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

说到民国军阀维系自己的军队，有个说法，靠三缘：血缘、地缘、业缘。

咱们分别来说一说。

近代社会，宗法色彩还是相当重的，一个人发迹了，提携自己家族亲友，这是责任义务，而被提携的家族成员或者亲戚必须忠诚，并且有责任义务去监视外人，不能让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简而言之，还是那句老话，“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

这是朝好了说，血缘是忠诚的纽带，如果朝坏了说，血缘对维系一支队伍同样有着“钉子”般的作用。

此话怎讲呢？

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如果背叛了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仅本人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其他人轻易也不敢收留，放在军阀圈子里，如果有人这么干了，这个人就算是废了，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

正因为亲缘既是纽带，又是钉子，所以自家人一定是军阀的第一选择，而且还会尽力栽培，争取都放在关键位置上，以达到维系整体的目的。

简单举几个例子：张作霖培养张学良，那可是早早地就交出了奉军的家底；直系的曹锟，向来以自家亲兄弟曹锐、曹瑛为心腹；皖系军阀张敬尧，大事只用“舜、禹、汤”三兄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军中的机枪大炮全都交到了侄子杨培元、杨汉忠手里。

如果本家没有能干的，众军阀们也会将家族中的平庸之辈放到诸如参议、参谋、顾问、军需官之类的闲散岗位上去，一来是给一只有油水的饭碗，二来是让这些人在基层中充当眼下。

然而，纵观民国时期的军阀史，北洋时代任用亲缘的，最终都是维系了一时，毁了一世。张作霖的奉系是这样，曹锟的直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还是老蒋明智，先进行高端联姻，再用以此结成的血缘来打造核心班底的一部分，明显高明了许多。

自古以来，中国人用人，除了自家人，都好用老乡。

其中的道理其实很容易理解。当社会处于传统而又封闭的农业社会时，人们的生活环境相对固化，长期共处于同一个地域、同一个环境，大家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都差不多，这样彼此之间很容易产生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从而建立一种很可靠的乡土认同感。

简单举几个例子：奉系的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立刻就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了；山西的阎锡山，用的多是五台人；湖南的何键是醴陵人，更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贵州的周西成，干脆把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全都拉出来做了官，到最后弄的乡里连个写信的人都找不出来。

有一个现象，过去很多，现在也有，那就是一个人发迹之后，往往对家乡格外施恩施惠，像张作霖于海城、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民国军阀们这么做，除了“富贵还乡”的心理，更多地还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进而能够前仆后继、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血缘牢固，地缘可靠，但这两缘都有致命不足，那就是自家人、老乡能力跟不上，不能与时俱进又该怎么办？

业缘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简单说，同学、同事、师生、结义兄弟，都能归结到业缘的范畴，其中，军阀大佬们最爱用的是制造师生关系，因为这种方式，效率高，能尽可能多地笼络到需要的人才。

民国时期，通过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北洋之虎段祺瑞。

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祺瑞均为名义或者实际上的总办，因此凡是北洋系统各学堂出去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

皖系的核心骨干，例如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郑士琦等等，都是他在小站时期随营学堂的学生。

相形之下，在这一点上，袁世凯领悟的反倒比段祺瑞晚，后来到控制不住局面时，还跟段祺瑞学步，搞了一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想以此重新将北洋军权重新聚拢到自己手里，可是袁世凯忽略了一点或者说关键条件不具备，这么搞需要一个栽培的过程，然而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显然已经大势已去了。

段祺瑞的这一招，也是脱胎于过去，但却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实际，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但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并且都要由自己来兼任校长或者主官。

当然，最成功的还是老蒋，凡国民党的各种军事学校，他都是校长，嫡系部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凡黄埔出身的，均可称呼他为校长，以示亲厚。

看民国军阀大佬以“业缘”用人，厉害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会耍家长作风，又舍得撒钱。

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就是一种准父子的封建关系，韩复榘都是方面大员了，让跪就得跪。

如果从这方面比较谁最成功，个人觉得是张作霖，一来他不做作，二来他的打骂有江湖情义的味道，关键是打骂之外，舍得撒钱。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说，那就是民国军阀大佬好拜把子，这其中张作霖依旧是佼佼者，他的那些拜把子兄弟如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个个都不白给。

吴俊升做到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张作相做到了辅其子上位；张景惠至少给其收了尸。

站在今日的角度看，不管是“血缘”、“地缘”还是“业缘”，都不过是一条绳索，现如今这些绳索依旧还在，只是又有了一些更高级的绳索罢了。

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

不少军阀维系军队都有自己独到的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血缘——亲戚关系。军阀，说白了就是土皇帝，所以沿用了皇帝们的一些统治办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肆提拔使用亲戚。皇帝们为了巩固天下，往往大封同姓王，或者重用老婆一系的外戚。这一招，不用学谁都会，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张作霖把儿子张学良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曹锟也把儿子曹锐和曹瑛作为心腹，杨森则让侄子杨培元和杨汉忠掌握军队。他们感觉是自家人，放心。

地缘——老乡关系。亲戚虽然放心，但缺点是人数有限，所以必须扩大用人对象，于是地缘接近的老乡成为重点考虑对象。当年，人口流动性不强，人们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自然而然由熟悉而产生亲近感。因此，其中一人发达之后，就会到老家找老乡扩大事业。这一点，湘军和淮军带了头，后来的军阀们则进一步发扬光大，所以有桂军、粤军、川军之类的称呼，就是军阀利用地缘关系维系军队的注脚。

业缘——朋友关系。军阀不少是土匪变身而来，而土匪最喜欢结拜兄弟，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事业”把他们拴在一起，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起共同搞事。比如张作霖最喜欢干这种事，义结金兰的兄弟不少。此外，建立军校也是维系军队的重要途径，这方面最成功的非委员长莫属。

当然，军阀们维系军队往往不只采取一种方式，而是综合使用，而且除了上述三种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办法，如利用迷信（刘湘），利用宗教（冯玉祥）、利用儒教（吴佩孚）等。军阀们维系军队的做法，甚至今天的一些管理者还在借鉴。

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民国初期，政府软弱，军阀混战，谁都想称雄一方，大大小小的军阀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那么，军阀是怎样把那些将领团结在自己周围，也就是说靠什么维系？

俗话说开店夫妻店、上阵父子兵。民国乱局时间不太长，父子兵不多，但是军阀喜欢让跟自己有其他血缘、亲缘关系的人，如同胞兄弟、同族兄弟以及妻弟等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加入到自己队伍中，以保证将领的纯洁和忠诚，实现令行禁止。

比如民国初期的军阀，人称“屠夫”的陆建章，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冯玉祥，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力。

军阀曹锟让自己的四弟曹锐执掌直隶一省，让自己的七弟曹瑛统领一支军队，让侄子曹士杰担任自己的卫队旅旅长。

而奉系军阀张作霖，更是“内举不避亲”，让自己的儿子张学铭在奉军中担任要职，张学良当自己的接班人。

让自己的亲人身居要职，可以对自己忠心不二，但也有很多弊端。因为任人唯亲的亲属也可能并不具备领导能力，不但不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正能量，甚至还会带来副作用，曹锟就吃过任人唯亲的苦头。

曹锐是个花花公子，没有军人气魄，一听枪响就烦，只想跟对方讲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此君一味主和，涣散了军心，把直系的其他将领都惹毛了，甚至有人向曹锟提出要杀了他。

他在直隶统治的时候横征暴敛，惹得民怨沸腾，以至于有人组织起来要驱逐他，曹锟不得不“大义灭亲”罢免了他。

而曹瑛也不是军人的料，逛青楼倒是非常专业，这样的人带出的兵，也是银样镴枪头，一听打仗就腿软，引起直系将领的强烈不满。

张作霖培养的接班人同样靠不住，在日军侵占东北的时候，没有血性，一枪也没打就放弃了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地盘。

次子张学铭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则从香港前往南京，“被迫”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亲缘关系虽然靠得住，但是人数有限。

大军阀的目标是统治全国，至少也是做一方诸侯，所以不得不放宽条件对外网罗人才。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就成为他们招兵的首选，将领也在同乡中进行选拔。

事实上民国初期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军阀，山东人也不可能千里迢迢到山西去当兵；四川人也不会不远千里到东北去当兵；所以军阀就可以就地取材，从当地人中选拔人才。

事实上，在老乡中选的人才还是比较靠谱的。比如阎锡山家是山西五台的，他的四个集团军司令，有三个是山西人，而且还是山西五台人、两个战死，一个跟他去了台湾，没有一个背叛他。

晋绥军第2军军长杨效欧是湖北的，阎锡山怀疑其被蒋介石收买，毒杀了他。

19军军长李生达，虽然是山西人，但不是五台人，也是因为接受了蒋介石的钱，向蒋靠拢，被阎锡山派人暗杀。

35军军长傅作义，同样是山西人，阎锡山对其也不充分信任，最后傅作义弃暗投明，两人分道扬镳。

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五虎将，只有韩林春是东北人，对张作霖忠心耿耿。

其余四个人一个山东人，三个河北人，除了姜登选对张作霖足够忠心，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都先后被迫了张作霖。

也可以说奉军走下坡路，跟这三个人不无关系。

比起亲缘关系，宗教更有号召力。

黄巾军起义首领张角，太平天国起义首领洪秀全，白莲教起义首领王聪儿都是靠宗教凝聚人心的，所以民国军阀也有人利用宗教笼络人心。

冯玉祥信奉基督教，只要能信奉基督，就能得到他的重用。冯玉祥西北军的五虎上将之首张之江，其身份就是大主教。

冯玉祥的数万军队，有一半人以上信奉基督教，冯玉祥治军，靠的也是基督教。

湖南军阀唐生智也是利用宗教的高手，他请来西域的喇嘛到湖南讲经，把信奉佛教的大小军阀都吸引到自己身边，团结在佛教旗帜下，因此网络了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才。

盗墓军阀孙殿英则创立了“庙会道”，说自己法力无边，让信徒对自己顶礼膜拜，甘心情愿为自己效力。

总之，军阀们凝聚人心的手段五花八门，收效也各不相同，但最后都殊途同归走向灭亡；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反动的，结局也是注定的。

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

军阀是民国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势力。维系这种政治势力存在的，主要是他们数量庞大的军队。因为有了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能够独霸一方，耀武扬威，成了民国时代地方上的混世魔王。

（民国军阀照）

那么，这些地方军阀，是依靠什么来维系他们庞大的军队的呢？

这一点，实际上是士兵们愿意当兵打仗的最重要的原因。

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乱，还有外国列强的欺凌，贪官污吏的剥削，因此，老百姓经常衣食无着，挣扎在贫困的生死线上。不过，如果他们去当兵，在部队里就能够吃饱肚子，而且还能够挣钱养家糊口。也就是说，当兵就相当于在做活，虽然有些冒险，有时候会丧命。但万一没死呢，不就赚到了吗！再说了，呆在家里也会病饿而死。与其这样，还不如到部队里吃两年饱饭。

部队里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军阀在独霸一方以后，他们就对这个地方拥有各种权力，尤其具有税收的权力。他们收缴起来的税收，是不需要上缴的，因此就足够他们军队的开支。而且，由于军阀们手中有军队，有枪。因此，军阀们规定的税收，老百姓都不敢不上缴。否则的话，就会面临家破人亡的威胁。

军阀本身是割据一方的。这种割据一方的做法，实际上给整个中国的统一，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不过，由于在民国时期，整个中央政府的力量不够强大，同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因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就大行其道。

军阀在号召老百姓当兵的时候，常常就以保护地方老百姓，免遭外人侵略，保护家乡地盘为理由。

对于本身就没有多少知识文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局观的老百姓来说，这条理由是最具有蛊惑性的。因为在中华文化中，团体观念根深蒂固。而这种团体观念，实际上是小团体观念，也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常常会让老百姓热血沸腾，积极地送儿子当兵。也让军队里的士兵们，具有更大的凝聚力。

（军阀阎锡山）

家族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维系整个中国基层的观念。

古代政权不下乡，整个地方上的治理，基本上都是靠家族长辈来维系。这样一来，族权也成为古代中国基层最重要的权力。

一个军阀在维系军队的时候，军队中的人际关系，主要靠的就是族权来维系。比如当时的川军，长辈对下辈就具有一种管辖权。在川军里面，除了上下辈之间的族权以外，还有袍哥体系。这种袍哥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族权。

除了川军外，在阎锡山、李宗仁、张作霖等的部队里，实际上也是一种族权维系的方式。这种依靠家族关系维系，当然存在很多问题，不过却也可以让军队具有某种向心力。

除了族权这种人际关系以外，实际上在民国军阀的军队里，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如由于近代军队在建立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小站练兵”，开设“保定学校”，开设“黄埔军校”等等。因此，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派别与派别之间，形成各种裙带关系。

依靠着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军队得以排列组合，因此也成为维系军队的一种重要方式。

（黄埔军校旧址）

在中国古代，江湖义气一直在民间流行。这种江湖义气，成为民间老百姓之间的一条重要准则。在旧式军阀军队里，军官和军官之间，靠江湖义气，他们成为朋友。军官和士兵之间，靠江湖义气，士兵们愿意为军官出生入死。有时候，士兵们对军队纪律不感冒，但如果军官拿出江湖义气，反而能让士兵们信服。

当然了，由于民国的军阀们，本身没有高尚的理想信念，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他们组建军队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这样的结果，也使得尽管这些旧式军队里面有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成为一种约束，同时也成为一种羁绊。而当军队只是为了谋取私利，又没有理想信念的情况下，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十分有限的，最终民国军阀都成为了过眼云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参考资料：《民国史》等）

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

近代军阀维持自己军队有三层境界。

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以及西北军冯玉祥都处于这一层。

这一层的特点是军队完全靠领袖个人威望或者金钱维系的，这种“维系”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输一次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比如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他是山东人，可是发迹却在南方福建，他麾下军官要么是同学，要么就是江南本地人，他始终没有在南方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势力，江南士绅总把孙传芳看做是自己请来看家护院的。

这种军阀看似威风，但是输了一次就很难东山再起。

张作霖父子、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这些能存活到抗战爆发前夕的军阀，他们维系部队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同乡会”。

再有能力，再有本事的将领，只要不是同乡就不可能得到重用。

这么做的好处在于部队相对有凝聚力，只要不是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军阀是可以东山再起的。

比如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被迫下野，常凯申和张学良想了许多办法，但是只把晋军系统里的河北人商震拉过去了，山西籍将领没有一个能被拉走，这些山西籍将领就是阎锡山东山再起的本钱。

滇军系也是如此，龙云虽然被中央军用武力“请”到南京任职，但是滇军系领袖的职务也必须交给云南籍将领。

但是这种“靠乡谊”团结起来的武装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如果军阀本人有“统一中原、混一宇内”的打算，准备在自己派系里“海纳百川”，那么很可能遭到反噬。

比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最风光的时候从广西、武汉再到北平都有桂系的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度想着“彼可取而代之”，于是就在桂系里任命了几位湖北籍将领，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了。

广西籍将领李明瑞、俞作柏带着两个广西本地师通电全国反李、白；李、白也被逼下野，虽然后来机缘巧合重新执掌桂系，但是从此再也不敢在桂系里任命非广西籍的高级将领了。

近代军阀里唯一在这一层的是常凯申和他的黄埔系，社科院近代史副所长汪朝光教授就说过，黄埔军校是第一所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武装学生思想的军校。

这种靠理想、靠主义认同凝聚起来的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那不是一般军阀武装可以比的，甚至只有在这一层的军阀才有可能去“统一中原、混一宇内”，因为手下军官不是用钱、不是用乡谊凝聚的，而是靠理想，靠认同。

所以我们看到近代那么多军阀里只有常凯申可以下野好几次依然能控制手下的军队，我们也能看到常凯申麾下的军队在淞沪抗战时整师、整军的填进战场，却没有一支部队哗变。

近代军阀是如何维系自己的军队的？

两个字“关系”。

首先是宗族血缘关系，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如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团长以上大都姓刘，有能干的外姓军官就嫁女儿（刘家是大姓，侄女多）。二十四军号称刘家军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保证了刘文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要反蒋就反蒋、要起义就起义。与之类似的还有杨森的核心部队。

其次就是熟人、朋友、同乡、宗教会门道等、同学、同一社团（黑社会）等关系。这一点在四川军阀中特别明显，很多军队就是袍哥武装，全靠兄弟伙支撑维系。而孙殿英就是依靠会门道拉起队伍。

当然，像马家军那种回、马、河几种关系维系的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就很强，但盘子做不大。

民国史就是一部有主义的战胜无主义的、主义强的战胜主义差的历史。

也说明了中国人的圈子：本人--亲人--朋友熟人--同乡--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