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最匪夷所思的一次失败——南麻临朐战役。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在前期能做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到了后期则是绝对实力的碾压，高歌猛进的解放全中国。这是总所周知的事实，然而，解放战争期间也有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战役，让人实在摸不着头脑。南麻临朐战役就是此种情况。

南麻临朐战役，发生在1947年的七八月份。我们不妨看看这一年华野都经历了什么？

1947年1月2日到1947年1月20日，华东野战军用18天时间，歼灭国民党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榴弹炮48门，汽车480辆，各种小炮400余门。在这些战利品的基础上，华野建立了专门的炮兵部队，就是特种兵纵队。

1947年2月20日到2月23日，仅仅63小时不足3天时间，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共5.6万余人。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计划破产，陈诚在这次战役中身败名裂，华东战场的指挥权被刘峙取代。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3天时间，华野集中兵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总计3.3万人，华野自身伤亡虽然高达1.2万人，但缴获的汽油、弹药和各种装备，再一次让华野获得跨越式发展。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孟良崮战役后，华野居然连续遭遇两场败仗——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以往那些讲南麻临朐战役不是败仗而是胜仗的，都是鼓舞士气的说法。真实情况是，南麻临朐战役让华野消耗了1947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缴获，尤其是汽油和弹药，面临全面匮乏，以至于1947年下半年，华野一场大仗都没有打过！最稳固的解放军老区山东，也在这两场战役后几乎全部丢失了。

南麻战役于7月17日打响，结果5天后，国民党胡琏带领的整编11师居然还坚守着方圆不足10华里的小范围阵地。外围敌人靠近，我军只好撤围而走。据《粟裕传》记载：“南麻一仗，歼灭蒋军整编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 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 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 打了一个消耗仗。 ”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所写，华野付出了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 第九纵队伤亡4000多人，第六纵队伤亡2000多人，负责正面攻击的第二纵队伤亡4000多人。 ”用一万多人的伤亡，仅仅消灭敌人一个团，这对参战的解放军各部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南麻战役中大伤元气的四个华野纵队，转移到临朐附近准备休整一下，却忽然对临朐县的第八军进行猛攻。7月23日，华野晚了一天时间到达，李弥就已经在临朐控制了各个制高点。7月24日黄昏临朐战役打响，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奋战，华野再次无功而返。

南麻临朐战役在军事上的直接指挥员，毫无疑问就是素有解放军“战神”美誉的粟裕将军。这两场败仗让粟裕承担了很大压力。别人批评粟裕：“一向作战周密谨慎的粟裕， 在部队刚刚遭遇重大伤亡的情况下， 决定再次发起攻坚战斗， 这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冒险性， 还显示出一种难以克制的急躁。 ”“南麻、临朐战役，杀伤国民党整编第十一师、第八军各一部，歼敌1.8万余人。 但华野部队也伤亡2.1万余人。 ”

孟良崮战役后，中央的评价是解放军已经有机会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大反攻，具体来说，经济上主要靠东北，军事上主要在山东。东北能建设成解放军的后勤总基地，可是华野却没能成为逐鹿中原的先锋军团，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因为这两场战役。甚至，在解放军内部，也有很多人失败情绪上涨，传唱着“反攻反攻，丢了山东”。

更为致命的是非战斗减员，华东的雨季让华野各部不得不在泥泞中行军作战，“第一、第四两个纵队各伤亡约5000人， 非战斗减员各约5000人。 第一纵队三个师，除第二师尚余两个团外， 其余两个师均只有一个团。 第三纵队第七、第九两师都缩编为 两 个 团 。 第 十 纵 队 伤 亡 近 2000人。 ”“在持续近两个月的战斗中，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 是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 ”

在国民党军官的电报中，叶飞纵队被成为”面包“，陶勇纵队则被称为”西瓜“，这两个本来是华野的绝对主力。陶勇后来回忆道，这这两个月的战斗，比长征时期还困难！

1，华野在上半年连续获得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等胜利，各级指战员开始自信心膨胀，出现了七月分兵和四面出击的错误决策。南麻战役对付的是整编11军，五大主力之一，居然连打援带围攻总共才去了4个纵队，孟良崮则是9个纵队五个主攻四个打援。

2，国民党军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孟良崮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可是南麻临朐两地都是平原，不管是整编11师还是整编8师，都充分发挥了火力优势。再加上大雨磅礴，我军弹药潮湿严重，不利于作战。临朐战役中更是山洪暴发，阻挡了我军行军调动。

3，国民党军队吸取了孟良崮战役等教训，再也不敢轻敌。在南麻临朐两地，胡琏和李弥都构筑了完整的地堡群和铁丝网等阻击工事，解放军逐个争夺伤亡很大。

不经历失败的军队，是无法快速成长起来的。华野在经历这两次严重失败后，长期休整，长期练兵，逐渐恢复元气。尤其是粟裕带领的华野西兵团经历了1948年2月的濮阳整训，战斗力大大提升，一举打出了豫东战役石破天惊的胜利，一举扭转了中原局势，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首长好！”面对一个日本老者用标准的中文朝着自己敬了一个标准军礼的粟裕，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日本人叫自己首长？虽然此人看着有点面熟！但随后粟裕的思绪就被拉回到了那个艰难抗日的年代，随着记忆不断浮现，很快粟裕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于是哈哈大笑道：“原来是我的炮兵营长啊！”两人激动的双手也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原来，这个老人名叫山田英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原本是日军的炮兵尉官，但他自始至终都很反感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来到中国看到那满目的疮痍，更加的自责，不仅不帮助日军训练炮兵，还一直致力于反战活动。

随着来到中国一段时间后，山田英一被中国人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精神所感染，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日军的队伍，加入了日本反战联盟中的“日本新四军”。

后来粟裕的队伍缴获了许多日本造的山炮和野炮，正愁着自己手下有炮没人会打，通过多方打听后得知了山田英一。于是粟裕便邀请山田英一来自己的队伍里帮自己训练炮兵。

重要的是，山田英一来到粟裕的部队后，并不是装装样子，而是尽心尽力地帮粟裕训练炮兵，一直跟随着粟裕打完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山田英一还跟随着队伍去了朝鲜半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对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而我们的战士也并没有因为山田英一是日本人而带着有色眼镜看他，反而和这位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山田英一就是那个叫粟裕首长的日本人。

粟裕

1958年，因为时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山田英一没能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建设新中国，不得不返回了日本，当时的他很痛苦，他的前半生是在日本度过的，但他很反感日本的所作所为，直到开始帮助粟裕训练炮兵后他才仿佛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度过了他一生认为最有价值的一段时间，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应该是中国人。

返回日本的时候，他极度的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回到日本后，他很不适应，只能靠着不多关于中国的报道来关注中国，直到1979年的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报道：“粟裕将带队对日本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

粟裕访日

此刻的山田英一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却还是激动地几天没睡好觉，期待着5月7日那天的到来。经过了解，山田英一发现粟裕的代表团并不会来他的家乡，离他家乡最近的城市是神户。为了能见老首长一面，山田英一不顾身体，只身来到了神户。

但仅仅是来到神户是远远不够的，粟裕代表我国访问日本，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见到的，他说他曾是新四军的战士、曾是三野的炮兵营长也根本没人信，你一个日本人怎么可能是中国军人。

面对重重阻碍，山田英一并没有放弃，在他的努力下，有个日本人誓死也要见粟裕一面的消息传到了粟裕耳中，粟裕当时也好奇自己在日本并没有什么故友啊！怎么会有人要见自己。出于好奇，他让人把这个人带了过来。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粟裕和山田英一寒暄了好一阵，碍于粟裕还有要事在身不得不告别了山田英一，二人离别时都分外的不舍，粟裕本来是准备了很多礼物来送给日本官员的。但此刻，他并没有从中挑选给山田英一的礼物，他打开了自己行李，从中拿出了一条自己都舍不得带的新领带，送给了山田英一。

山田英一得知这是粟裕自己都舍不得带的领带后，很是感动，一直视为珍宝收藏着。

粟裕访日

砂原惠也是这样一个日本人，5岁时因为日本的“移民政策”跟随父母来到“伪满洲国”生活。但随着日军的恶行以及越来越不利的战事，砂原惠的父亲觉得日本已经不能在中国逞凶多久了，为了以防万一，砂原惠的父亲将他送到了大连的学校上学，方便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一时间就可以乘船回国。

但就在日本投降前他的父亲去世了，砂原惠不得不放下学业去送父亲最后一程，最终错过了返回日本的机会。砂原惠的母亲只能带着他在东北靠租别人的地和缝补手艺来维持生计，砂原惠自己也会给地主家放放牛补贴家用，生活很是艰难。

砂原惠

东北解放后，砂原惠一家的成分被认定为雇农农，比贫农还惨。于是政府给分了土地，日子慢慢也好了起来。那个时候的砂原惠还是个孩子，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他只知道谁对他好。解放军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好起来了，他就觉得解放军是好人，于是就以张荣清的身份报名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了170师的一个侦查员。

跟着队伍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立下了不少功劳，被授予不少奖章，之后还跟着队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按照规定，这场战争日本并不是参战国，因此日本人是不能出现在战场上的，而砂原惠坚持称自己是中国人，填写表格时也是写得自己是中国人，坚持一定要参加战斗。

后来砂原惠被分配到了东北老航校工作，由于这个老航校是以日本关东军为班底建成了，砂原惠的工作就是负责和日本人沟通，一方面是做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帮他补习补习日语，为日后回国做准备，毕竟他在前半生可以说是在中国渡过的。

砂原惠

期间，他看见我们的军人给日本战犯吃得饭食比自己人吃得都好，他很是生气，认为不该对这些侵略者那么好，还为此绝食抗议过，好在后来政委对他做了工作，他才又开始吃饭。

1955年，回国的日子到了，砂原惠同样很是不舍。回到日本后，砂原惠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立日期选择了7月1日这天，他说这一天是党的生日。此后砂原惠一直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

山田英一和砂原惠的事迹说明了，哪里都有好人，哪里也都有恶人，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在当时日本思想的熏陶下，山田英一和砂原惠能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是挺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

中国历史上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戴笠死于空难，并且这次空难充满了蹊跷和巧合之处，比如摔死在南京附近的“岱山”，瓢泼大雨更是影射戴笠的字“雨农”，有人甚至怀疑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动了手脚等等，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戴笠是死于蒋军内部的腐败。惩治军中贪腐也是军统的业务之一，而戴笠到死也不曾知道，他所伸不进手的空军内部出现大肆腐败，最终要了他卿卿性命。

谍战大剧《北平无战事》隐晦地点出了这一层，在剧情的开篇，就是曾可达在抓捕方孟敖的同时，还命令他引导一架运输机在大雨中着陆，因为飞机驾驶员涉嫌走私牟利，结果驾驶员落地后刚刚被宪兵扣押，就被塔台上的同伙一顿M3扫射给干掉了，这是典型的杀人灭口。包括后来在特种刑事法庭上受审的空军作战处中将军官侯俊堂，都是空军腐败事件的代表。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时，戴笠乘座空军总司令部所属的222号运输机从青岛飞南京，机上共有11人，其中戴笠及随员7人，机组成员4人。这架专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C-47运输机，质量那是没得说的，正副驾驶员分别是张远仁和冯俊忠。从理论上说，在一般气候条件下这俩人的飞行技术也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冯俊忠早年毕业于广东航校，飞行经验十分丰富。

但是问题在于，这俩人都是早期的日式飞行训练中培养出来的飞行员（陈济棠的空军建设得到过日本的帮助，后来集体叛逃南京），秉承的是凭借经验来飞行的理念，而不是依靠先进仪表，日本人的飞机仪表性能和完善程度也远不如美制军机。所以张、冯两人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利用无线电的能力很差，平时喜好凭着听觉、感觉和和利用罗盘的定向飞行。

其中要命的是，正驾驶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些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而毫无任何实践经验，老式飞行员冯俊忠则不善于使用电容波和无线电航行设备，因此一遇到恶劣的气候，这个组合严重缺乏应变能力。而更要命的是，这架专机的正驾驶本来不是张远仁，他是因为有私心主动“换班”上来的，不仅是复杂气象下的飞行技术一般，跟冯俊忠的配合也大成问题。

那么张远仁是怎么换班成功的呢？原来，当时的蒋系空军驾驶员们，都喜欢利用便利条件捎带倒卖紧俏物资或者是美元黄金，因为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当时上海的美元黄金投机生意非常火热也大有赚头，而张远仁听说有飞沪的任务，就准备带上一些黄金美元去捞一把，于是主动找到航委会直辖航空队第1空运大队第103中队的中队长，请求临时派任务去上海。

这名中队长跟张远仁是住一个家属院的，平常关系不错，可是他也知道张远仁的飞行技术一般，尤其是执行给军统局代理局长这样大人物的专机任务，确实不太合适，所以一时有些犹豫。张怀仁花言巧语劝道:“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于是这个中队长动了心野入了股，两人在专机起飞前翌晨赶到机场,中队长命令将原飞行员换下而以张远仁代之。

第222号专机原拟从青岛直飞上海，因为戴笠急着要见情人胡蝶，据称是那位影后要过生日云云，然后戴笠必须按老蒋的命令再赶回重庆，参加军统改制和整顿的“八人小组”会议，并没有经停南京的计划。然而专机起飞前，塔台就接到了上海方面天气状况不佳的通报，于是戴笠才临时决定飞往南京。这架专机于3月17日下午1时飞抵南京上空，不料南京上空也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很难实施降落。

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用无线电引导222号专机进行穿云下降，如果实在不行再备降上海或济南，不过联系后知道上海、济南天气仍无好转,如此第222号专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在今天航空技术发达的情况下，这不算什么事，可那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穿云下降是个挺危险挺考验技术的活，《北平无战事》特别有引导降落那么一段，以显示方孟敖飞行水平的高超。

然而实际情况是，张远仁穿云技术太差，而冯俊忠又不善使用设备，所以第222号运输机在云雾中终于失去方向，与地面的通讯联系也非常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层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而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干脆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零6分，第222号专机的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塔台多次呼叫也听不见回音。两天以后，神秘失踪的戴笠专机残骸终于在南京岱山被发现。

多年以后，那位被临时顶替下来却因祸得福的飞行员曾经分析，张远仁和冯俊忠机组在恶劣气候下缺乏应变能力,是这是这次空难的必然因素 而那位空运中队长本应对此有所预料,但他为牟取私利心怀侥幸，违反飞行纪律，,滥用权力取消原飞行方案，实乃乃事故主因。所以第222号专机失事，,实为蒋系空军史上之重大丑闻，当时不可能披露真相，因为天灾之外还有人祸。

这是有佐证的，时任蒋系空军第九大队副大队长的衣复恩，曾经担任“美龄号”专机驾驶员，当他得知戴笠乘坐的飞机从青岛飞来南京，但是在预定时间并未降落、且其他机场也没有转降消息时，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第1空运大队，询问执行戴笠专机任务的飞行员是谁？当听到“张远仁、冯俊忠”的名字后，衣复恩的心立即凉了半截，瘫坐在椅子上，嘴里蹦出了一句：完了，戴局长恐怕是凶多吉少！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个飞行组合的水平和能力。

军统人事处长龚仙坊少将等人与戴笠一同摔死，而总务处长沈醉则组织人手沿途搜寻，终于在3月18日的夜里寻到了飞机残骸，自然无人生还。蒋军腐败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在执行如此重大飞行任务，比如是运送令人谈虎色变的特务头子戴笠时，蒋系空军官员还敢如此偷梁换柱以为牟私，实在有点匪夷所思了，这不是找死的节奏么？

唯一的解释，是蒋系空军始终由宋美龄插手负责，实在不把其他军政部门放在眼里，所以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吧。

中国历史上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1958年6月，《农业科学》发文称“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

匪夷所思吧，然而，这是真的，这份匪夷所思的论文作者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毛泽东看农产品清单

不幸的是，钱学森的论文很快就被毛泽东看到了，由此引发了严重后果。论文背后的历史教训真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这是怎么回事呢？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是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和同门师兄弟鲁迅是莫逆之交。

钱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奇大家族，钱学森和钱钟书、钱三强、钱学榘、钱穆、钱玄同、钱永健、钱永佑、钱其琛等人系出同门，如果再算上金庸、蒋百里、施承志、厉声教等姻亲，钱家的关系网更为复杂。

1923年9月，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1934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

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得意门生。

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钱学森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这个学院"中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

钱学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无数学业有成的海外学子都想回国建设一个新的祖国。

当时，美国等国家一方面加大对钱学森这样的精英人才的拉拢力度，另一方面又阻止这些学子回国。

当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夫妇听闻这件事，毅然决然的打算辞去自己已经在美国拥有的一切，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中，为祖国发展建设奉献自己的一切。

1950年7月，钱学森告知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请求辞职，回归中国，这位海军次长大为震惊。

他曾经说过：

"钱学森能抵得上五个师的人，我可宁愿枪毙他，也不希望他回到中国。"

于是，就在钱学森准备回国时，美国移民局警告他严禁离开美国，并非法搜查并扣压了他的全部科学书籍和笔记本资料等，同时诬蔑他居然想向中国输送美国的国家机密文件，对他严格看守。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钱学森坚决决定回去，他如此强烈的回国决心触怒了美国当局。

于是在1950年9月9日，钱学森被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的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15天。

此后钱学森被美国以各种理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软禁。

钱学森就此失去了自由，他忧心忡忡，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新中国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心。

1954年，钱学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好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在天安门留影。

他马上给陈叔通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

在新中国大力营救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和钱学森、陈永贵

钱学森一回国，就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建设工作中。

1956年初，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在他的建议下，新中国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任委员，而后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由钱学森担任院长。

新中国航空事业就此起步，钱学森做出过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钱学森成为当时爱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具有崇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

1957年，一五计划基本完成，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取得长足进步。

就是在这样的成绩下，一五建设期间出现了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冒进风。

1956年，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股冒进风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到了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然而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钱学森的《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他在文章中说，

“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

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1958年6月，钱学校在《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钱学森在文章中又说道说：

“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年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1958年6月，钱学森在《农业科学》第12期发表《可以实现的理想》，又说：

“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

钱学森的数字越来越高，报社编辑都来电询问是否计算准确？

钱学森用计算尺核算清楚后说“计算准确无误，让秘书张可文回复编辑部。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又说：

“稻麦年产量……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1959年9月25日，第5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了钱学森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文章中他继续论述光合作用提高产量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数据——他将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1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

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

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

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

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

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

毛泽东和钱学森

其实钱学森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而是力学家、导弹专家，他在农业方面其实并不具备多高的专业性。

钱学森的文章，一经发布，迅速引起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等人的反对。

罗宗略就曾撰文提出质疑道：

“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

但钱学森信誓旦旦的保证：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利用光合作用提高农作物产量。

所谓光合作用，通常是指绿色植物吸收光能（太阳能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的过程。

光合作用确实能提高农作物产量，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

而且，更大的问题在于钱学森提出的这个30%光合转化效率。

目前来说，我们现在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

而在钱学森时代，最多最多也不会超过0.3%。

然而钱学森却把0.3%一下子就说成30％，整整扩大了100倍！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钱学森的论文是错误的。

可是，钱学森却依然迷信这个光合作用。 以《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中的 3.9万斤为例。

3.9万斤这是什么概念呢？

2020年11月2日，袁隆平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对最新杂交水稻双季产量进行了测量，测出来了数据是1530.76公斤，也就3000多斤，而钱学森提出的数据是目前最高数据的10多倍。

这个匪夷所思的数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然而，钱学森在中国科学界的崇高地位，他的论文沦为错误政策的工具，他的话被千千万万人当真了。

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

“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回答说:

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后来毛泽东甚至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正因为如此，钱学森的论文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恶劣的影响，这虽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却也成为他科学生涯中，最不堪回首的一幕。 也让他遭受了很多抨击，很多质疑，更让这件事沦为钱学森论敌诋毁他的工具，比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上海人。

1932年，于光远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

1935年，于光远参加了“一·二九”学运， 1936年，于光远在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他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

1937年3月，于光远光荣入党。

从此，于光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央科学小组成员。 195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

于光远是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于光远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于光远和钱学森就极为不对付，两人经常打口水战。

钱学森的这些错误论文就成为他抨击钱学森的工具。

两人孰是孰非，咱也不敢问哪。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1958年夏天，山东给毛泽东一份报告正式写道，

“某县某公社…把一个正在生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这个苹果的把儿作了某种特别处理，然而插在也正在生长的南瓜里。

他对这株南瓜特别注意栽培，结果不仅这个南瓜长得特别大，而且插在这个南瓜里的苹果也长得特别大。

山东省委得到喜报之后前往视察，情况果真如此，因此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

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没有说一句关于汇报的话，而是讲了一番关于钢产量的指标。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听到这类报告想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类似这样的报告肯定不只是山东才有，其他省份肯定也有。

而这些报告肯定误导了毛泽东，加上钱学森等人的论文，更让毛泽东在决策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而这个汇报人不是别人，正是于光远。

闹了半天，于光远和钱学森也没多大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只是值得敬佩的是，这个故事就来自于光远的自述。

据于光远说，这件事当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记得，他自己不说，也没人知道。

只是于光远事后想起，他万分愧疚，他连基本常识都违背的事，都一本正经地作了汇报。

时至今日，我们再去探讨钱学森、于光远为何会做出这样匪夷所思的报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报告也无法磨灭他们对新中国做出的贡献。

或者说，这也不是他们某一个人的错误。

只是，这真实存在的匪夷所思的事件，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反思，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历史上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我就讲讲近代让人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详细情况吧。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不赘述了，就讲讲事发当时的历史前缀吧，西安事变无疑是近代影响我国历史走向和国运的历史大事件。在当时确实够"匪夷所思"的了，用当时各大媒体的专用词就叫：震惊中外。

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记述：

1936年12月11日，余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有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

这就是说，那天他已经发觉有点不对头了，只是"未暇深究"……

傍晚蒋介石召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

张杨于，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于学忠是山东蓬莱人，原在吴佩孚手下任长江上游副司令。吴倒台后，他转入奉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公署军事参谋官。1930年9月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1935年6月调任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东北军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张学良。蒋介石所说的进剿计划也就是第六次"剿共总攻命令"。杨，于未到，张学良本来也不去华清池的，因为那天晚上张，杨，于联名在西安城里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傍晚，蒋来电召张，张只好去了。

蒋介石与张学良共席，他发觉"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异"。蒋直至"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

其实，张学良之所以有这种形色表现，因为他急于赶回西安城，他先是赶到新城大楼与杨虎城见面，主持宴会直至十点钟席终人散，他才匆匆地走向金家巷。

金家巷是张学良从汉口迁往西安的张公馆住所，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早就等候在客厅里了。张学良匆匆步入客厅，向东北军高级将领庄严宣告他和杨虎城将军决定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派出手下三员大将前往临潼执行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第一员大将是他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他是张学良的心腹，向来参与机要，完全信得过。只是他觉得孙铭九是留日的士官生，尚缺乏实战经验。因此，他又加派另外两员大将，即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该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这二人枪法好，武艺高，而且对抗日很热心。二人虽然出身绿林，而且不是张学良的嫡系，张学良敢用他们二人执行如此机密，又如此重大的使命，除了因为他们都坚决抗日之外，还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考验。

据刘桂五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张学良）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里忽然冒烟，他赶紧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出来继续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还摸摸我的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在三天前，张学良召见我见面时，张学良并不说话，我正感到奇怪。张学良忽然对我猛拍一下肩膀，我问他：副司令，我有什么错了吗？张学良笑道：我是看你遇事沉不沉着？然后向我透露了他想实行兵谏的秘密。接着他带我去见了委员长，他说，借此机会去熟悉一下那里的环境，便于执行任务。

到了临潼华清池，张学良把我介绍给了蒋介石，自己却走开了，这事让我极为感动，他难道一点都不担心我"卖主求荣"？对我足够信任啊！

最后，刘桂五提出白凤翔最好也参加这次行动。张学良接受了他的意见，白凤翔那时驻守在甘肃的固原，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马上乘小车赶到西安。白凤翔从张学良那里带回两箱12支手枪，他吩咐副官把枪一一擦好。副官不知何用，白凤翔解释道：西安附近王曲山上有一只老虎伤人，准备去打老虎。

后来，他的部下们才明白，"老虎"原来住在华清池里。

其实张学良不像网上很多文章所说的一无是处，他还是蛮有心计的。蒋介石作梦也不会想到他一生算计别人，纵横捭阖于政坛，击败过无数对手，也利用了无数"兄弟"成为他走上权力巅峰的垫脚石！他也不会想到，在民族危亡时刻，全国有血性的军民早就厌恶透顶了他那句"攘外必先安内"了！安了十年，放着虎狼之敌在东北坐大养肥！他也没能换位思考他这位身负"逃跑将军“骂名的义弟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他似乎更忘了"先总理"那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训示！此所谓算人者终被人算！终其（蒋）一生，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他，让他被动成了抗日领袖！

历史会记住这些改变民族命运的人，尤其是民族危亡时刻！最后写副长联摡括吧：

非嫡系者不亲，非私党者不重，栽培心腹，暗藏玄机，深植羽翼，频施算计，外强中干，穷兵黩武，蒋介石挖空心思牢牢抓住枪杆子。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勇于内战，怯于外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冲锋陷阵，拼死效力，众将士忙忙碌碌到头来空作嫁衣。

中国历史上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唐山大地震和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去世发生在同一年。共和国开国大将罗瑞卿前往德国做手术不幸客死他乡。叶挺、博古、王若飞、邓发等重要人物一起遇难，死于飞机失事。大跃进时期宣传的“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等口号竟然还有人深信不疑。战功赫赫、功勋卓著的两位元帅彭德怀、贺龙竟然被宵小之辈迫害至死。山西大山走出来的农民陈永贵，做了副总理。陈赓大将和谭政大将小时候就关系不错，用现在话说是发小，成年以后谭政又成了陈赓的妹夫。当年在黄埔军校最不被校长蒋介石看好的两名“平平无奇”的学生徐向前、林彪，日后却成了最让蒋校长头疼的两位名将。建国后，一些落后山区的农民蛊惑人心，自立为皇帝，建立了政权，竟然还有大批拥护者。营口坠龙事件，多位目击者描绘的有声有色，当年轰动一时，只是后来不了了之，至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龙这种生物，至今没有定论。侵华日军进北京，拉动锁龙井里面的铁链，越拉越长，据说最后引起了日军的恐惧感，又小心的放回去，再也没敢动。日军占领东北的时候，霸占了许多中国产业，包括煤矿，只是他们枉称技术先进，竟然没有发现大庆油田，也是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