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守孝三年,职位空缺后是如何处理的?
从汉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便是以孝道治理天下,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孝道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无论是两汉的举孝廉,还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孝顺都是一项重要的选拔条件。
到了唐宋明清时期,虽然开始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可是孝道依旧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尤其是从宋朝开始,守孝三年,基本上成为了每个读书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苏东坡当年考上进士以后,还没怎么飞黄腾达,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只好回家守孝三年,再回来做官没多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他又回家守孝三年。这6年时光,皇帝都换了,因此苏东坡的仕途受到了严重影响。
这种制度之下,很多有才能的官员,白白浪费了6年时光。因此聪明的古人又发明了夺情的说法。所谓夺情,那就是说朝廷离不开你,你不能回家守孝,就一边工作一边守孝好了。还有一种就是守孝时间不足三年,就被朝廷召回的,叫起复。明清时期,夺情起复基本 是放在一起用的。
一、职位空缺出来,多少人捂着嘴巴笑呢!中国最不缺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人。自古以来,从来都是职位稀少,而人才众多。一般王朝刚建立的时候,最早考上进士的,可以顺利做官。
但是越往后这做官的难度系数就越高,为什么?因为职位不多。一开始的进士可以直接留在朝中做官,可是后来的进士就只能打发到地方上担任知县、通判这一类的基层官职了。
你别笑话他们,这些人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好歹是有官职可以担任的。到了王朝中后期,那些老家伙一个个都还在官位上活蹦乱跳,后起之秀们完全没有机会做官。
就连基层的县令,都是要靠走门路抢着去的。所以就有了候补官员的说法,没有关系和门路的进士们,只好都论资排辈地等着,有些人坐冷板凳可能要坐一辈子。
没办法,职位就这么多,人才太多了。你说这帮回家守孝三年的官员回去以后,他的职位该怎么办?当然是留着给后面的人了。
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离职了,这朝廷的工作就不运转了吧?况且,那么多人在后面排队等着呢!你走了,大家可都是捂着嘴巴笑,开始各种找关系想要代替你。
二、一般人可不敢夺情,夺情的都不是一般人。守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直到清朝末年,依旧有守孝三年的说法。到了新时代以后,发现这也太浪费一个人的时间了,所以就取消了守孝三年的说法。
可是此前如果哪个官员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回家守孝的话,那么对不起,你这个官也就不要做了,肯定会有大量官员过来弹劾你。把你弹劾下去了,总归会有其他人顶替的。
因此一般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都会选择回家守孝。当然了当初你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回家守孝三年以后,再回来可能就是个没有实权的虚职了。
有一些对朝廷来说,不可或缺的人,即使父母双亡,他也不能回去守孝。比如说明朝土木堡之变时,要是于谦的父母去世了,他说你们先想办法挡着瓦剌人,我回家守孝三年先!这样你会答应吗?当然不行,等他守孝三年回来,可能大明都没了。
既然有夺情的说法,那么自然会有人去践行。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那就是夺情的典型代表。
当时张居正的老爹去世了,张居正作为儿子当然要回家守孝三年。可是他舍不得这个内阁首辅的位置啊,他是费了千辛万苦才得到的这个位置,现在说让他丢了就丢了,你觉得可能吗?当然不可能。
而且当时万历小皇帝年纪太小,内阁首辅相当于是朝中的一把手,你觉得他还会轻易放权吗?因此张居正主动夺情,继续留在朝中做官。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若干御史弹劾张居正,但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你们这帮提出问题的御史呗!
三、也有主动守孝被骂的。我觉得守孝三年,的确有些时间长了,之前那个例子里,宋仁宗非常看好苏东坡,认为他是宰相之才,所以他一考上进士,宋仁宗就打算让他进入翰林院,担任三品的翰林学士。
可惜这个时候苏东坡的老妈去世了,他不得不回去守孝。再回来以后,宋仁宗的身体已经不好了,而苏东坡本着宰相必起于州牧的想法,主动申请下乡担任通判。
结果没多久他父亲也去世了,苏东坡不得不再回家守孝三年。等到三年以后他再次复出的时候,宋仁宗已经去世了,而宋英宗也快挂了。所以说苏东坡完美地错过了升官的好机会。
清朝的曾国藩当时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在家乡训练乡勇,打算对付太平军。结果这个时候他老爹曾麟书去世了。
按道理国家危难的时候,繁文缛节都应该丢弃,可是曾国藩骨子里是个儒家学派,他对守孝三年矢志不渝,所以就算在战况吃紧的情况下,曾国藩还是偷摸着回家守孝了。
这可把同僚们给吓坏了,尤其是左宗棠甚至写信把曾国藩臭骂了一顿,表示关键时刻,难道不能变通一下吗?等你守孝回来,可能大清都亡了!
结果曾国藩愣是在家守孝了1年半的时间,太平军越战越勇,清廷实在是受不了曾国藩的迂腐,所以下旨跟曾国藩借孝,让他提前上了战场。
总结:有些人回家守孝,是真的不行。在国家危难时刻,在民族到了关键时刻,你作为可以改变历史的关键人物,你能回家守孝吗?你这个情况你能睡得着觉?
绝大多数人,在古代必须要回去守孝,可是至关重要的人,是必须不能守孝的。如果曾国藩真的在家守孝三年,会有人可以顶替他吗?恐怕不行吧?到时候他可就是灭亡大清的功臣了。
参考资料:《明史》、《清史稿》
古代官员守孝三年,职位空缺后是如何处理的?
古代文职官员父母死了必须回老家守丧三年,这是根据儒家孝道观念规定的一项制度。
守丧叫"丁忧”,如果朝廷需要不能离开工作,皇帝可下诏留任,这种情况称为"夺情”,如果"丁忧期限未满朝廷需要召回,称为"起复”。
官员丁忧期间就失去了官职,沒有俸禄,唯一任务就是在父母坟前守孝报恩。
那么官员回家守三年,他原来的职位就空缺出来怎么办?不要担心,这事由吏部管着,翰林院里那些候缺的人有的是,恐怕一听到哪个官的父母死了,不知有多少翰林院里的文人们到吏部去找门子托关系了,当然吏部的官员们又有油水可捞了。
古代官员守孝三年,职位空缺后是如何处理的?
早在先秦,对居丧就有了一整套规定,父母与祖父母离世需要守孝三年,称作“丁忧”,不过那时这只是倡议,直到汉朝时期,丁忧才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硬性规矩。
居丧三年,对于官吏们来说就是所谓的“丁忧”,有人觉得丁忧就是辞职回家守孝,然而事实上可没这么简单,丁忧时期各方面都有繁琐的规矩。
吃:开始三天不能进食,表示哀伤没胃口,之后也只能粗茶淡饭清粥小菜,不能大鱼大肉更不能喝酒宴饮之类;
穿:要披麻戴孝,任何大红大绿鲜艳的衣服与绫罗绸缎都不能穿,最雷的是不能洗澡。
住:不能睡家里,要在坟边搭建草芦,“晓苫枕砖”,睡草席上,用砖头当枕头。
行:出入家门不能走正门,也不能走中阶。
其他:丁忧期间不能婚嫁迎娶,也不能过夫妻生活,不能听丝竹管弦,过年不能贴春联,任何喜庆娱乐活动全都不准。
显而易见,丁忧是一件苦事,但古人往往遵循得一丝不苟,甚至还出了很多丁忧的美谈,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为违背丁忧的相关规制而受到严惩。
宋朝之前,人们对丁忧执行得很忠诚,毕竟从汉朝开始,官员们产生的主要途径除了出身门第之外就是“举荐”,而“孝”在当时是被举荐的重要标准之一。
正因如此,在将孝行作为入仕主要衡量标准的时代,丁忧被作为是当时孝的应有之行被极其看重,绝大多数人都很重视,人们在执行的时候当然也就相当严谨。
即便唐朝时期科举制已经比较完善,但对于孝依旧看重,在唐朝,“不孝”被列入“十恶不赦”之一的重罪,而且对此有详细的条款解释,其中就有丁忧期间嫁娶、作乐之类。
但是,丁忧很重要,可官员们丁忧一忧就是三年,位置空出来了,工作谁来做呢?于是,“夺情”制度应运而生。
夺情,又称作“夺情起复”,也就是夺其哀情令其复职,说的简单点就是,上面觉得守丧三年不合适,就会要求原本需要丁忧的人,回去执丧意思意思,然后赶紧回来继续工作。
丁忧有自己的一整套规矩,夺情也有:丁忧者闻丧后即刻汇报,回籍居丧百日,行“卒哭礼”之后,朝廷就出面命其夺情起复,丁忧者不能马上答应,要故意婉拒,几次三番之后才“无奈”答应夺情,回到岗位之上。
唐朝时期开始,夺情的名人就已经非常多,比如侯君集、长孙无忌、于志宁、房玄龄、姚崇、褚遂良、张九龄等等,都曾丁忧夺情。
丁忧夺情者,在三年居丧期间,在家穿丧服,上班穿低一级的服装,表示已除丧可正常办公,而夺情者也有禁忌,除了祭祀天地社稷,其他的吉事都不准参加。
能够享有被夺情对待的,通常都是朝廷要员,他们的职位突然空缺一时也难以填补,而低阶者的官印乌纱帽好不容易弄到手,不能随便丢了,所以他们往往主动求着被夺情。
宋太宗时期御史张廓在大中祥符九年上疏:京朝官定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
主动要求夺情这件事在宋朝算开了个头,但当时依旧重视孝道,这种事往往都比较少见,而且大多都是找关系暗中进行,并不普遍,然而到了明朝,就蔚然成风变成了一种习惯,明朝皇帝屡屡下诏,经常令丁忧者去职回籍,但效果甚微,清代亦是如此。
低阶尚且如此,末等的“吏”连求着夺情都没资格,所以他们干脆就瞒着不上报了,不过匿丧不报一旦被发现就是重罪,甚至要被充军,可即便如此,这么做的人还是如同过江之鲫。
丁忧在唐宋时期被破坏,与制度的设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寒门子弟通过努力都步入仕途,但他们对于辛苦得来的官位自然也非常珍惜,丁忧成为了很多寒门出身官吏的绊脚石。
毕竟对于任何人来说,丁忧三年之后,原本的职位早就被顶替了,只能去候补的大队伍中重新等着,极少数人能够官复原职,何况丁忧之后去职降薪,需要蒙受很大经济损失,俸禄本来就很低的朝代,官吏们更加承受不住丁忧。
总而言之,古代官员丁忧,若职位太重要,一时无法补充,就只能夺情起复,可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人丁忧,迅速有旁人填补,古代候补的队伍规模可不小,位置空出来很快就会被填上。
古代官员守孝三年,职位空缺后是如何处理的?
空缺出来的,如果不是像张居正被皇帝下令“夺情”这种,百分百被别人顶替了,官场派系斗争很厉害,想隐瞒的都会成为把柄。
丁忧的实际影响守孝三年说的就是古代的“丁忧”制度。西周时制定的礼法就有子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条文倡议,儒家思想对此表示赞同,论述一个观念: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
在父母活着时赡养他们称不上大事,他们去世后为父母操办丧事才真正是人生的大事。把治丧的思想高度再次提高。
汉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大力推崇的正统思想,对丁忧这事更加注重,以法律的形式定下了规矩,凡是丁忧期间,子女不得婚娶,不得娱乐,不得生育,不得远游。如果是官员,必须“三年不从政”。
这里“不从政”就是卸任了原有的职务,自此离开官场,至于三年后的事情,三年后再说,官员的身份保留。明朝时,会给丁忧的官员发一个证明,京官就到必吏部去领取开具的“孝字号勘合文件”,地方官就到当地隶属吏部的管理机构开具“引文”,表示官员卸任是因为“丁忧”,后面要想再回官场,拿证来。
不过,有些官员抵触丁忧,因为一旦卸任,自己靠职务获得的权力就瞬间消失了。唐朝的滑州官员孟升就是如此,对外隐瞒母亲去世的事,没有丁忧守孝,结果被发现处以死刑,让其自尽。
同样,丁忧还可以成为攻击政敌的一把利器,南宋的监察御史娄寅亮和秦桧有矛盾,秦桧要铲除他,就诬告娄寅亮隐瞒父亲亡故的事,然后顺利罢免了娄寅亮。
可见,丁忧不仅影响着官员手中的权力,还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工具。
夺情看皇帝位置空出来,无非夺情或补缺。补缺就不用说了,吏部重新安排接替人选,反正地球缺了谁还是会继续转,朝廷也一样。如果是政敌攻击出了空缺,正好可以插手安排自己队伍的人员,进一步扩充自身势力。
但总有个别情况,就是“夺情”,皇帝亲自下令,国家夺去了你的孝亲之情,不必解除职,穿着素服继续为朝廷办事。不过这种情况只有皇帝才可以下令,但皇帝也不轻易使用,因为不是所有大臣都同意。
比如明朝的张居正,1573~1582年主持新政变法,1577年父亲亡故,按理张居正要免官守孝,不过这变法主持人如果被免官,明神宗担心变法半途要玩完,就打算“夺情”,朝廷大臣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两个翰林编修和两个刑部官员带头参本上奏,要求张居正必须免官,结果被皇帝下令拉出午门用杖刑。同时,两个翰林被“削籍”降为庶民,两个刑部官员被充军,终身不赦。原因是皇帝认为这些官员在藐视他,无视皇帝的旨意。
然后又下了谕旨,再议论张居正夺情的人,诛无赦。在皇帝的力挺下,张居正被留下继续主持变法。不过可惜,小王看到明神宗后来翻脸不认人了,张居正死后下令抄家,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流放。
所以,空缺职位就看情况了,一般吏部安排,特殊情况皇帝会夺情,让原先的官员继续担任该职务。
派系之斗王安石也是主持变法的领头羊,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正好与王派针锋相对。
王安石的队伍中有一个叫李定的官员,他的庶母死了,一般来说庶子要为嫡母丁忧,嫡子不必为庶母丁忧,所以李定不必去。
但保守派抓住了一个把柄,说李定其实是庶母所生,李定解释不知道此事。但还是没顶住压力,被解除了职务。这种“匿丧”的行为是大逆不道、违背伦理纲常的行为,这事就成了保守派攻击改革派的一个把柄。
再如唐朝中期的王叔文,突然遭遇“丁忧”,想找皇帝“夺情”,可惜没有张居正这么好运气,没通过被迫离开权力中心,他这一派的人员,如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韦执谊等等,一共八人接连被罢官或者贬官。王叔文本人也被下诏赐死,这离不开政敌的挑拨。
丁忧这事,一旦出现空缺,没有皇帝的力挺,空缺百分百被顶替,搞不好政敌上位,接下来的就是己方势力的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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