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期间，中国到底有没有闭关锁国？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8692条回答。

闭关锁国的定义，不是同外国完全不来往，不做生意，也不是说老百姓和外国人接触就会杀头。

谁都知道，德川幕府是高度闭关锁国的，但仍然也开放对中国和西洋的贸易。

清代，中日的贸易还是很大的，同西洋各国也保持蓬勃的贸易。

满清有没有闭关锁国，答案当然是有啊。

首先我们看看海禁，也是封锁海上贸易。

清朝初期，严格执行海禁政策。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写到“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

顺治四年(1647年)又发布命令：“广东近海，凡系漂洋私船，照旧严禁”。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

上面说的很清楚，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才开始解除海禁，前后长达接近30年之久。

即便如此，对于贸易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康熙时代不允许进行南洋贸易，乾隆时代只允许西洋商人在广东贸易。

实际上，各国商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交易地点，不允许乱跑。俄罗斯人主要在张家口交易，朝鲜是东北，缅甸是云南，越南则是广西，日本是宁波。

然而无论怎么贸易，洋人均不允许随意在中国内地走动。他们只被允许停留在沿海城镇，贸易结束就必须离开。

而开放海禁，只是允许和洋人做生意，但不允许中国人和洋人有什么接触，以实现思想上的控制，防止人民思想有什么波动。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道光年间《重篹福建通志》所说的那样：“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

这番话说了没多久，康熙就严厉禁止和南洋贸易。

这是因为南洋的华人很多，很多是明代就去了。对于他们来说，大明才是祖国，满清不是。这些华人多有着反清复明的思想，对满清并不支持。

为此，康熙命令国内民众不允许和南洋华人接触：禁绝汉人和海外国家的直接交流。一切贸易必须在政府的严厉监督下进行，确保贸易双方只有财货交流而没有思想、文化、科技、武器、感情等其它交流。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清政府在颁布的《防范夷商规条》中严格对洋人商人进行限制，里面内容非常多，比如：洋人贸易有时间 限制，货一卖完必须立即离开；不允许洋人以任何理由在中国过冬；洋人只能住在固定的洋行内居住，不允许随便走动。

实际上，西洋人进入满清以后，必须去广州的黄浦地区进行检查，随后船只停靠在广州城外固定地区卖货，不允许随便进入广州城。对于洋人有时间限制，一般是卖完货立即离开，也不允许超市。

实际上，洋人同中国老百姓压根没有接触，接触的都是一些官员、商人而已。

甚至满清规定：洋人妇女不得进入商馆；洋人不得雇用华籍仆役；不能沿街行走。

这些都是防止洋人在中国长期居住，接触中国老百姓。

对于洋人贸易，其实满清也有很多限制。

比如，洋人不允许购买史书及一应违禁军器、硝黄、牛角、铜铁等等很多种东西。

如果中国商人私下卖给洋人，直接判处斩监候重罪。

中国人不得随便和洋人接触，更不能随便登上洋人船只离境，不然就是死罪，甚至海关官员也会倒霉。

《兵部处分则例》中规定：“西洋人如出口时夹带违禁货物，并将中国之人偷载出洋，守口官及该地方武职徇情疏纵者，革职。私罪。失于稽查者，降三级调用。公罪”

这些政策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可以这么说，在满清时代，洋人根本是无法和中国老百姓进行任何交流的，中国老百姓也无法接触到洋人。

所谓的中外交流，仅仅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而已。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

清朝期间，中国到底有没有闭关锁国？

锁与不锁后来都由不得他了，被人家打怕了。前期也实行过闭关锁国、查辑洋货的政策手段，由此出现矛盾引起战争，导致失败丧失主权、割地赔款、开放口岸。

清朝期间，中国到底有没有闭关锁国？

讲真，闭关锁国只是个谎言，90年代以前陈旧的历史研究论调，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事实上大清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闭关锁国一说。

这里必须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海禁和锁国不是一个概念的。海禁在古代各个王朝都有实施过，包括最为开放的大宋，也是在真宗末期才放开了海关，对民间的商船减少了限制，但是对于盐铁一类，除非有官府的批文，不然还是禁运的。

清代也是一样，顺治朝的海禁是为了抵御在台湾割据的郑明集团，在1683年康熙收复台湾之后，海禁也就得到了解放，虽然政府对民间的商船有所限制，但是相比于明朝来说，真的要好得多，毕竟此时的清朝“江浙闽粤”四大海关，四大海关下有分别下属数十个小海港，一时间民间海贸往来频繁，这就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相比之下，明朝只开放了福建的月港，规模要小得多。

康熙晚年，由于出海居民十有五六都留居在了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是禁止南洋贸易，即“南洋海禁”，但此时并未禁止东洋贸易和西洋贸易。

雍正五年，由于南洋海禁导致海盗增多，各地官员上书请求重开海关，于是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但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之后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因为当时大量的英国人为了逃避粤海关广州十三行的高额关税，于是纷纷绕道到浙海关的宁波港来贸易。正好乾隆皇帝南巡，担心宁波会变成第二个澳门，于是下令西洋商人只能在粤海关贸易，之后英国人洪仁辉企图和乾隆皇帝谈判，惹恼了乾隆皇帝，清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而制定专门《防范外夷规条》，共有五项，故又称之为《防夷五事》，主要包括：禁制外国人雇人传达信息；外国妇女被严禁来华；严禁在华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借外夷的资本及聘请汉人役使；及外商到广州后由寓居行商管来检查。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后，至于马嘎尔尼访华提出的要求，根本就不是什么友好的贸易条约，这其实是英国人试图像侵占印度一样侵占中国的开始第一步。一个租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就已经道明了一切。

清朝期间，中国到底有没有闭关锁国？

所谓清朝的“闭关锁国”是一个最大的历史谣言。

网上流传的“闭关锁国”指的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将原先的四口通商改为只由广州口岸一处。

但这个传言是完全错误的，乾隆根本就没有关闭其它口岸，四个口岸都始终在正常运行。哪怕把“闭关锁国”的帽子栽给顺治（战争）、栽给康熙（收台期间），甚至栽给雍正（防止海民愈期不归），都还能有点依据。但若是栽给乾隆，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实际上，乾隆与洋人一直在做生意，沿海的四大口岸也一直在对外开放，并没有关闭。

很多人说乾隆闭关锁国，主要依据是乾隆二十二年的一份谕旨。这些人认为，在这份谕旨中，乾隆降下令关闭了江、浙、闽三个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处进行对外贸易。

这就是所谓“闭关锁国”的由来。

那么，我们就把这份谕旨的原文摘录出来，大家一齐来看看： 相关大臣杨应琚覆奏：从乾隆的这道谕旨的内容中，有没有说要关闭其它三个口岸？

并没有。

乾隆只是要求西洋番商以后只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处进行贸易。而不许再到江、浙、闽三处了。

那么，这个“西洋番商”指的是谁们呢？乾隆针对的是英、法、荷、葡、西等欧洲海商。

那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是有原因的――洪任辉事件。

谕旨中的“洪任”，指的就是洪任辉。

洪任辉这人是个传教士，他精通中文，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做过翻译。 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大清国做生意，主要是在广州口岸。

清朝搞的是国家外贸垄断，与欧洲商人做生意，是朝廷委派专门人员，负责外商与清朝境内的商业沟通，而不许境内商人直接与外商直接进行交易。

这就牵扯到个手续和成本问题。大家一猜就能想到，朝廷委派的这些外贸人员能够控制外商采购商品的价格，还能在手续上加以限制。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份额越来越大，但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对广州的这种行商制度的限制很不满意，觉得他们的利益被削薄了。

乾隆二十年，东印度公司就派洪任辉率领着商船队伍跑到了宁波的定海港，却采购茶叶和丝绸等产品，并在当地出售欧洲的商品。

由于这些地方毗邻茶叶和丝绸的产地，价格比较低，这次就搞得挺成功，采购成本降下来了，获利也很丰厚。

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随后的两年再派往广州的商船数量就减少了，而是大多数都跑到宁波去了。

广州海关少了个这么大的客户，关税收入自然就下降了很多。

清朝海关制度比较特殊，为了方便计算和考量，清朝海关是根据三年中最多的征收额来进行考量的，“嬴余”上缴不足，这些钱是要由海关人员自己来补足的。

但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这两年来的少了，“赢余”下降了这么多，海关人员能补得起这么巨大的差额吗？当然不可能。

最初，清朝是采用经济手段来处理。

广州海关就必须要想办法让这些商船再回来。于是，两广总督杨应琚就奏请乾隆旁，最初的办法是想提高浙江海关的关税，用经济手段来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重新回到广州口岸。

乾隆认为，提高浙江海关的关税这个办法可行，就谕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浙江海关重新更定税则，提高对欧洲海商的征税额度。

但后来情况又变了。

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后，经过考察，发现宁波口岸这地方离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原产地很近，欧洲商人收购的成本降低了很多，即使朝廷提高了宁波口岸的税率，也很难阻止西洋商人继续前往浙江沿海，经济手段控制不住他们。

经济手段行不通，那就干脆采取行政手段吧。

杨应琚就奏请朝廷，希望乾隆直接下令让这些“西洋番商”只允许在广州进行贸易。乾隆皇帝看了杨应琚的奏本，觉得很有道理，“所见甚是。”

这就有了上面提到的这道谕旨。

从上面的谕旨和杨应琚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浙江海关加税，还是把海商限制只允许在广州口岸进行贸易，针对的都有“外洋红毛等国番船”。 所谓“番商”，其实就是指英、法、荷、葡、西等国的欧洲海商。

谕旨中从来就没有提到要关闭江、浙、闽另外三个海关。那么，除了广州之外，其它几个口岸还在正常运行吗？

当然在正常运行。

当时中国搞的江、浙、闽、粤的四大海关，除了地理位置不同，这几个口岸的分工也有所不同。

江、浙、闽三处主要针对的是日本、朝鲜、琉球等东洋日家商人的贸易往来，而粤海关主要负责与欧洲的西洋商人和东南亚的南洋商人进行贸易。

假如真的关闭了其它三个口岸，那么东洋的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国的贸易就必须跑到广州去进行，那可就太荒唐可笑了，清朝的君臣能蠢到这种地步？

事实上，江、浙、闽这三个海关也一直在正常运行中。

海关的运行主要体现就是关税的征收上。清朝时候的关税上缴分为两个部分：正额、嬴余。通常情况下，“正额”数字是固定的，“赢余”数额则是经常变动的。 清朝的海关管理制度，“嬴余”的上缴数额，是“比较上三届最多年分”，不足额数，由经办的海关人员赔补。

在乾隆五十三年时，闽海关征税一年期满，征收的“嬴余”，比较起上两届来短少了白银53720两。户部议覆，认为海关关员们应该按照规定照数赔补。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一年闽海关的“嬴余”下降是因为朝廷在台湾用兵，影响了税收，所以，乾隆就下旨加恩宽免。

如果闽海关真的被关闭了，这些“嬴余”是怎么收上来的？

嘉庆四年的时候，清廷曾经整顿关税，谕令废止“三年比较之例”，而采取“嬴余”固定的办法。 钦定各关“嬴余”数额：

嘉庆九年的时候，再次将浙江海关的嬴余额数，调整为“四万四千两”， 而“其余各关，仍照嘉庆四年嬴余定额征收” ，还是按照嘉庆四年的定额办理。

如果江、浙、闽三处外贸海关真的关闭了，嘉庆还规定这些“嬴余”数额吗？

乾隆四十一年，在一份谕旨中的内容：其中“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各该将军督抚等”，如果只有广州一处对外贸易口岸，那乾隆这道谕令纯粹就是搞笑了。

把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的海关税收情况列出来：如果闽、浙、江三个海关真的关闭了， 这些税收又是从哪里来的？

乾隆皇帝把欧洲海商限制在广州口岸一处，除了考虑到清朝海关制度的缘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海防。

那个时候，欧洲各国所谓的“海商”其实还有个重要职能――海盗。欧洲的商船实际上是配备有强大的武装的，这个其实从明朝时候就应该领教过。

这些武装商船平时是做生意，但有时候也经常干些打劫海上其它商船的事情，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个正常现象。

到了清国，按照大清的律令，在中国沿海行动，必须受到大清军队的监督和控制。而在广州，清朝是设有重兵的，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而在宁波港口，清朝相关的驻军很少，负担不起这项管理任务来。

结论：

所谓乾隆“闭关锁国”这个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广州是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的论调也是毫无历史依据的胡扯淡。

乾隆皇帝从来就没有下令关闭江、浙、闽三个海关。实际上，这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仍然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抛开忌讳，咱们实话实说，这是因为史书曾经为政治服务过。

实际上是在改开时代，为了宣传政策，有些“史家”寻章摘句，搞了个反面典型，以证明“闭关锁国”的危害。这种不严谨的、不负责任的考证让乾隆皇帝背了黑锅。

清朝期间，中国到底有没有闭关锁国？

清朝期间中国没有能力封锁航路谈不上闭关锁国。

清朝期间，中国到底有没有闭关锁国？

这个要看你怎么理解“闭关锁国”这四个字了。

所谓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就是无论你外面的世界如何发展，我的地盘就是要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玩，哪怕你把别人家的玩法说得天花乱坠，我也听不见！

大清的政治，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一贯延续，所谓“闭关锁国”，事实上一开始只是一种大陆保护主义，比如一战到二战全面爆发之间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一样，你世界打个稀烂，只要不来打我，关我屁事。

清代的海禁政策，或者迁界令也好，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最大限度打击“刁民”勾结海外“复国势力”搞秘密颠覆活动，这种政策，如果站在统治阶级而言，手段虽然粗暴，但效果却是很好。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其原因是满清是异族统治，且大力推行全方位的“首崇满洲”不平等政策，而这种不平等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缺乏与外界交流刺激的情形下，暴力与压迫才会让人的思想意识形态趋于麻木和习惯。人生来本没有高下尊卑之分别，可人类花了几千年才弄清楚这个问题，可见聪明的人类，其实有时候又真的很愚蠢。

就清代政治而言，“闭关锁国”，是一个政治意识，而并非真正的“闭关锁国”，或者更具体点来说，海路上确实只有广州还开放，但其实陆路上的贸易却并没有被彻底禁止，比如与沙俄长达100多年的贸易，不知道养肥了多少奸商。

大抵我们提到“闭关锁国”，一般也只会倾向于海上的禁绝，没有通商口岸。可大清其实还保留着广州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并非完全不跟外国人做生意，毕竟外贸生意到如今都是红利生意，更何况是交通不发达的清代。

满清对与洋人做生意这件事情，显然很有一手，国家并不插手，但却只发放十三张牌照，即广东十三行，专门和洋人做生意。但同时又有海禁政策，这就意味着，这些商人们只能做中间商，而不能自己绕过洋人，直接去西洋或者南洋贩卖。如此一来，商人的流动性就降低了，容易把控，不至于大批财货流落海外。

同时这种制度，十分好把握，可以极大地增加收入，却又不必担心白银外流，毕竟白银是大清的主要结算货币，但对于西方诸国来说，白银都不是主要结算体系，只要保证贸易顺差，白银就不会出现问题。

这种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其实一定程度上而言，有助于保护脆弱的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毁灭，只是自由市场经济必定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不投入这个行列，只会死得更难看而已。

清代统治者们对国民的改造是不遗余力的，一手屠刀，一本经典。屠刀即文字狱，剃发易服等对恐怖文化手段，以人性命相胁迫的高压统治；经典即对儒家的换血大改造，屠刀之下，孔老二没节操的后代们都低头了，何况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汉族士人们，他们为了获取官位，可以肆无忌惮地解读经典来迎合统治者们的统治需要，如此经过一代一代的教育，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状态，停留在一种麻木不仁，万马齐喑的状态。

当一个人的思想趋于麻木，缺乏思辨之后，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也会逐渐固化，或以为世道本就如此的无语，或悲叹世道不该如此的无奈。这时候，无论西方的思想如何先进，人本主义如何令人向往，大部分人都是选择不信的，即便信的一小拨人，也无力去抗争什么，拯救一个世道，那必定不是朝夕之功，一人之力，是需要更多的刺激来颠覆大家的固有认知，才会逐渐从昏暗之中苏醒过来的。

思想停止了交流，社会的进步思维被扼杀，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闭关锁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