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人，都喜欢身份，也容易被身份所累。

但季羡林不一样。

他的一生，无限精彩，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做到了极致。

可即便如此，季羡林却说，我只是个普通人。

一个人高贵与否，从他对身份的态度就知道了。

一、与掏粪工人的忘年之交

季羡林小时候练过书法，由于后来长期在德国留学，没能继续下去。

他总认为自己的字是见不得人的，自己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不过，如果对家乡有利，对文化事业有利，他也可以“献丑”。

请他题字的单位和个人不计其数，求他写序的更多。魏林海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们还成了忘年交。

魏林海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掏粪工人。

“掏粪”这一工作，很多人都不屑干，而他却很敬业，一干就是20多年，风雨无阻。

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到处“淘书”，拜访“文化人”，喜欢书法和藏书。他是一位热衷“追星”的人，不过他从不追歌星和明星，他追的都是文化界名人。

他拜访过臧克家、任继愈、启功、李德伦等文化名流。臧克家就曾写了“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的条幅送给他。

魏林海很久就仰慕季羡林大名，但无缘相见。

1997年香港回归时，魏林海终于得到了一个拜访季羡林的机缘。

当时，魏林海与几位乡间书画之友想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并想请一位名人写条幅以壮声色。

最初，他们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傲气十足看不起掏粪的。

一气之下，魏林海发誓非找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

思来想去，他斗胆找到了季羡林。

季羡林听说是掏粪工人求题，十分高兴，二话没说，很快就写好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此外，他还在自己的一本散文集上题上“梅花香自苦寒来”后送赠魏林海。

当时，魏林海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心里暖洋洋的，有说不出的感激。

他们就此结下了缘分。

魏林海与季羡林结交10多年，他被季老的学问和人格所深深的吸引。

24卷本的巨著《季羡林文集》出版后，他为此节衣缩食破费上千元，购买了一套珍藏与研读。

每年的除夕，他都会去季老家拜年。季老也常送他些阿胶和西洋参的保健品，让他带回家孝敬年迈的父母。

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时，魏林海悲痛如割，他说：“我终生难忘季老对我的无私帮助与栽培之恩！”

二、一生成就无数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尤其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回国后的数十年间，他一方面积极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荣誉感开展学术研究，产生了一批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实现了早年许下的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的愿望。

此外，他撰写的大量研究著作，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也因此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先生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发展和建设，积极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

2008年，他将积攒多年的百万元稿费捐赠给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 2008年5月，当他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喟然而泣，同时立即向灾区捐赠20万元。

三、主动摘去桂冠

季羡林先生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坦诚待人。

虽然是当代学人钦佩的大师，但晚年的他公开表示，坚决要求辞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

他一生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创新，毕生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懈努力，展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对东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

他出身贫寒，生活俭朴，一生刻苦，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和高等教育事业，留给后人的，是他的精神、品格和学识。

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他的自由身实则是学者的清醒，也是难得的自知之明。季羡林先生的清醒和自知之明，涤清了学界功利浮躁的暗流。

2009年7月，98岁的季老与世长辞。

他始终把自己当普通人，提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穿就是50年。他始终质朴和蔼，活得自在而舒心。

他一生只顺从内心，真实而快乐，洒脱而自在。

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

他的去世，是北京大学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当然不是。

请允许我引用我的梵语老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师范慕尤博士的一段话：

季先生亲手创立的印度学专业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梵文学者长夜孤灯，寂寞坚守，为的就是传承这份事业，这种精神。虽然我们的书内容艰涩难懂，识者寥寥，但我们的努力已经渐渐为国际学界所赏识，中国的佛经写本研究在国际上已有了一席之地。而印度学和梵文的研究也在北大、社科院、复旦等多地开花结果，惟愿我在交大亦能播撒下印度学的种子，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吧！

范慕尤老师的导师段晴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在《梵文基础读本》的后记里写道：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已经历经七十载的漫长岁月。而季羡林先生当年正是第一批接受DAAD资助赴德国留学的学生。因为季先生与德国结的缘分，与梵文结的缘分，这一本被一代又一代的德国学者称之为《施坦茨勒》的教科书，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梵文学者必读的课本。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印度学的开山鼻祖，所谓“国学大师”不仅不足以准确描述他老人家的学术地位，反而是严重的误读，会带来严重的误导。

复旦大学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刘震教授指出：

对“印度学”（Indologie/Indology）这个学科概念的争论，西方长久有之，现在愈演愈烈。但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单化，否则一开始就会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后面的问题就无法展开讨论。目前，欧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对这个学科名称和所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鉴于这个学科之所以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国的（几年前的维基百科，只有德文版的才收入该词），因此这里还是采用了欧洲、特别是德国学界的定义；倘若采用其他地区的定义，那么“印度学”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名称代之，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并非是印度学之外的学科。“印度学”由“印度”（Indo-）和“学”（-logie/-logy）而构成，对其比较直观的释义就是：有关印度的Philology。维基百科的定义综合了各家观点，作：一门人文学科，致力于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定义可类比其他以（-logie/-logy）和（-stik）结尾的学科，如汉学（Sinology）、日耳曼语言文学（Germanistik）等。

回顾中国早期的印度学研究，出现了林黎光（Lin Li-Kouang，1902-1945）、季羡林（Hiän-lin Dschi，1911-2009）这样的印度学学者，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严格意义上来讲，林黎光应该纳入法国印度学传统，他长期待在法国，求学、研究都是在法国，季羡林先生则应该归为德国印度学传统。

在德国留学的青年季羡林曾在哥廷根科学院的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俗语的论文，在当时的俗语研究中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其他要进行俗语研究的学者是无法绕开这篇论文的。

至于他回国之后在中国印度学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赘述了。

其实，关于季羡林先生不是国学大师，他老自己的一段话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这不是礼节性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

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曾就此话题咨询过季羡林先生的公子季承先生，季承提出几点：

首先，季羡林对自己被封为“国学大师”也感到很吃惊，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不知道为什么上级要竖他。

其次，季羡林对被竖起来，既有警惕，也有利用。季承先生说：季羡林自己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他自己也没做到。他特别之处，季羡林晚年说了很多“颂圣”的话，他在这么做时是带有玩世不恭的情绪的，比如某领导来，请他吃饭，他去之前就说，又要去“颂圣”了。季羡林有时话说的太肉麻，季承问他，季羡林说就是说说，没必要太当真。

其三，季羡林确实非常用功，在非常岁月中，一度被贬到传达室看门，他依然在翻译《罗摩衍那》，所以局势一变，他立刻便有成熟著作。季承说，父亲的学习精神确实让人佩服，此外季羡林是一个不错的散文家，但说他是国学大师，不仅自己不认同，季羡林本人也不认同。

季羡林先生晚年请自己的弟子蔡德贵先生做口述史，后来起名为《大国学》，在书中，季羡林明确地说：自己不是国学家，更不是国学大师。

然而，季羡林当时的情况，用季承的话说，是已经被“包围”起来了，不少人觊觎季先生的收藏，或想利用他的知名度长期售卖，所以不让季先生与外界接触，每天给他灌迷魂汤。季承因婚姻问题（他的妻子曾是季羡林的保姆，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与季羡林一度不往来，后来想见季羡林，多次被拒，终于见到父亲后，和父亲谈了自己的遭遇，季羡林有所警醒，将一些个人收藏用立字据的方式转给季承，可惜其中一些收藏已经不知何踪。季承通过写书和向媒体披露的方式，公开了一些内幕，让相关机构和人员极为尴尬。

当然，季承说的一些情况可能也有不太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媒体不允许再报道他，也不允许再提他的书了。季承打过官司，好像结果不太如意。

虽然季羡林的学问并非传统国学（他的东方学是西人所立，从方法论到基本理念，均属典型的西学，只是研究的材料来自东方），但三件事还是体现了季先生的风骨。

首先，率先表达对胡适先生的尊敬。在当时，虽大环境有所好转，但胡适仍属禁区，当年批胡适运动中，季羡林并没有很多表现，应该说无愧于胡，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为率先撰文悼念胡适，并对胡适先生表达忏悔之情。以季羡林先生的知名度，有关部门不太好介入，这算是一向听话的季先生难得不听话的一次，这对恢复胡适先生名誉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学术上有贡献，著作等身，其中许多是在压力之下完成的，季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值得敬仰。

其三，虚怀若谷，提携后进。他晚年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话，遭到不少年轻学生的批评，面对批评，季羡林先生承认是违心的，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报复别人，这很不容易。

季羡林先生性格有时偏执（可能许多老年人都会如此），因在贫苦中生活较久，有时好钻牛角尖，过度节省，此外确和一些女性有过不当往来，但这些细节不能遮蔽季羡林先生的伟大，他依然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前辈。

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准确地来说，他是个语言学家。但对本国文学，偏偏还不能算多通。

季羡林先生对国学中的四门经、史、子、集无一了解，乃至一项精通，怎么配称国学大师？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任意一项器物研究他也不知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皆是门外汉，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

许多人错以为他通佛学，实际也并非如此。佛学界中也许是傍大款的心态，常请他讲话，但其实对佛经不甚了了，含义也弄不清楚。季大师一生，只要是涉及到需要思辨，进行法义分辨的，就基本败下阵来。

他的成就在于掌握了几门比较偏的古天竺及中亚地区的快要失传的语言，对考古及抢救古文献应当是有帮助的。

但涉及其历史见地，常见糊涂，缺乏透视。他虽通梵语，但由于不通佛经之义，对佛教名相也无深入了解，所以许多论文异想天开，甚是胡扯。就像当初顾颉刚考证大禹是条虫的那类做法，在明眼人眼里完全是贻笑大方。

总而言之，这个人真的并不是一个太有学问的人。只能说是一个取得了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大师谈不上，国学更是基本不沾边。反正，在这个事上，国人误会太大了。

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季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研究翻译印度文的，之后，他又对干部劳动锻炼的学校校名进行了研究，认为称“牛棚”最好，结果，干部学校是牛棚，人尽皆知，这大概是他囯学研究方面的最大贡献。

季羡林是否能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

当然不是啦，季羡林是大师，没有人会有异议，甚至说他是超级大师，恐怕都没人反对。但要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恐怕季羡林都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反对，为啥？人家季羡林是研究梵文梵学的，说白了就是研究印度文化的，他创立的学科就叫印度学。你说，他能叫国学大师吗？要是大家都把他封为国学大师，那一干天堂里的国学大师，将情何以堪？