮食，但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我再一次打败他们，精神上的。

所以要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人民群众，中共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则背道而驰。

这是个老顽固

如此一来，我们既在肉体上打败了他们，又在精神上打败了他们，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第三点是我个人的一点观点，这些管理所里的战犯都是国民党内或者国军中的重要人物。

说白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老蒋的坚决拥护者，思想根深蒂固，如果我们能通过改造让他们自发转变观念，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不就是在证明先辈们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接下来所走道路是正确的吗？

一开始顽固

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单独把康泽作为一个特例拿出来说。毕竟在我们看来，康泽和其他的战犯并没有什么区别。

反而是他们自己相互之间还比来比去，都不知道有啥好比的，都是些成年旧事了。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战犯，我们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政策，哪怕是老蒋都被俘了，也不会杀。

这是大明白

康泽这人吧，出生于1904年，别看被俘时也就40来岁，但由于常年跟着老蒋鞍前马后，连自己亲娘、亲媳妇都照顾不周，自己身体能好到哪去，早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区别？好在是被俘了，在管理所悉心的照顾，要继续待在老蒋身边，估计早没了，杜聿明也一样。

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其实不止是康泽，像号称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还有文强、王少山等大特务也没被枪毙。这主要是新中国不提倡肉体消灭对方，而是主张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康泽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毕业生，从资历来说，并不算深。不过他的运气不错，在黄埔军军校读书时，一次休息日在教室里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正好被来视察的老蒋看到，认为他勤奋好学，从此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之后在老蒋的推荐下，康泽与蒋经国、郑介民等人一起被送往苏联深造。回国以后，康泽就被老蒋任命为侍从参谋，伴随左右，后来又受命和贺衷寒等人一起筹建复兴社，成为了老蒋最亲信的黄埔学生之一。

而第五次围剿老蒋为培养“别动队”举办了庐山训练班时，老蒋命一期毕业的蒋复生和康泽各自草拟一份计划书。结果蒋复生的计划书虽然写的漂亮，老蒋却认为“大而不当”，相反康泽的则是“切实可行”，于是任命康泽为三青团组织处长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泽和他那些同学们不一样，几乎没带过兵，始终是在走政治路线。

尽管康泽是老蒋最亲信的学生之一，但是没法和蒋经国相比。在老蒋有意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以后，康泽这种老资历的高级干部反而成了绊脚石。

于是张治中奉命去找康泽谈话，在聊天时暗示他让位，康泽只能老老实实离开中枢，去襄阳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这位从没带过兵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在他的政治生涯最后阶段，居然带上了兵，也是一种莫名的讽刺。

而就是在襄阳，康泽被解放军俘虏。而且就是在他四十四岁生日之后不几天的事。当然，从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来说，康泽能被俘虏也算一件幸运事了。事实上国民政府也为他做好了“殉难”的打算，在报纸上公布了他的死讯。

康泽刚刚被俘时，也是非常忐忑不安。毕竟当时他是少数被俘的高级政治、特务系统官员，而且他的别动队当年在苏区作恶多端，制造了不少无人区，康泽当心自己会被枪毙。

不过在襄樊战役以后，刘伯承将军马上就会见了康泽，诚挚地希望他能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写出有价值的回忆材料，给历史一个交代。

这无疑让康泽有些意外，不过这其实也是我党一直的主张：除了少数有直接血债的人之外，其他的尽可能给他们一个自新机会

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从此康泽就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并和很多其他高官一起，被送到了功德林进行改造。

在功德林里，康泽开始还是颇有些抵触情绪，学习并不认真。不过管理处并没有因为他的历史问题和学习态度刻意刁难他（倒是同样是战犯的，军人出身的邱行湘等人特务很是看不起，最终双方在食堂爆发了一次群架，康泽被暴打一顿杜聿明出面才勉强平息了事态）。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康泽也慢慢转变了态度，最终在1963年获得特赦，告别了他的牢狱生活，并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还写下了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资料，也算是对自己的历史有了一个总结。

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1948 年 7 月22 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壮烈成仁。”其实这则消息并没有经过证实，而是《大公报》接到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的命令刊登的，而这个命令，又来自蒋介石本人。因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康泽是不可能被共产党抓住的，一定会“牺牲成仁”的。

但是康泽并没有死，还真成了我军的俘虏。而且我军也没有杀他，而是对他进行了长达15年的改造，直到把他改造成一个新中国的真正公民。至于为什么不杀他，毛主席曾做过解释：“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康泽与戴笠在国民党内被称“康戴二公”，是蒋介石的两个“宠儿”，也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耳目。两人的区别是：戴笠主要是搞国民党外的政治、军事情报，康泽专事国民党内部情报。正因为如此，相比戴笠的广为人知，康泽显得比较神秘。

康泽也曾是个热血青年。他 1904 年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一个普通农家， 1925 年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十分刻苦，加上他长于演讲，是蒋介石着力培养的“好学生”。因此康泽一毕业，蒋介石便亲自推荐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中山大学，康泽与邓文仪、贺衷寒等人结成派系，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些人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复兴社”的帮底。

1927 年 10 月，学成归国的康泽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了侍从参谋，两个月后便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担心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会动摇国民党统治的基础，恰好此时康泽也向他进言，建议蒋介石模仿苏联模式，成立一个推广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加强蒋介石对军思想控制，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主要核心的特务组织。这正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里。于是，蒋介石找来康泽、贺衷寒、戴笠、邓文仪、等心腹，成立了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复兴社”。

“复兴社”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训”系统，由贺衷寒负责；一支是“特务”系统，由戴笠负责；还有一部分是“别动队”系统，由康泽负责。

康泽的“别动队”受蒋介石直接指挥，其任务主要是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别动队员”都接受过康泽的反共教育和严格训练，所以深得蒋介石信任，成为了蒋的“御林军”。

土地革命时期，康泽被派往江西苏区“剿共”。他在江西采取了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将江西农村年满18岁的男性一律编入壮丁队，禁止他们离家远出。

在壮丁队的基础上，康泽又搞了个几万人的"铲共义勇队"，规定一旦发现红军，便鸣锣放炮报警，附近的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必须全力增援，想用这种坚壁清野战术，困死红军。

为了迷惑群众，康泽还在江西装模作样的惩治贪官污吏，向老百姓免费发药品治病，提出"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的政治口号，要求苏区每一个人都要熟记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正是这些做法，也让康泽的“别动队”被毛泽东视为毁灭江西苏区的元凶之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准备让康泽出任热河省主席。由于热河是我党的的根据地，康泽不敢去，于是蒋介石又将康泽派到襄阳的第十五绥靖区，担任中将司令。第十五绥靖区是白崇禧的地盘，白崇禧对康泽的到来非常不欢迎，认为这是蒋介石只考虑到派康泽这样的亲信来抢他的权力，而不管康泽胜不胜任司令官的职务。白崇禧就曾对手下人说过：“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

事实证明白崇禧的担忧是对的。康泽一到襄阳，就对白崇禧之前在襄阳的布防指手划脚，将布置在城西山上工事里的整编八十五师一个旅调回襄阳城，表现上是为了加强襄阳的防守兵力，实际上是康泽自己很怕死，怕一旦解放军攻打襄阳，自己招架不住。

1948 年 5 月，驻扎在第老河口的肖西清旅，面临着被解放军优势兵力围歼的危险，肖西清请求撤退至襄阳，但遭到了康泽的拒绝。其结果就是导致该旅之后被我刘邓大军歼灭，襄阳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1948 年 7 月，刘邓首长命令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和陕南第十二旅发起襄樊战役，困守襄阳的康泽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 康泽怕白崇禧不管自己的死活，连忙绕过这个顶头上司，直接向蒋介石求援。

但是此时的蒋介石也救不了康泽了。7月15 日，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 16 日下午，龟缩在地堡里的康泽，成了我军的俘虏。

被俘后的康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但让他意外的是，在被关押的日子里，他这个俘虏的伙食比解放军战士要好得多，解放军在审讯他时，也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严刑逼供，反而积极为他治病疗伤，这让他一时不知所措。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康泽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一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老百姓爱戴。。他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装备优良的国军会败在解放军手里了。

1949 年 5 月，康泽被送进北京功德林监狱关押。

在功德林，康泽和其他战犯一起看到了监狱管理人员对战犯们体贴入微的照顾，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展愿意回顾和正视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过去对人民犯下的罪行。

1952年，康泽写下了十多万字的交待材料，对自己的反共生涯进行了系统回顾。虽然这份材料中对他的一些罪恶进行了辩解，但还是算在战犯中带了个好头。其他一些战犯在他的感召下，也开始自学的反省自己的过去，愿意接受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康泽在关押期间，傅作义、张治中等过去的同仁都曾先后到功德林看望过他们。他们告诉战犯们，共产党政府希望战犯们洗心革面，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改造好了之后，愿意留在大陆的一律妥善安排工作，愿意去台湾的，政府也保证来去自由。

在改造的过程中，康泽参加了数次狱外的参观学习。当他看到祖国在共产党人的治理下，一片生机勃勃时，康泽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改造决心书：“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辩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怨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1963年，康泽被特赦出狱，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在这里，他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等回忆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包容自己这样的罪人的胸襟，并难以置信地把自己改造成为全新的人表示出了深深的敬佩。

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1948年，康泽指挥下的二万多国民党军队被歼，康泽也被俘虏。此后，康泽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历时十五年。196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批特赦战犯时，康泽获得特赦。

康泽，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原国民党将领、特务头子。四川安岳人。字兆民、照明。幼年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安岳县立中学毕业。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1925年7月，正式升入第三期学生队，编在步兵科。在校学习期间，是军校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

1926年1月黄埔三期毕业后，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0月，从苏联归国，投靠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前身）任训育干事。

1928年5月，康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国民革命军撤销政治部后，康泽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和“围剿”中央苏区作战。

1931年11月，蒋介石为加强其统治，召集康泽、贺衷寒、戴笠十多人，发起成立以黄埔学生为核心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康泽和贺衷寒负责起草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

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成立，康泽任常务干事会干事。复兴社下设组织、宣传、训练和特务四个处，康泽又兼任宣传处处长。是年1月，康泽在蒋介石支持下，曾在南京创办《中国日报》；复兴社成立后，该报转为复兴社机关报，仍由康泽兼任社长。此外，他还兼任复兴社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和“西南青年社”主任委员，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特务组织，为巩固国民党统治服务。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间，康泽还担任复兴社第七任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他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主要特务头子之一。

1933年，由康泽和贺衷寒、邓文仪等发起，在南京成立留俄同学会，贺衷寒任理事长，康泽任理事。7月,蒋介石为收容训练中央军校各期失业学生，使之成为自己的力量，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康泽任班主任。8月，该研究班开赴庐山编入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第三路军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第四营训练，后改名为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仍由康泽兼班主任。抗战初期，该班由江西星子县迁到湖北江陵，后又迁四川合川，直到1946年冬才合并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

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共存在十三年，除1936至1937年由潘佑强任班主任外，其余十二年均由康泽兼班主任。该班是复兴社的主要训练机构之一，为国民党军队培训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军官、武装特务和职业特务。

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兼任总队长。别动总队是一支不打仗的军队，是一个武装特务组织。1935年以前，在江西、福建一带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围剿”中央苏区。其主要任务是。在作战地区的蒋军后方。推行保甲制度。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编为“铲共义勇队”，进行军政训练；收容训练从苏区逃出的反动地主。收集红军情报。屠杀革命人民。

1935年1月，别动队进入四川后，又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并监督川军各部，围追长征中的红军。此外，别动队还负责监视国民党杂牌军队的军政人员。直到1939年，别动总队才被撤销，正式改编为新编二八、二九两个正规陆军师。

1935年1月，康泽率别动总队三个支队随贺国光主持的参谋团进八四川后，除继续担任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外，还兼任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峨眉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职，积极协助刘湘堵截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各地清查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加强四川各县市基层工作，削弱四川军阀势力，破坏四川军阀的割据局面，维护蒋介石对四川的统治。1936年，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禁烟委员会总监部武汉缉私处主任。1937年5月至9月，康泽和陈立夫、张冲被蒋介石派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担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和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贺衷寒等被指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并负责起草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和团章。同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康泽和陈诚、陈立夫、张厉生等二十四人担任临时中央干事会干事。此外，康泽还兼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组织处代理处长和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1939年9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正式成立，康泽任常务干事兼组织处处长，直到1945年8月，是三青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康泽任第二厅中将。此外，在抗日战争时期，康泽还兼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禁烟总监部缉私处主任、内政部青年训导团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特种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青干班副主任、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主任等职。1944年10月，又兼任“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秘书长，积极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筹划成立青年军。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蒋介石其他各派系的排挤下，康泽曾一度失意。1945年8月，康泽奉派赴欧美留学，并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同盟国家的战后复员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国，其三青团组织处处长职务由蒋经国接替。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康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冬，蒋介石把鄂西北的襄阳、樊城、枣阳、房县等十多个县划为第十五绥靖区，并派康泽任中将司令官，总揽该地区党政军大权。

1948年1月，又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同年7月2日至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部和桐柏军区地方部队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康泽指挥下的二万多国民党军队被歼，康泽也被俘虏。

此后，康泽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历时十五年。196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批特赦战犯时，康泽获得特赦，从此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特赦后，被分配到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

1967年病逝于北京。

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康泽，被俘虏后为什么不直接枪毙？

蒙古人入侵和满清入关屠杀多少人？你为什么不用罪大恶极呢？反而对抗战有功的人称之为罪大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